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民

冬天的马炜，左手上戴一只腕表，只有在他伸手高攀一根干透了的枯枝，或者陷在沙发里半转身够背后矮柜上的茶杯时，才能发现。平时，它被军绿色帆布工装服袖口和黑皮手套沿口遮掩。这只腕表不是名牌，更像是一只躲藏在母亲腹部没有名字的小袋鼠，我们只知道它是一只表而已。如果仔细地看上两眼，会觉得它比印象中更老土，无法和劳力士积家百达翡丽等名贵攀上血统，倒是和八十年代的上海牌极为相似，体现的不是一種男性的时尚魅力，而是饥饿时期绝望中苏醒的民众对饱食的追求。但是这腕表在马炜手上，当他用左手递过来一根烟时，腕表在昏黄的壁炉火边辉映出不容侵犯的倔强的光亮，并展示出令人神往的年代感，顿生敬畏之心。

他有好几双皮手套，但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咖啡色。在任何场合，马炜的手套都不会离开他的身体，哪怕是需要裸手翻稿纸的时候。他会把手套斜插在上衣左边的斜口袋里，呈合十状叠着，手套的手指整齐地露在外面。我一直担心会掉落下来，但是始终没有。他下身穿一条有很多口袋的厚料子裤，长年配靴子，像个街机发烧友，或者不务正业的摄影师，虽然他跟这两样都不搭边。十年前他更喜欢穿牛仔裤，裤脚口要卷上一圈，露出灰白的内衬，当他背上背包登山时，会把这一圈裤脚翻下来，盖住脚踝和鞋帮的一半，他说这样是为了防止毒蛇咬。他夏天戴帆布帽，但是冬天不戴，所以我能发现以前浓密略显卷曲的头发在渐渐稀少。几年前，他把头发剪短了，弥补了这点不足，看上去似乎比十年前更精神。

他一直固执地藏着一块手帕，很偶尔，等到最后一口饭咽下去，他惬意地将漱口水吐进碗里时，会从裤袋里取出折叠整齐的灰色的手帕，打开一层擦一下嘴，然后重新折好藏回去。他的手帕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简直算是灵光一现。在大聚集的宴会场所，当他一声不吭地拿出手帕，展开成灰鸽的两只翅膀，在众目睽睽之下捂住鼻子，清脆一擤，那是如何地通达，且优雅，特别是同时还露出半块腕表的时候。

我有十年左右，几乎和马炜没有联系。这么久没联系马炜，现在试着写他时，发现记忆变得很模糊。也许年纪有点大了，记性远不如从前。这几天，在书柜里翻找老东西，逐渐有点回忆，马炜和这些老东西有关。就像我老家门口那条河，砌了石坎，水下面的部分，住了好多黄鳝，你用手探下去找是找不到的，但是用蚯蚓一诱，一个个滑溜溜的头就会伸出来，时不时吐个泡。记忆就如此，你要凭借一样东西，才会清晰出现。当然，他写过的那些小说，倒是印象深刻。但是通过他的小说来写一个人，似乎是一个不真诚的方式。我和他的交情远甚于此。

很多年没联系马炜，也就是说，我很多年没写文章了，不知道怎么写一个熟悉的人，这才是我目前的困惑所在。

马炜有个老婆，有个女儿，有个父亲。他的亲人中，这三位我见过。他老婆很贤惠，说话声音很轻。我的名字土，叫唤起来不好听，但是在他老婆的嵊州腔口语中，听起来很顺耳，几乎是一种柔美，但做菜一般。他女儿，那时候很小，读初中吧，不黏他，没和我说过话。他的父亲，唯一的一次见面就在殡仪馆，从马炜的经历中得闻，对他的孩童时代影响很大，那时，父子俩都住在东北，营口。

所以，在写作人的圈子里，他一直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在南方，在嵊州星期八民宿那样的聚会场合里，大家对着某个小说聊痞了的时候，他就会用这种普通话口音（我也说普通话，但是北方人听不懂）镇场一下，把我们的话题拉回到严肃的渠道上来。以前，绍兴作协换届大会上，马炜作总结发言，语音低沉有爆发力，舌头在口腔里卷动，像一个混凝土搅拌机，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旋转着的烧熟的松子，清香，纯正，非常东北，我感觉这会议开出了中国作协换届的味道。

和马炜第一次结识，是十六年前杭州的一个青创会上，大家住在之江饭店。从那时起，我对这样的会有点了解。有点像运动会，我和他同是“绍兴代表团”的，一共六人，他鉴于历年来成绩突出，担任团长，剩下五个团员，三个是小说运动员，一个是诗歌运动员，还有一个不知道了。三天的会开好，我和他，还有斯继东，有了交往，以小说的名义吃喝玩乐，一晃十多年。

哦，记起来了，还有一个是海飞，喜欢仰起头眯着眼说话，这样看上去，他的厚眼镜片上总是白茫茫一片。

因为工作的变更，马炜换过好几处办公室，嵊州有两处我去过。最早的是老文联办公室，墙上挂着当地老书法家的题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估计是墙里经常渗水，所以“无产者”的木匾起了霉灰，宣纸上也布满了淡黄色的污斑，不过并不影响字底下坐着的他见到我时欢快的心情。第二年搬到老竹编厂的顶楼上，办公室变得很大，几乎是先前的四倍，四周是光秃秃的白墙，没有悬挂一幅字画，那幅“无产者”被他抛弃了。其实他也不喜欢书画，觉得墙光着更使人惬意。后来他去绍兴工作，又更换过三处办公室，其中有一处是在圆洞门里，办公室是新装修的，桌子窗子和地板都擦得锃亮，办公室的墙上，“无产者”回归了，但是书写者换过了，对面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同样尺寸的花鸟，这样显得办公室顿时华丽了不少。我不喜欢这样的办公室，更不喜欢在这么好装修的办公室里挂“无产者”。圆洞门时，我放弃了写作，所以他后来的办公室我没有去过了，据说在机关大院里，进出不像先前那样自由了。

我们几个人，由于都写小说，所以经常聚在一起，聊一下谁谁写的新作，顺便搓一顿，到后来，加入了登山露营的活动，这样就坚持了这么多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只聊小说不做其他，就等于几个人在没菜的情况下干喝白酒，最终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现在有了饭局、露营，还有其他能说不能说的共同经历，佐料很多，这酒就喝得欢畅了。到现在，我们之间，不单是文友，更是弟兄了。最近的一次聚会，小说聊尽，离别前的胡扯中，我说了些感叹命运的话，马炜说：“还有我们几个在呢，怕什么。”让我感受到“组织的温暖”，这种感觉，久违了。其实，这种超乎小说的温情，多年来一直存在，只不过我游离这么多年，有些淡忘了。

马炜是我们几个人中的领头羊，是“2830”第一代教父，他每一个办公室都是我们曾经活动的地方，他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我非常依赖他，受到不少来自于他关于写作的启发，并且因此做过好几年文学的梦，尽管最终毫无成绩惨淡收场，但是这份感激一直在，这份收获一直在，我种的茄子上面开出了牡丹花。

老实说，马炜是个捉摸不透的人，他有一种天生的神秘感，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秒在想什么，这种感觉真好。他是一个不用了解就很好相处的人。也许他内心也建有一种秩序，守着一份理想，但是我们无法具体获知，只有在聊天时能发现一些他的小说观的端倪，也许这样的发现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系统地说起过自己的写作观点，他更加乐于在别人的观点上谈自己的感受，或者直接反驳。他虽然说起曾经年少轻狂过，但是我接触的十来年里，他总是沉着如一瓶惰性气体，稳重如一块长满苔藓的花岗岩石，哪怕是在野外的篝火边上，他也总是默默地翻动着将灭的木头，眼睛直愣愣盯着火焰发呆。他有时更愿意扮演一个聆听者。最近的一次讨论会上，我发现他比先前的说话又少了很多，难道他现在想把“全世界无话者”都“联合起来”？难道他最近热衷于忌言？不知道欵。

马炜有个山头，在嵊州的郊区，有两间空荡荡的工具房，他想在其中的一个房子里安个壁炉，我在那里看到过满天繁星。我不知道这个山头的名字，只知道以前大家一起去过的一个山头叫“狗哭岭”。我们内心都有个“占山为王”的美梦，大家找一个高出城市许多的高地，然后搭建一些房子，周边杳无人烟，却交通便利。我们有个不写作的朋友，嵊州人民医院的刘大。我们聚集山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他叫上来使唤他，叫他收集柴禾，叫他除草，叫他在山崖边上立个围栏，叫他烧水，而我们，各自坐在自己认为最舒适的地方，监督他忙活。

（责任编辑：李璐）5210B99C-E6B6-4DD2-850A-4DF5AF08D7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