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佳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界定

马克斯·韦伯是在研究社会行为的框架下界定理性的，将其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链’和‘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56也就是说，对工具的功用性和最优结果的追求是合乎工具理性的，它无关乎这种行为选择的伦理的、美学的等方面的意义。韦伯在后来对经济行为的分析上也把这种理性称为形式理性，强调用数字计算等理性的计算手段来量化和预测人们为追求某一目标所选择的工具的有效性以及所能达到的最佳期望值。总的来说，它所具有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有用性和功利性等特性，与近代以来重自然科学和科技运用，轻道德哲学的思维方式是相契合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功利价值和技术手段的建设效用被凸显出来并受到重视。科技的发明与应用使西方社会迅速发展起来，人们对新的工具与技术所具有的理性力量更加坚信不疑。这种力量愈发强大，理性的工具化倾向就愈发的深入。工具特别是科学技术与理性相结合，工具理性化和理性工具化成为必然。这种工具是理性的表征，而这种被表征的理性就是工具理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技术理性是同一的。

对于价值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它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做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56价值理性与结果无关，它强调的是人对自己的“戒律”和“要求”，涉及美的、宗教的、人的义务与尊严。韦伯在后来对经济行为的分析上也把这种理性称为实质理性。正是从韦伯的这一概念出发，许多学者产生了对价值理性的不同理解，有学者把价值理性等同为人文精神；也有学者把价值理性理解为非理性，或是把其看作是康德善良意志的具体体现。虽然各自理解上有所不同，但都含有一个共同指向，即价值理性是关乎人的价值与尊严，思考人的生存意义的理性，这种价值理性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最终的目标指向人类解放。

较之于价值理性，韦伯更加倾向和注重工具理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工具理性的运用。但韦伯并不否定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在他看来，行为符合工具理性即是在目的与途径、目的与结果之间做合理的权衡，但行为符合价值理性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即在有竞争性与冲突性的目的和结果之中做出最终的决定。从这一点出发，认为工具理性带有“原罪”，单纯将造成现代危机的罪名强加给工具理性并将其推向审判席的做法，无异于那些贩卖武器的国家将挑起战争的罪过强加于对战争不施与援手的其他国家的做法，实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论断。工具理性的扩张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但就此拒斥工具理性确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毕竟最终起决定和规约作用的是价值理性。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弄清所要反思和批判的对象是谁，以及反思和批判的内容又是什么。人们把现代性的问题归结为工具理性的扩张僭越了价值理性，导致价值理性的退场。这是否意味着价值理性如果在场工具理性就不会扩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是否又意味我们把价值理性给神圣化了呢？恢复这种神圣化了的价值理性我们又会走向哪里呢？工具理性因自身固有的特性有其不可克服的负面影响，但正如韦伯认为的对于克服这种影响并起决定作用的是价值理性，它对工具理性的规约作用的失效在于价值理性与现代社会发展状况不相适应而呈现出的落后性或超越性。所以价值理性并未退场，反而以一种落后于或超越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状态对工具理性发挥着作用而一直在场。因此，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问题我们不能囿于孰是孰非的问题上面，而是要找到导致二者分裂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二、实践哲学传统的分裂导致理性的分裂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区分了受理性原则支配的两种社会行为，即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前者是受工具理性的支配，而后者是受价值理性的支配。事实上，对人的行为和理性做如此划分是可以在实践哲学传统内部找到其理论根源的。如果说在理性身上画上分割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哲学，那么将其彻底割裂开的“主刀人”便是培根的技术实践哲学。

（一） 亚里士多德制作与实践的划分

对构成了人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的实践的哲学反思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首次将实践的概念用于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思考，并将其作为一种哲学的范畴。在亚氏以前实践是未被反思的常识性的概念，理性也处于统一的状态。但是，自亚氏将实践区分为人类的两种行为“实践”与“制作”，这一实践二元论思想割裂了实践的统一性进而割裂了理性的统一性，导致理性的分裂，并将其区分为“明智”与“理智”。可以说这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萌芽，我们将分别从人的实践和制作这两种行为所指涉的领域和依据理性的不同这两方面，在亚氏的实践哲学中寻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源头。

1.依据两种行为所指涉的领域寻求其根源。亚里士多德将人的行为分为两种：“实践”和“制作”。实践是实现德行的一种道德活动，重在于“行”，而制作是依据自然原理的一种生产活动，重在于“知”。实践追求自身的完满，自身的善，这便是德行。这种德行以公平、正义作为最高的原则。实践以追求人的德行，追求人的好的生活和幸福为目的。所以这种行为特别强调“行”，强调德行的实现。实践活动是对人的品质，对人的自我实现的关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蕴含着韦伯关于合乎价值理性的萌芽。按照韦伯的观点，这种行为是人们对义务、尊严等的服从，并且始终坚持认为必须要这样做。这种行为要求行为者对自己的行为提出“戒律”和“要求”，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合乎价值理性，通过对人的行为提出伦理的和道德的要求来实现自身品质的良善，追求人的完满性。制作也是追求善的活动，但这是一种具体的善，是对产品的善的追求。制作是依据自然知识、原理，依据技术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它的目的在于生产出人们生活所需要的产品，因而，对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对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作又是韦伯合乎工具理性的行为的萌芽。韦伯强调对数学等自然科学范畴的运用，以它们所具有的量化和预测的特性来检验工具或手段的有用性。通过对工具的使用来服务和满足人的需要。从上述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实践的活动和合乎价值理性的互动指涉的是人的事务领域，而制作活动和合乎工具理性的活动指涉的是物的生产的领域。因而在所指涉的领域上，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制作分别蕴含着合乎价值理性的和合乎工具理性的行为的萌芽。

2.在以两种行为依据的理性上寻求其根源。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和制作受两种不同理性的指导，即“明智”与“理智”。明智是对自身善及其有益之事的筹划，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罗格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2]也就是说明智是关乎善的，是对使人公正、善良、友爱的事情的筹划，是引导人走向自律的、完满人格的一种理性。明智支配下的实践活动是不同于技艺的一种道德活动。相对的，价值理性是对工具理性所计算好的结果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衡量和抉择。这种衡量与抉择是与人的需要和价值相一致的，换句话说，不管结果是否符合工具理性的要求，但一定是要符合人，利于实现人的需要和价值。这种理性支配下的活动亦是关乎人的道德的活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明智蕴含着价值理性的因素，是价值理性的原初形态。与此不同，支配制作的是理智。理智是“科学和技艺的理性”“是一种技艺性的思考，因为一切技艺都和生成有关，而制作就是去思辨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怎样生成。”[3]9技艺追求的不是活动过程及其意义，而是追求活动的成果与效果，具有一定功利主义的色彩。而工具理性追求的是工具和手段的效用性和功利性。因而可以说理智包含工具理性的因素，是工具理性的原初形态。所以在行为所依据的理性上，亚里士多德对明智和理智的划分又蕴含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最初形态。

（二） 培根对实践的技术化转向

实践哲学的另一传统是由培根所创建的技术实践论传统，他一改科学和理论的内涵，并将技术、效用、功利等引入实践之中，理论变成了工具，而实践成了科学的应用。他反对道德哲学，认为其只是富于争辩而近于无用的，自然哲学的价值远大于道德哲学。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论孕育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萌芽，那么培根的技术实践论则使这一萌芽经受了畸形发展，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彻底分离。

1.实践的技术化凸显了工具理性的地位。培根依据活动途径和对自然的控制强度区分了两种实践，即“在物理学之下有机械学；在形而上学之下有我所谓之幻术。”[4]127机械学是培根所推崇的实践，而幻术是他加以贬低的。他认为机械学通过变化一些实验能够产生出新的东西，而从事幻术的人即使能做出极少发现，这些发现也是肤浅和骗人的，因而“应当宣告它毫无价值”。[4]55培根更是把前者看作是蕴含生命的、处于繁荣和生长、时时进步的活动，而后者是断了根的、濒临死亡的活动。所以在培根这里，只有机械学这一活动是有用和有价值的，它强调了科学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培根认为，人要突破能力的有限性获得更好的结果就要借助工具的使用，科学和技术是人从事机械力事物方面的有用工具，而归纳法是人从事智力方面最有效的工具。从这一划分出发，科学变成了一种技术原理，实践也失去了“幻术”的一面而泛化成为技术性的活动。这一行为就导致工具理性从理性的分裂中凸显出来而备受推崇，相反对“幻术”的贬低就导致价值理性的失语而被束之高阁。

2.对自然哲学的肯定和对道德哲学的排斥使理性彻底分裂。培根认为，人们深受古希腊理性即思辨理性的影响将关注的重心都放在了对道德哲学的研究上，使人心远离了自然哲学。在这种理性的支配下，人们善于争辩和争论，但在培根看来这是近于无用的，这种理性也是他所排斥的。培根指出：“人类理性……经由一个正当的和有方法的过程而从事实抽出的理论，我名之为对自然的解释”。[4]15这里的方法主要强调对工具的使用，即科学和归纳法的应用，因而这种自然的解释是对科学的进步有益的，而经由这种方法的理性是带有工具观点的。培根不仅反对思辨的理性也极力反对传统的道德哲学，认为它是一种古老的、权威的、教条的、阻碍人的理解力拓展的无用的信仰。他认为对自然哲学的研究和对科学的应用是对人的理解力的解放，而理解力解放的后果或所达到的效用是人类地位的改善和人类对于自然的权利的扩大。培根将自然哲学发展的效用指向人类及人类理解力的解放，与其说是对人类所给予的关怀，倒不如说是他为了突出自然哲学的地位而借以扫除其他理论障碍的工具。由培根开始的对自然哲学和科学的重视，特别是经过实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理性发生了彻底的分裂并使工具理性逐渐与理性同一，价值理性被悬置。

（三）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根源

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哲学和培根的技术实践哲学的对立，导致了实践哲学自身的分裂。究其根源，这种对立与分裂在于实践概念的分裂。亚里士多德将制作排除在实践之外，把实践置于伦理和政治领域，这就导致实践失去它的现实层面的维度，从而成为一种无内容的形式。马克思把“实践沉入到社会的劳动基础层面”，[5]赋予实践以完整意义，使实践不再局限于伦理政治领域，也应用于物的生产领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原了实践作为终极性的善的统摄、终极关怀的总体性维度。从理论上，马克思用劳动概念使实践具有了总体性，统一了实践哲学，由此可以说也统一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但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中，理性的分裂依然存在，并且这种分裂趋向极端化即工具理性占据统治地位，甚至与理性直接同一。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显然已不能在实践哲学传统内部来寻求根源，只能在社会历史的现实层面去寻找，即从取代实践的劳动本身去寻找。

马克思统一实践哲学传统的基点，即劳动概念并不只是强调物质资料生产的单向维度，也蕴含着关乎人的生存意义的人类学维度。只是在社会历史现实中，自发性的分工导致了蕴含这种双重维度的劳动发生了异化，使劳动被局限于物质的生产与财富的创造这一经济学维度，消解了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超验之维，进而导致了理性的这种分裂。因而异化劳动是致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并走向极端化的现实根源。

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危机

亚里士多德和培根的实践哲学传统之争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并延续至今。这种争论源自实践概念的自身分裂，而这一分裂又可追溯到马克思劳动的异化，它不仅导致实践哲学自身的分裂，同时也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化，进而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

（一） “总体性”视野的消解

实践哲学两大传统之争以及所导致的理性自身的分裂是如何使总体性视野被消解的，总体性视野被消解掉的后果是什么，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制作和实践。并把制作与实践看做是对立不相容的两种活动，制作是目的外在于自身的，是一种技艺的活动，重在于知；而实践是目的在自身的，是一种指向善的活动，重在于行。这一区分和对立使技艺或科学技术排斥在实践之外，这就使实践指向的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无根的善而失去了它的普遍性和总体性。培根的技术实践论非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更是将制作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把实践概念泛化成人们的日常活动，这又将实践技术化从而把实践向善的指向排除在科学技术之外，消解了实践终极关怀的维度，也导致科学技术失去规范而自我膨胀即工具理性的张扬。而支配这种泛化和技术化实践的理智理性或工具理性得到人们的认同并加以推崇，支配向善、关乎人的价值活动的明智理性或价值理性因无用而被人们所忽略。这种对立使实践哲学失去普遍性，也使实践失去总体性，导致人的分裂，理性的分裂。

这种总体性视野的消解，一方面导致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同一。人们只把实践这种技术性的活动看作是日常生活的活动，而失去对其超验维度的思考与反思。这种思考方式占据人们的头脑，似乎工具理性就是理性的全部，而工具理性的发展以及发展的好就是对价值理性的实现，这就导致了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同一，理性的另一面即价值理性维度被消解。另一方面导致问题研究的角度单一化。总体性视野的消解使理论及其研究局限于一个固定的领域和范围内，其结果只能是片面的和狭义的。理性的片面性发展使理性的规范性失效，工具性膨胀，人也就成了单面性的工具人。近代哲学偏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人，使人及其所关注和思考的对象仅局限于物的领域，对人自身价值的思考仅局限于对物的占有的量。这种管中窥豹的思维只能把人看作是既成性的、有限的存在，而看不到人生成性和超越性的一面。

（二） 主体客体化、主体价值事实化

人是以自觉的实践活动来认识并改造自然与世界，从而确认自身的本质和存在。人是以肉体的形式存在的，为了生存就必须生产，在这一过程中他与自然呈现的是主客关系；而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又必须进行交往，与他人或群体呈现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从实践哲学的角度看，无论是生产物质资料的活动还是交往的社会性活动，都是为实现人这一主体的需要和价值、目的在自身的活动。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作为这样一个主体走向客体化，人的价值又怎么会事实化，以及这一倾向所导致的后果是什么？是需要梳理清楚的。实践的技术化转向导致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这就“使它消解了自身主体性的问题，成为具有霸权倾向的所谓“事实性”问题。”[3]56工具是由人来操控的，但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效用和功利成为实践活动的目标，工具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主体，而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也被交往所需的中介所奴役。目的变成功利性的手段，人从主体变成客体，工具理性变成占有性主体。

在这一过程中，也涵盖了主体价值的事实化倾向。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下，人们倾向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用认识物的方式来认识人，因而只看到人作为主体服从必然性的一面，没有看到人的超越性的维度，使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价值被局限于对物的生产以及对财富的创造，而对自身意义的追求和实现、对获得人类解放的价值被遮蔽了，价值理性的批判性和规范性维度被消解。换句话说，主体的工具性的价值涵盖了规范性的价值，从而导致主体价值的事实化倾向。这一结果就导致了人的单向度生存、人的异化。人的实践活动失去价值理性的规约，工具理性横行，使人成为仅仅是生存于物质领域的、失去反思能力的、客体化了的单向度的人。人被物欲所操控，成为金钱的奴隶，从而导致人的异化。

四、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途径

（一） 在理想与现实两个维度上践行共产主义

劳动的异化导致理性的分裂，因而整合理性就必须要克服异化劳动。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付之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6]185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共产主义与乌托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6]539，这种共产主义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作为理想目标，它是对人类实践的筹划。作为现实运动，它就寓于人类当下的实践之中。国家的兴衰，社会的演变，政体的更迭……无不是人类的实践使之如此，而每一次的兴衰、演变与更迭又无不是向着共产主义的趋近。总之，只有基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从现实和理想两个维度来理解和践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才能发现它作为最高理想和目标所具有的批判性以及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所具有的革命性之于克服劳动异化的可能性。

（二） 对现代性进行双重批判

马克思从劳动概念入手，对现代性进行了双重批判，“这一批判深入到资本的本质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中。”[7]46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表现为商品的形式，而资本的积累就是商品的积累，积累起来的资本就表现为社会财富，由此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看作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而马克思基于劳动概念对资本进行批判，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就在于吸取剩余价值而获得增值，这是资本之存在的方式。它是对人的无终止的剥削，获得的增值量越大，对人的剥削就越严重，人就越不成为人。所以以资本原则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如此富足的秘密，就在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这种创造财富的劳动乃是异化劳动。另一方面，现代形而上学乃是对现代社会的谋划，是资本统治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它的本质就是异化劳动。所以异化劳动不只是存在于资本中的具象的劳动，也是存在于观念中的抽象劳动。因而对现代性的批判只是对资本的批判是不够的，也要同它的意识形态一起批判。只有从这两个维度进行批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异化的问题，才能达到“决定性的原则高度，唯独在这样的原则高度上”，[7]46异化劳动才能获得解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才能得到整合。

五、结语

理性的分裂所导致的现代性问题渗透于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各个领域，以此为生存基础的人也就不可避免的陷入生存与发展困境。人类生存于世的意义是什么，而最终又将走向何处？这不仅是现代以来哲学家们所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如何整合理性就成为现代性的核心问题。由此，建构完整意义的理性也就成为西方各哲学流派共同的渴求。而只有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为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指明了方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不仅展现了马克思劳动理论较之于其他理论所具有的优越性和超越性，更彰显了这一劳动理论对人类的实践、自由与解放进行筹划的当代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