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军 毛文莉 潘红玉

摘 要：基于1995-2019年东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水平测度的引力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考察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东盟金融合作能够提升东盟各国的区域创新发展水平，且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影响更大，效果更显著。鉴于此，建议从创新金融合作模式、吸引多元市场主体参与、提升金融合作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水平等方面进一步开展中国东盟金融合作。

关键词： 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区域创新发展;“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8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2）02-0017-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中国和东盟自1991年开启对话以来，聚焦共同发展、推进合作共赢，双边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最为成功、最有活力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东盟合作关系，2013年提出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20年进一步强调“新形势下，中方视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地区”[1]。近年来，中国和东盟陆续签订一系列关于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成果文件，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共同维护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2020年中国和东盟首次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建立对话关系之初的不足80亿美元增加到6846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突破2000亿美元，为地区和平稳定、区域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支撑①。在中国东盟全方位合作中，金融合作占据重要位置，不仅推动了双边合作项目建设进程，而且有助于东盟各国顺利进行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有助于重构世界经济金融秩序，有助于提升区域内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从长远发展来看，金融合作是进一步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重要推手，有望成为后疫情时代区域经济复苏、繁荣发展的亮点与突破口。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Robert Mundell（罗伯特·蒙代尔）就金融合作首先提出了“最适货币区”的概念。通常认为，金融合作实质上是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供给[2]。从合作范围看，可以将金融合作划分为多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内不同城市、地区之间的金融合作与协同发展，如陈孝明等研究了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与地区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3]。第二个层次是区域金融合作，如金砖国家、欧盟、拉美等地区的金融合作。其中，欧盟的金融合作最具代表性，涵盖货币、监管、金融市场等领域，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中国阿拉伯地区的金融合作机制为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深化提供了有益参考[4]。第三个层次是国际金融合作。该合作属于广义上的金融合作，包含银行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合作、公私合营合作、信用保险合作、金融市场合作、金融监管合作等六大方面[5]。学者从机制与模式[6]、作用与意义[7]、衡量与测度[8]、深化与创新[9]等维度对金融合作展开了研究。

在区域创新发展问题上，一般认为区域创新是一定社会的、地域性的互动过程[10]，其发展依赖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的形成，不仅受内部创新资源禀赋、创新环境、创新过程的影响，而且与区域外部的知识流动、产业集聚、金融合作息息相关。其中，金融发展和金融合作是影响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金融合作是推动金融市场发展[11]、区域经济发展[12，13]、产业转型升级和转移[14，15]的重要手段。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在区域金融合作和区域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区域金融合作的研究上，国内学者集中于从理论层面探讨金融合作的模式、机制和深化的路径，缺少实证分析，对金融合作的衡量与测度标准尚未统一。二是在金融合作驱动区域创新发展的研究上，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探讨国内城市或地区间的金融合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少涉及区域金融合作的研究，而且关于区域金融合作这一层次的研究又集中于其对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影响，较少涉及对创新发展的影响。

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始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其深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双边金融合作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但是，东盟涉及的经济体较多，其内部还面临着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政治、经济、文化差异较大等现实问题，导致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缺乏深度[16]。近两年，受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化，为东盟国家提供了更大市场、更多机遇和更强发展动能。然而，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通过拉拢东南亚各国来破坏中国东盟合作关系，围堵、限制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建立以来，美国部分学者与美国政府围堵、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相呼应，诋毁中国开展的对外金融合作，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向合作国转移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对于合作国而言则影响甚微[17]。因此，探讨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对区域经济复苏和创新发展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影响机制分析

已有研究認为，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区域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金融合作则可以从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知识流动、推动金融发展、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来影响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第一，金融合作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充足的资金是创新活动开展的前提，融资约束是制约东盟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东盟之间开展广泛的金融合作，一方面，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向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可以为东盟创新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撑;另一方面，金融合作可以有效发挥金融中介作用，引导资金合理地向资金需求领域流动，进而提高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进行精准式金融服务“滴灌”，实现企业快速融资，降低交易和融资成本，从而提升资金的利用水平。对高技术企业进行重点资金扶持，可缓解这些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gzslib202204011300

第二，金融合作通过促进知识流动推动区域创新发展。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提高了创新要素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加快了科学技术在东盟的普及和传播，大大提高了中国东盟经济的紧密性和联动性。资金在区域内的流动和配置可加深区域内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引导技术、劳动力等资源流向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业和部门，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同时，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外汇储备、互设金融机构、货币挂牌等金融合作手段，大大推动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往来，加速了中国先进技术和知识的输出，有利于东盟国家整体创新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第三，金融合作通过推动金融发展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当前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形成了以重大项目为驱动力，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发挥引领作用，以开发性金融为主要形态的合作模式。随着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深化，金融合作工具和合作模式不断创新。一方面，可以有效提升东盟国家金融资产的融合能力，降低交易成本，改善信息不对称状况，促进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搭建区域性金融合作平台，可以加强区域金融机构交流合作，促进区域金融互联互通，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效率，提高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第四，金融合作通过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全球化的发展，加大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扩散风险，单纯依靠一国政府难以抵抗金融危机的破坏，必须联合地区内的国家，通过广泛的金融合作进行风险防范与分担。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在为东盟中小企业和高技术企业提供周转资金的同时，可以促进东盟国家金融市场的良好发展，构建完善的金融风险监控、防护网络，提供对称的信息环境，对风险进行及时的预警，从而为东盟地区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东盟之间开展全方位、高层次的金融合作，能够为技术成果转化和创新活动提供融资，加速创新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提高中国东盟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帮助科技项目投资者分散风险，提升区域的创新能力。而创新发展水平的提升，又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环境优化，刺激融资需求和风险防范需求，进一步加深中国东盟之间的金融合作，从而在金融合作与创新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1.回归模型。

将中国与东盟各国金融合作作为解释变量，检验其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构建回归模型。区域创新发展在受当前因素影响的同时，还可能会受滞后期影响，因此加入INNi，t-1构建基准回归模型：

INNi，t=β0+β1FCDi，t+β2INNi，t-1+

βcControli，t+μi，t+γi，t+εi，t（1）

其中，INNi，t代表东盟十国的创新发展水平;INNi，t-1代表滞后一期东盟十国的创新发展水平;FCDi，t为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度;Controli，t为系列控制变量;β0为常数项;β1，β2，βc为检验系数;μi，t代表地区固定效应;γi，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2. 门槛回归模型。

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创新发展的非线性影响，以东盟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构建动态面板的门槛模型：

INNi，t=β0+β1FCDi，t×I（FDD≤γ）+

β2FCDi，t×IFDD>γ+β3INNi，t-1+

βcControli，t+μi，t+γi，t+εi，t（2）

其中，γ为门槛值，I·为门槛示性函数，若函数括号里面的条件为真，则I·=1;否则，I·=0。由于在实际情况中，也可能出现两个门槛值γ1和γ2，因此设定双门槛模型如下：

INNi，t=β0+β1FCDi，t×IFDD≤γ1+

β2FCDi，t×Iγ1

β3FCDi，t×IFDD>γ2+β4INNi，t-1+

βcControli，t+μi，t+γi，t+εi，t（3）

（二）变量选择

关于上述模型中的核心变量，说明如下：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区域创新发展水平（INN）。学术界对于区域创新发展水平的衡量有多种方法，比较常用的是采用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指标，也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综合方法来衡量区域的创新发展水平。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模型采用专利申请量来衡量东盟十国的创新发展水平。

2. 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是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度（FCD）。衡量金融合作度的方法有多种，鉴于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涉及领域多，单纯依靠一个方面的指标无法真实反映金融合作水平，因此采用在国际贸易中广泛应用的引力模型来测度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度。该模型的设计考虑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空间地理距离、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和开放水平，能够科学地反映金融合作的便利程度和合作水平。

在使用引力模型之前，首先需要计算中国东盟各国金融自由度水平。金融自由度根据各国政府对银行服务和其他金融服务的管制程度、金融服务公司开业和运营的难易程度、政府对信贷资金分配影响的大小等进行综合评分，划分为5个等级：完全自由（80～100）、比较自由（70～79.9）、有限度自由（60～69.9）、比较压制（50～59.9）、压制（0～49.9）。在计算出中国和东盟各国的金融自由度之后，采用引力模型来测算中国和东盟各国的金融合作度，引力模型的形式如下：

Fij=GijMiMje-βijdij（4）

其中，Fij表示国家i和j之间的金融吸引力，即金融合作度。Gij为引力系数，一般取1。Mi和Mj分别表示国家i和j的金融自由度，根据上述指标体系计算所得。e-βijdij为地理距离，βij为国家i和j的地理衰减指数，其取值一般在[1，2]，综合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程度和通航发展情况，本文取值1.5;dij表示国家i和j之间的地理距离，使用中国北京与东盟各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表示。gzslib202204011300

3. 门槛变量。金融体系通过积累闲散资金，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可以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东盟各国金融体系各不相同，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而金融合作对各国创新发展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会影响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资本的天然逐利性会引导资金流向投资利润率高、投资周期短的金融等虚拟经济部门，从而挤占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所需的资金，进一步影响实体经济创新研发产出和技术创新成果的转换效率。因此，选择金融发展水平（FDD）作为门槛变量，金融发展水平采用金融机构存款总额/贷款总额的比值来衡量[18]，比值的大小代表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

4. 控制变量。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人力资本积累（HC）、对外交流水平（TRADE）、贷款利率水平（RATE）、基础设施水平（INFRAST）、固定资产投资水平（CAPITAL）。以上变量归纳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试图基于1995-2019年东盟各国面板数据，探讨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对于东盟各国创新发展的影响。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世界银行、“一带一路”国家基础数据库以及各国统计年鉴数据。金融自由度指标来源于《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部分缺失值指标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为确保实证分析时量纲统一，对区域创新发展水平（INN）、经济发展水平（GDP）等指标进行对数处理，并借助Stata16进行实证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为保证模型及结果的稳健和可靠，考虑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效果更佳。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又考虑了含滞后项和不含滞后项两种情况（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金融合作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反映了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对东盟区域创新发展的整体影响。在模型中不含滞后项的情况下，金融合作对创新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0170，且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在考虑滞后项的模型中，金融合作对创新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7567，在10%的水平上显著。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模型[19]，金融发展和金融合作能够有效推进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站在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角度，一方面，相对于东盟十国，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金融体系也相对较为完善。金融合作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发挥了显著的金融中介作用，为东盟区域创新提供资金支撑的同时，能够有效分散技术创新风险，加速技术的转移与扩散，从而推动东盟地区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创新。另一方面，中國通过广泛和有深度的金融合作，在东盟地区开展金融投资活动，给东盟国家带去了先进的管理经验、生产技术，促进了知识在区域内的转移与流动，能够帮助东盟地区的企业学习、掌握先进的技术，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推动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和水平。此外，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有效的金融监管衔接及其他领域合作，防范和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出效率，为技术创新与进步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从而带来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GDP）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301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相对而言技术创新水平也较高。人力资本积累（HC）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075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人才是创新发展的第一要素，是区域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人力资本积累主要体现在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投资回报率方面，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提升技术创新所需的知识储备;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增长，能够进一步刺激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社会技术进步与革新[20]。对外交流水平（TRADE）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006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外开放与交流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模仿创新。同时，对外交流水平的提升能够加速知识的扩散和技术的转移，显著提升区域创新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CAPITAL）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062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设备更新改造、厂房改扩建的能力，因而能够提升区域创新发展水平。贷款利率水平（RATE）和基础设施水平（INFRAST）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系数为负，且均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贷款利率水平反映了金融基础建设水平，东盟国家由于经济和金融基础设施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抑制了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

（二）分国家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对东盟十国创新发展的异质性影响，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小样本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东盟各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基础水平存在差异，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展金融合作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导致这些金融合作对各国创新发展呈现出异质性、非线性的影响。在东盟十国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3国创新发展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国家至少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三）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存在门槛效应的条件下，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对东盟各国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国家样本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合作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非线性的特征。为此，使用xthreg命令对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进行门槛估计真实性检验，结果表明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单门槛效应、双门槛效应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采用双门槛估计模型更为合理。其次，在对门槛估计的合理性进行检验后，确定门槛估计值。

根据门槛值检验结果，可以将东盟十国金融发展水平划分为低水平组（γ<0.1935）、中水平组（0.1935≤γ≤0.3763）、高水平组（γ>0.3763）三个区间。其中，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4国为低水平组，该组成员国综合实力明显低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能力也相对较弱，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资源配置能力较差。菲律宾、泰国、越南3国为中水平组，该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在东盟处于中游水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3国为高水平组，该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整体技术创新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国家。门槛回归具体结果见表5。gzslib202204011300

表5结果显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开展金融合作，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0163，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中国与菲律宾、泰国、越南等金融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开展金融合作，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7188，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中国与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等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开展金融合作，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040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比分析发现，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对金融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创新发展影响更大，效果更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创新环境、基础设施、人才储备更为完善，中国与其开展金融合作属于“锦上添花”。而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的基础相对薄弱，创业创新环境和人才储备相对不足，中国与其开展金融合作属于“雪中送炭”。因而，通过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在欠发达国家能够更好地发挥金融中介作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1995-2019年东盟国家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了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这种双边金融合作能够提升东盟各国的区域创新发展水平，影响系数为1.0170，且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此外，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对外交流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这些因素均能促进区域创新发展。进一步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中国与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等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开展金融合作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开展金融合作的影响程度。

基于上述理论、现状与实证分析的结果，为进一步扩大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水平，提出如下建议：（1）创新金融合作模式。当前中国东盟在货币金融合作、经贸金融合作、投融资金融合作、金融机构合作、金融监管合作等领域开展了多种探索实践，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今后需要在健全现有金融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创新合作机制和合作模式。（2）吸引多元市场主体参与中国东盟金融合作。金融合作机制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健康、稳定的金融合作机制更需要多元市场主体的广泛参与。应当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中的作用，构建协调区域融资、发展区域金融市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非政府金融合作路径。（3）提升金融合作的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以“平等、开放、共享、协作”精神为基础，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的“长尾效应”，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金融合作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运行机制，降低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成本，不断拓展金融合作范围，提升信息化程度。（4）采用差异化的金融合作方式和政策。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应当采用差异化的金融合作方式，对于欠发达国家，应当以金融扶持为主，提升地区影响力;对于发达国家，通过金融合作，推动双方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从而达到共赢的目的。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腾讯网（https：//new.qq.com/omn/20210728/20210728 A0C7U300.html）。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习主席东博会致辞释放了什么信号？[EB/OL].（2020-11-27）[2021-06-15].http：∥www.xinhuanet.com/2020-11/27/c_1126796097.htm.

[2] 刘洪钟，周帅.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的定位与包容性的提升——基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视角[J].亚太经济，2017（3）：154-159，198.

[3] 陈孝明，谢冬敏.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对区域创新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J].金融与经济，2021（6）：16-23.

[4] 叶玮，张瑾.“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机制研究[J].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5）：107-125，159-160.

[5] 张汉林，张鹏举.“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国际金融合作体系研究[J].理论探讨，2018（2）：91-98.

[6] 何文彬.“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框架基础与层次安排[J].湖北社会科学，2017（7）：72-83.

[7] Reisen H. Will the AIIB and the NDB help reform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ing？[J]. Global Policy， 2015，6（3）： 297-304.

[8] 朱孟楠，袁凱彬，刘紫霄.区域金融合作提升了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吗？——基于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证据[J].国际金融研究，2020（11）：87-96.

[9] 保建云.“一带一路”国家间金融合作的规则供给与规则体系构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1）：101-108，158.

[10]Lundvall， B. The learning economy and the economics of hope[M]. London： Anthem Press， 2016.

[11]Ghosh S R. East Asian finance：the road to robust markets[M].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2006.

[12]李红权，唐纯，甘顺利.我国对外金融合作的经济增长效应：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J].金融理论探索，2018（2）：3-12.

[13]胡宗义，刘佳琦，何冰洋，等.基于跨国数据的金融发展对绿色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3）：68-77.gzslib202204011300

[14]梁双陆，刘林龙，郑丽楠.金融合作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东盟合作的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20（10）：97-105.

[15]刘莉君，刘雪婧，刘友金.东道国金融发展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的实证检验[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42（6）：19-26.

[16]云倩.“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路径探析[J].亚太经济，2019（5）：32-40，150.

[17]Ito T . The future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concerns for transparency and governance[EB/OL].（2015-06-06） [2020-06-15]. https：∥www.japanpolicyforum.jp/economy/pt201506060207205065.html.

[18]巩鑫，唐文琳，穆军.金融发展、要素积累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34（19）：146-149.

[19]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M].杨中秋，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20]吕途，王学真.科技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49（5）：71-81.

（责任编辑：厉 亚）

China-ASE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HE Jianjun1，MAO Wenli2，PAN Hongyu3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Hunan 425199，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Henan 471000，China;

3.Business School，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SEAN panel data from 1995 to 2019，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hina-ASE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on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the fixed effect model and threshold effect model after constructing a gravity model measuring the level of China-ASE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ASE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can improve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SEAN countries. Those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low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can obtain more benefit from China-ASE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It is suggested to enhance China-ASE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from such aspects as promoting the digit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of financial cooperation， attracting different market players and innovating the financial cooperation model.

Key words：China-ASE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elt & Road Initiative”

收稿日期： 2021-07-28; 修回日期： 2022-01-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0XGJ006）;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课题（2021-G37）;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1KY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