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秀云 陈奕男

摘 要：利用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探讨划转国有资本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人口结构演化的关系。假设社保基金持股不变现、从国有资本净收入中获取分红，结果显示：中、高生育率方案下，如果做实个人账户，划转率在55%～65%，就能够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目标替代率，并兼顾年轻消费的转折点;10%的政策划转率与此仍有较大差距。为保障社会福利和替代率目标，应增加国有资本划转比例，优化制度参数，并辅以改善制度运行环境的其他措施。

关键词： 国有资本;养老保险基金;OLG模型;最优划转率

中图分类号：F84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2）02-0033-08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以偿还国企职工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讨论及政策推动由来已久。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之初，政府部门和理论界就如何偿还隐性债务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设想。2001年，《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发〔2001〕22号）一经出台便遭到股市投资者的强烈反对，股市大挫、减持方案紧急叫停。2009年，财政部等4部门联合出台《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94号）。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国有资产减转持积累额总计2843.51亿元，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总资产的比重为10.82%。2017年，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这标志着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在经历了减持和转持政策之后正式步入新阶段。2019年，国务院决定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制度。

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主要是弥补因实施“视同缴费”政策形成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促进制度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显然，划转国有资本的目标指向即为养老金改革产生的转轨成本。毫无疑问，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能够为养老保险基金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在“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出于对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的担忧，落实2017年国务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被寄予厚望。部分学者认为，通过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为下调缴费率提供了一定空间，有利于应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及支付压力[1-5]。那么，划转国有资本与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完善、人口结构演化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是否存在兼顾“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实现养老金“目标替代率”的政策组合？这是政府在具体确定划转政策时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

国外关于社会保障和股权之间关系的研究，可追溯到Samuelson（1975）对现收现付制下最优社会保障税率及其评判标准的研究[6]。Kotlikoff（1979）将人口增长、退休年龄等因素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模型，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和提前退休均会引起资本存量的下降[7]。Abel（2003）运用OLG模型研究人口出生率、社会保障与资本的关系，认为高出生率和社会保障从长期看并不会影响资本价格[8]。DAlbis（2007）运用OLG模型考察出生率变动对资本积累的长期影响，然而并没有得到稳健的研究结论[9]。

国内学者对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必要性

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对划转方式存在一定争议，主要集中在国有资产“收益划转”“股权划转”和“债权划转”的讨论。第一类观点主张“股权划转”，以偿还国家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会保障隐性负债[10，11]。第二类观点主张“收益划转”是一种风险更低的选择[12，13]。李绍光（2004）就“股权划拨”和“债权划拨”的划拨方式以及划拨之后的潜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强调划拨资产需要进行充分的证券化[14]。研究者认为，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能够促进经济均衡发展，优化经济效率、缓解代际矛盾，充分体现代际公平和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但也面临诸多问题[15-18]。就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最优比例而言，基于不同的模型和研究假设，实证结果并不一致。杨俊和龚六堂（2008）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以总消费作为社会福利水平的衡量指标，在人口增长率为零的假设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划拨率为32%[19]。庞杰和王光伟（2016）的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国有资本净收入对养老保险账户的最优划拨率也随之减小[20]。

综上，研究者充分肯定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必要性，关注国资划转对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既有文獻运用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模拟测算最优划转率，对我国人口结构趋势演变的假设与现实存在偏差（比如，假设人口增长率为零，或人口增长率波动范围较大），部分参数设定与现行政策不完全匹配。基于此，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结合生育政策最新调整考察劳动力人口的代际变化，并纳入财政补贴因素，体现政府在养老保险中的筹资责任，以期全面考察养老保险降费、个人账户是否做实、养老金目标替代率等参量对国有资本划转比例及福利改进的要求及影响，为完善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政策和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相应目标提供实证支持。

二、模型的建立、均衡分析与福利评价标准

综合考虑三类经济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基于Diamond（1965）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的分析框架，将人生分成两个时期，即工作期和退休期[21]。该模型的基本形式为跨时的一般均衡。

（一）模型的建立gzslib202204011406

1. 个人。

假设个人的效用是其消费水平的函数uci，其中i=1，2 ，分别表示工作状态和退休状态。

年轻人工作期间的消费约束为：

c1，t=1-τ1wt-τ2yt-st（1）

其中，c1，t为年轻人第t期的消费，wt为有效劳动单位的报酬（工资收入），st为个人储蓄，τ1为养老保险缴费率，τ2yt为所得税，在此将其表示为社会总产出yt的一定比例①。

退休后，老年人的消费约束为：

c2，t+1=Rt+1st+pt+1wt+1（2）

其中，c2，t+1为老年人的总消费，其收入来源包括私人储蓄和养老金两个部分;Rt+1为第（t+1）期的资本总回报率;pt+1为第t+1期的养老金替代率，即人均养老金与当期工资水平的比值;wt+1为第（t+1）期的有效劳动单位报酬。

2. 企业。

假定企业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企业选择每期的资本和劳动投入，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A为技术进步变量，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yt和kt分别为每个有效劳动单位的产出和资本，生产函数的表达式为：

yt=fkt=Αkαt  （3）

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kt等于上一期的国有资本和个人储蓄之和，假设劳动力的代际增长率为n，则有：

kt=1+n-1ks，t-1+1+n-1st-1（4）

式（4）中，ks，t-1为第t-1期有效劳动单位的平均国有资本;st-1为第（t-1）期个人储蓄。

3. 政府。

假设政府包含两个部门：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政府与养老保险基金的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政府拥有国有资本ks，t，每期可以取得国有资本净收入，这部分资金的使用去向包括“上缴财政”和“划拨社保基金”;其次，政府作为公共养老金体系的主导者，每期从财政收入中拨付一定比例，补贴养老保险基金。

假设每一有效劳动单位创造的国有资本净收入为πt，则有：

πt=1+n-1Rtks，t-1-ks，t（5）

式（5）中，ks，t为第t期有效劳动单位的平均国有资本。

财政部门的收入来自两个部分：“国有资本上缴的净收入”和税收收入。财政支出的使用去向包括对社会保险的补贴φ1yt和其他社会公共开支φ3yt。财政部门的预算约束为：

1-φ2πt+τ2yt=φ1+φ3yt （6）

社会保障部门的收入包括三个部分：养老保险缴费收入、财政补贴和国有资本划转收入。φ1和φ2分别为财政补贴比例和国有资本划转率，养老保险转移支付来自当期工作的年轻人所缴纳的保险费用，现收现付制部分不留积累，当期支出为社会统筹养老金支出。社会保障部门的预算约束为：

φ2πt+τtwt+φ1yt=1+n-1ptwt （7）

（二）模型的均衡分析

作为经济个体，个人的目标是实现终生效用的最大化，个人一生的两期效用函数为：u（c1，t）+βuc2，t+1。β为个人时间偏好的贴现因子（0<β<1），最优解为世代交叠模型的欧拉方程：u′c1，t=βu′c2，t+1Rt+1。假设个人的两期效用函数为常相对风险规避（CRRA）效用函数：u（c）=c1-θ-11-θ（θ为风险规避系数，θ>0且θ≠1），可得：

c1，t-θ=βc2，t+1-θRt+1（8）

设资本折旧率为δ。根据欧拉定理，企业实现最大化利润意味着资本和劳动均得到边际报酬，因此，根据式（3），利润最大化时的资本回报率和工资分别为：

Rt=αAkα-1t-1-δ（9）

wt=1-αAkαt（10）

当经济达到长期均衡狀态时，各变量将处于稳定水平。在长期均衡状态下，模型所满足的必要条件为式（1）-（10）形成的方程组。求解由这10个方程组成的非线性方程组，可以分析随着人口结构的演化，养老保险缴费率、个人账户是否做实等参量改革，以及国有资本划转率调整对平均福利水平、收入分配特别是代际公平所产生的影响。求解过程表现为，个人、企业和政府这三大行为主体通过调节自身的控制变量寻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当相关参数或变量发生变化时，整个体系就会经历动态调整过程而重新达到新的均衡。

（三）福利水平及代际分配的评价标准

在一定的人口结构演化条件下，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与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组合，能否在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替代率的同时，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并兼顾代际分配的公平性？基本思路如图1所示，在相应的政策组合下，社会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划转率，与实现目标替代率所要求的划转率相等，这样的政策组合为最优政策组合，此时的国有资本划转率则为最优划转率。

首先，以总消费和平均消费作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测度指标。社会总福利涵盖了年轻人和老年人两代人的效用值，年轻人作为工作的一代缴纳养老保险费，老年人作为退休一代领取养老金。社会福利水平可以表示为工作一代和退休一代的平均消费水平的函数，如式（11）所示。鉴于社会总福利、平均福利与社会总消费、平均消费的正向关系，本文以总消费和平均消费作为社会福利水平的直观测度指标。平均消费的计算如下：

ASW=uc1，t+1+n-1c2，t1+1+n-1   （11）

其次，以养老金替代率是否接近目标替代率作为代际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测度指标之一。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确定的养老金待遇计发办法，可以测算得到：缴费年限30年的“标准人”，基础养老金替代率为30%，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约为20%。设目标替代率为p0，养老金实际替代率与目标替代率的比值为g1，可以表示为：gzslib202204011407

g1=pt/p0（12）

最后，以“代际消费比”作为代际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另一个测度指标。当人口增长率发生变化后，两个群体的福利变化不一定与平均福利变化同步。两代人的消费水平偏离越远，说明代际收入分配差距越大。“代际消费比”g2表示为：

g2=c2，t/c1，t（13）

三、参数设置与数值模拟

（一）模型的参数设置

根据上述模型，数值模拟所需要的参数包括：劳动力人口的代际增长率n、外生的参数变量{β，α，θ，δ，A}、外生的政策变量{τ1，τ2，φ1，φ2，φ3}。

首先，结合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确定劳动力人口的代际增长率n。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给养老金制度发展和经济福利改善带来了挑战 [22]。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是否会降低制度压力和改善经济福利，值得进一步考察。本文采用队列要素法进行人口预测，假设“乡-城”迁移强度逐渐降低，到2050年城镇化率达到80%②。鉴于目前中国已调整为“全面三孩”政策，并预计未来可能过渡到“家庭自主生育”，总和生育率会有所回升，但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预测分为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假定城镇和乡村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从2020年的水平匀速调整到2030年的水平（城镇高、中、低方案分别为1.8、1.6、1.4;乡村高、中、低方案分别为2.0、1.8、1.6），之后保持稳定。据此推算城镇人口增长率，结果显示，三种生育率方案下，城镇劳动力人口代际增长率分别为26.38%、19.26%和-3.13%。

其次，外生的参数变量β，α，θ，δ，A。为简化分析，将技术进步变量A进行单位化处理，即A=1。假设每一代为30年，个人的时间贴现因子为0.98，则β=0.9830=0.5455。发达国家资本产出弹性的估计值一般在0.3～0.4，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出弹性要高于发达国家，但偏差会逐步缩小，本文选择资本产出弹性α=0.4。个人风险规避系数的区间为0.5～10，选取θ=5。对资本折旧率的选择，参照王小鲁和樊纲（2000）的建议，使用5%的固定资本折旧率[23];考虑1992年财会制度改革后折旧率增加到6.18%～7.8%，假设世代交叠模型每期30年，按照5%～7.8%的固定资产折旧率，30年的折旧率区间为[79%，91% ]，取中值为δ=0.85。

最后，外生的政策變量τ1，τ2，φ1，φ2，φ3。关于养老金个人账户，实践中为隐形的名义账户，但仍有部分学者主张做实个人账户[24，25]。设定两种方案：做实和空账。将做实的个人账户视为储蓄，两种方案对应的缴费率分别为：τ1=16%和24%③。相应地，可以根据个人账户是否做实计算目标替代率分别为30%和50%。中国财政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关系[26]，依据历年统计数据计算确定以下参数，所得税收入占总产出的比重τ2=0.2，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占总产出的比重φ1=0.006，其他公共财政支出占总产出的比重φ3=0.22。φ2为国有资本净收入划转社保基金的比例。假设社保基金持股不变现，而是从国有资本净收入中获取分红，以补贴当期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通过调整φ2，可以考察不同人口条件下，国有资本划转比例、养老保险缴费率及个人账户是否做实对社会福利水平、代际分配、养老金目标替代率实现程度的影响。

（二）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模型和参数设定，对不同情形下的国有资本划转率、缴费率、工资水平、消费及资本变化进行数值模拟，并结合平均福利、目标替代率实现程度、代际消费比等福利水平和代际收入分配公平性指标，寻求最佳政策组合。

第一，“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会刺激消费、抑制个人储蓄。以缴费率τ1=16%为基准情形，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下的模拟结果如表1～表3所示。结果显示，在资本存量达到“黄金律水平”之前，随着国有资本净收入划转养老保险基金比例的提高，总消费和平均消费水平逐步增加，资本存量、国有资本和个人储蓄逐步下降。从划转率对消费的影响来看，对老年消费的刺激作用更为明显，老年消费持续上升，与年轻消费的差距逐步缩小。国有资本划转率越高，老年福利的改进程度越好，但在总消费和平均消费达到最大化之前，年轻人的消费水平先下降。

第二，劳动力代际增长率与实现总消费和平均消费最大化的划转率正相关，与资本回报率正相关。通过对数据进行细化散点模拟，结果显示，高生育率方案下，如果个人账户做实，当当划转率达到66.75%时，总消费和平均消费到达峰值，此时资本存量为“黄金律水平”0.1199，资本总回报率为1.5778;中生育率方案下，如果个人账户做实，划转率达到66.56%时，总消费和平均消费到达峰值，资本存量为“黄金律水平”0.1219，资本总回报率为1.5641;低生育率方案下，如果个人账户做实，使总消费和平均消费到达峰值的划转率为62.98%，资本存量为“黄金律水平”0.2003，资本总回报率为1.1901。也就是说，人口增长率与实现总消费和平均消费最大化的划转率正相关。同时发现，人口增长率越低，“黄金律水平”的稳态资本存量越高，有效劳动变得相对稀缺，工资水平提高，资本回报率下降。

第三，劳动力的代际增长率、缴费率、国有资本划转率与养老金替代率正相关。模拟结果显示，在劳动力人口的代际增长率、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国有资本划转率越高，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就越高。如表1～表3所示，缴费率为16%、高生育率方案下，划转率从0%增加到60%，养老金替代率从21.48%上升到29.67%，提高了8.19百分点;缴费率为16%、中生育率方案下，划转率从0%增加到60%，养老金替代率从20.27%上升到28.03%，提高了7.76百分点;缴费率为16%、低生育率方案下，划转率从0%增加到60%，养老金替代率从16.47%上升到22.76%，提高了6.29百分点。在缴费率、国有资本划转率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人口的代际增长率越高，养老金替代率相应也越高。若劳动力人口的代际增长率、国有资本划转率不变，缴费率越高，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就越高。如表4所示，当划转率为10%，缴费率从16%提高到24%时，高生育率方案的养老金替代率从22.09%上升到32.20%;相应地，中生育率方案的替代率从20.85%上升到30.39%;低生育率方案的替代率从16.93%上升到24.68%。由于较低的制度赡养负担，高生育率方案下替代率的上升速度较中低生育率方案更快。gzslib202204011407

第四，个人账户做实比例越高，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实现目标替代率所要求的划转率越低。如表5所示，以高生育率方案为例，“个人

账户做实”和“个人账户空账”两种情况下，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国有资本划转率分别为66.75%和70.25%，实现目标替代率所要求的国有资本划转率分别为60.86%和84.00%。原因在于，将个人账户视为个人储蓄，“个人账户做实”意味着长寿风险由参保个人承担，而空账情况下意味着政府将承担长寿风险，势必造成基金需求的增加，只有相应提高国有资本划转比例，才能提高社会福利总水平，实现预设的养老金目标替代率。

综上，三种生育率方案，同时兼顾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目标替代率的最佳政策组合并不存在。但是不难发现，“中生育率方案、个人账户做实”的情形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与目标替代率所要求的划转率比较接近，二者差值为1.23%，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所要求的划转率略高;“高生育率方案、个人账户做实”的情形下，二者差值为5.89%，但实现目标替代率所需要的划转率为60.86%，属于6种情形中最低的。如果进一步考虑年轻消费由升到降的转折点，对应上述两种情形的划转率分别为54.51%和55.45%。综合考虑三者的折中方案也不失为次优选择。高生育率或中生育率方案，且个人账户做实的情况下，兼顾福利最大化、目标替代率、年轻消费转折点的划转率大致在55%～65%。上述数据是基于“社保基金持股不变现，从国有资本净收入中获取分红”的假设，依据所建模型和相应参数的模拟结果，目前10%的政策划转率与此尚有较大差距。

四、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应综合考虑养老金目标替代率、社会福利最大化以及年轻一代的福利转折点，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划转比例。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需要明确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近期中央政府推出了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制度、降费率、降费基、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改革、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等一揽子改革举措。在社保降费率成为既定趋势之际，应该将国资划转作为一次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契机，明确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清晰地规划制度改革的路径，包括国资划转比例提升空间、基础参数的调整、覆盖人口结构的变化、基金来源构成变化、基金运营管理等。

第二，重新审视做实个人账户的必要性。“统账结合”模式下，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以及能否做实一直存在争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养老保险改革的基本方针是“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那么，应如何完善个人账户？这为个人账户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空间。研究表明，是否做实个人账户，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到达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实现养老金目标替代率所需要的国有资本划转率水平。个人账户空账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养老金目标替代率所要求的国有资本划转率，远高于个人账户做实所要求的划转率，划转的难度就越大。

第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保障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世代交叠模型的运行结果表明，年轻一代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对于产出、社会福利以及代际收入分配有着重要影响。适当的人口增长率有助于改善人口结构和缩小代际收入差距、减小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压力。在现有条件下，保持适当的人口增长率的路径：一是提升生育水平，二是尽快制定延迟退休政策。“全面三孩”政策下，生育水平能否有效提升尚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政策思路应及时从“控制生育水平”转向“鼓励按政策生育”，并积极推动从“全面三孩”政策到“家庭自主生育”的转变。延迟退休意味着代际人口增长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制度赡养率、减轻制度负担，必须尽快确定延迟退休政策时间表。

注释：

① 养老保险缴费包括社会统筹缴费、个人账户缴费和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缴费，本文将个人账户和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缴费视为个人储蓄的一部分。因假定企业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企业的各种税费将最终转嫁给劳动者，在此不区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② 根据《城镇化蓝皮书：中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报告（2016）》，到205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80%左右。

③ 2019年降费后，除广东、浙江地区的单位缴费低于16%之外，其余省（区、市）均已降至16%。个人账户缴费率为8%，假定个人账户做实和名义账户对应的缴费率分别为16%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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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厉 亚）

A Research on the Optimal Transfer Rate of State-owned

Capital to Pension Insurance Fund：

Comparative Static Analysis Based on OLG Model

GUO Xiuyun， CHEN Yina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ransfer of state-owned capital， the reform of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evolution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based on Over Lapping Generation Model （OLG Model）. Assuming that the social security funds shares keep unchanged and dividends are obtained from the net income of state-owned capital， with personal accounts being financed， the transfer rate is shown to be between 55% and 65% under both medium and high fertility schemes， which can maximize the social welfare， achieve target replacement rate， and consider the turning point of consumption at a young age. However， the current policy transfer rate is 10%， which is still greatly lower than the ideal standard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targets of social welfare and replacement rate，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transfer rate of state-owned capital， optimize institutional parameters， supplemented by other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the system.

Key words：state-owned capital; pension insurance fund; OLG model; optimum transfer rate

收稿日期： 2021-08-17; 修回日期： 2021-1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A077）;上海社科规划项目（2019BGL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