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良

（东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6）

一、从犹太人问题到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1.犹太人问题的根本是现代国家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宗教的定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宗教的定在是一种缺陷的定在，那么这种缺陷的根源就只能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1]169。但是，以政治革命为解决方式所带来的结果是大量的人依然需要信仰宗教，因此，犹太人问题的根本既不是犹太人和普鲁士国家之间的张力，也不是犹太人特有的某种文明和现代理性文明之间的张力,而是政治解放的内在局限，是现代国家的内在缺陷。

2.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以现代国家关于私有财产的法律关系为重要前提条件的市民社会，一旦获得充分发展，会导致市民社会所有的人都将陷入一种独特形式的自我异化，即被以货币为中介形式的新的外部力量所统摄。实践的犹太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拜物教，但它拜的不是简单的某种偶像，而是能够将市民社会的所有人都关联在一起，并以普遍中介形式存在的货币。所以,实践版本的犹太教被马克思界定为货币拜物教。这种拜物教将逐渐取代原有类似宗教的政治意识，成为统摄市民社会的真正精神。

二、现代国家的抽象性

1.现代国家是类似宗教的抽象。“宗教正是以间接的方法承认人，国家是人以及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1]171。宗教的抽象借助于耶稣基督这个中介得以完成，在现代国家当中，人们实际上是借助于国家这个新的中介从市民社会当中超脱出来，最终成为现代国家当中的一员。抽象意味着以政治国家为中介的政治生活，并不真实解决人和人之间在市民社会当中的分离和对立，就像以耶稣基督为中介的天国并不解决尘世间的苦难一样。国家可以从宗教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但是市民社会当中的人们依然被按照种族、性别、财产、信仰等要素区别开来，在此意义之上，马克思强调，“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而且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1]172。在基督教世界中，人既游走在世俗的领域，又以为自己真实从属于天国。在已经完成了政治解放的现代世界中，人们在市民社会中把自己放大为绝对，把其他人下降为实现自己绝对目的的要素和工具，“而在政治国家当中，人们会站在普遍的高度去展开政治生活，现代人就生活在这样的二元分裂当中”[2]。

2.现代国家是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为了更加透彻阐明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是真正的基督教国家。这个论断包含三重含义：一是现代国家作为超越了基督教的下一个环节，它以政治的方式实现了内在于基督教环节当中的真理。基督教的真理是人的自由，基督教是以上帝的方式讲述了人的自我规定性。现代国家在此意义上，被马克思理解为是以人造的政治国家的方式，将内在于基督教中的“人的主权”原则实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在基督教那里无法以感性的、现实的方式实现出来的人的主权原则，在现代民主制国家当中成为了根本原则”[3]。但由于政治解放的内在限度，“人的主权”原则仅仅能够在政治生活当中获得抽象的实现。二是政治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优越性必须得到国家公民的真实确认。就像以基督耶稣为中介的天国当中绝对的平等和自由原则的实现，也是要得到信徒确认一样。处于二元分裂状态的现代人把最切近现实的领域看作是现象性的领域，把和自己有着真实距离的政治领域看作是本质性的领域。正因如此，现代人才会接受国家对市民社会绝对的统治，并且承认这种统治是绝对的正当。三是对于国家超越性地位和目的性地位的真实认同，通过担当着政治意识的公民宗教得以实现。“宗教是在这种国家中实现人的发展阶段的理想形式”[1]179，对于统治正当性的承认在基督教世界当中依靠人的信仰，而在北美这样的现代版本的社会，对于国家超越性的政治认同，实际上依靠的是在市民社会当中蓬勃发展的公民宗教。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特征的宗教精神，反过来成为人们理解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超越性和普遍性的重要支撑。

三、现代国家的衰落与市民社会批判的确立

1.现代国家的衰落。在 《论犹太人问题》 上篇，人权领域最重要的几个方面被马克思明确地界定为是市民社会当中人的私有财产权利——自由意味着人和人相互分离，每个人对自己财产具有绝对处置权；平等意味着这样的一种财产权是抽象平等的；安全意味着国家对于财产权的保障，而财产权也被理解为自由权利的最真实的体现。因此，声称以人权为目的的现代国家，实际上是以市民社会当中的人的私有财产关系为自己的真正诉求。在 《论犹太人问题》 的下篇，马克思首先指出，实践的犹太教成为市民社会的真精神。一方面，市民社会当中个体的生存状况是自私自利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又必须进入社会劳动分工体系，用以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基本资源。“这样的一种市民社会的发展，需要现代国家为前提，因为现代国家必须确立市民社会当中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具备在私有财产制度下，与其他人发生的自由商品交换关系的权利”[4]。但是，以现代国家为前提的市民社会，必将导致在市民社会当中的所有个体都陷入实践版本的犹太教，这将导致曾经支撑着现代国家的宗教精神不断衰落，实践的犹太教成为市民社会的真精神。其次强调，今天的犹太教一定战胜基督教。这不是指历史上信仰耶和华的一神教将战胜完成新教改革之后有着理性精神的基督教，而是曾经超越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现代国家，将逐渐跌落为内在于市民社会的一个环节。再度证明了政治解放不仅是有限的，而且也无法守住自己完成的解放。

2.解决国家和市民社会问题的新道路。在 《论犹太人问题》 的下篇结尾处，马克思论述的重心在于社会解放，让市民社会摆脱以货币为表达形态的外部力量的掌控，使市民社会真正成为人的社会。“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发展趋势是现代国家注定衰落，市民社会成为人们唯一栖身的领域，并且身处其中的人们陷入新的版本的异化，被外部普遍的力量所掌控”[5]，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在市民社会领域之内进行结构性变革，同时取消在市民社会当中让人们陷入这种状况的前提条件——即取消私有财产制度。取消导致这种存在境况的私有财产制度，是马克思所讲的超越了政治解放的人的解放的现实内涵。自此，马克思的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领域就发生了明确转移，他批判的核心领域不再是国家，而是市民社会，他所揭示的这条解决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对立的道路，变成是对市民社会领域的彻底变革。

《论犹太人问题》 的当代指导意义在于：一是通过 《论犹太人问题》 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当中更重视国家,马克思却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当中更重视社会,这不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简单分野,而是他们对于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结构性关系的不同断定。二是自2019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西方治理体制系统性、多层次失能失灵，西方民主政治显得空前虚弱，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 《论犹太人问题》 对资本主义国家原则性批判的再度确证。因此，从 《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对国家和市民社会批判的逻辑理路出发，重新理解现代西方政治的治理困境，是我们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