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潇潇 杨伟

(1.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74;2.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重庆 400031)

0 引言

太宰治除了著有《人间失格》等闻名遐迩的作品之外,还创作了诸如《女生徒》《千代女》《斜阳》等被誉为“女性独白体”小说的作品。男性作家太宰治以女性的口吻展开叙事,借用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语言,以细腻的笔触将女性的炙热情感、喃喃告白以及女性对男性的犀利批判展现得惟妙惟肖。这样的“女性独白体”作品独树一帜,吸引了广大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关注,更是引发了日本文学研究界的持续讨论。这些“女性独白体”小说对女性的心理活动、思想变化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同时亦以他者之眼对男性、对社会进行了审视与批判。换言之,它们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女性的自我认知,即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和发展;二是女性对男性的认知,即女性对男性的描述与评判。迄今学界对“女性独白体”的相关研究,大多从女性形象、女性的生存困境、女性的言说、太宰治的反俗精神、对父权制度的控诉等方面来展开,但管见所及,鲜有从社会性别、性别操演的角度来对太宰治文学中“女性”“女性特质”的功用进行探讨。正是太宰治自身所具备的气质以及他对两性差异的敏锐捕捉,促成了“女性独白体”的诞生,也构建了一系列灵动多姿的女性形象。

1 女性形象与“女性独白体”

倘若仔细梳理太宰治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就会发现这些女性形象随着太宰治文学的前期、中期、后期①日本学者奥野健男在《太宰治论》中将太宰治的文学分为三个时期,这一划分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按照奥野健男的分期,从1932年的《晚年》开始,至1935年的《HUMAN LOST》是太宰治文学的前期;太宰治在创作《灯笼》之后,经历了大约一年半的沉默期,这段时间被视为过渡期;文学中期始于1937年《满愿》,止于1945年的《惜别》《御伽草纸》;从1945年的《潘多拉之匣》开始,至1948年的《Goodbye》,被划分为太宰治文学的后期(奥野健男,1966:40-41)。的推进而发生着变化。前期作品主要以刻画男性为主,而女性形象相对单薄,她们沉默寡言、顺从于男性;及至中、后期作品,女性独白体诞生,女性角色陡然增多,且与前期沉默寡言的女性截然不同,变得果敢强悍,更具主体性。正是在这些中、后期作品中,太宰治将女性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甚至会让读者忘记了他是一位男性作家。这一方面展露了太宰治在运用女性语言、描摹女性心理等方面的非凡才能,凸显出太宰治身上所具有的“女性特质”,同时也表明,这种“女性特质”以及“女性独白体”已成了他反抗父权制度的一种策略。尽管太宰治中、后期文学中那些自力更生、独立强悍的女性形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女性地位的变化,但更不妨视为太宰治有意设计的产物。这一点可以通过太宰治对同期作品中男性形象的塑造得到佐证。比如,太宰治中、后期文学中的男性形象就变得越来越衰弱和沉默,恰好与女性的强悍与活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极大的两性形象无疑构成了对通常意义上的两性关系结构的颠倒。我们不禁要问,太宰治意欲何为?

太宰治的作品无处不彰显着对传统社会既有规范的对抗,“反俗”成为其重要标签。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对“女性特质”的书写,以及对女性独白体的运用,更为具体地实践了这种对抗。太宰治尝试站在女性这一属于“边缘”和“弱者”的立场来对男性中心主义社会进行讨伐。为了让这一讨伐进行得更为彻底,他不惜动用女性的语言,甚至扮演“女性”,成为“女性”,让女性独白体小说应运而生。太宰治之所以能够对女性独白体运用得如此游刃有余,对女性的语言拿捏得如此精妙,除了得益于其过人的天赋,其实也与他本身具有的、在世俗看来近乎女性的特质不无关联。通览太宰治的女性独白体小说就会发现,作品中的“女性”除了以他者的身份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日本父权制度加以审视与批判之外,还兼具讲述太宰治内心世界的功能。换言之,女性独白体因根植于太宰治内在的所谓“女性特质”,而成了太宰治文学最为有效的书写策略。

女性独白体帮助太宰治摆脱了他身为男性作家的局限,令他对女性的刻画不再止步于外部描写,而得以从女性内部展开描摹。日本学者东乡克美曾对太宰治的女性独白体有如下评价:“对太宰治而言,这一文体的发现,与其说只是出自女性之口的独白,毋宁说是他邂逅了符合自身资质的文学表现方法。不仅如此,兴许唯有通过这样的文体才可能将其人性崭新的一面外现出来。”(東鄉克美,1988:310)。所谓“其人性崭新的一面”,乃是指太宰治性格中细腻、纤弱、善感的一面,亦即在世俗眼中看起来不那么符合男性特质而更接近女性特质的一面。倘若不是假借女性独白体,身为男性作家的太宰治恐怕就无法以男性的口吻将其细腻、纤弱、善感的一面表现出来。正如东乡克美所言,“太宰治在‘社会’(现实)这一男性原理的世界中败下阵来,由此退后一步,开始假装过起了‘一般市井小民’的生活。对于这样的太宰治而言,前期书信中业已运用的可谓与生俱来的、娇嗔的女性化的口吻与韵律,就在这之后作为一种文体表达方式,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了”(東鄉克美,1988:313)。之所以说太宰治“与生俱来”地具备了表达女性娇柔敏感、细腻娇嗔的天分,不仅源于其卓越的语言资质,还要归因于他身上所拥有的近乎女性的特质。所谓的“女性特质”,不啻基于父权制度中性别规范标准的一种言说,但正是这种“女性特质”,赋予了太宰治其他男性作家鲜有的视角,也赋予了他站在社会规范之外重新审视和反抗日常秩序的可能性。

2 “边缘意识”与“非中心”:对抗“中心”

传统社会对“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界定和讨论,除了基于生理性别的差异,更多是基于社会性别范畴下的界定和讨论,体现了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对女性、男性的规范与期待。以太宰治所处的日本近代社会为例,社会对女性行为的规范和期待最初是贤妻良母型,要求女性具备温良恭谦的美德,并依附和顺从于男性。倘若女性符合这样的期待,就被认为具有了受人称道的“女性特质”,而如果与这些期待背道而驰,则会被贴上叛逆、不道德的标签。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点将在下文具体展开。与对女性行为的规范和期待不同,日本近代社会对男性的期待则包括了坚强刚毅、守护家庭、守卫国家、具备战斗力等,“至少近代国家要求的父亲是战士=能够战斗的人,面临外来的‘敌人’能够守护家庭”(小玉亮子,2004:12)。因此,父权社会中居于家庭中心的父亲会一边享受父权制社会带来的特权,一边承受着身为男性的巨大压力。

依此标准,太宰治似乎并不符合当时日本社会对男性的规范和期待,甚至与这样的规范标准相去甚远,可谓是一个“男性失格”之人。无论是身体的健硕,还是心理的强大,抑或是“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一系列的特质在太宰治身上都难寻影踪。太宰治身体消瘦单薄,心理脆弱敏感,总爱通过文字向读者倾吐内心的苦闷,不仅如此,他还尤其讲究穿着打扮,关注皮肤的状态,并不忘将这些特质写进作品当中。这样的太宰治倒是与社会普遍认知中的女性特质拥有颇多相似之处,更接近于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和想象。这种气质也催生了太宰治的边缘意识,令太宰治与在日本传统父权社会中长期居于次位的女性在“非中心=边缘”这一点上具有了共通性。

说到女性的“非中心=边缘”地位,从《列车》《黑鬼》等太宰治前期文学作品所刻画的女性形象中即可管窥一斑。近代日本社会形成之前,女性并非独立个体,而是以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她们长期受到传统父权制社会的思想禁锢,对自身主体性缺乏自识。女性被赋予的社会角色是从属于男性的,其主要活动领域被局限在了家庭这一“私”的空间里,从而不能在作为公共空间的社会中取得与男性同等的待遇。“在日本明治维新到1945年二战结束期间,女性的人格是从法律上受到否定的。”(大脇雅子,1984:103)二战时期,绝大多数男性被迫从军参战,导致日本国内劳动力匮乏,女性这才被要求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作为“女子挺身队”成员从事车床工、铁道运输司机和售票员、电车修理工等工作。与此同时,女性还被呼吁生育子女为社会和战争输送生产力。显而易见,战争时期这一系列貌似改善女性地位的规章制度依然是从男性、从国家这一父权制立场出发而制定的,并未真正考虑到女性自身的权益,而女性也无法决定自己的人生,只能任由父权制社会任意摆布。但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女性开始致力于争取权利、争取解放的斗争,女性主义思想则构成了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这是身处边缘的女性在历经被驯化、被禁锢的压抑后所发起的反抗。只有打破成规,才能够重建新的秩序,保障自身权益——这些诉求促成了女性主义者的诞生,也注定了展开战斗的女性主义者必然具备革命性和反秩序性。

熟悉太宰治文学的人们都知道,太宰治时常在文学中坦承其“边缘意识”,不仅塑造了众多背离世俗的男性群像,而且时常在作品中吐露与俗世格格不入的心境。日本学者奥野健男曾在《人间失格》的解说中指出:“在理解太宰治的生涯及其文学时,有三点尤其重要:在津轻出生长大;生于大地主家庭;身为家里的第六个儿子。”(奥野健男,2006:156)我们知道,津轻位于日本本州最北端,自古以来相对日本的中心地区而言乃是偏僻地区,在地理位置和文化习俗上都处于边缘位置,而津轻方言也与标准日语迥然有别。生于大地主家庭的太宰治在生活上衣食无忧,在当地处处受到优待,因而从小就有超乎常人的优越感,然而作为大家族中的第六个男孩,却并未受到父母的过多关注,“在日本父权制家长制度的家庭里,向来只重视继承家业的长男,而对身为六男的太宰治的在场或缺位,并没有给予认真的对待,他无非是家里多余的垃圾……不知父母之爱为何物的他倒是与身边的佣人更加亲近”(奥野健男,2006:158-159)。也正因为如此,家境优渥的优越感与缺乏父母关爱的劣等感俱存于太宰治身上,他所置身的地理位置、地方文化及语言相对于日本的中心文化明显处于边缘地位,从而加深了太宰治的边缘意识。从津轻来到东京开展文学活动后,太宰治的“边缘”感觉有增无减,他索性在文学中渲染这种边缘意识与自卑感,以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每年的中秋节,村里的学生们都会盛装来到学校,我却一定都只穿着茶褐色的粗条纹纯绒布和服,然后像扭扭捏捏的小女生般,小跑步穿梭在学校的狭窄走廊间。我总是悄悄地如此打扮,不想引起他人的注目,那是因为家人都说我是所有兄弟中,长相最差的一个。(太宰治,2017a:11)

“像扭扭捏捏的小女生般”“不想引起他人的注目”,因为“我是所有兄弟中,长相最差的一个”,这些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我”的边缘感与自卑感。引文中“扭扭捏捏”“小跑步”“悄悄地”等词汇大肆渲染着“我”“小女生般”的特质,无疑强化了身为男性的“我”的边缘意识。带着这样的边缘意识,太宰治将自己排除在了父权制度中心之外,并在察觉到边缘与中心的巨大差异后,加深了怀疑精神与批判意识。传统父权制度下的“家”会抹杀人们作为“个人”的特质,它不仅是束缚女性的桎梏,也被身为男性的太宰治视为沉重的枷锁。日本学者水田宗子指出:“家庭不仅规定了具体的配偶、父子关系以及生活方式,还束缚了人们没有意识的内心世界。以性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绳索深深地捆绑着每一个人。”(水田宗子,1999:248)由此可见,父权制度下的传统家庭对个体的压抑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敏感的太宰治更是对这种压抑备感窒息。于是,他向传统的“道德”和“秩序”宣战,并将矛头指向了父权制度。由此,他与女性主义者拥有了共同的目标,即批判和破坏传统的父权制度,与中心秩序进行对抗。在从边缘向中心发起反击这一点上,他无疑成了“女性”的同谋军,与父权制度和传统秩序展开了抗争。在这一过程中,敏锐的“皮肤感觉”与感性的冲动成了他通往“女性”、消解父权、解构“理性”和“秩序”的原点。

3 “皮肤感觉”与“非理性”:抵制父权

除了在边缘性、反秩序性上与女性相似之外,太宰治自身所具有的柔弱、细腻、敏感,也同样被父权制性别规范标准划分为近似于女性的性格特质。这些特质令太宰治在感知和表达女性时拥有了超乎一般男性的能力,而女性所表现出的“非理性”多于“理性”、感性思维胜于理性思维、“皮肤感觉”重于律令法规、冲动胜于克制等特质,无疑进一步引发了太宰治的深切共鸣。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者不断寻求自我、建立主体的过程也与自我意识过剩、不断寻求内面世界并期求重建主体的太宰治不谋而合。

姑且不论太宰治对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性是否抱有清晰的认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拥有与女性主义者相同的、对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怀疑精神。关于性别的可建构性,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一书中指出,“一个持久不变的实在或是性别化的自我的表象,也就是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斯托勒尔所说的‘性别核心’,是依照文化所建立的一些一致性脉络对属性进行管控而生产的”,“在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性别身份;身份是由被认为是它的结果的那些‘表达’,通过操演所建构的”(朱迪斯·巴特勒,2009:34)。女性主义“都不把女性范畴当作某种实在形而上学的表达,而试图以不可再现的不在场(absence)对女性范畴进行理论建构,认为它是由通过排除而奠定意指经济基础的(男性)否定(denial)所造成的结果。作为这个体系内的被否定者/被排除者,女性范畴构成了批判和颠覆这个霸权概念范式的一个可能性”(朱迪斯·巴特勒,2009:39)。据此再次审视太宰治对“女性”“女性特质”的书写就会发现,太宰治使用女性化的语言,大肆渲染脆弱的情感,向读者喃喃告白,声称自己像“扭扭捏捏的小女生般”,等等,其实都并非随意之举,而是颇具深意的。换言之,就是通过朱迪斯·巴特勒所说的性别操演——即夸大乃至构建自身的“女性特质”——来达到颠覆父权、破坏道德律令的“反俗”意图。

透过太宰治的文字便可知道,太宰治具有敏锐的“皮肤感觉”,他会关注在常人看来只有女性才会关注的细节,譬如注重衣着打扮,在意皮肤状态等,并将这些琐碎的细节记录到作品中。太宰治早在前期作品《回忆》中便描述自己“像扭扭捏捏的小女生般”的状态和对“穿着打扮”的执着,且表现出对皮肤的高度关注:“额头上也开始长出小小的痘痘,让我觉得很难为情,只能赶紧用宝丹膏将它涂红。”(太宰治,2017a:19)太宰治继而又在中期作品《皮肤与心》中细致刻画了女性的皮肤感觉:“男人倒是对脓包什么的不以为然,但女人是靠皮肤活着的。”(太宰治,2015a:198)在《玩具》后记中,他记录了自己对皮肤的极大关注:“我明明是个男人,却对自己脸上的痘痘尤其介意,所以想起了写《皮肤与心》。”(太宰治,1990:383)这充分表明了太宰治长期以来对皮肤的持续关注和着力书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总会在行文中带上“男性”“女性”等字眼,以表述两性对“皮肤感觉”的巨大差异。兴许在太宰治看来,对皮肤的在意本应是女性才有的,然而自己作为男性却也十分介意,从而让他感受到了自己与社会期待的男性气质之间的落差。这一方面透露出太宰治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道出了他对自身有违传统性别规范而更接近女性特质的自觉。我们甚至可以作出如下推定:太宰治言语中刻意使用“男性”“女性”等词语,并强调自身近乎女性的特质,或许是在明晰父权制规定的两性差异的前提下,有意以男儿之身展现“女性特质”,以此颠覆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言自明的两性观念。

敏锐的皮肤感觉成了太宰治与女性共有的特质,他进而将这种皮肤感觉归入动物的本能反应,将其视作非理性的象征。《皮肤与心》中的女性叙事者就有如下自白:“我也不过是一个只凭知觉和触觉而忽喜忽忧,瞎子般生活着的可怜女人。不管知觉和触觉多么敏锐,都不外乎是动物的本能,而与智慧毫不搭界。说穿了,不过就是个愚蠢的白痴。我清醒地看穿了自己。” (太宰治,2015a:199)我们知道,知觉、触觉是无需依赖理性思考就能获得的身体感觉,太宰治自嘲般地将“只凭知觉和触觉而忽喜忽忧”形容为“瞎子般”的生活,将这些身体感觉归结为动物的本能,并称其“与智慧毫不搭界”。由此,感性的知觉、触觉与理性的逻辑、智慧之间便被划分了界限。众所周知,居于社会中心的男性给人的印象大多是理性克制、收放自如的,比起感性的情绪,他们更趋于理性思维和社会逻辑,而并不具备——或者说理应拒绝——如此敏感的皮肤感觉。与女性相比,男性懂得如何更好地运用“理性”和“逻辑”,在人类社会中制服他人,规训弱者,从而保障自身在父权制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女性则因注重身体感觉、皮肤感觉而显示出非理性和缺乏逻辑的特质,并由此推导出女性缺乏理性与智慧的“动物性”,从而让女性与动物产生了关联。太宰治的诸多作品都将女性与动物牵扯在一起,把女性和动物都划分到了不同于男性的类属。

《女人训诫》描述了具有惊人的细胞同化能力、能与动物发生共鸣的女性,声称女性“将动物间的肉体交流当作是很正常的现象”,具有“非常惊人的细胞同化能力”(太宰治,2016a:187-188)。在《斜阳》中,和子亦将自己比喻为动物,称“自己即将变成一只奸诈、狡猾的动物”(太宰治,2016b:118)。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宰治的作品群中,与“动物间的肉体交流”并非仅限于女性。《畜犬谈》就细致刻画了男性叙事者与动物在皮肤上的共感。主人公“我”所收留的流浪狗“小不点”患了皮肤病,“小不点”的皮肤瘙痒本不应影响到“我”自身的身体感觉,然而“我的皮肤也不知怎的,一个劲儿地跟着痒了起来”(太宰治,2018:87)。不仅如此,“我”对皮肤的在意也感染了患有皮肤病的“小不点”,以至于“就连小不点也为自己的丑陋感到羞耻,总是喜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太宰治,2018:85)。倘若不是具有如此细腻感官的、具备“女性特质”的男性作家,恐怕很难刻画出这般具有临场感的“皮肤感觉”,更不会将自己的自卑感移植到动物身上。恰是具有动物性的女性这种注重感性而不依赖理性的“物种”,才可能挣脱逻辑的束缚,冲破父权社会的禁锢,跳出被人类熟视无睹的社会法规和伦理道德的框架。太宰治在将敏锐的皮肤感觉、纤细的知觉纳入女性乃至动物范畴中的同时,也主动将自己归于他们的同类,从而与所谓的理性世界以及男性中心社会划清了界限。可以说,太宰治是通过彰显“皮肤感觉”和“女性特质”来对父权制下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实行倒戈的。

显然,处于社会中心的男性代表了传统的道德秩序,亦即构建“霸权概念范式”的主体,在男性为中心的人类社会里,“只有女性这个性别是受到标记的,而普遍的人与男性这个性别是等同的”(朱迪斯·巴特勒,2009:13)。在人类社会中,男性就是“普遍的人”,代表了所谓的“人类”。倘若用简单的图示来表达的话,则是“男性=人类”“女性和动物=非人类”。于是,太宰治公开宣称“当然,我也不是人类”(太宰治,1989:82),以此来表明他试图脱离被男性所主宰和代表的人类社会的诉求。

奥野健男在《人间失格》解说中指出,太宰治“脱离人类”的想法早在1937年便初见端倪,随后在其文学中随处可见,尤其在中、后期的文学中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收录在《御伽草纸》中的《拔舌雀》刻画了主人公老爷爷的“非人”形象:结婚十多年“却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在人世间的价值已经近乎为零了”(太宰治,2017:129)。所谓“在人世间的价值”,实则是被打上父权制社会烙印、符合世俗标准的“价值”。“脱离人类”的想法进而在太宰治文学的晚期凝聚成《人间失格》的宣言:“我已丧失了做人的资格。我已彻底变得不是人了”“我已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废人。”(太宰治,2015b:94-95)这一宣称,其实是在强调自己对世俗价值观的背离,对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摒弃。他是主动在自己与“人类”之间划清了界限,而他声称要脱离抑或渴望打破的,正是处在男性中心主义桎梏下的秩序。

太宰治竭尽所能地寻找反抗世俗、破坏传统秩序的方法和出口,不惜站在女性和动物等弱者的阵营大声疾呼:“正所谓弱者的朋友,作为一个艺术家若能从这点出发,方可达到最高的境界啊!”(太宰治,2018:90)抱有边缘意识,拥有敏锐“皮肤感觉”和细腻情感的太宰治,是主动走向了“女性”“动物”“非人类”一边,并抱着女性主义者那般反传统、反父权、反秩序的革命精神,声讨着父权制下的既成秩序。通过“女性”,太宰治找到了有效的文学表现手段,而女性独白体毫无疑问地成了他构建文学空间、表达自我内面世界的独特方式。太宰治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女性的语言、女性的叙事、女性的感性——来抵制所谓“理性”的父权制度,期求重建自我。他笔下的女性叙事,在书写着女性的同时也书写着自己。众所周知,日语中男性用语与女性用语在词语的使用、语气的表达上都相去甚远,太宰治假借女性口吻以“女性独白体”展开文学书写,化身为女性,无疑从根本上采用了一种与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男性写作截然不同的方法,并从文体和语言上展开了对父权秩序的对抗。不仅如此,其文学书写的内容更是随处可见对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批判。他将自己置身于边缘,借助书写“女性”和“女性特质”来对抗父权制度,因此,笔者认为,从女性主义视角剖析太宰治反俗精神的内在深层结构,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4 结语

太宰治所秉持的“边缘意识”与敏锐的“皮肤感觉”,从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而言,显然更加接近于女性特质。他对女性从毫不关注到有意识地观察刻画,再到大量展现女性特质,并表现自身“与生俱来”的“女性特质”——这一走向女性、走近女性、成为女性的过程,帮他找到了对抗男性中心主义社会和传统固化秩序的文学表现方法,其中“女性独白体”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这种文体在太宰治文学中的出现自有其必然性。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中广受关注的太宰治的“反俗”精神,实际上与女性主义者寻求自我、反抗固有秩序、反抗父权的革命精神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者在批判和打破固有秩序、重建新秩序上拥有相同的奋斗目标。太宰治在中、后期文学中有意识地赋予女性强大的力量,同时弱化男性的力量,从而在其文学空间中呈现出“女强男弱”的两性关系结构,其实是通过对两性形象和两性关系的反转性设计,颠覆了传统的两性结构,也颠覆了父权制度下的固有秩序。由此而言,这是一场以男权思想及父权制度为靶心而展开的对传统固有秩序的对抗和破坏。在此过程中,太宰治借用了女性的语言和女性的非理性力量,从而令这种对抗和破坏在具有感性爆发力的同时,也有了女性主义者那般彻底的革命性。

综上,本文讨论了太宰治与“女性”在“边缘意识”“皮肤感觉”“非理性”逻辑等层面所拥有的共鸣,探讨了作为方法的“女性”“女性特质”对太宰治及其文学的意义,以及在其反俗精神的内在结构中所发挥的功用。由此证明,“女性独白体”的诞生是具有必然性的,而从女性主义视角探析太宰治文学反俗精神的内在结构,也是研究太宰治文学的新鲜视点与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