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勋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离骚》是楚辞最重要的一篇，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奇葩，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注释、研究之作汗牛充栋，但其中仍有不少地方难有确解，影响着人们对其文本的解读和主旨的把握。笔者长期从事《楚辞》的教学工作，对其中一些难解词汇加以探讨，希冀从语言文字和文本相结合的方面做出突破，以便深入、正确地把握文意。今择取四则，撰成此文，企方家是正，以免贻误学子。

一、修能

《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王逸注：“修，远也。言己之生，内含天地之美气，又重有绝远之能，与众异也。言谋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国患，威能制强御，仁能怀远人也。”(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4页。王氏以远释“修”，用贤能、才能之义解“能”字，并将之落于谋、智、威、仁四德，其字词训释与他对《离骚》尤其是对屈原的认识有关。洪兴祖补注：“能，本兽名，熊属，故有绝人之才者谓之能。此读若耐，叶韵。”(2)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4页。洪氏补充了“能”字《说文》“熊属”云云的文字学解释后，言“绝人之才者谓之能”说明其理解“修能”与王逸相同。他又用叶韵来注音，以与下句“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佩”押韵。可知洪氏解释虽有推进但并无实质突破。朱熹《楚辞集注》释“修”为“长”，释“能”同洪兴祖，(3)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3页。也是沿袭了王逸、洪兴祖的诠释思路。此后人们多同此说，如王夫之、钱澄之、胡文英等，今人亦大多主此说。

朱熹《楚辞集注》云“一作态，非是”，(4)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3页。说明他曾见一本作“修态”，只是他不认可这一文本。朱骏声《离骚赋补注》云：“能，读若态，姿有余也。按：巧艺高材曰态，经传多借能字为之。”(5)朱骏声.屈原赋补注[M]一卷，清光绪八年刻本。朱骏声始以“态”读“能”，较前人做出了突破，其用“姿有余也”释“态”更为这种突破作了实质性注脚，但遗憾的是他又说“巧艺高材曰态”，实将“态”与“能”义弄混。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云：“态字是也。修态，古恒语，《招魂》‘姱容修态’是也。古‘能’‘态’两字多误，《怀沙》‘非俊疑杰，固庸态也’，《论衡·累害篇》引作‘能’，《汉书·司马相如传》‘君子之态’，《史记集解》引徐广本作‘能’，皆是。”(6)姜亮夫校注.重订屈原赋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第8-9页。姜氏亦以“修态”为是，且找到了不少文例，有力地支持了此说，殊为有见，惜其并未释义，亦未揭示由“能”到“态”用字变化的文字学原理。姜氏之说并未被人广泛接受，(7)杨按：聂石樵《楚辞新注》第3页注：“修，美好；能，通态，容貌。修能，指下文佩戴香花香草等，实质上是讲自己的德能。”所言近于事实，但言“能，通态”不明此处古今字与通假字之别，又未作论证，尚欠一篑。如金开诚等《屈原集校注》即云“姜说仅备考”，(8)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4页。其解释仍从钱澄之释为“长才”，赵逵夫《屈骚探幽》释“修能”为“优异的才能”亦同钱说。(9)赵逵夫.屈骚探幽[M].成都:巴蜀书社,2004,第369页。

详细考证“修能”当释“修态”者为黄灵庚。其《楚辞章句疏证》全面梳理了《楚辞》“修”字的用法、词义，并搜罗了“能”为古“态”字的文献用例和古训，但他最终云“长谓之修，美亦谓之修，其义相通”“修态，古恒语，喻贤能”，(10)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M]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48页。转了一圈，似又有回到了王逸、洪兴祖的解说，也与朱骏声的解释相近。

“态”古用“能”字，“修能”为“修态”之古式。王逸此处未能读破，径从“能”本字释“修能”为“绝远之能”。盖因其此解，此“修能”遂不能如他处一样被改定为“修态”，只有朱熹所见的一个文本是个例外。

二、淹

《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王逸注：“淹，久也。……言日月昼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来，以次相代。言天时易过，人年易老也。”(23)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6页。此处洪兴祖无注。朱熹《楚辞集注》言“淹，久也”同王逸，但其疏通文意时言“而不知岁月之不留”似又以“留”解“淹”。(24)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4页。杨按：《广韵·盐韵》“淹，久留也”、《集韵·盐韵》“淹，留也”，朱熹此释或源于此。金开诚等《屈原集校注》以“久留”释“淹”，(25)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14页。虽有《离骚》“又何可以淹留”、《九辨》“蹇淹留而无成”“蹇淹留而踌躇”及《招隐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等文本依据及王逸以“久”注“淹”的影响，但也可能与朱熹之释有关。然细绎《离骚》此处以“久”释“淹”和言“忽然不久”均与文意未恰。朱骏声《离骚赋补注》又谓“淹”本为“延”，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承之言淹、延双声通用。黄灵庚以上古音明二字“声韵殊别，不得通用”，(26)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M]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71页。所言甚是，淹谈部，延元部，古音不近，二者相通、相混的可能性都不大，朱骏声或因王逸以“久”释“淹”而言。

《说文》：“淹，水，出越隽徼外，东入若水。”许慎训淹为古河流，即今金沙江之一段，此古义后人已罕用。《尔雅·释诂下》云：“淹，久也。”王逸注多有同《尔雅》者，其注“淹，久也”或来于《尔雅》。

实际上，“淹”由“奄”得声，义亦与之通。《说文》：“奄，覆也，大有馀也。”奄指覆盖、占有，“淹”当为浸没、淹没，表示被水覆盖。由此引申为滞、留之义。《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不腆弊邑，为从者之淹”、宣公十二年有“二三子无淹久”，杜预均注“淹，留也”，即逗留、停留之意。《玉篇》：“滞，淹也。”也是这个意思。“淹”与“留”“滞”为同义词，即停留之意，以“久”训“淹”当为此义的再引申之义。“日月忽其不淹兮”之“忽”，王逸未释，只是章句中言“忽然”，其实此“忽”当释为疾，迅速之义。《离骚》下文“忽奔走以先后兮”“忽反顾以游目兮”，王逸均注“忽，疾貌”，所言甚确。《左传》庄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杜预注“忽，速貌”，所释与王逸同。王逸“日月忽其不淹兮”一句的章句中所言“忽然”当即“忽焉”之义，形容日月变化迅速。日月迅速飞逝，则“不淹”即不停、不留，正与“忽”相对，时光飞速不可停留，故下文言“春与秋其代序”，即春季与秋季走马灯似的流转不停，倏尔而过。可见，《离骚》此处“淹”并无“久”义，王逸言“忽然不久”不通。

顺便提及，《楚辞》其他地方的“淹留”也多应释为停留。如《离骚》“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此“淹留”释为停留要比王逸“久留”为准确。又如《招隐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之“淹留”，也只能释为暂时的停留，与“须臾”“逍遥”相近，有片刻之意，不能用“久”来诠释。

三、数化

《离骚》：“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王逸章句：“伤念君信用谗言，志数变易，无常操也。”实用“多次”释“数”(故与“无常”相对)，用“变易”释“化”。洪兴祖补注仅言“数，所角切”，未言词义，说明其认同王逸之释。朱熹亦注“数，所角反”，疏通文意同王逸。杨按：中古音所角切之“数”有疾速、急促、频数等义，洪兴祖、朱熹实用频数即数次之义释“数”，金开诚等《屈原集校注》言“数，屡次”即承此而来。

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于此区分了变、化不同，认为“异物感生谓之化”，言“化”意味着灵修“本质已改，无可振救”，(27)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M]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125页。认为章句“志数变易”云云不确。

杨按：黄先生所言非是，若如黄氏所言，“化”已发生质变，则“数”就不必解了。虽然也确如黄先生所言，古人所言变、化有同有异，存在散言则同、对文则别的现象；但并不能因此遽言“数化”之“化”与“变”不同，非王逸“变易”之意。事实上，诗中此处“化”为散言，王逸释为“变易”，不别“变”“化”，并不存在诂训障碍。从文意上看，《离骚》数次称“灵修”，当为褒义，故又可换称之为“荃”“哲王”，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言“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28)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史记》[M]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2997页。杨按：《史记》此处与“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弊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第2994页)不矛盾，“屈平疾王听之不聪”确为其创作《离骚》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内容，但并没有发展到怀王昏耄或变质之意。事实上，从《离骚》诸作也看不出楚怀王“客死于秦”之终，诗人对怀王抑或襄王之心是一贯的。相一致，说明诗人对楚怀王念念不忘，并没有失望泄气，否则就没必要创作《离骚》了，所以从诗中是看不出灵修“本质已改，无可振救”之意的。黄先生所言灵修“本质已改，无可振救”恐与诗意不符。可见，不能说王逸“数变”云云“未足以当灵修之‘数化’”。

今天看来，历来解释的不足并不在“化”上，而是这里用数次、屡次解释“数”是不合适的。从《史记》和《新序》的记载来看，屈原被上官大夫、靳尚等人诬陷是因其“造为宪令”夺稿不与而起，并非多次，怀王也是因上官诸人的谗言“怒而疏屈平”，(29)杨按：日本金泽文库藏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存《离骚经》前半，其班固《离骚序》作“王怒而流屈平”，“流”与国内诸传本作“疏”不同。亦非多次发怒。将“数化”之“数”理解为屡次于史无征。又从《离骚》行文来看，上文言“乘骐骥以驰骋”“忽奔走以先后兮”均述诗人积极有为、竭诚输忠之政举，其间尽心竭力、无所顾忌，以至于有“指苍天以为正”之语，文意一贯。与之后“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所指应为一件事，即怀王因楚臣对屈原起草宪令的谗言而转变了观念、态度，失去了对屈原的信任，罢免了他左徒之职。实际上，《离骚》的立意和行文就围绕着楚怀王转变这件事来建构和展开的，司马迁言屈原创作《离骚》“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的说法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则以屡次解“数”于文意实歧出。对于因屈原起草宪令招致楚臣诬陷并终致屈原与怀王君臣离合一事，《九章》中也多言及，如《惜诵》《抽思》《惜往日》等均言及了楚怀王由信任屈原而迅速转变为发怒、疏远的过程。诗人“竭忠诚以事君”“心纯厖而不泄”，但却被楚怀王误解、冤枉，“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楚王的怒火来得太过急促，根本就没有查清楚事实。这才是诗人始终耿耿难释的最大心结，也是诗人创作《离骚》的真实动机。可见，此变即灵修“数化”之“化”，此“数”字不可解为数次、屡次。

“数化”之“数”应解为疾速。《尔雅·释诂下》“数，疾也”，即疾速、快速，这在先秦文献亦常见。如《论语·里仁》：“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注“数犹促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淹数之度兮”，裴骃集解引徐广注“数之言速也”。又《韩非子·说林上》“何变之数也”、《逸周书·官人》“设之以物而数决”、《礼记·学记》“及于数进”等等，诸“数”字均为疾速之意。“伤灵修之数化”指的是楚怀王由信转怒的速度太快，事实没弄清楚就转变了态度，诗人无处申冤，这让诗人十分伤心，正与上文“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相合。王逸注：“齌，疾也。”《说文》“齌，炊餔疾也”，此处用“齌”字甚形象，王逸所释甚是。此“齌”字，与《九歌·大司命》“吾与君兮斋速”之“斋”同义，都是“齐”的今字，疾速之意。(30)详参拙文《说“齐速”》，《文献》2007年第3期。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二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558页言“齌，疾速。齌怒，疾怒，马上恼怒起来”甚是。可见，楚怀王听信上官大夫等人的谗言后很快就发怒了，没有其查清事实，甚至都没有细想谗言的荒谬和兴谗者的嘴脸，楚怀王的这一变化令诗人措手不及。《九章·惜往日》说得更具体：“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厖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即“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之意，正“数化”之注脚。(31)杨按：刘向《说苑·辨物》载翟封荼语“其政令不竟而数化，其士巧贪而有怨，此其妖也”，正用《离骚》“数化”一词，义亦同。历史上的楚怀王政治品格确有不足，往往考虑不周，举动轻率、过急，正应了“数化”之语。事出突然，画风骤变，屈原遂在《离骚》及《九章》多次声言诗人之心、之志、之情及清白之质，均为就此事表白楚王，希望以己忠贞之情、可鉴之心感致“君之一悟”，也希望楚怀王因此能澄清事实，还己清白进而重新起用，惜终未见回应也。

四、何伤

《离骚》：“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污秽。”

王逸章句：“枝叶虽蚤萎病绝落，何能伤于我乎？”五臣解同王逸，洪兴祖无说，朱熹亦解同王逸，后人多从王逸之说。然众芳萎绝自属悲剧，若言“何能伤于我”则与诗人关系冷漠，颇不近人情，金开诚等之《屈原集校注》言“各种香草因受摧残而枯萎倒也不必伤悲”(32)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31页。应是有见于此而改，但依然有人情淡薄之意。众芳萎绝，令人伤感，何况诗人手自栽种，怎可言“不必伤悲”？

《离骚》系楚辞最重要的作品，历来为学人所重，但其中亦有很多地方难有确解。笔者认为，理解《离骚》的词汇既要考虑上古语言学的因素，考虑战国至两汉文字、词汇的演变，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也要尊重《离骚》的文本，注重从上下文意和作品思想主旨着眼，还要结合与《离骚》相关的《九章》《九歌》《远游》等文本，才能对词汇给出相对确切的理解。本文这四则解诂就是从这两方面努力的结果。

附记：本文写成之后，曾与高中正交流意见，并做修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