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贵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不仅使各领域长期累积的重大风险集中显露，风险要素间的耦合交织、相互作用也日益明显，风险议题成为关乎党政兴衰的时代课题。有效的风险防控，既需要整体统筹，也无法离开相关领域和环节的协同，必定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系统理论就防范化解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论断，强调“防范系统性风险”[1]“构建大安全格局”[2]，成为新时代风险治理的指针和原则。从系统性视域探微，为全面理解习近平风险治理思想提供新的视角和解读框架，对于增进风险治理的整体性和实效性意义重大。

一、系统认识：把握新时代风险的整体性、结构性和动态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所面临的风险较之以往更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各领域风险演绎形成复杂的系统。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洞见，这一风险系统在本体上统一于风险物质，被赋予真实且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实在意义，具有无法彻底消除的客观性。

面对客观存在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树立整体性思维，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从而将风险认知拓展至国家安全大局乃至“伟大事业”的全局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金融风险时反复警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避免由系统性风险带来整体性坍塌，造成难以挽回的颠覆性灾难。在他看来，从整体中审视风险要素，在具体风险的防控中保障总体安全，才能摸清风险发生演变的规律，维护稳定的大局。当然，风险系统与风险要素二者为辩证的统一。国家安全风险作为系统，其子系统是各领域重大风险事件，其母系统是影响“伟大事业”全局的风险。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安全观，即要求做好整体统筹，避免潜在的风险酿成重大风险事故，某领域风险事故危及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危机迟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风险要素之间的联系赖于一定的结构，结构使系统得以彰显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善于从风险系统的结构中把握风险事态，认为各种矛盾风险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3]222。由于彼此关联的风险要素众多，要素及其之间的联系犹如若干的结点和连线，形成折叠、缠绕的复杂网络结构，风险变量之间的关系呈现非线性，风险事件的出现极不确定。新冠病毒溯源至今仍是无定论的科学问题，疫情本身的不确定加之人为因素的建构，使疫情防控变得更加复杂，反弹时有发生。正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疫情防控必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完善常态化防控机制，坚决防止疫情新燃点，绝不能前功尽弃”[4]165。

风险从虚拟走向现实，并在变动不居中传播、扩散，“动”是风险的常态。风险的动态变化，使风险事态在时间上和空间中各不相同，无限多的具体事态在时空中彼此连接、环环相扣，演绎着风险的发展变化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洞察，风险一旦得不到有效控制，“就会使小的矛盾风险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局部的矛盾风险发展成为系统的矛盾风险，……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3]222。此种嬗变，既有风险特质的内因，也有环境形势的外因。从内部看，由于风险要素间的非线性关系，初始量极其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引发巨大的后果，犹如洛伦兹所描述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可能在大洋彼岸引发一场飓风；从外部看，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都可能成为风险放大的助推器，新冠疫情演化成全球性瘟疫，与狭隘的短视主义、民族主义破坏抗疫合作不无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处变不惊，以变应变。

二、系统方法：掌握科学应对新时代风险的“斗争艺术”

风险治理策略承袭着风险的认识路向，开拓指导实践的方法原则，决定风险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风险态势越是急难险重，越需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5]227。

（一） 强化风险整体治理的顶层设计

如同风险演绎成为系统，风险治理必定是一项关涉众多领域且影响全局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初始的制度设计、流程安排中树立整体观，着眼于系统统筹，最大程度发挥风险治理的系统功能。但事实上，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分利秩序等，一定程度造成风险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技术、治理责任的碎片化，使风险防控因缺少必要的统筹而困难重重。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在论及改革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有一个施工图，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等做出统筹设计，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6]对于融入改革全过程、全环节、全领域的风险治理，也应当在顶层设计中进行治理要素的协调和整合，破除治理的碎片化和片面化。

（二） 增进风险治理主体的协同配合

马克思曾断言：“通过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7]风险治理主体作为治理系统的关键要素，其相互之间的协同方式和协作程度，深刻影响着风险治理效果。然而，以往政府主导的风险管理模式缺少多元参与，“不负责任”和“脱域”现象导致风险管控的政府失灵；与此同时，在非线性的现代风险面前，风险决策的专家模式也受到冲击。在此形势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成为必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治理工作要坚持多方参与、合作共享、风险共担，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在风险治理共同体中，党委举旗定向，政府负管理、组织和协调之责，社会组织通过社会支持、资源募集等弥补政府失灵，企业以庞大的物力、财力和信息整合力实现优势互补，人民群众汇聚力量源泉，各主体各尽所能、通力合作，从而构筑起国家安全的坚实堡垒。

（三） 实现风险动态治理的重点突破

动态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风险治理思想的重要方法。风险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在不同时间阶段或空间范围，风险的呈现形式、强弱变化、发展态势是不同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契机、投入、效果也是不同的，因此，风险治理要寓于风险的时空变化中。这一变化，使风险治理在时间延展性和空间广延性中开拓出两条进路，前者表现为由不同治理环节、流程、阶段前后衔接的治理链条，后者表现为由不同治理领域、对象、方式组合建构的治理结构。但无论从时间历程还是空间范围看，风险治理都需要在统筹兼顾中重点突破。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聚焦重点，抓纲带目”[5]217。所谓“重点”，一是风险事实新旧状态的分岔点，二是左右风险事态走向的牵引点，三是风险时空变化中的关键薄弱点。当然，风险治理的“重点”是变化的、相对的，需要“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策略”。

（四） 协调风险治理过程的利益冲突

风险的时空扩散，带来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冲突，而冲突一旦得不到调和，又成为新的风险源，为风险治理带来极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各种矛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棘手问题，而“其中大量问题是由利益问题引发的”[4]84。复杂的利益冲突，使原本仅限于当前、局部、个人的风险，波及到未来、整体、他人，危害深远。因此，从某种程度说，“风险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分配和平衡各种风险利益。”[8]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在全球风险社会的今天，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风险治理既要“把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又必须从长远利益出发考量当前利益，从整体利益出发谋求局部利益，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正当利益，找寻人类共存共荣之道。

三、系统施治：构建新时代风险治理“四维”行动框架

以风险治理的策略方法为指导，新时代风险治理的实践观着眼于大安全格局、多主体协同、全环节管控和全球性合作，从系统性视域开拓出四维治理框架。

（一） 构建大安全格局的“人本——安全——发展”框架

重大风险事件不仅仅是安全问题，还是关涉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问题，最终指向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大安全”摒弃仅把国家安全与国土安全、反间谍工作等相联系的简单化认识，它既内蕴了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的总体性安全，也外延至与安全工作休戚相关的社会系统。此理念下，风险治理开拓出由人本、安全、发展相互牵引的治理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人本”是“一体”，人民安全是大安全格局的元价值，风险治理的价值旨归指向人民利益；“安全”和“发展”是“两翼”，风险治理以安全为追求，以发展为保障，安全与发展也辩证统一、相互影响。由此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安全格局下的风险治理，不仅仅囿于风险防控本身，而是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全局中谋篇，形成以维护人民利益为要旨，以获得总体性国家安全为目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和保障的治理体系。

（二） 构建多主体协同的“法治——技治——民治”框架

不同风险治理主体间的密切协同，是实现风险整体性治理的关键。在由党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组成的多元治理格局中，不同治理单元参与风险治理的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的。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党委和政府在风险防控中的政治责任。党政干部在风险治理中不仅是领导和统筹，还是风险防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制定者。法律化、制度化产生的刚性约束力，本身是对抗风险的重要手段。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作为重要参与方，不仅为风险防控提供人力、财力、物力支撑，还凭借庞大的科研队伍、专家智囊和前沿技术，面向急难险重问题精准科研攻关，提供“技治”保障。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是风险治理的主体力量，“民治”是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力量源泉。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下，风险治理建构起法治、技治、民治“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

（三） 构建全环节管控的“预防——化解——善后”框架

风险治理不仅需要在统一中把握整体性，还要在差异中区分彼此关联的治理环节，针对不同环节的特征有的放矢。在由风险预防、化解、善后等各环节衔接的治理链条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周期管理”。在风险演变为事态之前，既要“真抓实备，常备不懈”，建立完善的应急预备体系，还要主动捕捉风险信息，研判险级和险源，及时预警报告，“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当风险无可避免发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5]223风险的有效化解，并不意味着风险治理的终结。风险善后通过及时地心理疏导、补充改进等，能够减轻并逐步消除险情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9]。

（四） 构建全球性合作的“共商——共建——共享”框架

全球化进程引发的风险全球化，是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贝克指出：“全球风险处境下的痛苦遭遇会客观地趋于一致”“一旦危险因素开始增长并进入人们的视野，各种利益和差异也就烟消云散了”[10]。在全球风险笼罩下，共同的焦虑取代共同的需求，不同种族、政党和阶级达成对人类整体利益的共识，走向合作应对危机的旅程。面对各国“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困惑，习近平总书记给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是共同体成员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协调利益冲突、管控矛盾分歧，从而取得风险决策的共识。“共建”的核心是合作参与。在现代风险的“回旋镖效应”下，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各国唯有建立价值共识和公正的规则，通力合作，才能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共享”是风险利益和发展机会的共同享有，它既建立在共商、共建基础之上，又是促进共建的动力，吸引共商的保障，指向所有共同体成员的共赢。

总之，系统性是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风险治理思想的重要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风险治理的系统性彰显，使风险应对走向整体性认识、全局性谋划和战略性推进的“善治”。它以风险认识的系统观念为基础，从全局审思风险，透视风险的复杂，把握风险的嬗变；以科学应对新时代风险的系统方法为指引，强化顶层设计，注重力量整合，把握重点环节，协调利益冲突。在此基础上，确立大安全格局、多主体协同、全环节管控和全球性合作的战略路径，从而增进风险治理的系统性和实效性，为打赢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