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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背景下父亲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父亲人格和子女特征的探讨

2022-04-13张妍萃王敬欣付春野

天津农学院学报 2022年1期
关键词:神经质宜人人格特质

张妍萃,王敬欣,付春野

(1. 天津农学院 人文学院,天津 300392;2.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学部,天津 300387)

近年来,父亲在家庭及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1]。研究表明,父亲对子女的健康、学业成绩和幸福感都有重要的影响[2-3]。如果父亲高度参与到家庭及家庭教育中,他们的孩子表现出更强的认知能力和学术成就、更高的自尊、更少的行为问题,以及与同龄人和兄弟姐妹间更强的社交能力[4]。进一步来说,父亲的教养方式对子女个性成长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是指父母在子女抚养教育或子女个性成长过程中通常使用的方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5],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PARKER在1978年编制了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包括关爱和过度保护两个维度[6]。楚艳民等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在中国大学生的因素结构,探索因素分析结果得出三个因素: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7]。父亲的教养方式会对子女的心理健康、青少年关系、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犯罪概率等各方面产生影响[8-9]。同时,父亲的教养方式具有代际传递性,父亲教养方式进一步影响到下一代男性成家后的教养方式[10]。因此,了解和把握父亲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可以对父亲的教养方式作出一定预测,反过来又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有效的预防改善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BELSKY的父母教养方式决定因素的过程模型中,父母人格、子女特征及家庭环境被认为是父母教养方式非常重要的三个因素[11]。本文以此为基础,主要探讨父亲人格和子女特征对父亲教养方式的影响。

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综合模式,这种独特的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功能性和统一性[12]。人格特质以重要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行为和生活中[13-14],是影响个体成为父母后其教养方式的一种内在资源[15]。在BELSKY父母教养方式决定因素的过程模型中,人格也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11]。PRINZIE等对30项研究中的5 853对亲子关系进行了元分析,探讨大五人格特质与教养方式的温暖、行为控制和自主支持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外向性、宜人性、责任性、开放性和低神经质有更多的温暖和行为控制;宜人性越高,神经质水平越低,会有更多的自主支持[15]。但目前来看,探讨父母人格特质对教养方式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首先,以往研究大多基于人格的心理健康角度来考察人格与教养方式的关系,一般人格视角下(如大五人格)父母人格特质与教养方式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大多数研究都在强调母亲人格与教养方式的关系,而无视父亲人格与教养方式的关系”[16]。BELSKY研究发现,父亲人格与教养方式的关系和母亲人格与教养方式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除神经质是父亲教养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一致性预测因素外,其他方面都存在差别。父亲外向性对教养方式的影响要大于母亲,宜人性对父亲母亲教养方式的影响正好相反。在父亲人格与教养方式的关系上,神经质得分较高的父亲对孩子的正面情绪较少、负面情绪较多,对孩子更不敏感,对他们的认知刺激(父母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孩子的智力,如通过给孩子读书和阐释事件缘由经过等来实现)更少。外向性得分较高的父亲对孩子表现出更积极的情感,对他们更敏感,对孩子的认知刺激也更强。宜人性只与认知刺激变量相关,宜人性得分越高的父亲给予孩子更强的认知刺激[17]。有趣的是,文化可能是影响人格和教养方式之间关系的一个因素。BORNSTEIN等研究了7个国家467名母亲,结果发现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母亲人格与育儿认知之间有不同的关系[18]。因此,中国文化背景下,父亲人格与教养方式的关系有待于研究。

同一父母教养方式差异(differential parenting,DP)越来越引起重视,同一父母可能会对某一个孩子表现出更多的温暖和爱,而对另一个孩子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情绪[19]。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子女特征不同而造成的。在BELSKY父母教养方式决定因素的过程模型中,子女特征是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之一[11]。首先,子女性别对教养方式的影响。子女性别是子女特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性别角色差异和性别角色规范不同,子女从出生起就受到因自身性别而带来的差别对待。研究表明,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父母对不同性别子女在玩具选择、家务分工以及鼓励程度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20]。也有研究发现,子女性别对母亲教养方式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父亲教养方式中的干涉和拒绝上,子女性别差异显著[21]。MASCARO等研究发现,父亲的行为和大脑功能随孩子性别的不同而不同。父亲更关心女儿,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回答女儿的问题,对女儿唱歌更多,使用更多的分析性语言、带有悲伤情绪的语言和身体有关的语言。大脑中对奖赏和情绪调节有关的重要区域(内侧和外侧眶额皮质,OFC)对女儿快乐的面部表情有更强的神经反应。相反,父亲和儿子有很多的身体冲撞、扭打、摔跤这些行为,使用更多的成就语言,左侧内侧眶额皮层(mOFC)对儿子的中性面部表情有更强的神经反应[22]。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钮胜芳研究发现,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得到父亲的偏爱[23]。这可能是由中国文化背景下“重男轻女”思想造成的。有意思的是,这与“女儿是父亲的小情人,父亲更偏爱女儿”的普遍想法相矛盾。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父亲教养方式在子女性别上的差异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其次,子女是否独生对父亲教养方式的影响。随着1980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模式变为“421”模式。2011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双独二孩、单独二孩等生育政策,2015年10月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一些家庭选择生育二胎,家庭中开始出现两个孩子。虽然如此,人们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显著提升,甚至国家实际生育率不升反降[24]。因此,“独生子女”作为一个群体还将会长期存在。子女是否独生对父亲教养方式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钮胜芳发现,父亲教养方式在子女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差异,当孩子表现出与父亲意愿相违背的行为时,父亲对独生子女更多的是疼爱和理解,对非独生子女则更多的是惩罚和其他简单粗暴的方式[23]。但这方面的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入。

因此,本文将探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父亲人格和子女特征(子女性别、子女是否独生)对父亲教养方式的影响,以及探讨子女特征(子女性别、子女是否独生)在父亲人格特质与父亲教养方式之间是否具有调节作用。

1 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某高校362名大一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学生填写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BI)中的父亲教养方式问卷,父亲人格问卷由学生父亲填写。回收有效问卷345份(有效率95.3%),其中男生126人,女生219人。被试学生年龄在17~19岁之间。

1.2 研究工具

1.2.1 人格问卷

人格问卷采用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NEO- FFI),包括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5个维度,共60个条目[25]。姚若松等研究发现,NEO-FFI的α信度系数神经质为0.77,外向性为0.78,开放性为0.63,宜人性为0.72,责任心为0.74,NEO-FFI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群体[26]。本研究中父亲人格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在0.68~0.79之间。

1.2.2 父亲教养方式问卷

父亲教养方式问卷采用PARKER等[6]开发、楚艳民等[7]修订的PBI中文版问卷中的父亲问卷。此问卷由子女填写自己父亲的教养方式,如“以下列出了父亲可能存在的各种态度和行为,请回忆你16岁之前父亲的表现,在每一栏目最符合的数字上打√。0分:非常不符合;1分:比较不符合;2分:比较符合;3分:非常符合”。父亲版问卷共有23个条目,包括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3个因子。刘利等对该问卷在大学生中的信效度进行了研究,认为PBI中文版具有合适的信效度,是可靠的评估父母教养方式的工具[27]。本研究中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在0.68~0.80之间。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1.0和Hayes(2012)编制的Process进行相关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所有变量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检验[28],结果显示,大于1的因子有8个,共解释71.2%的变异,且第一个因子解释总变异的13.5%,远远小于40%的标准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父亲教养方式总体特征

父亲教养方式总体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根据楚艳民等[7]的研究,父亲关爱维度得分大于27.17属于高关爱,小于15.17属于低关爱。父亲控制维度得分大于7.62属于高控制,小于1.38属于低控制。表1表明,总体来说,父亲是中等程度的关爱(M=20.96)和中等偏高的控制 (M=6.69)。

表1 父亲教养方式总体特征描述性统计结果

2.3 父亲人格对父亲教养方式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29]、年龄[30]、生活环境[31]等因素对其教养方式有一定影响。因此,对父亲人格特质与教养方式进行偏相关分析,把“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年龄、家庭为城市还是农村”等因素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得出父亲人格特质与教养方式的相关性,如表2所示。表2显示,父亲人格特质的神经质与父亲教养方式的关爱存在显著负相关,父亲人格特质的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均与父亲教养方式的关爱存在显著正相关。父亲人格特质的开放性与父亲教养方式的鼓励自主存在边缘显著正相关(p=0.057)。父亲人格特质的神经质与父亲控制存在显著正相关,父亲人格特质的外向性、宜人性和责任心与父亲教养方式的控制存在显著负相关。

表2 父亲人格特质与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父亲人格特质与教养方式的相关程度并确认并非其他因素导致,以父亲人格特质为自变量,父亲教养方式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亲人格与教养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的多元回归关系。父亲人格特质的宜人性和开放性对父亲教养方式的关爱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00)。父亲宜人性(x1)和开放性(x2)解释了父亲关爱程度(y1)的9.2%(校正R2=0.092),回归方程:y=2.13x1+1.40x2+9.34。父亲人格特质的开放性对父亲教养方式的鼓励自主预测作用显著(p=0.025),父亲的开放性(x3)解释了父亲鼓励自主(y2)的1.3%(校正R2=0.016),回归方程:y2=0.838x3+7.89。父亲人格特质的宜人性对父亲教养方式的控制具有显著预测作用(p=0.000)。父亲的宜人性(x4)解释了父亲控制(y3)的19.1%(校正R2=0.191),回归方程:y3=-2.67x4+15.743。

2.4 子女特征对父亲教养方式的影响

为消除其他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在进行方差分析时把“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年龄、家庭为城市还是农村”等因素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子女性别、子女是否独生对父亲教养方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方差分析见表3和表4。结果表明,在子女性别上,只有父亲的鼓励自主表现出显著差异,对女孩的鼓励自主显著大于男孩,父亲关爱和控制并不存在显著的子女性别差异。在子女是否独生方面,父亲的鼓励自主表现出显著差异,对独生子女的鼓励自主显著大于非独生子女。父亲关爱表现出边缘显著,倾向于对独生子女的关爱大于非独生子女。父亲控制上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最后,在父亲关爱和父亲控制上,子女性别和是否独生不存在交互作用。在父亲鼓励自主上,交互作用边缘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独生子女,父亲对男孩、女孩的鼓励自主不存在显著差异(F=0.001,p=0.978)。而对于非独生子女,父亲对男孩、女孩的鼓励自主存在显著差异(F=9.627,p=0.002),对女孩的鼓励自主(M=10.643)显著大于男孩(M=9.529)。

表3 子女性别、子女是否独生对父亲教养方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4 子女性别、子女是否独生对父亲教养方式的方差分析

2.5 子女特征在父亲人格与教养方式间的调节作用

首先将自变量和因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采用HAYES编制的Process进行分析,选用模型2来分析子女性别和子女是否独生在父亲人格特质与教养方式显著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为避免表格过大,表5只呈现交互作用项调节效应显著的部分。结果显示,子女是否独生在父亲神经质和关爱之间以及父亲神经质、外向性、宜人性、责任心和鼓励自主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子女性别只在父亲外向性和控制之间起显著调节作用。调节效应图见图1。

图1 子女特征与父亲人格和教养方式调节效应图

表5 子女性别、是否独生和父亲人格各维度交互作用项对教养方式的预测

3 讨论

父亲教养方式总体特征表现为中等程度关爱、中等偏上控制。虽然父亲在子女眼里并不善于表达感情,但子女仍然能感受到父亲的关爱,父亲关爱并没有缺席,且存在“严父”形象,这与李彦章的研究结果一致[29]。但有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严父善母”的观念在当代中国文化背景下已由“严母善父”取代[32]。由于本研究并没有将父亲教养方式与母亲教养方式作对比,父亲相对于母亲,是否更“慈”一些,有待进一步探究。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父亲的人格特质确实是父亲教养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父亲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越高,神经质越低,父亲的关爱就越高,这与PRINZIE等对父母人格与教养方式相关的研究结果一致。但在父亲人格与鼓励自主、控制方面表现出差异。首先,在父亲人格与鼓励自主相关性上,PRINZIE发现父母宜人性越高,神经质越低,会有更多的自主支持。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并没有发现父亲宜人性、神经质与父亲鼓励自主之间的相关性,而父亲的开放性与鼓励自主之间显著正相关,开放性越高的父亲,鼓励自主性更大。这可能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由于PRINZIE在此方面探讨的是父母人格与教养方式的关系,没有单独分析父亲人格与教养方式的关系,而父亲人格与教养方式的关系与母亲存在差异。其次,在父亲人格与控制相关性上,PRINZIE发现,父亲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越高,神经质越低,父亲的控制就越高。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父亲的开放性与控制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且父亲的外向性、宜人性、责任心越高,控制越低;神经质越高,控制越高。这可能是由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自主,由孩子自己作出选择和探索。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很多家长希望孩子顺从、听话[33]。由此,中西双方对于“控制”的标准具有一定差异。在西方文化下,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越高、神经质越低的父亲,可能更倾向于进行指导、参与建议等一些控制性行为,因此控制性会越高。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外向性、宜人性、责任心越高、神经质越低的父亲,更倾向于遵循传统“管孩子”的教养方式,所以控制性就越低。最后,从回归分析中发现,父亲的开放性和宜人性可以显著预测父亲的关爱,开放性和宜人性越高,父亲的关爱程度就越高。父亲的开放性可以显著预测父亲的鼓励自主,越开放的父亲就越会对孩子进行鼓励自主的教养。父亲的神经质与父亲控制显著正相关,神经质越高,控制程度越高。父亲外向性、宜人性和责任心与父亲的控制显著负相关,外向性、宜人性和责任心越高,父亲的控制越低。

子女特征是影响父亲教养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父亲教养方式在子女性别上存在差异。MASCARO等[22]认为父亲更关心女儿,而钮胜芳[23]认为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得到父亲的偏爱。本研究发现,父亲对男孩和女孩的关爱并没有显著差异。一方面,与女儿相比,父亲对男孩的关爱并没有减少,可能关爱的表达方式会因性别产生差异,比如男孩在性格特征方面比女孩调皮一些。这也证明了父母教养行为的差异可能是由男孩女孩在与父母相处时的行为差异造成的[34]。另一方面,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得到父亲的偏爱,可能是由中国文化背景下长期的“重男轻女”思想所导致的。但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重男轻女”的思想有所改变,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使得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女孩与男孩一样,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和义务。但由于女孩自身的特点,独立自主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父亲对女孩的鼓励自主显著大于对男孩的鼓励自主。父亲控制在子女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其次,父亲的教养方式在子女是否独生方面的差异。父亲的关爱和控制并没有在子女是否独生方面产生显著差异,也就是说,父亲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关爱和控制是一样的。独生子女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因此父亲对独生子女的鼓励自主显著大于非独生子女。最后,在父亲的鼓励自主方面,子女性别和是否独生存在交互作用的倾向。对于独生子女,父亲对男孩女孩的鼓励自主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非独生子女,对女孩的鼓励自主显著大于对男孩的鼓励自主。当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时,父亲对待孩子的方式可能会超越性别差异,更希望他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而非男孩或女孩。研究发现,独生子女中存在中性化的性别角色,即男性女性化和女性男性化[35]。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随着独生子女的存在,性别差异减少的一个原因。同时,由于性别差异减少,女孩在社会中需要具备更多的独立自主能力。因此,对于非独生子女,父亲对女孩的鼓励自主显著大于男孩。这可能是因为在多子女家庭中,父亲认为男孩本身独立自主能力较强,无需过多参与,但女孩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和发展,更要注重独立自主能力的发展。

父亲人格与父亲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是父亲自身具有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子女特征在父亲人格特质与父亲教养方式之间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子女性别在父亲外向性和控制之间起显著调节作用,并且更容易受到男孩的调节。子女是否独生在父亲神经质和关爱之间以及父亲神经质、外向性、宜人性、责任心和鼓励自主之间都有显著的调节效应,更容易受到独生子女的调节。可见,虽然人格具有一致性和跨情景的稳定性,且显著影响父亲的教养方式,但父亲也会根据子女性别和子女是否独生调整自己的教养方式。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子女性别,子女是否独生是更重要的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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