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英国政治经济学在晚清的境遇

2022-03-27张登德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严复

张登德

关键词:汪凤藻;严复;《富国策》;《原富》;晚清中国

摘 要:汪凤藻和严复作为晚清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在传播西方经济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两人分别翻译的《富国策》和《原富》,皆在近代中国寻求富强的背景下翻译出版,且对原作有所调整,但在翻译思想、选材趋向、翻译技巧及表现形式上,两者还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清末的经济文化条件,使得《富国策》和《原富》的影响有限。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2)02-0052-11

The Situation of British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ake the Translation of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s an Example

ZHANG Deng-de(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

Key words:Wang Fengzao;Yan Fu;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Wealth of Nations;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bstract:Wang Fengzao and Yan Fu,as students of new schoo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economics. They respectively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seeking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in modern China,and adjusted the original works. However,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ranslation ideas,material selection,translation skills and forms. Due to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influence of the two books was limited.

选择汪凤藻和严复以及他们分别翻译的《富国策》和《原富》译著进行比较,主要原因是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他们二人厥功甚伟。1880年,京师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将英国经济学家亨利·法思德(Henry Fawcett)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译为《富国策》,由同文馆出版。1901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把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译成《原富》,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这两本译著是晚清中国人翻译的介绍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著作,影响深远。由于两者相隔二十年左右出版,所以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和摄取,在心态、目的和结果有无变化,学术界尚无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考察。所以,通过对两书的翻译背景、过程、反响的比较研究,可以透视近代中国人在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时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和认识。

一、翻译背景

陈寅恪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学说不易评论。”1我们在考察汪凤藻和严复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之原因时,要充分考虑他们所处之时代环境。《富国策》和《原富》都是在近代中国寻求富强的前提下译出的。《富国策》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推行洋务新政之时译刻的;《原富》是在戊戌维新运动至清末新政举行之时翻译出版的。

(一)《富国策》之译刻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清廷极大的刺激,尤其是与外国签订条约时清廷因缺乏懂外语的中国人,任凭侵略者蒙骗欺诈,导致外交上非常被动。为了培养能够从事对外交涉的人才,清廷于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因缺乏教材,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督率馆内教习和学生翻译了公法、律例等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书籍。其中包括他督率汪凤藻翻译的《富国策》一书。

《富国策》英文底本为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法思德的《政治经济学手册》一书,初版于1863年,后多次再版。丁韪良教授“富国策”时,对法思德比较推崇,认为“法思德,英国当今之名士也,幼而丧明,仍矢志勤学,先充国学教习,嗣擢为国会大臣,凡政务之涉于斯学者,无不与议,遂著此书”。而且该书内容丰富,较为详备,“论此学者,在泰西以英国为最。百年来名家迭出,如斯美氏、梨喀多、弥耳氏等,均未如法思德之详而且明”。2因此,1880年,他督率汪凤藻将该书以《富国策》之名翻译出版,以供学生使用。

有些学者认为《富国策》为丁韪良译、汪凤藻笔述而成。这大概不相信中国人当时的外语水平,对汪凤藻能否独立翻译持怀疑态度所致。其实,汪凤藻作为同文馆的毕业生,英语和算学成绩突出,并以此升任副教习。曾纪泽称汪凤藻为馆中“通英文生之佼佼者,年富而劬学”,因赏识其之英语与才华,故他受命任出使英、法两国大臣时,曾推荐汪凤藻出任翻译官员,不过汪凤藻“方欲以词章博科第,则姑辞不行”。3丁韪良对汪凤藻的翻译水平也比较认可。1878年,他对汪凤藻助其翻译《公法便览》便给了很高的评价:“兹译以华文而词义尚能明晰者,则汪君芝房凤藻之力为多。芝房既具敏才,复精英文。余为之讲解一切易于领悟。其笔亦足以达之,且能恪遵原本,不减不增,使余省点窜之劳。”4丁韪良在《富国策》凡例中说,“译是书者为同文馆副教习汪生凤藻”,赞叹他“夙擅敏才,既长于汉文,尤精于英文”,“其原书先己熟读备探秘奥,迨译本脱稿后,复经总教习详加核对乃呈”。5可见,汪凤藻熟悉中西之学,有能力完成《富国策》的翻译。

(二)《原富》之翻译

《国富论》为亚当·斯密的代表作,1776年出版发行。该书在英国及世界风靡一时,“对人类经济思想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6许多国家都有它的译本,但为中国所知是在1877年。这一年驻英公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与在英国考察财政的日本人井上馨等讨论“查考英之税课当看何书”时,曾提到过斯密的《国富论》。刘锡鸿在出使笔记中称《国富论》为《威罗士疴弗呢顺士》,并指出“书言丰裕其国之道”,但是“难于翻译,非习英文者不能阅”。7此后,《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等译作皆曾介绍过斯密学说,但所述多为取之所需,言之不详。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清廷朝野上下以沉重的打击,强烈的屈辱感吞噬着国人的心灵,“每言及中东一役,愚父老莫不怆然泣下”。1变法图存成为当时社会各界共同的呼声,国内掀起了传播西学的热潮。译书更是受到维新之士的高度重视。马建忠指出译书为“当今之急务”,呼吁中国设立翻译书院;梁启超认为译书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严复撰文鼓吹变法维新,同时翻译西方著作。他首先翻译了《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激发人们的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后他逐渐认识到经济学在国家富强中的作用:“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2而“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3于是,从1896年起他开始翻译斯密的《国富论》一书。

严复之所以选择此书进行翻译,主要有四个原因:“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意,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国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4同时,严复推崇斯密的自由经济主义学说,认为斯密学说适合当时中国的需要。1899年,他在给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的信中指出:《原富》“系要书,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所不可不读。盖其中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开山立学,且于银号圜法及农工商诸政,西国成案多所征引。且欧亚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皆多考列,后事之师,端在于此”。此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所以“当日选译特取是书”。5所以,他用了近五年的时间将《国富论》翻译成《原富》,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三)选择英国经济学家著作之翻译原因

《富国策》与《原富》的底本都是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当时德国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欧洲影响也很大,为何汪凤藻和严复都选择英国学者的著作作为底本进行翻译呢?

林其泉认为,严复不翻译《资本论》而翻译《原富》,要与严复面临的当务之急联系起来考察。《资本论》揭露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对工人阶级运动起着指导的作用。但严复所在时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有限,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甚为微弱,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占主要位置。因此,严复认为向国人介绍如何发财致富,比向工人阶级宣传如何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似乎更为迫切些。6赖建诚指出,严复选译《国富论》而不选译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著作,是因为专业所限,知识不足,可能不知道有德国的历史学派可以借鉴。7皮后锋则认为严复没有选译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著作,除德语水平不足外,应与他的翻译习惯有关。8这些说法尽管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分析并不全面。英国经过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力量空前强大,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国,而且经济理论也较为成熟。英国遍布世界的殖民扩张,使东方落后国家接触较多的外国人即为英国人。唐庆增曾指出:晚清时期中国译本原文多为英文本,“其原因极易了解。以西洋各国文字论,英文较易通晓。当时国人中以研习英文者居多,实为文字关系也。其次则因当时国人之政治及经济心理上,崇尚英人较对余国为深。英国与我国通商甚早。往来既烦,所知者亦较多。同时外交上着着失败,以英人压迫之势力为最大。不知不觉间乃养成此种心理,以为英国乃富强之国,在在足资取法也。又其时同文馆及制造局多系聘英人为顾问,故所译书籍,泰半为英国经济家所著。其思想皆不脱英国经典派色彩;绝无德、法、意诸国之经济思想,掺杂其间。”1颜德如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引介西方思想主要在两种语言世界进行:一个是英语世界,另一个是日语世界。早期以从英语世界引入西方思想为主,后来变为从日语世界输入为主。由于中西学之交流,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就是语言文字之隔膜。因此,学习西文是进行翻译的前提。”2京师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都将英语作为必修课。在丁韪良看来,当时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以英国为首,因此他在同文馆选择英国经济学著作讲授而不是其他国家之书。汪凤藻在上海广方言馆时就是英语高材生,到京师同文馆后更是因英语成绩优秀而升为副教习、译书纂修官。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经过5年的学习,不仅具备了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知识结构,而且英语水平也得到了较大提高。驻英公使郭嵩焘说严复外语“胜于译员”。3而且严复曾去英国留学二年,自然较为关注英国学者的著作。

《富国策》是由丁韪良负责选择的底本,再由汪凤藻翻译而成,目的是为同文馆学生提供经济学科教材,后呈递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批阅,“蒙命付梓”,并由总理衙门大臣崇礼作序,属于官方行为。嚴复翻译《原富》是自选底本,目的是开启民智,振衰起弱,借着翻译斯密之书来强调求富的重要,以为中国的经济变革提出一条发展资本主义的路径;后由吴汝纶作序,经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属于自发行为。

二、翻译过程

汪凤藻从何时起开始翻译《富国策》,目前尚无明确资料证明,但是他经过“熟读备探秘奥”原著后才译成是肯定无疑的。《富国策》翻译出版后,山东登州文会馆、上海中西书院等学校都曾作为教材。严复所在的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海军人才为目的,所开课程以自然科学类为主。至于严复是否读过《富国策》尚难以确定,但是他听说过该书。他曾说:“曩闻友人言,已译之书,如《谭天》、如《万国公法》、如《富国策》,皆纰缪层出,开卷即见。夫如是,非读译书者,作读西书,乃读中土所以意自撰之书而已。敝精神为之,不亦可笑耶?”4严复认识到当时包括《富国策》在内的译作,在质量上都存在重大欠缺,可能会对不谙西文的学者造成误导。因此,严复从1896年开始筹划翻译《原富》,利用五年左右时间译成;而且他和张元济在出版前就反复商量,确定译名的规范化问题,可见严复对翻译《原富》一书的重视。

(一)两书都不是完整地全文翻译,对原著有所调整

汪凤藻在翻译《富国策》时,并不是严格按照全文翻譯,而是对原著有所调整。唐庆增指出《富国策》原书“固非第一流著作”,而译者“尤多创造”。5陈炽通过友人将《富国策》的英文原本与同文馆的中译本进行比较,“始知原文闳肆博辨,文品在管墨之间”,而同文馆本的翻译者却“弃菁英,存糟粕”,原书中的“名言精理,百无一存”。6虽然陈炽的评价有点过分,但也说明了《富国策》不是完整翻译。汪凤藻的译文与原著之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原著内容的大量删削;二是译文中掺杂了不少汪凤藻的意见;三是对原著作了一些调整。7

严复对于原书略有删节,但基本上是完整的。8据严复自称,《原富》的译法与《天演论》有很大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不过,严复所译《原富》,所加按语甚多,足有300多条,计6万多字,很大程度上阐发了他对亚当·斯密学说的认识。严复曾为自己在翻译中夹批注的做法给以解释:“每见斯密之言于时事有关合者,或于己意有所枨触,辄为案论。丁宁反复,不自觉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1严复所加按语表达了其经济思想,对革除积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汪凤藻在《富国策》中没有明确添加按语,只是在一些地方用括号形式说明费解之处。这是两书明显的不同之处。

(二)对具体名词和斯密赋税学说的翻译

作为能够独立从事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的中国人,汪凤藻和严复是如何认识经济学理论的,我们可以从具体词汇和关于亚当·斯密赋税理论的翻译段落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

对“经济学”的翻译,汪凤藻将其译为“富国策”。他不仅将法思德之著作译成《富国策》,而且在译文中凡遇到“Political Economy”之时皆译为“富国策”。为何如此翻译,汪凤藻没有指明原因,大概与总教习丁韪良在同文馆课程中有“富国策”课和当时社会背景有关。“富国策”概念词汇的选择,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渴求富强的心理。马敏曾说:一些关键词汇的演变与内涵,“不单纯是一个孤立的语言现象,而实为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所留下的‘符号,其中包含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文化意蕴”,因此,应从社会史的角度深入探讨这一词汇背后所涉及的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动,从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结构性变动中把握这一词所积淀的社会内涵。2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就是围绕“求强”“求富”这个中心开展的。“富”“富国”“国富”“富强”等字汇更是频频出现在时人的言论和著述之中。这与中国古代词汇中即有“富国”和“富国策”有一定关系。例如,《荀子》中有《富国》篇,包含了其政治、经济治国及理财思想。北宋思想家李觏写过《富国策》十篇,提出了一些发展经济的办法。可见,经济学确实同富国有关。赵靖认为,“中国古代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不是在‘经济学的范畴下,而主要是在富国的旗号下进行的”3;“富国之道与富国之学基本同义;富国之策意思是对富国的划策、献策,它不仅包括对具体方案、措施的建议,也多有理论上的说明、论证以及有关是非、当否的议论和评价。因此富国之策主要也属于学理的范畴,而不是政策的范畴。……在治生之学不受重视,而它自身也越来越失去活力的情况下,富国之学成了漫长历史时期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理论形式。因此,当19世纪后半期开始接触到从西方传入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时,中国人士就从自己习惯的形式出发,把它译为‘富国策或‘富国学。”4与洋务派提出的“富国强兵”口号相呼应,汪凤藻把西方经济学理解为“富国策”也就顺理成章了。

严复在翻译《原富》之前,经济学已有“富国策”“富国养民策”“理财”“平准”等译名,但严复不赞同前人的看法。他在为《原富》撰写的“译事例言”中花很大篇幅讨论“计学”译名问题。他说:“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5严复之后,梁启超曾将经济学称为“资生学”“理财学”“富国学”“平准学”等,后随着日译词汇的输入和流行,以上称谓逐渐为“经济学”所代替。

《国富论》在晚清有《威罗士疴弗呢顺士》《富国策》《邦国财用论》《邦国探源论》等译法。其中《邦国财用论》是汪凤藻在《富国策》中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译法。但严复没有沿用前人译法,而是将其翻译为《原富》。“原”即推求、察究之意,“原富”就是探求富强之原因。严复认为,这一简明扼要的书名,足以概括斯密原著的主要内容,即“察究财利之性情、贫富之因果,著国财所由出”;同时纠正国人“重义轻利”的偏见,鼓励国人积极致富。

赋税理论是《国富论》书中的重要理论。《富国策》和《原富》中都有此理论的翻译。其中《国富论》英文原文:

2. The tax which each individual is bound to pay ought to be certain,and not arbitrary. The time of payment,the manner of payment,the quantity to be paid,ought all to be clear and plain to the contributor,and to every other person. Where it is otherwise,every person subject to the tax is put more or less in the power of the tax-gatherer,who can either aggravate the tax upon any obnoxious contributor,or extort,by the terror of such aggravation,some present or perquisite to himself. The uncertainty of taxation encourages the insolence and favors the corruption of an order of men who are naturally unpopular,even where they are neither insolent nor corrupt. The certainty of what each individual ought to pay is,in taxation,a matter of so great importance,that a very considerable degree of inequality,it appears,I believe,from the experience of all nations,is not near so great an evil as a very small degree of uncertainty.1

《富国策》译文:

二、取民有常制。举凡征税之时,输税之法,纳税之数,务使较若划一,通国皆知,庶几无弊,否则权在胥吏,意为重轻,逼勒需索,无所不至,而民不聊生矣。盖胥吏之徒,虽洁己奉公,犹为小民之所恶,况税无常制,更有以启贪而纵其暴乎!故无常之害,尤甚于不均焉。2

《原富》译文:

二曰信。赋必以信,信于时,信于多寡,信于疏数。上既定一赋之令矣,国之民所必供而不可以免,使取之不以信,斯大乱之道也。纳于何地,收以何人,输赋之月日,征收计量之何若,出财之多寡,必昭昭揭诸国门,使国之人共知之。设其不然,则出赋之民必为催科索赋者之所捉嬲操持,所喜者便之,所恶者大不便之,不便之可畏,则胥吏之囊槖肥矣。故赋不信者,其吏必污,其民必病,欲不污不病,不可得也。信以赋民,国家所不可不谨守而力行之者也。吾尝遍观有国者之赋政,知不平民犹可忍也,至于无信,其民未有能忍之者矣。3

《国富论》(白话文)译文:

二、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完纳的日期,完纳的方法,完纳的额数,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的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如果不然,每个纳税人,就多少不免为税吏的权力所左右;税吏会借端加重赋税,或者利用加重赋税的恐吓,勒索赠物或賄赂。赋税如不确定,哪怕是不专横不腐化的税吏,也会由此变成专横与腐化;何况他们这类人本来就是不得人心的。据一切国家的经验,我相信,赋税虽不再平等,其害民尚小,赋税稍不确定,其害民实大。确定人民应纳的税额,是非常重要的事情。4

对比汪凤藻、严复与郭大力、王亚南的白话文译本,可见他们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基本的差异是:从篇幅上来看,愈新的译本译的越长;汪凤藻的翻译较为简化,严复的译文有添加之处。对传达原文观点来说,汪凤藻和严复都对原著有改写或扭曲。

除以上翻译有所区别外,汪凤藻和严复在译介时各显才能,创造出很多名词和专门词汇的译法。汪凤藻在翻译《富国策》时,把工资(wages)译为“工价”,劳动力(labor)译为“人功”,社会主义(socialism)译为“均富”,流动资本(circulating capital)译为“运本”,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译为“恒本”等等;把马尔萨斯提出控制人口两个办法positive prevent(积极的限制)、preventive(预防的限制)译为“天数”和“人事”等等。这些经济用语的翻译,用现在眼光看来不是很成功的,后来没有一个流传下来。而严复在翻译《原富》时,既没有借鉴《富国策》的词汇译法,也未多使用日本创造的新词,而是有意发扬中国古书中的一些词汇来对应。例如,将资本(capital)译为“母财”,自由贸易(free trade)译为“大通商法”,原料(raw material)译作“生货”,制成品(manufactured goods)译作“熟货”,银行(bank)译为“版克”,重商主义(mercantile system)译成“商宗计学”,重农主义(agricultural system )译成“农宗计学”,货币(money)译成“泉币”,工资(wages)译为“庸”,利润(profits)译为“赢”等。这些译法,与现在所译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严复使用的不少词汇,除少量名词为学界沿用外,“绝大多数都竞争不过从日本转译的新名词”,商务印书馆在严复8种译著后附《中西译名表》中的482条新词,仅有56条被学界采纳。1实际上有些经济词汇的翻译,如对资本、利息、合同、财富、价值等的使用和分析,汪凤藻在《富国策》译法即比较准确,只不过当时学界多从日本输入新词,而没有关注汪凤藻的翻译罢了。

汪凤藻和严复在翻译时都是使用文言文,因此在寻找与西方经济学观点和词汇相对应的译词时,就必须要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找寻。这样使人难于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译著与原文的距离更大。胡寄窗指出:“1902年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既有所省略,同时又常运用我国传统的旧经济概念与术语来附会外来经济学说,更使人难于理解原著的真正涵义,也不易看出中西经济思想之区别。”2汪凤藻翻译《富国策》时用文言文翻译,可以理解。严复翻译时很多维新志士提倡白话文,但严复仍然采用文言文、而非白话文来翻译。对此,梁启超曾表示《原富》译文过于追求文章的华丽典雅,致使深奥难解:“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3梁启超赞同《富国策》译介的开创意义,但是他在《读西学书法》文中认为此书的翻译准确性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翻译的《富国养民策》一样“议笔皆劣”。梁启超本身不懂英语,并没有亲自将《富国策》与原著对比翻译,如此评价难免失之公允。但是两书采用中国经济术语和传统的表达方式,使人很难弄清中国型和西方型的经济思想之间的区别,自然减少了大众的兴趣和注意。

两人虽都曾从事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但在翻译思想、选材取向、技巧及表现形式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汪凤藻对《富国策》的翻译没有选择权,只是在丁韪良指导下翻译的,以满足馆内学生的需要。严复对《原富》的选择翻译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他译《原富》是为了中国富强提供借鉴。同时,严复还在书中发表“例言”和三百多条按语,表达自己的经济思想,这是汪凤藻难以望其项背的。

三、译作反应

两书翻译出版后都有一定的反响。《富国策》翻译出版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除了京师同文馆在1880年以聚珍版的形式出版外,《富国策》后来曾被多次刊刻翻印。《湘学新报》(1897)、《东西学书录》(1902)、《中国学塾会书目》(1903)等书报分别给予了评介;《皇朝蓄艾文编》(1903)收录了该书的部分内容。1896年,陈炽与朋友重译《富国策》并在《时务报》上连载。梁启超在1896年将同文馆译本《富国策》收入《西学书目表》商政类书中,并在《读西学书法》中评价《富国策》。1897年在《无锡白话报》中,梁溪勿我室主人以白话文的形式推演了同文馆《富国策》译本。可见,《富国策》的翻译刊行,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富国策》出版之后二十余年,严复翻译的《原富》也顺利出版,并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人们趋之若鹜,唯求“案头置一编以立懂于新学场也”。1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为该书做广告:“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桐城派文学家吴汝纶这样的旧派人物也赞叹此书“思如芭蕉,智如泉涌”,“真济世之奇构”。浙江士人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大段摘抄《原富》内容并作评论。浙江、湖南、广东、上海等地都先后出现了私人书铺翻印《原富》一书的情况。在清末科举考试中,出现以《原富》内容为题的试题;读书人喜欢在考试中大量引用《原富》内容。不过,俞政对《原富》的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后指出,它“局限在文化素养高而且喜爱西学的维新知识分子中。因此可以这样说,《原富》影响的范围比较小,但它影响的社会层次则比较高”。2可谓对《原富》影响的客观评价。

可见,《富国策》与《原富》的主要影响都是在1895至1905年这十年间。这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进一步寻求国家富强的主题再次摆在国人面前。“这也反映了近代国家在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下只有‘寻求富强这一条路可走。”3清廷放宽了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是外国资本大肆向中国输入商品,控制中国市场,又阻碍着民族资本的发展;封建官府对民族企业的压制仍很严重。因此,追求变法的维新派开始呼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将此作为他们描绘中国经济前景的理论依据,从而在近代中国激荡起一股极有冲击力的要求经济自由的思潮。《富国策》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标准解说”,原著者法思德也被称颂为“自由主义经济的旗手”4;严复推崇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并反复强调经济自由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等,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总体来讲,两书所宣传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理论,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这是两书最终传播不广、影响有限的共同原因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缺少实行自由贸易理论的历史条件。当时中国工业落后,处于被掠夺的境地。在这样的条件下同西方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就是给列强以侵略自由,只能使中国的民族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因此,面临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维护民族权益,保护民族工业和保护关税的现实无疑是正确的,故在此时宣传自由贸易理论,自然反响有限了。褚葆一曾论证丁韪良督率汪凤藻翻译的《富国策》中宣扬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理论是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行为辩护,目的“不是要使中国发展工业,而是要使中国永远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5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也在20世纪初年传到中国。李斯特从社会发展五阶段说出发,认为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不能采用自由贸易政策,而应采取保护贸易政策,以扶植国内生产力,提出与亚当·斯密自由贸易学说相对立的一套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李斯特对自由贸易的攻击,引起当时不少中国人的共鸣。原来推崇自由贸易学说的梁启超到1902年后开始对该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他在1902年所写《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谈到读亚当·斯密的书应该“审其时、衡其势”,“斯密之言,治当时欧洲之良药,而非治今日中国之良药也”,而且“重商主义,在十六世纪以后之欧洲,诚不免阻生计界之进步,若移植于今日之中国,则诚救时之不二法门也”。1当然,一个国家无论是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还是贸易保护政策,其共同的前提条件是主权独立。近代中国主权沦丧,决定了在中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也很难行得通。

唐庆增曾分析了清末经济学译著没有在中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他指出:“社会人士,鄙视夷狄之心理,犹未尽泯灭”、“其时国民程度,当较目前更为幼稚,不能领略西洋学说之佳处”、“国人忙于政治问题,更无暇作学术上之详细研究”、“科举之毒,实亦应负几分之责任”、“介绍者本身所用方法,亦未尽妥善”等五个原因,影响到经济学译著的传播。2他的阐述值得借鉴,可以用来分析《富国策》和《原富》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反响。

民国时期,很少有人关注《富国策》,而《原富》仍然为学者所重视。商务印书馆曾多次重版《原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界对于两者的关系也有评价。例如,莫世祥指出,在《原富》出版之前,汪凤藻在1880年把英国人法思德的讲稿翻译为《富国策》出版,英国政治经济学说开始传入中国。但“就学术价值及社会影响而言,《原富》远胜于《富国策》”,因为《原富》第一次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名著较为完整地翻译成中文,再加上六万多字的按语,“这就使《原富》成为记载近代中外经济思想交流历程的重要经济学著作”。3沈福伟认为,在1902年严复《原富》译文正式发表以前,“《富国策》在中国知识界被认为是一本讲商情商理最为透辟,讲理财学繁简得中的佳作……在清末10多年中,一直被当作新式学校的教科书加以推广,其社会效应远较《原富》为广”。4前者讲从学术价值角度看,《原富》胜于《富国策》;后者主要从社会普及度方面说,《富国策》作为教材的社会效应高于《原富》。当然,由于时空和历史语境的不同,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学界对《富国策》和《原富》的认识虽然有些变化,但也这说明两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结 语

汪凤藻和严复两人分别在翻译《富国策》和《原富》之前,已经具有扎实的知识储备、较高的语言能力和系统的翻译训练。具体来说,汪凤藻在上海广方言馆和京师同文馆的学习、任教,曾协助丁韪良翻译《公法便览》;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和留学英国,曾翻译《天演论》。可见,两人共同受益于洋务教育,属于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不仅英语水平高,西学知识丰富,而且中文基础扎实,所以他们能够独立翻译《富国策》和《原富》,改变了过去“西译中述”的翻译方式,是晚清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重要进步。当然,虽然两人都翻译了西方经济学著作,但暂无史料证明两人之间存在交往。不过,严复在翻译《原富》之前,曾听朋友讲《富国策》的翻译存在不少错误和意撰之处,至于他是否读过《富国策》,暂无史料证明。《原富》从1901年至1902年11月陆续在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时,适逢汪凤藻担任南洋公学的代总理、总理。所以,《原富》的出版固然与译书院院长张元济的支持有关,但时任总办汪凤藻的同意更为关键。

《富国策》和《原富》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中国人系统了解西方的经济学说,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構,并逐渐认识到经济学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汪凤藻来说,虽然翻译《富国策》,但思想很少受其影响;严复则在翻译《原富》时加了6万多字的按语,且深受斯密影响,成为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当然,由于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条件,两书的影响都是有限的。不过,正是由于汪凤藻和严复的翻译,《政治经济学提要》和《国富论》的影响和生命力变得更加广阔深远。

责任编辑:马陵合

猜你喜欢

严复
严复的遗嘱
张元济加版税
教育家的严管和包容
这样对他不公平
谁在“复活”严复
“执迷不悟”的严复
严复:落日青山一片愁
严复:落日青山一片愁
严复:落日青山一片愁
严复修改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