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景观

2022-04-25洪波

理论导刊 2022年4期

摘要：时空观是认知与把握世界的基本坐标，从时空观的变迁中思考并定位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全球化导致传统时空观念和时空结构的转变，意味着一个新的时空样态的到来，也意味着世界秩序的重新定位。在21世纪全新的时空场域中，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遭遇解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深刻把握全球化时代时空特征的基础上，建构起“向心—在场”的时空结构。“向心—在场”结构聚焦人类共同利益，建立平等的对话方式，构筑起多元立体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出全球时空新景观。

关鍵词：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空景观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4-0086-07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百年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与世界观’研究”（22NDJC149YB）。

作者简介：洪波（1970-），女，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时空结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结构，它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而是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本内容，并参与形成和建构社会的生产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时空的实践本性使其与人的实践活动、生存方式紧密相联。在新全球化时代，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在空间上的不断拓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从社会主体视角检视时空本体论的现实意义，全球化时代多元复杂的时空结构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变量。“改变社会的任何规划都必须把握住空间和时间概念及实践之转变的复杂棘手问题。”[2]人类命运共同体突破传统时空结构的局限，在全面审视当今人类实践重大变化和科学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的时空结构，展现出一个全球时空新景观。

一、时空观的变迁及转向

历史进入到当下的时空境遇，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空的变动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被强化，人类的交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全面、更深入、更广泛，这就需要我们从时空观变迁中思考并定位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一）时空观的源流与发展

时空观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点与认知，它构成哲学世界观的重要内容。文明诞生之初，人们对于时空的认知是基于朴素生活经验的累积和感性的想象，如古巴比伦人和古印度人认为宇宙是一个南北较长、底部略凹的方盒，而古代中国在殷末周初提出的“盖天说”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在古希腊文明时期，德谟克利特认为，万物运动离不开时空的制约;亚里士多德则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时空理论体系，为后人奠定了时空观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空间乃是一事物（如果它是这事物的空间的话）的直接包围者”[3]100，“空间是不能移动的容器”[3]100，而“时间是运动和运动存在的尺度”[3]129。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对时空的认知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哥白尼的“日心说”为唯物主义时空观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布鲁诺和伽利略对时空观做了进一步阐发，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绝对形式，时间和空间都具有无限性;笛卡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时空观，指出时间具有持续性，而空间则表现出广延性;牛顿系统地阐发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提出了“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的观点。与此同时，时空观与人类的主观感受也产生了密切勾连：贝克莱认为时间、空间是人的感觉的产物;莱布尼兹提出时空是精神性实体的单子的特殊表现形式;康德从“先验感性论”出发，论证了时空作为主体直观形式的先天普遍必然性;马赫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感觉系列调整了的体系，是用以整理认识材料的工具;黑格尔则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绝对观念“外化”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把时间、空间和物质及运动统一起来，这一思想已较为接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17世纪，经典力学的辉煌成就打破了古老的时空观，牛顿提出了脱离物质运动的绝对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同物质一样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由此确立了经典力学的时空框架;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时间与空间都具有相对性，而且时间和空间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相对时空观的提出不仅对物理学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哲学也具有深远影响。总之，人类对时空的认知和理解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由感性到理性、由浅显到深入不断演进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物理学时空观和哲学时空观的结合，为现当代的时空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二）马克思的时空观命题

与传统哲学抽象、机械和唯心地谈论时空问题不同，“马克思并不是从抽象的物质和运动出发来讨论时空问题的，即满足于谈‘物质——运动——时空——规律’的形而上学公式”[4]，而是将时空观置于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从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揭示了时空观的社会历史内涵，勾勒出人活动于其中的整体性世界图景，从而实现了由自然时空观到社会时空观的延伸和转换。马克思认为，时空不仅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它表征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持续性和规模度。由此，实践活动就成为时空的载体，这是时空观发展史上的一场划时代的革命。马克思有着强烈的时空直觉，通过对资本流通的分析，敏锐地发现了时空样态在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重大转型，他指出：“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资本在空间上的扩张引发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是一个时间上持续演进和空间上不断拓展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此作了详尽描述和细致分析。他认为，尽管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世界历史的必然逻辑是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在唯物史观意义上赋予时空观更多内涵与深意。马克思的时空观超越了物质论视域的自然时空观，实现了人类对时空认知的范式转向，“与传统的物质时空观相比，这种时空观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开放的，动态的，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提升，形成与时代息息相通的新的时空理念”[6]。今天，我们所处的时空依然是按照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展开的，它确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真理性以及在当代的在场性。

（三）现代性视域下的时空观转向

时空问题不仅是现代社会理论的焦点，亦是后现代社会和当下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深入，时空结构和场景表现出新的内容与特质，进一步促进了20世纪学界对时空研究的转向，也开启了理解社会的一种全新视角和知识系统，它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在现代性架构下检视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对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如吉登斯从时空角度阐释其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7]，他把时空视为实践活动中的内在构成性因素，阐明了实践活动的时空特性，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二是借鉴一系列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如列斐伏尔、索亚、福柯、詹姆逊、哈维分别从空间生产、人文地理、空间权力、后现代角度诠释空间，为人们深入认识时空结构与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问题意识，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权力和位置、流动和隔离等概念来认知和理解不同群体在不同时空中的生存境遇。其中，哈维对全球化时代的时空观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借鉴学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时空矩阵”的解释框架，尝试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时空趋势进行解释，并对资本空间化的非正义性展开了总体上的批判与思考，实现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

任何现实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对当下的时空予以准确把握。今天的全球化是人类社会时空拓展与延展带来的结果，而民族、国家、地区与组织等则是人类在时空中的具体呈现。人类社会活动的时空变化影响着社会制度、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构成，进而影响人类的文化表达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全球化时代时空的变动与重构打破了原先时空的相对独立性，部分瓦解了各个政治共同体长期形成的政治传统，国家、民族、区域等不同层面的共同体已由空间上单向度的“平面式”存在转变为多向度的“复合式”存在。以等级制、控制式为特征的传统地缘政治体系已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时空变动，传统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着变化，面临着一种“再建构化”的现实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向着一种共建、共商与民主的模式转换。

二、全球化时代时空的样态与特征

全球化导致传统时空观念和时空结构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生活的重新空间化。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当代，时间被遮弊而空间的共时性凸显，人类实践的时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时空结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呈现出新的样态与特征。

（一）时间与空间的“共谋”

时空的演变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互动、交错、重叠，时间与空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叠加，实现了“共谋”。全球化首先意味着空间障碍的不断克服、压缩与消除。伴随着空间关系的激烈重组，“全球化空间和超空间与传统空间叠加、交织，改变并重构着人类的活动以及思维方式”[8]，并影响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每個面向。在全球化的时空结构中，随着时间的线性发展由连续到割裂与分离，空间由整体性转向分散化。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区域共同体等都无法在自我封闭的单向度时空中完成自身的历史转换与发展，必然由平面、线性的单向度转为复线、多向、交叠的状态。在一个没有围墙和疆界的世界里，西方与非西方，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制度形态并存，不同的制度与文化观念跨越了自身与他者存在的时空范围，形成时空交叠，并相互影响，其整体呈现出复杂动态的时空流变可能无法用“共时性”来加以描述和概括。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远近重叠、比肩并置的时代。

（二）“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的交错

“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是哈维提出的关于资本与时空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准确地刻画了全球化在时空上的根本性变化。在哈维看来，一方面，资本的积累与运作诉求超越时空的边界，高效而快速地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促成了全球地方的同质化，表现为“时间压倒空间”;另一方面，在资本流动与运作过程中，不同地方对于资本力量的适应度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空间秩序与社会关系，形成了地方差异，即“时间的空间化”。资本主导的时空压缩造成了地方的同质化，意味着世界整体性意识的增强。与哈维强调的“时空压缩”不同，吉登斯强调全球化的“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他认为“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延伸的基本方面的表达……我们应该依据时空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9]。全球化意味着以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为基础的时间与空间向度上的社会系统的延伸过程，这一过程导致社会关系被不断地重组。时空延展的全球整体性空间能够最大程度跨越绝对空间的距离，带来强烈的共同在场感。“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的交错使在场与缺场共在、同质与异质并进，这种混杂性极大地消解了传统场域的认同维系功能，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充满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三）“流动空间”与“空间异化”的并存

全球化的发展使先前的稳定和固化转变为流动和弹性。鲍曼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流动性成了最有力、最令人垂涎的划分社会阶层的因素;每天，新的、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阶层不断地形成和重建，其依据就是流动性。”[10]全球化时代资本、信息、技术的弹性与流动性，冲击和解构了自然物理空间所具有的固定性和不变性，使全球空间呈现出流动性和变化性的特质。在流动的空间中，传统样态的人类共同体面临挑战，距离与地方消失、等级制走向瓦解、空间边界变得模糊、空间的尺度和维度得到拓展。流动的空间引发了社会空间的分化，表征着全球化流动并非随机而动或漫无目的，而是在某一时段内体现出特定的选择性和方向性。空间的流动性首先体现为全球范围内各种因素的非对称性关系，主导全球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被边缘化的落后国家构成了全球化非对称的两极。可见，全球化并非在一个无差别的空间中呈现出来，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命运迥然相异。在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空间权力与权利配置的失衡、空间资源占有与分配的不均形成全球空间的异化。这种空间景观呈现为一种当代世界秩序无法克服的不平等的政治秩序，表征着国际等级性空间秩序的强化，突显出全球化进程中空间正义危机。

（四）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叠加

在传统认知中，全球化与地方性往往被设置为二元结构的两极，在这一结构中，全球化代表着一种高度的流动性、随机性、开放性以及空间的同质化过程;地方性则体现了本土性、稳定性、封闭性以及高度内生的文化传统和地理特性。然而，当代全球化力量打破了时空界限，以流动性、解域化（deterritorization）的力量，消解了地方原有的政治、文化与社会边界，在全球空间同质化的过程中，基于身份认同的“地方感”与全球性相互关联、相互渗透。“全球化是一种非线性的、辩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的与地方的不再是作为两极而存在，而是作为并联在一起的、相互关联的原则而存在。这些过程不仅仅包括跨边界的相互联系，而且还要将内在于民族国家社会的社会与政治属性加以转化。”[11]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快捷方便、即时广泛的全球互动平台消解了自然物理时空对社会时空的限制，使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共存、共融、交织和互动成为现实，体现出全球化进程中地方与全球的结构性变化。全球化与地方性相辅相成呈现出全球本土化的过程。当然，“二元交织”并不意味着地方性和地域正在变得无关紧要，而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它们被整合进全球网络而需要重新划定和重新改造。

三、全球化时代解构与重构的时空共生演绎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性，每个时代也都会在特定的时空中面对新问题，产生新困惑，寻求新解答。全球化时代的时空变化有其社会历史的现实性内容，而非一种意识形态幻象，正是这种现实性内容为我们辩证把握当下全球化内在逻辑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现实依据。既然我们已经置自身于一个全新的时空场域中，那么，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人类面对时空的变化必须作出相应的反应和调整，为人类在新的时空场域中找到位置，从而确定和引导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一）传统“中心—边缘”的解构

任何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总是在一定的时空结构中发生和展开的。因此，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视角把握国际体系演变，才能更深入、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全球化时代时空变化的本质和趋势。“共时性”与“历时性”是索绪尔在语言研究中对系统观察研究的两个不同方向。历时性是一个系统发展的历史性变化情况，共时性则是在某一特定时刻该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从历时性看，资本主义在近500年的发展中，通过殖民掠夺和资本输出获得了发展优势，并以其“复式增长”形成对全球统治与支配的权力体系，持续地造成国际体系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国际体系变迁存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连接关系”[12]，历时性形态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压缩的形式体现在共时性形态中。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13]，由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发展到當今的全球化阶段，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依旧是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旧秩序，表现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这一结构反映出控制与依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中，中心国与边缘国空间上的不平等性已然固化，并日益强化，一些落后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被边缘化，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歧视、排斥和压迫，不断突显全球化进程中的空间非正义性。在此意义上，西方中心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话语体系，也是当今世界的客观存在。

“任何秩序都经历着解构与建构的循环过程，空间秩序也不例外。没有固定的世界，也没有一劳永逸的秩序，当人类把某一阶段的空间秩序固定化、按照人的意愿对‘世界’加以操控时，空间秩序就会变得僵化，并与不断扩展的空间相冲击，导致人类社会的落后和混乱，促使人们要求秩序的重建。”[8]作为一个平衡系统，世界体系是动态变化的。进入21世纪后，世界体系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国际权力格局由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二是霸权主义思维模式逐渐被新的地缘政治观所取代，更加强调全球的相互依存、相互合作。随着世界多极化力量的迅速崛起，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旧秩序已经无法适应新全球化时代的时空变化而呈现出系统性危机，传统的“中心—边缘”秩序遭遇解构。在此背景下，一种共在共生的新型人类存在方式——全球共同体生存模式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基于命运与共、利益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最大共识。

（二）“向心—在场”结构的建构

一个国家所处的时空方位决定了其追求的外交目标。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开启了新时代。“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4]11在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而提供的智识性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正确把握现时代时空变迁的基础上，摒弃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超越“中心—边缘”结构，建构起“向心—在场”结构，推动形成一个公正、合理、均衡的全新时空。

“向心”源自于古典力学中的“向心力”。所谓“向心力”，指物体做圆周运动时指向圆心的合外力作用力，由此引申为群体成员以群体领导为中心而实施团结协作的程度。“向心—在场”结构中的“中心”并非“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体系中的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而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向心”能够把共同体成员凝聚起来，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共同行动来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生命和生机的客观基础和强大动力。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向心”的人类共同利益并不否认各主权国家自身的核心利益，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以共同利益作为“向心—在场”结构的中心，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然与应然。从实然层面看，当今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不可能仅仅依靠一国或几国的力量解决，解决问题本身就是对自身发展利益和人类共同体利益的维护;从应然层面看，对“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4]58-59的向往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利益交融的全球化时代，只有将人类共同利益汇聚成“向心”，激发各方热情，才能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才能走出人类生存发展的困境，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如果说“向心”是奠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空结构的基点的话，那么“在场”则是稳定这一结构的强力支撑。所谓“在场”，即人们彼此在同一个空间之中而没有“缺场者”，这是所有交往最重要的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是整个人类，而没有“缺场的他者”，包括“在时间中的缺场”和“在空间中的缺场”的他者。“在场”要求建立一种共同身份，破除依附关系，走出制衡与对抗的话语体系，建立平等的对话方式，实现成员角色的新型平衡。在以往单一平面化的世界体系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霸权国家掌握着话语权。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实力的相对衰落，国际权力格局的客观变化要求重新分配话语权，将新兴国家力量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纳入国际社会的共同协商机制内，以“去中心”的“共同在场”实现对主体地位的平等性认同。这种平等意味着各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当然也包含风险的共同承担与问题的共同解决。各主体共同在场的多元立体结构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对“边缘”的支配，以及“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只有共同在场，才能实现时空上的“在一起”，才能实现有效互动，从而保证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向心”与“在场”不可分割、相辅相成，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向心—在场”结构突破了国家关系线性思维，超越了国别、意识形态和硬实力的差异，保证各成员在地位与权利上的平等，围绕当下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聚焦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关切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多元立体、共同在场的“引力中心”。这一全新的时空结构使世界成为处于同一空间下紧密联系的整体，显现出自身的包容度和吸纳力。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时空新景观

人类命運共同体以时空坐标的运思方式动态地考察国际体系，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倡导建立开放性的合作共赢的国际空间，并通过积极的主体性行为维护和实现空间正义，重塑全球时空新景观。

（一）“在场有效性”及其追问

从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看，一个正义的空间必然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丰富性，必然是植根于平等、理性的公共协商之中，并通过寻求差异性团结建立起正义的空间。那么，“向心—在场”结构中的多元主体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如何在合作中实现集体行动？这一时空结构的有效性何以实现？对此，我们不免会产生以下追问。

第一个追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结构以“在场”为前提，那么，“在场”的价值指向是什么？吉登斯认为，“共同在场没有哪一种相关条件是可以孤立存在的（de novo），而是必须与影响当前互动的大量其他相互关系相结合”[15]，并提出了“在场有效性”（Presence availability）概念。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结构而言，“在场”指向的是共同体的“在场有效性”，这是因为“面对面互动情形下的共同在场作为行动空间性的第一个向度在行动空间性问题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16]。只有共同在场，才能沟通协商形成共识，才能实现集体行动。

第二个追问：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空结构中的“在场”要显示出什么？“在场”意味着对主体内涵的重新界定，它要求以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取代以往世界旧秩序中“不在场”的抽象体系。由于空间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着世界秩序，因此，“在场”决定着在全球治理中各行为体承担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能否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产生具有身份地位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能否展示出其施动特性。

第三个追问：如何消除“缺场者”？如果把在场和缺场看作社会关系中相对的两极，那么，全球治理体系中无话语权的边缘国家就是“缺场者”。如何使“缺场者”产生一种新的“在场”关系，实现“共同在场”？这就需要通过合理化的机制和制度安排，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加强各行为体的多边互动和民主协商，建立起均衡公正的全球治理机制，从而实现“在场有效性”。

（二）共享发展的价值诉求

从价值诉求看，“向心—在场”结构追求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力求实现发展成果世界性共享的价值理念。“在现代价值哲学的理论视域内，作为思想史和社会史普遍使用的一个话语范式，‘共享是一个表示社会的财富分配和人际关系团结与和谐程度的概念’”[17]，其本质在于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和不懈追求。共享发展的实现需要切实保障和不断增进世界各国的发展能力，确保其享有普遍的、同等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以提升全球发展的均衡性、普惠性和公平性。在逻辑上，发展成果超越空间界限，由地域性共享扩展至世界性共享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共享发展的程度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程度具有一致性。同时，这一价值目标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旨归——“自由人的联合体”有着高度契合性，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历史性”的宏大视域对人类共同福祉的现实关切。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向心—在场”结构的价值诉求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时间上，共享发展的实现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是通过层级递进与循序渐进达成的。为此，必须消除“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不公平和非均衡性，推进落后国家在发展权利、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共享上的平等，由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渐进发展，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共享到全面共享的渐次推进，从机会共享、成果共享到权利共享的持续提升。二是在空间上，“向心—在场”结构拓展了全球治理主体，使其更具广度和均衡性。共享发展的主体不是少数人或一部分人的共享，而是全人类的共享，各主体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不存在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差异。为此，要超越区域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最大限度消除因机会、权利、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非均衡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三是在时空的耦合上，“向心—在场”结构的“多元共生、包容共进”进一步促进了时空的耦合度。这一时空结构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协同性的共商共建，实现耦合性的共享共赢，从而解决全球治理中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悖论，建构起一个平衡、和谐、正义的全新时空景观，这是全球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协调一致的“同心同向同行”的必然结果。

（三）空间正义的践行探索

全球化进程在塑造时空的同时，时空也在塑造着全球化进程。当代时空问题首先是作为反思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造成的空间异化而提出的，缺失正义的全球空间异化制约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制资本逻辑在全球无限制、非正义的空间扩张，破除全球空间生产中的资本霸权，改变全球空间非均衡性发展以实现全球空间正义，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在空间领域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立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空间的开放性合作共赢的国际空间，如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打造全球气候治理共同体，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和平利用海洋、坚持各民族在海上和平友好交往为理念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在空间次序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活动基本框架，以构建全球性的伙伴关系网络为主要路径，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空间布局。在大国关系上，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努力构建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周边关系上，着力营造睦邻友好、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在区域层面上，打造亚太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東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着力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同时，突破国家间各种类型的边界，消解区隔，建立空间连接、谋求共赢的空间发展观，通过“空间修复”重塑全新空间。“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打造互联互通、公平普惠的国际合作新平台，形成全球空间的共享发展模式，并逐渐获得“时空压缩”的条件，构建起一个一体多质性的空间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构筑的差异性包容空间是实现全球空间正义的应然逻辑，它打破了资本逻辑主导下异化的全球空间秩序，展现出一个平等、合作、开放、互利的全球时空新景观，以此确立起中国与世界、现实与未来的关联，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的高度自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72.

[2]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74.

[3]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俞吾金.马克思时空观新论[J].哲学研究，1996（3）：11-1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9.

[6]张奎良.马克思时空观新论[J].江海学刊，2004（1）：11-17.

[7]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96.

[8]陈慧平.空间理论的两个基础性概念再思辨[J].学习与探索，2014（8）：18-23.

[9]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3.

[10]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9.

[11]赵旭东.世界性、四海一家、天下大同[J].读书，2003（12）：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