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禹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建窑是我国历史时期南方地区著名的窑场之一,以烧造的黑釉瓷器最具特色,其窑址位于福建省建阳市水吉镇,物质遗存堆积在池中村、后井村、芦花坪、大路后门、源头坑、牛皮仑、庵尾山等。早在晚清时期,就有不法商贩在建窑遗址附近盗掘黑釉瓷器;在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人詹姆士·马歇尔·普拉玛正式考察建窑遗址,在遗址范围内采集了很多标本运回美国;20世纪50年代,华东文物工作队福建组对建窑进行了田野调查[1];20世纪60年代以来,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福建省博物馆还有建阳县(今建阳市)文化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1960年[2]、1977年[3]、1989～1990年[4]以及1991～1992年[5]分别对建窑遗址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并出土了大量的瓷片标本以及窑具,清理出数座窑炉遗迹,为建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关于建窑的文章论著很多,涉及到文化遗址、产品特征、烧造工艺、烧造历史、与茶文化关系、宫廷用瓷、瓷器外销等方面。而关于建窑的兴盛期,大部分学者都以1992年谢日万先生提出的“建窑兴盛于北宋中晚期到南宋[6]”为准则。如今仍有必要基于建窑的数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形成的简报,并结合古代文献史料记载,再对建窑兴盛期的考古学表征及原因进行探讨。

1 建窑的兴盛期及考古学表征

《茶录》云:“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7]”成书于北宋皇佑年间(1049—1053年)的《茶录》是最早明确记述建窑黑釉兔毫盏的书籍。建盏的绀黑釉与白色的茶水相得益彰,且黑白分明,再加上坯厚可以长时间保持茶水的温度和口感,适于斗茶,故其他窑口“皆不及也”。说明最晚在《茶录》成书时,即北宋中期,建盏已经名誉天下。以常理度之,此时绝非草创时期产品,只能是成熟期的产物。

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对斗茶所需的茶盏的釉色、装饰也有所记载:“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黑釉兔毫盏的产地,但这与《宣和遗事》所记载的徽宗召宠臣蔡京入内赐宴时所使用的茶盏应同属建窑黑釉兔毫盏。两条文献史料相互印证,说明这一时期建盏凭借适于斗茶的优势已然成为宫廷御用品。

此外,另有文人才子们对建瓷的赞誉诗词,诸如蔡襄“兔毫紫瓯新”、苏东坡“忽惊午盏兔毫斑”、黄庭坚“建安瓷碗鹧鸪斑”等。综观这些赞美建瓷的诗词作品,其创作年代大多集中在北宋中晚期。南宋时期虽也不乏对建瓷的讴歌,但较北宋中晚期略少。从这些诗词作品的内容上,也可看出当时人们对建窑黑釉瓷器的推崇与喜爱。当然,对建窑兴盛期的认识,仅依靠文献史料是不够的,还需要用考古学的材料加以综合考量。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已经发现建窑窑址10余处,并清理出多座窑炉。其中大路后门山Y3长度达到惊人的135.6 m[4]。其余经过发掘的龙窑窑炉的长度大都也在70 m以上。以发掘者为代表的学者曾作出推测,长度超过100 m的窑炉一次可装烧10万件以上的瓷器。窑炉越长,其内部空间越广,能够容纳的瓷器数量也就越多。建窑超长的窑炉足以从正面揭示出其兴盛期瓷器产量之多、规模之大。

华东文物工作队福建组20世纪50年代调查芦花坪,发现黑釉废瓷片的堆积如同小山,高10 m左右。众所周知,烧造瓷器也会有一定的失败率,即使技术再成熟,也会产生一定的残次品或废品,而这些残次品或废品都会采用特殊的处理方式。例如南宋官窑修内司窑采用废品坑的处理方式[8];明景德镇御器厂的废品则倾倒于珠山或墙根掩埋[9];而建窑选择了固定地点废品倾倒堆积的方式。这些大规模、大面积的废品堆积也能从侧面揭示出建窑烧造瓷器的时间之长以及数量之多。

另外,在建窑的出土遗物中,发现有不少底足刻有“进琖”、“供御”字样的黑釉茶盏标本以及垫饼等窑具。从考古发掘此类标本遗物的出土层位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是放置在龙窑窑室中段。这是龙窑中最好的位置,所烧造出来的成品率较高。再看此类产品本身,釉色绀黑,胎质坚硬厚重,装饰新颖独特,天然绚丽,做工一流,应是专供宫廷使用的御用器。此类“进琖”、“供御”字样的黑釉茶盏的出土,说明建窑不乏精品,更是其产品成熟的表征之一。

从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情况来看,窑炉长度和废品残次品堆积凸显出产品的产量高;而宫廷用瓷则揭示出产品的成熟性以及高品量。质、量两方面是建窑兴盛时期的表征。既然建窑兴盛期已经在考古材料上很好地体现出来,那么就可以此为基础,探讨其兴盛期的具体年代范围。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对芦花坪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一座残龙窑窑基内出土了正面刻“黄鲁直书”铭文、背面刻“法一本”的陶牌,叶文程先生考证其为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产物[10]。此外,与之共存的有“至道元宝”(995—997年)、“元丰通宝”(1078—1085年)两枚铜钱。由于出土于建窑窑址第二堆积层的陶牌又与黑釉瓷器共存,所以该窑址中,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第二堆积层的年代也大致在这一时间段。另外,就窑炉本身的形制来看,芦花坪前缓后陡的斜坡式龙窑为单砖窑墙、火膛前无挡风、出烟囱结构简单,与大路后门、牛皮仑、源头坑等窑址窑炉结构基本相似,都是北宋时期南方地区常见的龙窑。加之出土遗物的风格相似性,如敞口碗、弇口碗与大路后门山、源头坑出土的撇口碗、敛口碗形制相同。可知这些遗存大致是在北宋中晚期以后这一范围。再结合前述的文献史料记载,说明建窑的兴盛期确实开始于北宋中晚期。而关键的是建窑的兴盛期究竟持续到哪一个时期?

20世纪50年代华东文物工作队福建组在调查芦花坪遗址时,宋伯胤先生在四号窑址中采集到“绍兴十二×”铭刻的窑具匣钵,考证其为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产物[1]。这是建窑生产延续到南宋初期的直接证据。除了上述纪年遗物之外,暂未发现其他直接证据。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学者在讨论“绍兴十二×”铭刻匣钵时都将其直接作为建窑兴盛期延续到南宋的重要物证。实际上这只能说明,建窑在南宋初期仍然烧造产品,却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其兴盛期。

虽然建窑在南宋初期以后仍然烧造瓷器,但是在数量、质量上却不能和北宋中晚期相比。从建窑的4次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尚未发现有明确纪年的南宋窑址;即使是发掘者依据地层学、类型学等方法推断出来的南宋时期的窑炉,其数量也不及北宋时期;另外,南宋时期窑炉的长度也远远不及北宋时期。据此可初步推测,南宋时期建窑瓷器的产量明显要少于北宋。究其原因是北宋末年战乱不断,宋室南渡以后,大批贵族、士大夫流落江南,疲于奔命。在南宋初期,战局稍微平稳后,君臣上下都不遗余力地重建礼制并力尚简朴。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和大臣断然不会有闲情雅致斗茶享乐。斗茶之风盛行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势必会导致建盏的需求量有所减少。

另外,在南宋的窑址中,除营长墘山Y7发现两个“供御”、“进琖”字样的垫饼,在其他窑址并未发现该字样的器物。然而,实际情况是,营长墘山Y7上叠压着一条南宋晚期至元代烧造青白瓷的窑炉Y6。发掘者依据考古地层学原理以及Y7部分窑炉材料为Y6使用,默认叠压的窑床的年代紧密衔接,因而推断该窑炉的年代为南宋中期。实际上,在窑址遗存密布的地区,叠压的窑床的年代并不一定都是紧密衔接的[11]。从Y7的窑炉结构来看,除了窑室前增加多道挡火墙之外,其余都与大路后门山北宋晚期的Y1、Y3相同。再结合Y7出土的黑釉小圆碗、撇口碗以及束口碗与Y1、Y3同类产品形制基本相同,有理由认为Y7的年代为北宋晚期。那么,所有标明了出土层位的“供御”、“进琖”字样的标本,其年代都落在了北宋中晚期这一范畴。再结合没有任何文献史料记载南宋宫廷使用过建盏以及建炎三年(1129年)的罢贡事件,可推测这类宫廷御用的精品建盏也极有可能止于北宋末年。

综上所述,以产品数量多、质量高为表征的建窑兴盛期应为北宋中晚期至北宋末年。而南宋时期只是延烧期,其普通产品数量与北宋时相比急剧下降,甚至宫廷御用类精品可能已经停烧,此时已难以复刻北宋时的辉煌。

2 建窑兴盛及持续烧造的原因

建窑兴盛的原因,还与建窑地理位置及资源情况、烧制工艺、斗茶之风的影响下国内市场需求有关。而南宋时期仍能延续烧造产品,主要原因当属海外市场的需求及瓷器的外销贸易。以往学者在讨论建窑时,笼统地将上述因素全部归结为兴盛原因。实际上,北宋建窑兴盛期与南宋延烧期的原因并非一致,而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2.1 北宋时期建窑兴盛的原因

2.1.1 地理位置及资源

对于烧造瓷器来说,原料、燃料以及水源是不可或缺的资源,而这些要素也影响着窑址的选择。从上述三要素的情况来看,建窑的选址可谓得天独厚。建窑以生产黑釉瓷器为主,其黑釉产品的胎质基本特征为:胎色呈现出黑或灰黑、黑褐色,此为含铁量较高所致(建窑黑釉瓷器的含铁量一般超过5%,高者达到10%[12]);胎质较粗糙,含砂粒较多。而建窑遗址东侧大路后门山往南约5 km的南山,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瓷土矿,瓷土中含铁量较高,掺杂砂粒较多,为建窑提供了符合条件的原料资料;遗址周围环绕着武夷山的支脉,森林茂盛,为柴烧瓷器提供了必要的燃料资源;在遗址以西约1.5 km处有南浦溪流向闽江,再由闽江出海,既为瓷土的淘洗、配料等过程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又是水运出海的重要方式。正由于原料、燃料、水源等资源丰富,才为建窑能够生产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的瓷器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2 先进的烧制工艺技术

从北宋时期南方地区瓷窑的窑炉整体情况来看,此时建窑的窑炉结构及装烧工艺技术已处于领先地位。建窑所使用的斜坡龙窑依山而建,窑室逐渐增高,致使热气递次上升,充分利用热能的同时还能避免雨季积水。窑炉自身虽然结构简单,但密封性强且坚固,已经具备了若干与现代阶级型窑炉相同的特点。正因如此,才能够烧制出类似兔毫、油滴、曜变等烧成温度高的黑釉瓷盏。另外,对建窑的四次考古发掘,都发现了匣钵窑具。使用匣钵装烧瓷器避免了胎体直接接触明火,可以保证瓷器里外热度均匀,有效防止瓷器粘连、表面落灰等现象,提高了产品的质量。“漏斗型匣钵正置仰烧法”的采用表明建窑的产品比较注重质量。除此之外,1977年发掘芦花坪窑址时还出土了7件火照[13]。这就意味着当时已使用火照来测试窑温和瓷化程度,以便掌握煅烧过程中的温度。龙窑窑炉结构、匣钵装烧以及火照测温等先进的工艺技术,也为建窑的大规模生产和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了基础条件。

2.1.3 斗茶之风的影响下国内市场需求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为宋代流行的四般闲事。宋人以此四事为载体,通过嗅觉、味觉、视觉以及触觉品味雅致生活。特别是斗茶,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庶民百姓,各个阶级都对其青睐有加。

宋代饮茶,是把膏饼茶碾成细沫,后用沸水点注。注水后茶汤表面浮起一层白沫,再配上黑色茶盏,黑白色调分明。这种特殊的饮茶方式促使了斗茶(利用竞赛的方式对茶、茶具进行品评和鉴赏)的发展。而建窑生产的黑釉盏凭借绀黑釉色、保温效果佳等优势成为最宜斗茶用具,其他窑口“皆不及也”。正是由于当时社会上饮茶、斗茶风气的盛行,导致宫廷、民间对茶具,尤其是建窑黑釉茶盏的大量需求,也为建窑的兴盛繁荣助力,甚至造成了在建窑兴盛期几乎只生产黑釉茶盏这一个品种的局面。

2.2 南宋时期持续烧造的原因

建窑的黑釉瓷器胎厚色黑、质地坚硬,凭借新颖独特的黑釉装饰以及光怪陆离的结晶斑或窑变斑,不但受到当时国内权贵、文坛和普通百姓的欢迎,并且远销到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世界范围,已经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建窑黑釉瓷器,其中尤以日本最多。从考古发掘来看,日本很多遗址都不同程度地出土了建窑黑釉瓷器或残片。例如奄美大岛名濑市小凑古墓群出土了黑釉兔毫盏;日本福冈博多遗址集中出土了建窑黑釉碗、盏等。从传世品来看,建窑中最为稀有的曜变盏,全世界只有3件完整器,全部分藏于日本的东京静嘉堂文库、京都龙光院和大阪藤田美术馆[14]。另有一些珍贵诸如油滴盏、兔毫盏、鹧鸪斑盏等建窑瓷器,在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也有所收藏。

宋代禅宗大盛,吸引着日本的禅僧来华巡礼名山,寻求禅法。而南宋时期虽然斗茶之风衰歇,但寺庙、禅院却依旧吃茶念佛,保持着点茶、斗茶的传统。来华的日本禅僧可能目睹甚至亲身体验了寺院茶自始至终的茶仪全过程,深受熏陶。学成归国后,禅僧们将在华接触的禅宗、斗茶文化通过各种方式或途径传播,导致日本禅堂茶礼大兴,其他阶层亦争相效仿。斗茶风的东渐促使日本民众对与之配套的建窑黑釉茶盏的狂热追逐。而宋代恰好是造船、航海技术大发展时期,也为中日陶瓷海上贸易提供了技术支持。图1为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藏曜变建盏。

图1 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藏曜变建盏

截止目前,虽然没有日本出水宋代沉船的直接证据,但1975年在韩国海域发现的元代新安沉船也可窥见当时日本民众对建瓷的狂热程度。该沉船共出水了68件建盏。冯先铭先生通过观察胎釉特征、使用痕迹及口缘铜扣口,推测全部为宋代的传世品旧货[15]。这一批建盏以束口、弧壁类盏为大宗,并且此类盏体量大小不一;另一类则是撇口、斜直壁斗笠类。有学者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将这两类盏与南宋纪年墓或文化遗址中的建盏对比研究,发现二者极为相似,进一步说明68件茶盏均为南宋产品[16]。据此可知,即使到了元代,日本民众对建盏的热度依旧不减,甚至出现不惜花费重金也要寻求南宋旧物的现象。

南宋时期建瓷在国内的一些墓葬或遗址中也有出土,例如福建南平店口墓、江西德兴徐衎墓、江苏江浦张同之墓、江西婺源嘉定四年程氏墓、福建福州夹道遗址等均有发现。说明南宋时期建窑产品有一部分受众仍然是国内的士大夫、平民阶级。但由于国内斗茶风的衰退,需求量远远不如海外市场。而海外市场的需求才是建窑得以延烧生产的关键。

综上所述,海外市场的需求,特别是日本受宋代斗茶文化的影响,狂热追逐建窑瓷器,使得大量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销。这是维系建窑在南宋时期延烧的主要原因。

3 结语

以产品生产规模大和质量高为表征的建窑兴盛期是北宋中晚期至北宋末年,而南宋时期只是延烧期。关于建窑兴盛的原因,地理位置优越及周围自然资源的丰富、烧造工艺的进步是基础和前提,而斗茶风影响下的国内市场需求是其根本凭借;南宋时期建窑延烧则与海外市场,特别是日本市场的需求密切相关。尽管在南宋时期建窑的产品也为国内部分士大夫及平民阶级所需,但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当属海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