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皖籍翻译家汉译行为研究 *

2022-04-21钱阳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年2期

钱阳

(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滁州 239000)

1 引言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给中国带来的是一场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博弈、白话与文言的交锋、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斗争。带来这场变革的先驱中，翻译家的角色不容忽视，尤其是皖籍翻译家在新文化运动的催化作用不可或缺。更有学者如此定论“一场新文化，多半安徽人”[1]。其中，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皖籍译者通过他们的译作，让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发展，引发了新青年对传统价值观的审视，唤起了民众对西方进步思想的追求、打开了世人禁锢的心智。

2 皖籍译者述略

杨晓荣(2005)认为考察特定历史时期译者群体行为少见而富有价值[2]。从思想变革的角度出发，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年《新青年》创刊至1927年新文化运动文人南下[3])，翻译家们既经历了推崇“民主与科学”的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也参与了“五四”运动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改造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译者群体必然会受到社会境遇的影响，其翻译行为也必然有着历史印记。方梦之提出研究某一地区译者群体的翻译行为对于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是必要补充[4]。然而，经检索，迄今为止针对安徽籍翻译家的专门研究却极少，探索皖籍译者与安徽区域文化发展的相互影响必要而迫切。因此，本文依此背景就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年-1927年)的皖籍翻译家汉译作品的翻译语言、文体及汉译作品进行整理，列表如下：

表1 新文化运动时期皖籍翻译家汉译作品的翻译语言、文体及汉译作品情况

以上统计虽只涵盖皖籍翻译家部分汉译作品(大多刊载于《新青年》)，但足见新文化运动时期皖籍译者群体之硕果。因此，有必要针对该群体之翻译共性行为进行探究。

3 皖籍翻译家身份共性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认为，译者的翻译行为批评应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方面进行考量[5]。翻译内，译者是负责源语与目的语转换的语言人；翻译外，译者是受到自身认知、社会环境影响的社会人。因此，于译作而言，译者既是创造者，又是受众。在一定的文化浸染、历史塑性下，译者群体也表现出翻译内外的群体性行为特征。皖籍译者群体或生于安徽，或居于安徽，或祖籍为安徽，在徽风皖韵的影响中成为了独具特色的语言人；同时，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皖籍翻译家也是受到社会政治环境束缚的社会人。在两种不同身份的交汇影响下，皖籍译者群体对于安徽文化推介、中国思想现代化等方面的“群聚效应”和突出贡献也得以诠释。

3.1皖地文化影响下的语言人身份

广袤的中国大地孕育着各省份迥然不同的地域性文化。安徽省地跨长江、淮河，东接苏浙，西接鄂豫，有着水路联运的区位优势及良好的文化传播通道。同时，从皖北至皖南，安徽的自然地理环境呈现出省内的多样化特征，形成了以淮河、皖江、徽州文化为代表的区域性文化，展现了安徽省深厚的人文底蕴。因此，在皖籍翻译家的汉译作品里，可以看到属于皖籍译者的语言风格：选词用句中透着安徽地方方言特色。

胡适，祖籍安徽绩溪，操皖南徽语[6]。在其译作《一封未寄的信》中，方言虚词“不曾”(表示普通话“没有”)被多次使用。复合词的后词根重叠使用，如“饿馋馋”、“眼睁睁”等。其他译作中也可见其他方言虚词，如《决斗》中“这孩子还在好睡哩”“好消息多得很哩”“我不知才怎样快活哩”中“哩”的使用。复合词的后词根重叠使用，如“手颤颤”。

李霁野，生于安徽霍邱，操皖北中原官话[6]，其译作《往星中》中，常见方言特色“子尾”名词，如“屋子”“窗子”“桌子”等。还有“可+动词”的问句，如“你可听到一点新消息么”。

吴弱男，安徽庐江县人，操皖中江淮官话[6]，在其译作《小爱友夫》中，有这样一句：“你不应当把那样衣服给他穿”。这里的“把”字相当于动词“拿”，与普通话中“把”字用作介词的用法不同。高一涵，安徽六安人，也操皖中江淮官话，会用诸如XA式加强形容词的意义，如《选举权理论上的根据》中，译者所使用的“顶好的人”。

刘文典，安徽怀宁人，操皖西赣语[6]，在其译作《佛兰克林自传》中可见皖西赣方言特色，即主动语态替代被动语态。在翻译“I was put to the grammar-school at eight years of age.”时，将原文被动语态换成了主动语态，译作“予八岁入小学”。陈遐年也是安徽怀宁人，在《弗罗连斯》中，表达正反问句时，用了方言句式“主语+可+谓语”，如“可是不是？”“可肯买下咧”。使用“把”字句表达被动关系，如“我时常弄条线把指头弹着玩”中，“把”表达“让”的意思。

3.2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社会人身份

自1667年安徽建省以来，以安庆、芜湖为主的通商口岸，既成为了安徽省内外的重要经济枢纽，也是中国内地重要的中西文化交融地。一批受到中西文化冲击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因此汇聚于此，成为了近代中国第二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领时代风气，破传统禁锢。

新文化运动前期，受清末洋务运动的影响，中国的教育开始兴西学，各式新式学堂涌现。安徽亦是这场教育改革的参与者，如1898年设立的求是学堂。求是学堂改革高等教学，用英文讲授西学。学生毕业后，或继续学习，或成为翻译，或出任安徽省各地中学堂的教师[7]，进一步扩大了西学的影响。不仅如此，对于民国政府的失望，让曾经抱有“学而优则仕”念想的青年人举目无望，他们转而选择出国留学进修。自1902年开始至1915年，安徽省内已有官派或自费留学的大批学生[8]。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胡适等人亦在其中。同时期的其他皖籍翻译家也大都具有留学背景，如留日的刘文典、吴弱男、高一涵，留苏的蒋光慈，留美的朱湘。他们在留学期间接触到大量的国外先进思想，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

归国后，这些有着西学背景、受到西方文明熏染的一批知识青年，怀着革命热情聚集于安徽，成为了“五四“运动的主力军，推动了中国新旧文化的更迭，在全中国掀起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以陈独秀为领袖的皖籍知识分子成为了旧文化批判者和新思想倡导者。这样的身份之下，翻译活动多是一种服务于文化思想政治的革新活动：如，陈遐年所译屠格涅夫《初恋》，反映了青年人对于打破社会陈规旧习的渴望；吴弱男白话直译《小爱友夫》时展现了新时代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胡适的《短篇小说》译作集，掀起了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李霁野译介的《往星中》反映出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呼吁被压迫民族奋起抗争的觉悟；蒋光慈翻译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让当时的无产阶级看到了反对殖民压迫的革命动力。

4 皖籍译者汉译作品特征

从翻译内的文本研究范畴看，可见皖籍翻译家从选文(如汉译内容)到译文(如汉译方法)带有明显的社会人身份影响下的翻译行为倾向。从翻译外的行为层面看，可见皖籍翻译家受到了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其翻译行为带有明确的目的，即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科学”，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因此，本文从皖籍翻译家的汉译内容、汉译原则及汉译目的的角度探究皖籍译者群体的汉译共性行为特征。

4.1 汉译内容

1915年，以陈独秀为首的知识分子创办了《新青年》，搭建了新思想传播的桥梁。大批皖籍翻译家都将译文发表于此。此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皖籍翻译家在鲁迅创办的未名社集结下，继续在《莽原》《未名半月刊》等发表了大量汉译作品，期间，皖籍翻译家也有通过北新书局等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汉译作品。这些译作大致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呈现出以下特点：

“五四”运动前，皖籍翻译家虽然以译介外国文学与思想文化为主，其汉译作品涵盖英、法、俄、德等国家的一些著名作家的多种体裁作品，但是这些作品都以宣扬“民主”与“科学”为主题，号召青年打破传统禁锢，追求自由民主。例如，陈独秀所译《妇人观》中提及“夫女子虽非为发号施令而生，然其天赋之权能，足以统驭发号施令之男子”[9]是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的否定以及男女平等之民主观念的宣扬。刘文典汉译《美国人之自由精神》反映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传播西方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的诉求。高一涵译作《选举权理论上的根据》说明了民主诉求的合理性，进一步传播了“民主”。

“五四”运动后，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翻译家开始关注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宣扬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如高一涵所译的《废止工钱制度》，蒋光慈所译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等，陈独秀所译的《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合作社问题》等，陈乔年所译的《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集中反映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唤醒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思考及诉求。

从刊发的汉译作品内容可以看出，皖籍翻译家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选文倾向：前期重在启发民智，后期重在探索出路。在“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下，皖籍翻译家或通过汉译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经历，或通过汉译西方科学著作中的先进思想，呼吁民众摆脱传统束缚，追求自由民主和科学真理。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安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无产阶级反抗压迫的尝试。他们应时而译，通过自己的汉译作品开始向民众介绍探索社会发展的新道路。

4.2 汉译原则

新文化运动时期，无论是关于严复“信、达、雅”翻译原则的讨论，还是“直译”与“意译”的争论，都反映出翻译家作为语言人身份的考量标准及社会人身份的选择。透过汉译作品，皖籍翻译家也表达了双重身份下对待不同译学思想的态度。以皖籍翻译家作品较为集中的《新青年》所刊发的文章为例，可以看出皖籍译者的一些翻译行为倾向。

一是皖籍翻译家的语言工具从文言转变为白话，破除了严复所提“求其尔雅”中“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文体”的文言标准，积极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正如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述，“文言是半死之文字……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10]。因此，他认为要想通过文学革命开启民智，必先解放文字，用白话替代文言。这是他作为一个心系民族觉醒、社会变革的社会人身份的表现。《新青年》(共十一卷)中所刊载的译文可见，自第二卷胡适提及文学改良倡议开始，皖籍翻译家开始响应倡议，逐渐使用白话进行翻译。

二是皖籍译者汉译作品可见“求真”与“务实”之间的动态翻译行为。周领顺(2014)认为译者一方面为了实现原文语言及效果的再现，会力求译文“求真度”；另一方面，译者作为社会人也会考虑社会需求，力求译文“务实度”。这时在“求真度”与“务实度”的连续统范围内，会出现译者的动态行为选择。刘文典在译《灵异论》时说，“我译这本书，但求忠于原文。”这是译者对于内容求真的追求，也是译者求真行为的体现。《新青年》中汉译的人名、地名及其他专有名词，都是以加注原文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这无疑是译者有意识地保持原文风貌的求真行为。陈遐年在《基尔米里》里多处增加了译文注释。“Marraine”翻译成中国读者可以理解的“义母”，并标注“Marraine”的国外宗教含义。他在翻译“五头政治时代”时，译者也特别注释了词语政治背景，这些都是为帮助读者理解外国文化做出的务实努力。胡适在翻译《娜拉》时，多处增加了场景及人物心理状态阐释，以此帮助读者理解情节。这是考虑读者阅读需求，在求真度上的妥协，也可以说是一种务实行为。

4.3 汉译目的

语言人和社会人身份下，译文不仅可以反映出译者语言性行为目的，也会反映出其社会性行为目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下，皖籍译者站在语言人的立场推动了文学革命，同时作为旧社会的知识青年，肩负起了促进社会改良的重任。

刘文典在翻译《灵异论》时曾谈及其翻译初衷：“今日中国的思想界……除了唯物的一元论，别无对症良药……让好学深思的青年，建立合理的人生观、世界观。”[11]他反对迷信，推崇科学。新文化运动期间，成为进化论的主要传播者。他深感，要想去除当时盛行的鬼神论，必须以通俗的方式让国人了解“进化论”。因此，他先后汉译了《进化与人生》《生命之不可思议》《进化论讲话》[12]。

同样地，其他皖籍翻译家也在通过自己的译文向世人传递具有现实意义的新文学形式及进步思想。例如，《新青年》第四卷专门设立了《易卜生号》。一方面，戏剧在当时的文学界是为新的文学形式；另一方面，易卜生戏剧是为欧洲革命浪潮的产物，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如女性解放、道德思考。皖籍翻译家为这次专号的刊发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包括皖籍女性翻译家吴弱男汉译的《小爱友夫》。胡适作为易卜生号的核心人物，不仅负责专号的编辑工作，还翻译了《娜拉》(即《玩偶之家》)的第三幕，为专号作了引言，解读了易卜生写实主义作品所传递的精神内核，包括批判旧道德、解放人性、追求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