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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活动与近代青州医疗事业的发展

2022-03-27周建波,于水婧,曾江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青州传教士人力资本

周建波,于水婧,曾江

关键词:青州;传教士;医疗;创新;人力资本

摘 要:研究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框架,以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青州地区的活动为中心,梳理了西方医疗事业在该地区的早期发展历程。传教士以传教为源动力,将西方医疗体系以“创新”形式引进青州,推动了该地区医疗事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所展现出的宗教精神具有“企业家精神”特质,能够主导医疗事业在产品、技术、市场、资源配置、组织上的全方位创新。而医疗事业的创造性发展又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人力资本供给,并促进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中图分类号:B9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2)02-0041-11

Missionary Activ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Qingzhou Medical Undertakings—Based on an Innova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ZHOU Jian-bo1,YU Shuijing1,ZENG Jiang2(1.School of Economic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2.Business School,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888,China)

Key words:Qingzhou;missionary;medical care;innovation;human capital

Abstract: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chumpeter "innovation theory",centered on the activities of modern Christi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Qingzhou,this paper outlines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edical undertakings in the region. With missionaries as the source force,missionaries introduced the western medical system to Qingzhou in the form of “innovation”,which promoted the generation and initial development of medical undertakings in the region. In this process,the religious spirit shown by the missionaries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ial spirit”,and could lead the all-around innovation of medical undertakings in product,technology,market,resource allocation and organization.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undertakings had greatly improved the supply of local human capital and promote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青州為古九州之一,位居鲁中,是胶东沿海城市到济南、北京沿线的必经之地。在近代,随着烟台、青岛等山东沿海城镇次第开埠,以及传教士活动的扩大,青州逐渐成为基督新教在山东传播的重要城市之一。

近代基督新教在青州地区的传播始于1864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在青州伙巷街道布道,并创办了一所教会小学。次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与中国牧师郑家祺由登州(今山东省烟台市)来到青州,与美国北长老会达成协议,接手该地区的传教工作,这也是该教会在中国内陆的第一个布道站。

引进和发展西方医学是近代新教在华传播的重点工作之一。在基督新教传入青州之前,该地区的医疗一直依靠传统中医维持,缺乏消毒干净、卫生的医疗环境和专业的护理人员,特别是在出现传染性强的流行疾疫时,往往存在医药和护理人员供给不足的状况。近代西医在青州的传播萌芽于“丁戊奇荒”时期。1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以赈灾为突破口,以传教为最终目的,将西方药品、西医诊疗和护理技术引入当地,传播发展西方医疗事业,不仅在疫情肆虐时拯救了当地百姓的生命,也为青州乃至山东地区西方医护行业的建立、医疗事业以及社会整体的近代化发展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创新是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动力,是经济社会不断实现和执行的“新组合”。这种“新组合”指的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将原材料和各类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引入新的生产体系,具体来说包含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五种情形。2在近代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西方近代医疗要素被引入中国社会的医疗体系之中,同样意味着打破旧的均衡,实现医疗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属于一种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因此,本文将从创新理论的视角出发,研究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青州地区医疗事业的传播与发展路径,并分析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3

一、医疗事业的发展路径与创新

(一)传教士强烈的“企业家精神”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企业家是实施“新组合”的人,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主体,是创新的“灵魂”。企业家的行为是大量重要经济、社会新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近代青州医疗事业的创新进程中,新教传教士首先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他们积极投入到“丁戊奇荒”的赈灾工作中,将西药分发给灾民,拯救了大量百姓的生命。随后,他们在青州建立起西式医院、医学堂,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打破了当地原有的传统中医医疗的均衡状态,逐步建立起近代西式医疗体系。这对于青州医疗系统来说无疑是一次“创造性毁灭”,而传教士正是这项创新活动的核心推动者。

熊彼特强调企业家职能的特殊性包括三点:一是要打破常规做事,二是须有强大的意志力,三是要能克服社会环境对创新的阻碍。“他们的表现看起来和经济人的描述对不上号,因为经济人每做一件事,都会计算利弊、比较得失……而在企业家那里,无论付出多大的精力,看来都不成为让他停歇下来的理由。”4上述内在心理动机通常被称作“企业家精神”。

实际上,作为“宗教人”而非“经济人”的近代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恰好满足企业家精神产生的条件。

首先,基督教“爱”与“奉献”的精神使得传教士在投入传教及相关活动时,能够超越理性计算,甚至不计成本,以完成自身的宗教使命,达成“中华归主”的目标,以最大限度地广播福音、荣耀上帝。

其次,基督教本身具有借医学传教的传统与功能,这使得开展医疗活动、发展医疗事业在理论上能够超出经济意义,融入宗教内涵,从而激发传教士的“企业家精神”。一方面,基督教主张,人的躯体是属于上帝的,教徒爱惜身体并保持身体健康和卫生是对上帝的尊敬,是一种宗教义务。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信仰和实践相统一的宗教机构,基督教除注重“灵魂拯救”外,还具有“社会拯救”的服务社会功能。传教士通常将传播和发展医疗事业当作上述义务和功能的反映,以及“传播福音”的工具,借此扩大教会的影响。对此,美国基督教差会负责人司弼尔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慈善事业,应该以直接达到传播基督福音和开设教堂为目的。”1

最后,发展医疗事业能够一定程度改善传教士的生存环境、缓解传教士的财务压力,并增强传教士的工作信心和热情,对传教事业形成正反馈。在早期传教过程中,传教士及其家庭成员的生病和死亡率都非常高,如英国浸信会在19世纪70年代来山东的5名传教士中,有2名病死、2名因病辞职者。在这种情形下,传教士意识到“教士有病者若不自己设法医治,必无生望”2,因此迫切需要推动西方医疗的引入与发展。

从财务角度,传教士在青州传教,除承担其自身食宿费用外,还要承担部分教徒的食宿、建立传教场所以及日常传教工作等各种项目的花销。虽然教会每年都会给予一定金额的拨款,但远不足以应付所有开支,因而传教士需要依靠参与、发展世俗事业来维持开销,医疗事业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同时,医院的建立、医药的传播为传教士与当地百姓交流提供了场所和契机。新教初入青州时,并没有引起当地百姓的兴趣与关注,传教工作进展困难。在传教士积极赠医施药、建设医疗事业后,这一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疾病本身让人产生无助感,渴望来自外部力量的支持,容易树立宗教信仰。在医院,百姓不仅可以得到医治、缓解病痛,还能了解到新教的教义,进而受洗入教。同时,由于不少官员及其家属通过西医恢复健康,传教工作的推进也因此在政治层面上减少了部分阻碍。正是这些原因,让传教士们获取了极大的成就感与信心,也有更强的心理动机继续在青州发展医疗事业。

由此可见,促使“企业家”——传教士从事“创新”工作的“企业家精神”,其源头无疑是以实现“中华归主”为目标的传教工作。传教士之所以在青州开展医疗卫生事业,其目的并不是单纯地改善当地百姓的身体健康,而是借助灾情和疫情,通过分发药品、建立医院等方式来实践基督的爱,并获取百姓的信任与关注,从而协助推动传教工作的开展。

新教初入青州之时,传教士通过分发小册子、集会演讲等形式向群众介绍基督教义。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侵略战争及不平等条约签订等文化、政治因素,当时青州官民对于传教士及其“洋教”较为排斥,传教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以李提摩太为首的传教士,换上中国传统服饰、学习中国文化,以期找到合适的传教机会和方法。

推动基督新教在青州地区迅速传播的契机是当时华北地区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青州地区是此次灾荒的重灾区之一,“南至临朐北至寿光,野无青草、劫掠叠起,巡抚丁宝桢至县弹压之稍安”,“(光绪)三年春大饥。饥馑载道,饿死粥场者无算”。31877年5月,益都县又遭遇冰雹灾害;不数月,蝗灾又起;之后,疾疫肆行。虽然清政府及时放银赈灾,但限于交通条件以及政府荒政实施中的弊端,仍有大量饥民得不到及时救助。以李提摩太为首的新教传教士,抓住赈灾机遇,积极投入到筹款赈济的工作中。他们通过书信、报刊等形式将当地灾情传播出去,从全球范围募集资金,投身到赈灾一线发放救济款项,解救了大批灾民。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连年旱灾颗粒无收,饥民饮食不净,尸横遍野无人收,不仅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灾区人民的身体状况也随之严重下降。病菌滋生,逃荒的饥民四处流动互相传染,瘟疫肆虐,致使当时青州地区热病、霍乱流行,“小民非死于饥饿,即死于疾病”。4

1875年夏,青州地区霍乱肆行,被感染疾病的人会突然间被夺去生命,传统中医对其束手无策。传教士紧紧抓住此次赈灾机会,凡放赈发药之处必传教,让更多的青州灾民在物质和身体上得到救助的同时,认识上帝、感恩上帝,传教事业也由此有了质的突破。一年之内,青州地区就建立了数十个定期举行礼拜的活动中心点,对基督新教产生兴趣和受洗入教者达两千多人,遍及青州的东西南北。

(二)“产品及技术创新”——引进西式医药

青州近代医疗事业萌芽于“丁戊奇荒”时期。由于传统中医治疗疾病时,需要将不同中草药搭配并熬制成汤汁给病人服用,不仅过程复杂、服用困难,还常常存在供给不足的問题。因此,在面对伴随灾荒而出现的流行疾疫时,依靠青州本地的传统中医资源不能快速、有效地解决这种发病快、传染性强的疫病,只能任由病毒肆意蔓延,不计其数的百姓丧命于此。

在赈灾过程中,李提摩太发现,他从英国带来的止痛药对疾病治疗的效果极佳,他的樟脑油将许多人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其中不乏当地官员及其亲属。同年秋,雨季过后,热病广泛传播,李提摩太用奎宁丸迅速抑制疾病的发展,给患者带来了生还的希望。这些从英国带来的奎宁丸、樟脑油、止痛药等西药,让许多百姓在短时间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也第一次体验到西医所带来的好处。

可以说,西药的引入,也即产品创新,是近代青州创新过程中的第一步。药品疗效的有效发挥提高了青州民众对西方医学的接受度,为西医、西药在青州的传播首先打开了市场,为西方医疗事业在青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成功引进西药,让更多的青州百姓了解、信任西医后,至1880年前后,英国浸礼会医学传教士麦德哈斯特(Medhurst)、郝伯特·迪克逊(Herbert Dixon)、索阿拜(Sowerby)和特纳(Turner)都开始在青州城行医、传教。1882年,外科医生迪克逊设立“基督教浸礼会青州施医所”,招收中国基督教信徒为助手,传播西医西药知识,将西方的医疗技术带入青州。西医技术不同于传统中医“望闻问切”的治疗手法,而是从生物学、生理学的角度对疾病的本质进行研究和治疗,具体治疗方法包括输液、手术等。可见,西医技术的引入是一种技术创新,是近代青州医疗事业创新的一次深化,进一步推动了西医在青州的整体传播。

(三)“组织创新”——建立西式医院

施医所是西医、西药最早落户青州的医疗机构,是青州广德医院的开端,今益都中心医院的起点。随着西药和西医技术逐渐被接受,简陋的施医所已不能满足百姓的需求,需要建立更大规模和完善的医院。因此,包含药房、化验室、诊疗室、候诊室和住院部的青州广德医院建立起来,同时引进了更多的“新产品”——听诊器、显微镜、X光机等医疗器械,以及“新技术”——眼科、外科手术等。此外,针对麻风病建立的专科医院,打破了百姓對医院的固有认知;初具规模的西式医院让更多患者摆脱病痛,逐渐为百姓所接纳和信任。

教会在传教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医学传播是最有效的传教途径之一,于是英国浸礼会有了在青州建立医院和开办医学堂的计划。考虑到发展医学传教事业必须要有青州当地人参与,遂选派贺明成等年轻、有知识的中国信徒前往北京等地接受医学培训,为在青州开展近代医疗事业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1.第一家西式医院——青州广德医院

1885年,英国传教士武成献博士(Dr. James Russell Watson)及夫人爱格妮丝博士(Dr. Agnes)来到青州,以“施医所”为基础,建立“大英帝国浸礼会青州施医院”,同时建立“附设医学堂”。1这是青州府第一家医院、山东第一家医学堂。两年后,浸礼会在青州购置房屋建立医院,设有药房、化验室、诊疗室和能容纳100多人的候诊室,提供优良膳宿,其中男科医院30张床位、妇科医院16张床位,设住院制度、门诊制度和护理制度,业务非常繁忙。1892年,教会利用捐款扩建医院门诊和病房,增设病床50张,定名“青州广德医院”,有医生20人、看护14人,是当时山东最大的医院。1

来自各地的病人于每日中午前在候诊室集合、按顺序领取号码,医院为其提供茶水,并于下午一点半开始按编号诊治。为尊重中国传统“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工作日分为男子接诊日和女子接诊日,且由相应性别的医护人员接待。在接诊同时,医护人员也会借此机会向病人解释基督教教义,并根据每人的需要适时分发文字材料。除此之外,每逢青州集日,传教士便会上街免费施医舍药,宣传西医知识,传播基督教义。

武成献博士不仅用精湛的西医技术为国人诊治疾病,还培养中国医生。1918年在一般西医诊所还只有听诊器、注射器和镊子等设备时,广德医院已设有病床80张,备有X光机、万能手术床、显微镜及外科、眼科手术器械,可以做脓包切开、眼科、截肢以及阑尾切除等手术。2到1898年,医院年诊治病人达两万多人,医学教育工作在全国名列前茅。英国教会评价青州广德医院是浸礼会在中国开办最早的医学传教中心,是医学发展最显著的医院,是教会首创的典型。3

2.第一家专科医院——青州麻风病疗养院

旧时代的山东,麻风病的发病率非常高。患者在社会上遭受歧视,周围人唯恐避之不及,生活十分痛苦。“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一些传教士医务人员把西方社会中防治传染病的方法应用于中国。”4中国人也开始着手规划在青州建立一所麻风病医院。

1935年初,在青州广德医院院长苑连芳(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生于基督教家庭)和益都县长杨九五的联合倡议下,在城南门外购建房屋十余间,募捐筹建“青州麻风病疗养院”(附属于青州广德医院),同时成立“青州麻风病疗养院董事会”。疗养院设有病房、医疗室,备有镊子、体温表、注射器、血压表、手术刀、简易手术台、消毒锅等常用医疗器械,收容益都、临朐、临淄等地基督徒及其家属中的麻风病患者,由护士学校培养的4名轻病员担任护理工作,广德医院医生定期来院诊治病人。51936年开始营业,当年住院人数21人,门诊人数51人,治疗结果可观。这是山东乃至全国境内较早建立的专业医院之一。

医院的建立在近代青州医疗体系创新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西式医院的出现不仅仅是通过组织创新的方式对要素组合、运营方式进行了改变,以焕发出更大的医疗能效,同时还为西药的推广和西医技术的施展提供了平台,有利于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的深化,并为资源配置和市场创新创造了重要条件。

(四)“资源配置创新”——建立医护学校

医疗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医护人员队伍建设。在施医院建立初期,医学传教士即在工作期间培养部分信徒,使其成为得力助手,从事部分护理工作。青州广德医院建立以后,医院的运营和发展对医疗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仅仅依靠现有的传教士以及有限的当地信徒已经不能应对与日俱增的求诊病人,由此,医学堂和护理学院应运而生。

1.医学教育——青州医学堂

1892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武成献和巴德顺(Dr.Paterson,1888年受武成献博士邀请,携两名女教士来青州)在广德医院设班收徒,创办青州医学堂,当年招生14人。医学堂由巴德顺主管教学,武成献博士担任讲师,学习合格者可留院充当医生1,这是山东省第一家医学堂。

1893年,医学堂开设生物、化学、药物学、解剖学等课程,分别聘请周围地区专业水平较高的传教士授课。如,青州广德书院2院长库寿龄(Dr. Samuel Couling)教授化学,潍县乐道院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玛丽·布朗(Marry Brown)同武成献夫人一起讲授解剖学。次年,医学堂邀请邹平医院的施密斯博士讲授药物学和治疗学,邀请青州郭罗培真书院3波特博士(Dr.Peter)讲授生物学。4

1906年,青州医学堂与美长老会聂会东(James Boyd Neal)5创办的济南华美医院合并为“山东共和医道学堂”,设青州、济南、邹平、沂州四个教学点,该学堂后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1911年4月迁往济南。6

2.护理教育——青州广德医院护士学校

1909年,山东第一位传教护士——来自英国浸礼会的劳根(Margaret Faiconer Logan)女士到达青州,就职于青州广德医院,并在医学堂开展护理教育。是年秋,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医学传教士付来明博士(Dr. W. Fleming)来青州从事医疗工作,招收年轻男性基督教徒学习护士,山东地区的护理教育由此发端。

1911年,青州医学堂合并入山东基督教共合医道学堂并迁往济南后,青州广德医院继续开办护士学校,武成献留在青州继续从事医院和护校管理工作。1914年,青州广德医院第一期护士学生毕业并入院工作,充实了医院的医护队伍。次年,武成献调往周村工作,巴德顺接任广德医院医院院长兼护校校长,后者按照中国的建筑风格,扩盖平房,新建院门,修筑围墙,并扩大护校招生规模。1934年,英国浸礼会传教护士、中华护士学会早期永久会员伊高美丽女士(Mrs. H. A. Emmott)抵青,就职于青州广德医院护士学校,并于次年完成青州广德医院护士学校在中华护士学会的注册。自此以后,广德医院护士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仅可以在广德医院就业,还可以持中华护士学会的会考毕业证在全国的医院就业。7

医护学校的建立,将部分学生从传统的教育中调动出来,让更多的男生从事医疗事业,同时给女孩子提供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和平台,将部分人力资本转移到医疗工作中来。这对当时的青州经济社会发展确实是一项“资源配置创新”。

(五)创新的本质:新医疗体系的建立

熊彼特指出,“经济发展不是可以从经济方面来加以解释的现象”,对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解释,“必须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仅是像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所表明的经济增长,只能看作数据的变化,不能称其为发展过程。当生产将我们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整合为“新组合”,并通过小步骤的不断调整,才会产生經济发展。这种“新组合”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组织以及新资源配置。

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多次提醒应将“发明、试验”区别于“创新”。其中,发明和试验都是科技行为,是一种新知识和新理论的生产活动。而创新则是经济行为,将新知识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是创造并执行一种新方案、实现要素新组合的过程和行为。这种新方案和新组合可能但不绝对基于“发明或试验”。近代基督新教传入青州之前,该地区的医疗工作仅限于传统中医。相较而言,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西医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传教士在青州施医给药、建立医院并开展医护教育,建立“新医疗体系”,虽然对西医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并没有质的突破,但对于近代青州医疗事业来说,无疑是带动其发展的“创新”。

近代青州地区医疗水平相对落后,当疫情大规模传染爆发、疑难急症等问题出现时,传统中医应对无力,这恰恰形成了西方医学的“新市场”,驱动了西医市场需求的产生和增长。在传教士所带来的创新的持续推动下,随着“新产品”“新技术”“新组织”及“新资源配置”不断涌入,由传统中医构成的医疗体系均衡被打破,西方医学在青州这片土地上以“创造性毁灭”的形式出现并扎根、生长,构建了一套包含药品、医疗技术、医疗机构、医疗培训体系在内的完整的近代西方医疗体系。这正是近代青州医疗领域创新的本质所在。

二、医疗事业发展对近代青州经济社会影响

一个新兴行业的产生和发展会影响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近代青州西方医疗事业的发展与壮大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它改善了青州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当地产业结构优化,进而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近代化进程。

(一)改善人力资本

欧洲文艺复兴及思想启蒙运动后,人力资本在西方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在推动工业化进程、经济结构转型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新教传入之前,近代青州是传统的农耕社会,一切经济活动围绕农业开展,其他产业基本都是为小农经济发展服务。传教士来到青州以后,投身于包含医疗行业在内的世俗事业中,改善了该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第一,扩大受教育人群,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一方面,传教士将一部分信徒和收养的孤儿送到医学院进行医疗、护理培训,使其成为他们行医和传教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在当时,贫家子弟往往难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而教会学校则是唯一能向他们提供上学机会的机构,由此,大量穷教友和贫民家庭的孩子进入到教会医护学校中,扩充了医护人员的供给。如青州基督教孤贫院就设有医学班,培养了一批医疗人才,其中桑铭书、冯兰桢等人至建国后仍然为青州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大量贡献。1随着医院以及医学院的发展,传教士培养出的优秀的本土医护人员愈来愈多。例如,1903年山东共合医道学堂成立伊始,即招收了13名医学生1,充实了青州医疗队伍。

另一方面,青州西医的发展引导妇女走出家庭,从事护理、传教等工作,为社会发展培养了一部分女性劳动力。比如1909年劳根到广德医院工作后,即说服了青州女子中学里3名信仰基督教的女生培养护士。2传统中国社会中,妇女被禁锢在家庭中,社会地位低下,不能拥有受人尊崇的职业。即使有女性能有机会接触、学习到医术或其他技能,也很难像男性一样自由、体面地从事医学工作。新教医疗工作的开展,为当地妇女提供了医生、护士等新职业,让一部分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上获得一定的认同和尊重。可以说,西方医学事业的引进,让一部分人从传统的行业或家庭中走出来,优化了社会人力资本结构。

第二,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西方医学是依靠自然科学而发展起来的,相对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行业,学习与入职门槛相对较高。只有完成医学院或护理学院的培养流程,才能有资格从事该行业的工作。青州医学堂开设生物、化学、药物学、解剖学等专业课程,所有课程全部合格的学生才能进入医院做医生。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医护专业教育对学生的科学以及专业水平和成绩要求相对更高。故而西医的发展与壮大,促进了近代科学的传播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青州地区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在近代工业、交通业、商业、金融业等各类企业纷纷建立的背景下,各行各业对于有新学教育背景、懂得西方科技和专业知识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大。医护学校作为有着完整西学培养体系的机构,其教出的人才能够匹配许多近代行业的需求,为青州的经济、社会近代化贡献了大量适配的人才。

第三,提高劳动力身体素质,改善人力资本质量。随着西方医疗事业在青州地区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当地百姓对其信任和接受程度逐步增加,群众整体的健康水平也会有明显的提升。在新教来到青州之前,面对突发的、传染性强的疾疫以及重大疾病,往往没有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案,只能任由疾病拖垮患者的身体甚至夺去其生命。尽管如此,不论小患还是大病,对于收入微薄的小农家庭来说,都会面临金额不小的医疗开支。一场疾病就能让一个家庭承受巨大的财务压力,如果患者是家庭中的重要劳动力,更是雪上加霜。西方医学的引进,从疟疾、热病等疫情中拯救了大量百姓的生命,同时也拯救了部分家庭。随着医疗事业逐渐发展,诸如阑尾炎、囊肿、麻风病等在当时看来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也有了医治办法,提高了百姓的身体素质。

另一方面,西医的发展逐步改善了当地的卫生环境,劳动力的平均寿命增加,劳动时长随之增加。西医院经常举办一些卫生和医学知识的宣传活动,普及卫生保健、传染病预防、常见病护理等常识,有利于民众注意身体健康、改变卫生观念、养成现代生活习惯,这在当时对于减少疾疫的发生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时,医院还联合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展部分公益医疗活动,如禁毒品、种牛痘等,有助于改善人民体质。

由此可见,传教士对于医疗事业的发展确确实实扩充和提升了青州人力资本的量与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人力资本的优化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首先,人力资本的改善能够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西医的引进和发展切实提高了青州地区百姓的寿命和健康水平,改善了社会整体的卫生环境。健康的体魄和卫生的劳动环境是个体劳动者形成持续而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保证,也是生产力及经济长期、稳步增长的基础。

其次,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直接扩大劳动供给。西医的引进不仅从灾荒和疫情中救治了大批灾民,还将阑尾炎、麻风病、囊肿患者从病痛中解救出来,使其得以回到劳动岗位之上。而对于家庭来说,病患数量减少的同时,也会减少对护理人员的需求数量,进而从劳动力数量及劳动时长等方面增加社会劳动供给量。

最后,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有助于推动科技引进、应用和发展。劳动力在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以及近代教育培养之后,不仅能够在劳动的过程中熟练应用专业技术,还能依靠自身在教育中所养成的科学素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推动已有技术的改良以及新技术的产生。

(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传教士来到青州后,为了推动传教事业的顺利发展,不仅将西方最新的医疗成果带来了中国,并且在建设、发展医疗事业的过程中,通过医疗事业所具有的独特正外部性效应,促进了青州乃至整个山东半岛的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并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手工业带到了青州,推动当地社会突破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及产业结构,诱导和培育了相关产业的诞生、发展。

一方面,青州的医疗事业开始与周边地区、相关产业形成联合,为整个地区走向近代化奠定社会基础。1902年6月,英国浸礼会与美国长老会通过联办“山东新教大学”的决议,將青州、登州和济南三地的学校合并为三所较大规模的学院。由青州广德书院和登州文汇馆合并而来的“广文学堂”(潍县文理学院);将数处神学堂合并于青州培真书院,建立“青州共合神道学堂”;青州医学堂与济南华美医院医校联合成立的“山东共合医道学堂”。其中在“山东共合医道学堂”中,青州为主校,由武成献任校长,学生入学和毕业考试皆在青州进行。可见,“山东共合医道学堂”在成立初期,是借重青州地区相对较充足的医疗资源辐射其他教学点,使得青州的医护教育成为了整个山东半岛的人才培养地和输出地。青州广德医院与医学堂作为“山东共合医道学堂”的重要基础,也为“山东新教大学”乃至后来的齐鲁大学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师资、教学场所和办学经验等要素资源。

另一方面,传教士在推动医疗事业建设的同时,也注重通过各近代化产业之间的联动效应来为传教创造全方位的社会条件。传教士在青州传教过程中,往往将医疗与教育两项事业并行推进,“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1早在1876年,传教士仲均安就来到青州办学。此后,传教士在青州资助了大批私塾、学馆,将其转化为可以进行传教的“学房”,至1892年,传教士在青州建立的各类教会学校已达14所之多2,其中包括青州培真书院、青州广德书院等著名学校。此外,传教士还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西洋博物馆。1这些学校的建立促进了青州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使其与医疗事业形成了有效互动。教会学校的建立使得更多的青州年轻人接受了近代西方科学素养、知识和技能教育,由此,这些学生及其亲友对西医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不仅愿意采取西医方法治疗自身疾病,甚至还选择接受西医培训,进入到医护人员行列之中。同时,青州地区医疗事业的成功发展,也让当地官民在治病过程中感受到西方医疗体系的好处,逐渐接受新教以及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成果,促使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孩子送到教会学校读书。

除了通过建设医疗、教育事业来改善青州地区的公共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外,传教士还在青州地区积极推动其他产业发展,为青州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铺路。如库寿龄夫妇将西方花边业引进青州并建立花边庄,后在其得意门生宋传典的努力下,逐渐发展壮大并增加发网生产业务,带动了青州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又如仲均安曾经订购了四千纱锭的纺纱机器,试图在青州建立棉纺织工业,虽然这项努力最终在商业上失败了,但他对于新技术的引进则是开风气之先,有利于青州棉纺业后来走向近代化转型。

综上所述,在传教士和青州百姓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医疗事业自身随着不断的“创新活动”逐步发展壮大,而且在医疗事业对人力资本、对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全面影响下,教育、手工业等近代行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走上了近代化的“创新”之路,并与医疗创新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由此,近代青州从经济上以传统的农耕生产为主体,社会上以分散的传统医疗、教育方式为主,逐渐向经济上第二、三产业比重增加,社会上医疗、教育开始近代化、专业化运营的结构转变,经济、社会开始向近代化全面转型。

但是,传教士在青州开启的近代化转型进程最终未能得到显著推进。青州因地处山东中部,能够联结省内东部沿海与西部城市,所以被选为早期基督教在山东传播的重要据点。然而在1898年青岛开埠以及20世纪初胶济铁路、津浦铁路修建后,济南、周村、潍县三地被辟为商埠,青州的交通枢纽地位逐渐被济南取代,传教士的医疗、教育等活动重点也逐步由青州向济南转移,如1904年青州培真书院博物馆将部分展品迁至济南,1911年山东共合医道学堂从青州迁至济南,1917年青州共合神道学堂迁至济南。传教士建立的这些医疗事业虽然为青州经济、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改变,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最终却归于迁址济南的齐鲁大学,使得青州的近代化发展未能达到如烟台、青岛、济南的水准,近代化成就相对来说较为有限。这一方面是由青州特定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教士发展医疗事业的初衷仅限于传教,而非致力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小 结

青州作为基督新教在华传播的重要城市,在传教士的推动下,逐步发展起西方医药、医学、护理及其教育事业。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传教士以传教作为源动力和最终目的,将西方医学知识传入青州,不断用“新组合”带动产业发展,打破当地传统医疗均衡局面,建立新式医疗体系。医疗事业的发展改善了人力资本结构和供给水平,不仅带动了山东乃至全国近代医护及其教育事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近代化进程。

然而对于传教士而言,发展医疗事业只是推进传教工作的工具,他们缺乏动机也不会真正投身于医学前沿的研究工作,更不必说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要继续推进青州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仅依靠传教士“移植式”的引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将这些引进的要素转化为本土的、内在的创新条件,激发该行业真正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1,作为侵略工具的新教带来的西医及科学技术虽一定程度上开启了青州近代化的进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先决条件,但传教士建设各项事业的根本目的并非要帮助青州完成近代化,其对青州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仅为了符合传教的特定要求。因而,要推动该地区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开启、推进并完成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则需要在致力于中國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的思想指导下,依靠民族经济的发展,发展文化教育卫生教育,激发自主创新,自主实现医疗、教育及各类事业的创新与发展。这正是新中国建立乃至改革开放以后,青州的经济社会建设才真正走上现代化创新发展之路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马陵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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