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云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唐圭璋是现当代著名的词学大师，对于词学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贡献巨大，先后编纂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等大型词学文献。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比如谢桃坊《中国词学史》、施议对《民国四大词人》、王兆鹏《论唐圭璋师的词学研究》、曾大兴《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等都有涉及，但是关于唐圭璋对传统词学批评方法的继承与发扬，过去相关的研究涉及不多，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在我看来，唐圭璋能在现代词学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对传统词学批评方法的继承与发扬密切相关，这种继承与发扬具体表现在词人传记、词林纪事、选本批评、作品笺释等方面(1)唐圭璋于20世纪40年代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有《梦桐室词话》的系列论词札记，但内容上偏于考证，不是词学批评。2010年其弟子朱崇才曾辑有四卷本《梦桐室词话》，包括有旨法、知人、品藻、辨证等，已完全超出了唐圭璋原本《梦桐室词话》之范围。从词学批评角度而言，原本《梦桐室词话》似不必讨论。，他的词学批评方法对于现当代词学研究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传记批评：词人小传与评传

所谓传记批评，是指对词人生卒、行迹、仕履、著述等的考辨、批评与研究，这些内容既关乎文本的理解和意义的阐释，也是从事词史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一般说来，它在外在形态上包括词人小传的撰制、词人评传的书写及词人年表或年谱的编订等。

自南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好词》《中兴以来绝妙好词》问世以来，历朝历代编纂的词选大多在正文列有“小传”或卷首卷末标明“氏籍”。但在明清时期出现的各类选本之姓氏或小传大多比较简略，且错讹甚多，或是里爵与人不相称，或是著述与人不相符。从朱彝尊《词综》开始，对于词人传记的体例与撰写提出严格的要求，即先书字号，再标氏籍，后著仕履，最后为著述，有的还有词评，这一体式或为《历代诗余》所发扬，或为列朝《词综》所沿袭，成为清代撰写词人小传之通例。时至民国，撰写词人小传不但成为选本编纂之通则，而且被有的学者独立出来，勒为专书，有《两宋词人小传》(季灏)、《历代两浙词人小传》(周庆云)等，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更把考辨历代词人小传发展为一种专门之学。

正因为唐圭璋对两宋词人生平做过仔细考辨，结论可信，所以，后出之各类选本、辞书、文学史大都吸收采用了《全宋词》关于词人小传的考辨成果。但是，唐圭璋对于词人生平的考辨与小传的书写，不仅体现在《全宋词》《全金元词》这样大型的词学文献，也体现在由他主持编选的各种选本，如《唐宋词选注》《历代爱国词选》《唐宋词鉴赏辞典》等，这些小传对于巩固已有研究成果，并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唐宋文学知识起到了推广作用。

如果说词人小传体现了唐圭璋扎实的考证功夫，那么词人评传则表征着他敏锐的感知和批评的慎谨。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就有一股浓厚的为词人撰写传记或评传的风气，如况周颐《王鹏运传》、陈铨《清代第一词家纳兰性德之略传及其著作》、胡云翼《李清照评传》《词人辛弃疾》《北宋四大词人评传》、胡适《朱敦儒小传》、滕固《纳兰容若》等，像唐圭璋词友赵尊岳有《朱祖谋》《沈曾植》《况周颐外传》，龙榆生有《周清真评传》《清季四大词人》，唐圭璋于词人评传亦是用力甚勤，撰有《李后主评传》《柳永传》《范仲淹》《秦观》《民族英雄陈龙川》《南宋词侠刘龙洲》《姜白石评传》《纳兰性德评传》《蒋鹿潭评传》等。此外，唐圭璋还撰写有《辛弃疾》的传记读物，在《南唐二主词汇笺》卷首有《南唐二主年表》。他曾在《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中谈到“词人传记”是包括小传、年表、年谱等内容的。

通观唐圭璋先生撰写的词人评传，除了继续进行词人生平行迹的考证外，最重要的内容是分析人物和评价词作。在分析人物这部分，比较关注传主的才华、性情和命运，比如谈李煜时就讲到他工音律，善书画，禀赋天才，在性情上是一个风流天子，文学造诣高而命运不佳，最后落得一个头足相就而死的结局。谈柳永时也讲到他有俊才，善为淫冶曲调，“为举子时，多游狭邪，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之为词，始行于世”(4)唐圭璋.柳永传[J].词学季刊，1936，3(4)。。但这一声誉让他连遭仁宗皇帝和宰相晏殊的鄙弃，一直沉沦于下僚。又如谈姜夔时着重讲他的性情和才华，说他人品高绝，耻于干谒，又说他好学、好客、好藏书，“其诗、文、词、书法、音律，无一不工”(5)唐圭璋.姜白石评传[J].新中华杂志，1943，1(6)。。再如谈到刘过时，讲到他的时代氛围，更讲到他的性情和命运，指出：“刘龙洲以布衣终老，身世最苦。生无养身之所，死无葬身之地，流落江湖，仅靠几个朋友资助。可是他志大心雄，学问也博。通经史百家，明古今治乱，……一讨论国事，便怒发冲冠……所作诗词，也是大声疾呼，血泪迸发的文字。只可惜他这样一代的人豪，后来就奄奄的困死了。”(6)唐圭璋.词侠刘龙洲[J].建国月刊，1935，12(1)。从这些内容，可见出唐圭璋在传记写作时，是继承了“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传统的，而且对于人物的分析能抓住人物的关键点来写，或是时代，或是性情，或是才华，或是交游等。在评价作品这部分，他主要是从创作风格和创作手法入手，分析不同词人所独有的创作特色。比如对李煜的评价，先引用历史上诸家之评说，而后谈到自己对于李煜在抒情和描写上独创性的理解。对于柳永的词则从题材与手法两个方面分析，说他的词在内容上反映都市繁荣、描写青楼生活、抒写羁旅行役，在表现手法上语言通俗、音节响亮、气魄雄伟、结构完整。谈姜夔着重讲他的创作内容，如纪游、送别、怀归、伤乱、感遇、咏物等。谈纳兰性德的词则主要从创作手法入手，讲他在咏物、写景、抒情等方面的特色。而谈蒋春霖的创作特色，除了比较常见的抒情手法的分析外，还注意到意境的分析。从唐圭璋对作品的评价看，他对于作品的分析主要从题材、手法、风格、意境等角度入手，充分地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

自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问世以来，正史中的文苑传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由一般作者撰写的作家传记，不但成为人们了解传主生平的重要史料，也成为人们从事文学批评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在近现代以传记的形式进行文学批评曾经广为流行，像李长之的司马迁、李白、杜甫批评即是这样的杰出代表，对于词学而言亦是如此，如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梁启超《辛稼轩先生年谱》也是近现代词学传记批评的典范之作，唐圭璋先生撰写的一系列词人评传正是对这一文学批评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二、词林纪事：《宋词纪事》的编纂及意义

“纪事”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发端较早，在唐代有孟棨《本事诗》，之后相继有《唐诗纪事》《宋诗纪事》《元诗纪事》《明诗纪事》《清诗纪事初编》等著述问世。“断代诗歌纪事实际上是对诗话资料的一种系统整理，这类著作以记述性内容为主，多言具体诗篇的创作本事, 包括:创作的动机目的、环境背景、具体过程以及原型情况等等,大都具体生动、信而有征。”(7)彭君华.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的特殊体式——纪事[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2)。这种纪事体式，表达上多为纪述型，内容上兼涉作家与作品，所纪之“事”必须是与作品相关联的，如果没有本事则无论作品质量如何不得载入。从文学批评角度而言，本事对于作品本义的理解有重要作用，对于理解作品之意义与作者之意图均有参考价值。

关于词的纪事，虽然在宋代笔记、诗话、词序中也偶有所载，但有意识并成规模的纪事性词话，当以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的出现为标志。不过，此书今不存，今人赵万里有辑录，从其内容和体例看应是仿孟棨《本事诗》而作，后来，类似专书有杨湜《古今词话》、毛奇龄《西河词话》、徐金九《南洲草堂词话》、杜文澜《憩园词话》、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等。在清代这一纪事体式又出现两种新的形态，一种是从历代笔记、诗话、词选中辑录各类纪事材料而成的，如徐釚《词苑丛谈》、叶申芗《本事词》、冯金伯《词苑萃编》等；另一种是针对以往有本事记载的作品辑录而成一部词选，如张宗木肃《词林纪事》(当代杨宝霖有《词林纪事补正》)，厉鹗笺释南宋《绝妙好词》时也辑录有相关本事。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词话型的“纪事”，还是词选型的“纪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作品与本事互不相离，也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强化对于作品意义的准确理解，诚如厉鹗在《绝妙好词笺序》中所云：“词中之本事，词外之佚事……俾读者展卷时，恍然如聆其笑语而共其游历也。”(8)厉鹗.绝妙好词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版，第1页。

但是，由清人编纂的词坛纪事之作存在的问题却也不少，像叶申芗《本事词》“既剪裁旧文，亦不注出处”，张宗木肃《词林纪事》“虽注出处，但不尽依原文”，“是皆不能无憾也”(9)唐圭璋.宋词纪事·自序[M].宋词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页。。在唐圭璋看来，张氏之书虽然排比分卷，最为整齐，优于叶氏之书，但也有三大失误。

任意增删原文，致失本来面目，一也。征引本事，不直取宋人载籍，而据明清人词书入录，二也。书名纪事，而书中辄漫录前人评语，或掇拾词题，以充篇幅，三也。

此外，还有不少细节上的失误，如所载之词与其本事不符，或史有记事却未能收录，等等。正因为这样，他发愿重编词林纪事，其所编之原则是以宋证宋，遵循史实，照录原文，绝不像明清时期那样随意剪裁，而且将收录范围从张氏的全史转向只录宋词纪事。唐圭璋这一严谨的治学作风，为其《宋词纪事》带来赞誉之声，如吴梅先生称其有三善，“征引诸籍，多宋贤撰著，明清纪载迻录殊鲜，一也；荟集原文，不加增损，一言一字，可以覆核，二也；补苴遗逸，多前人所未及，张皇幽渺，殚见洽闻，三也”，并进而发表感叹说，“寻绎此书，可悟作述之体矣”！(10)吴梅.宋词纪事·序[M].宋词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页。当然，这主要是从文献学角度讲的，如果从文学批评角度看，《宋词纪事》有两个方面价值，一是为部分作品的理解提供了可为征信的“本事”，二是进一步完善了“纪事”这一述学文体的表达方式，即以“事”为主，以“评”为辅，无事者概行弃去。

唐圭璋对于有些唐宋词的解读，也注意到对其本事的引用。如早年的论著中提到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时说，此为公守边时作，末句直道将军与三军之愁苦，大笔凝重而沉痛，故欧公称这首词为“穷塞主”之词，为实录也，显然是采用了魏泰《东轩笔录》中的本事。又谈到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写足了杭州的豪放美丽，也引用了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有关此词的本事，说词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甚至引起金人侵略的野心。在后来，他与潘君昭、曹济平合作的《唐宋词选注》中，更注意结合本事来解读词中意旨，如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就讲《避暑录话》记载了本词的写作过程和影响，“有助于我们对于苏轼贬谪生活和思想活动的了解”。又讲周邦彥《少年游》(并刀如水)之前，先引出张端义《贵耳集》有关此词的本事，认为“本词是记叙宋徽宗在妓女李师师家的故事”。还有分析无名氏《水调歌头》(平生太湖上)，也是直接引用曾敏行《猛醒杂志》有关此词的本事，指出：“这首词之所以受到统治者的注意和不满，是由于其中洋溢着慷慨悲歌的爱国豪情，这对当时急于跟敌人议和的统治者来说是一种强有力的鞭挞与讽刺。”(11)唐圭璋、潘君昭.唐宋词选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第663页。很显然，在唐圭璋看来，本事对于作品意义的理解是大有帮助的，甚至是至为关键的，不可轻视。

很显然，纪事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在词人传记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意义阐释途径。如果说传记批评是以“人”为中心展开对作品意义的阐释，那么纪事批评则是以“事”为中心展开对作品意义的阐释。以“人”为中心的传记批评，其意义的解释路径是通过人的性情和性格来解读作品之意义，可谓是“知人”的解读方式；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批评，其意义的解释路径主要是事件，包括作品写作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它既有助于了解作品之原初意义，也有助于了解它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新义，因此，它所传递的意义是多重的，不仅有作者创作的原初之义，而且有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新义。更值得注意的是，纪事作为一种“故事”，有很强的叙事性，而词本身却是抒情的，抒情的文本与叙事的本事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达成一种互文关系，对作品意义之生成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从某种程度看，相对于“词”来说，“纪事”是一种副文本，词之“意义”生成，需要多种途径去激活，作为副文本的“本事”就是激活正文本的一种重要方式。它通过营造一种氛围，把读者引入到它所创造的意义域，一种新义就在这种意义域中生发出来，并对读者的理解产生一定的规定性。因此，“本事”对于作品意义的生成所发生之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创造了一种意义，一方面又对新意义的生成产生了限定性。因为自从“本事”发生以来，后来的读者多少会受其影响，朝着它所指定的方向去理解和解读，这对于作品新意义的生成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我们注意到，唐圭璋是一位实证主义者，而“本事”在很多情况下带有较强的虚构色彩和传说意味，正因为这样，尽管《宋词纪事》一书编成在三四十年代，但无论是在早期的《唐宋词简释》中，还是在晚期的《唐宋词选注》中，他都非常谨慎地使用“本事”来解读词作。

因为唐圭璋《宋词纪事》的开拓之功，或在其影响和感召下，杨宝霖对于张氏《词林纪事》作了新的补证工作，纠正了张氏之书的错讹，完善了张氏之书的体例，丰富了张氏之书的内容；(12)据杨宝霖《词林纪事补正自序》：“《补正》引书一千余种，增词人二百三十三家(所有佚名，仅算一家)，为《纪事》百分之55.7%；补词(连断句)九百五十七首，为《纪事》百分之93.4%；补词事、词评一千六百八十四条，为《纪事》百分之129.2%；加按语一千零五十五条，为《纪事》之六倍。”或是在其直接指导下，由门下弟子及词界同行共同完成了《唐五代词纪事会评》(史双元)、《金元词纪事会评》(钟陵)、《明词纪事会评》(尤振中)、《清词纪事会评》(尤振中)、《近现代词纪事会评》(严迪昌)，把纪事批评的体式上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选本笺释：从《唐宋词简释》到《全宋词简编》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选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方式(13)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277页。。这一方式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它是由孔子编选而成的《诗三百》，自从《诗三百》被提升为经书之后，萧统《昭明文选》就成了这一批评方式的重要代表。选本批评在唐代甚为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各类诗选，在词走向繁盛的两宋时期，也涌现出数量不少的词选，在明清两朝编纂词选可以说是蔚成风气，不但有大量的当代词选刊行，而且还编选出数量相当可观的唐宋词选或历代词选，比较有影响的是朱彝尊《词综》、张惠言《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戈载《宋七家词选》等，到民国时期，比流行的有朱祖谋《宋词三百首》、胡适《词选》、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等。正如有学者所说，“选本不仅具有批评色彩，且在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词选的选择标准、意图等方面可以考察各个时代词学观念的演变。”(14)丁放、甘松、曹秀兰.宋元明词选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1-2页。

在现当代，笺注与选本常常相伴而行，因为唐宋时代已经较为遥远，用语用典用事以及表达习惯皆与现当代存在一定距离，笺注对于现当代读者而言自然不可避免。陈澧说：“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15)陈澧.东塾读书记[M].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04页。对于词的笺注，最早是傅干注坡词，接着有陈元龙注清真词、胡犀注陈与义词，这是词家专集的笺注，至于选本的笺注则有黄昇《花庵词选》和何士信《草堂诗余》，到明清时期为唐宋词专集或选本作注更是形成风气，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厉鹗《绝妙好词笺》和江昱《山中白云词疏证》。“有清一代，学人之笺注宋词，成绩卓异。”(16)唐圭璋.历代词学研究述略[M].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828页。到了近现代，在时代、学术、社会思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词集笺注成为一种风尚，并推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比如朱祖谋《梦窗词小笺》、沈曾植《稼轩词小笺》、陈秋帆《阳春集笺》、龙榆生《东坡乐府笺》、李冰若《花间集评注》、华钟彦《花间集注》、姜亮夫《词选笺注》、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等。一般说来，近现代词集笺注之内容，除了训字义、注典故、明用事之外，对于词之章法也时有揭示，也就是说，笺与评是相生相成的，它们表征着注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和批评。

选本批评在唐圭璋的词学研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先后编选有《唐宋词简释》《唐宋词选注》《全宋词简编》《历代爱国词选》等重要选本，出任过多家出版社组织的《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古籍、江苏古籍)的主编、顾问或撰稿人，对于推动唐宋词在当代的普及与传播发挥过重要作用，当然也通过这些选本的编纂传递了他的词学理念。唐圭璋对于词籍笺注是非常重视的，指出：“词集既相继问世，为着发明词旨，帮助读者了解，笺注工作也随之而开始。”(17)唐圭璋.历代词学研究述略[M].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827页。他既有《南唐二主词汇笺》这样的别集笺注成果，也有《宋词三百首笺注》这样的选本笺释成果，还有把选本与笺释结合起来的《唐宋词简释》。在20世纪80年代成书的《唐宋词选注》《历代爱国词选》，采用的都是选、注、评相结合的笺释方式。总的说来，《南唐二主词汇笺》《宋词三百首笺注》还是沿袭自清代而来的汇笺汇评的笺注方法，注解也仅仅止于疏通字义和揭明典故，基本不涉及作品的作法和意境。但从《唐宋词简释》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对于作法和意境分析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其后成书的《唐宋词选注》《历代爱国词选》则把上述两种体例合而为一，成为注评结合的新形态。

我们还注意到，这一变化也体现在观念与趣味上，从《唐宋词简释》到《唐宋词选注》《历代爱国词选》表现出一种新的迹象：从重体格到主立意。《唐宋词简释》是唐圭璋20世纪40年代在中央大学授课的讲义，受其师吴梅及当时词学大师朱祖谋、况周颐影响甚深。首先，它在选目上以朱氏《宋词三百首》为主要依据，其次，它的批评标准是况周颐所标榜的“重拙大”，其三，分析文本特别关注其章法结构如起结、过片、层次、转折等(18)曾大兴.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287-291页。，这正是吴梅《词学通论》所反复强调的，所谓“作词之法，论其间架构造”是也。对于“重拙大”，时人论之甚多，兹不赘述，这里重点讨论其章法结构论。唐圭璋在《论词之作法》中指出，词之组织无非字法、句法、章法之三者，因此，《唐宋词简释》对于唐宋词的分析于字法、句法、章法论之甚详。兹举周邦彦《瑞龙吟》(章台路)一词之分析为例以说明之：

此首为归院后追述游踪之作……第一片记地，“章台路”三字，笼照全篇。“还见”二字，贯下五句，写梅桃景物依稀，燕子归来，而人则不知何往，但徘徊于章台故路、坊陌，其怅惘之情为何如耶！第二片记人，“黯凝伫”三字，承上起下。“因念”二字，贯下五句，写当年人之服饰情态，细切生动。第三片写今昔之感，层层深入，极沉郁顿挫缠绵宛转之致。“前度”四句，不明言人不在，但以侧笔衬托。“吟笺”二句，仍不明言人不在，但以“犹记”二字，深致想念之意。“知谁伴”二句，乃叹人去。“事与孤鸿去”一句，顿然咽住，盖前路尽力盘旋，至此乃归结，既以束上三层，且起下意。所谓事者，即歌舞、赋诗、露饮、闲步之事也。“探春”二句，揭出作意，唤醒全篇。前言所至之处，所见之景，所念之人，所记之事，无非伤离意绪，“尽是”二字，收拾无遗。“官柳”二句，写归途之景，回应篇首“章台路”。“断肠”二句，仍寓情于景，以风絮之悠扬，触起人情思之悠扬，亦觉空灵，耐人寻味。

首先，这段话注意到结构，指出全词分三片，第一片记地，第二片记人，第三片写今昔(时间)之感。其次注意到章法，比如“章台路”三字，笼照全篇。“还见”二字，贯下五句。“黯凝伫”三字，承上起下。“因念”二字，贯下五句。“探春”二句，揭出作意，唤醒全篇。“官柳”二句，写归途之景，回应篇首“章台路”。再次，注意对笔法的分析，如讲“前度”四句，不明言人不在，但以侧笔衬托。唐圭璋这一分析，不但弄清了全词脉落层次，而且讲清了具体的表现手法，以及一些重要句子在全词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词体结构章法论。这一做法是对其师吴梅思想的继承，也是晚清以来词法问题渐受重视的具体表现。(19)肖菊香.清代词法论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但是，1949年以后，他对作品的选择和意义的解释更强调其内容的现实性。如《全宋词简编》之“凡例”，讲到这一选本作品入选之七大准则，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一、是编选词，以富有爱国思想者为主流，其有艺术特色，足资借鉴者，亦俱录入。北宋如苏轼、贺铸等，亦间有豪情壮志之词。南宋经过靖康之乱，仁人志士无不慷慨激昂，抒写大量爱国词作，其中辛弃疾尤为特出。

二、词中摹写农民劳动与农村丰收景象以及表达与农民情谊的篇什，至为可贵。此在苏、辛词中多有反映。若无名氏之《九张机》，写纺织工人之辛苦，亦为难得之作。

三、汴京为北宋首都，临安为南宋首都，一时经济富裕，文艺随之发展。每逢岁时佳节，辄有反映民风习俗之作，如观灯、观潮、赏月、赏雪，尤多佳构。柳永咏杭州繁荣，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句，至引起金主完颜亮南侵野心，可见影响之大。

四、祖国湖山壮丽，足以开拓胸襟；园林水木清华，足以悦性怡情。此类自然景色，宋人描绘既多且美。如“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与“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已成为千古佳话。他如苏轼之咏杨花，周邦彦之咏荷花，陆游之咏梅，姜夔之咏蟋蟀，史达祖之咏燕，王沂孙之咏蝉，张炎之咏孤雁，亦均形神兼胜，寄托遥深。

五、词人怀才不遇，累经贬谪，抒写身世飘零、离情别绪之作，真挚生动，感人至深。如秦观、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各有艺术特色，为世所景仰。至如女词人李清照伤逝怀旧之作，尤为凄惋动人。

六、清人金应珪谓游词、鄙词、淫词为词中三蔽，今从其说，不录三蔽之词，此在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词中，亦往往有之，柳永尤多，是编尽行屏弃。南宋如刘过咏美人指甲、美人足，皆市井庸俗之作，亦不采录。

七、词有集句、隐括、歇后、嵌字、回文各体，均属游戏笔墨，并非正途。如苏轼以“郑容落籍，高莹从良”首字入词，黄庭坚以“女边着子，门里挑心”影射“好闷”二字，王安石好为集句，林正大好为隐括，均不足取。

相对于《全宋词》求“全”而言，《全宋词简编》重在求“精”。相对于《简释》重视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而言，《简编》则偏重于呈现文学作品的外部风貌。通观上述条例，可知其主要标准是内容的现实性：爱国主义、关心民生疾苦、描写都市繁华、刻画自然景色、抒写文人情怀，艺术上则反对以游戏笔墨为词，这些与《简释》在观念上迥异其趣。如果说《简释》是告诉读者怎样从作品内部理解词法，以体会词人创作之用心的话；那么《简编》则是想通过入选之作品，让读者知道宋词写了那些健康的内容，并通过这些作品来正面引导读者，是把文学当作社会生活的载体和化育人心的工具。这一点，可以说是唐圭璋在多年后(1984)对徐调孚在《全宋词》“前言”中(1964)批评它“注意了搜辑的完备和考订的缜密，而多少忽略了应有的选择和批判”、“所收录的近两万首作品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一望而即可决其糟粕，像色情的描写、贺喜祝寿的应酬、对哲理禅机质木无文的阐释、冲举飞升的幻想和欺骗等等”(20)徐调孚.全宋词·前言[M].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3-4页。的一个具体回应了。《唐宋词选注》《历代爱国词选》亦大致能遵循这样的原则(21)《唐宋词选注·前言》：“关于篇目的挑选，我们注意了内容题材的丰富多样，着重选注了以下内容的词作：一是反映爱国思想、人民疾苦以及对腐朽集团的揭露；二是抒发个人身世之感和羁旅行役之苦；三是描绘祖国山水景色、农村风貎和都市繁华；四是抒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恨。”，但在选词评词时各有侧重，如前者重在反映词史变迁，后者突出爱国主义主题等。从这些方面看，唐圭璋对于传统的词集笺注有较大的发展，一是体例上创造了选、注、评三者相结合的形式，二是内容上兼顾思想与艺术，更重视思想，强调其对现实的关切。

结语

唐圭璋在现当代词学史上重要地位的确立，最主要的是由其词学文献整理成就奠定的，但他所进行的词学批评也是其全部词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其词学文献学是对清代乾嘉朴学优秀传统的发扬一样，其词学批评也是对宋代以来词学批评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总的说来，他对古代词学传统的发扬，坚持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传记批评方面，他论述的对象是有所选择的，或是艺术成就很高，对词史贡献很大，如柳永、苏轼、姜夔、吴文英；或是情调感伤，哀婉动人，如李煜、纳兰性德、蒋春霖；或是豪迈慷慨，合乎时代精神，如范仲淹、李纲、辛弃疾、陈亮、刘过等。在词选编纂笺评方面，他对作品的选择和阐释，尽可能发掘艺术价值较高且思想健康的作品，如《历代爱国词选》之“前言”说，“兹编意图选取历代爱国优秀词作，以为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之一助”。《全宋词简编》之“凡例”说，“是编意在吸取精华，屏去糟粕，以供鉴赏”。其《宋词纪事》一书主要体现的是“去伪存真”之精神，他说：“余既惜宋人词话之失传，又慨夫明清人所述之词话，多剪裁节取，不尽取宋人原文，因重辑此书，以宋证宋，以供研究词学者之参考。”(22)唐圭璋《宋词纪事自序》，《宋词纪事》，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页。也就是说，他在研究上既事实求是，又有所取舍；他的词学批评既是历史的，也是美学的，是对传统诗教批评的现代改造，较好地体现了现代词学批评的“时代精神”。

我们认为，唐圭璋在词学批评方法上还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具有系统性。传记批评从“人”的角度入手，以知人论世为目的，着重考察作为创作主体的“词人”，包括他的生平、性情、人格和创作特色。纪事批评从“事”的角度入手，以回归创作现场为目的，着重呈现词人创作某一作品的具体背景和创作过程，其中涉及到那些人、发生了那些事，这些对于作品意义的理解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选本笺评从“文”的角度入手，以把握意义为目的，通过字义疏释、事典揭示、词法分析等方式，让读者进入文本内部，了解一种文本内在的深层结构。正是通过对“人”“事”“文”等要素的把握，唐圭璋建构了自己的词学批评体系：知人论世、回归现场、把握意义，这也为后来者从事唐宋词学批评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特别是他关于词人传记和词林纪事的批评方式在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曹济平《张元干词研究》、杨海明《张炎词研究》、钟振振《北宋词人贺铸研究》、王筱芸《碧山词研究》、钟振振主编《历代词纪事会评》等，都是在他的直接指导完成的，研究方法也明显受到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