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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共和国”:《黑暗物质》中非人类意识与共同体想象

2022-03-24柏灵

外国语文 2022年5期
关键词:非人类共同体物质

柏灵

(华中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0 引言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的《黑暗物质》三部曲(HisDarkMaterials)——《黄金罗盘》(TheGoldenCompass)、《魔法神刀》(TheSubtleKnife)、《琥珀望远镜》(TheAmberSpyGlass)被誉为当代英国奇幻文学扛鼎之作。小说围绕着莱拉和威尔的冒险旅程展开,在离家—冒险—回归的传统叙事架构中,创造了与人类世界同时存在的多个非人类平行世界——精灵世界、鬼城、死亡之地以及车轮生物世界,塑造了精灵、披甲熊、女巫、矮人、鹰身女妖、车轮兽和天使等非人类角色,并通过互文、戏仿、母题将传统奇幻元素与基于量子物理和玄理论的科技想象交织在一起,在现实与虚构、传统与现代的文学空间中,将哲学、道德和科学层面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宏大叙事串联入儿童成长的个体叙事,创造了丰富、深刻、复杂的意义织体。

对《黑暗物质》三部曲的解读多聚焦成长主题,将非人类平行空间解读为儿童主人公成长的背景和提供道德历练的试炼场(Cantrell,2010);非人类的角色或是被作为人和人类社会的隐喻(Bird, 2001),或是被纳入主体性、自我和意识形成等问题的探讨(Kellett, 2018)。事实上,在成长叙事主线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情节线索:不同种族的人以及非人类结成联盟,建立“天堂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Heaven)。这条情节线以“共同体”为核心,将表达的焦点从个体成长上升到群体共存。这一主题中,非人类角色被赋予独立的意识,形成了自己的社群,突破了囿于人文范畴中的共同体建构,为更具包容性的新的共同体秩序提供文学想象。

1 精灵世界:非人类意识与共同体反思

当前,非人类(nonhuman)——动物、自然、环境、机器、人工智能等广泛而深入地介入人类生活,对人类社会甚至整个地球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类“在21世纪面对的主要问题都与非人有关——从气候变化、干旱和饥荒,到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和隐私,再到大屠杀、恐怖主义和战争——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迫切地需要将我们未来的关注、能力和精力投向广义上的非人类”(Grusin, 2015:vii)。非人类的影响超越了人的意志和控制,挑战了西方人文传统预设的“人”的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以及文学和艺术等领域掀起一股“非人类转向”的研究热潮(尚必武,2021:121)。当前的研究中,“非人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研究的对象,包括动物、植物、身体、情感、物质、技术、地球环境等几乎所有“非人”但又与人密切相关的事物;二是指一种立场和研究视角,“非人类转向”要求打破自普罗哥斯拉以来将人作为万物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转而强调“我们从来就没有成为人类”,“我们”与非人类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且一直以来与非人类共同进化、协作与共存(Grusin, 2015:x)①本文中英语原文均由本文作者翻译后引用。。非人类研究寻求从根本上打破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建立新的研究体系,重置非人类在定义人、重构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等关系中的重要性。

文学对非人类的关注远早于理论界的非人类转向,关于非人类的叙事可以追溯到神话和史诗,艺术童话和奇幻文学更是丰富了非人类形象和叙事的多样性,创造了动物、植物、物、魔怪、精灵、天使、女巫等组成的奇幻世界。按照现代奇幻文学作家、批评家托尔金(Tolkien)的界定,奇幻文学中的奇境(Faërie Realm)是一个由人类和非人类构成的、真实世界之外的第二世界(secondary world),它包括“精灵、仙子,除了矮人、女巫、山妖、巨人或者恶龙,还有大海、太阳、月亮、天空以及大地和大地上所有的一切”(Tolkien, 2008:4);第二世界里的非人类有着独立的意识,不依赖人的思想和目的而存在,但是第二世界与人类相关,表达了两个基本的人类追求,一是探索时空的广度与深度,二是保持与其他生命的交流和共存 (Tolkien, 2008:5,6)。从托尔金的理论出发,非人类是奇幻文学的核心,奇境是人与非人共存的“第二世界”,是人类与其他生命交流和共存的想象。

奇幻文学的这一特征使其进入当下非人类研究的视域,研究的焦点之一是非人类意识的文学呈现。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其著名的文章《做一只蝙蝠是怎样的感受》(WhatIsItLiketoBea Bat?)中提出人类受制于具身构造和心灵限制,无法真正知道“做一只蝙蝠对蝙蝠来说是怎样的”;人类只能根据动物的生物结构和行为,把人类的普遍经验类型归于它们。内格尔认为“如果宇宙的其他地方存在有意识的生命,很可能其中的有些经验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哪怕最普遍的经验术语都无法描述的”(Nagel,1974:440)。内格尔否定了人的经验和术语呈现非人类意识的可能性。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文学领域,文学被认为能够以具身的、形象的、个体的方式想象未知的、非现实的以及陌生的生命存在;即便这种想象无法完全脱离人的经验认知,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供感知不同生命存在和意识的途径,在“他者”的想象中,反观人类经验和常识(Karkulehto et al., 2020)。对文学表现意识的问题,菲利普·普尔曼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在《新科学家》杂志采访中,普尔曼表示,意识是一个非常重要但仍未被深入解释的问题。虽然科学以大脑和神经活动解释意识的产生,但是科学无法解决主观的意识感受是怎样的,即科学研究虽然能够揭示“寒冷和饥饿时大脑里的反应”,但并不能真正表达“感到饥饿或者害怕”时的主观感受。与内格尔不同的是,普尔曼认为文学可以弥补科学的这一缺憾,通过形象和故事“帮助我们理解所有一切”①2020年普尔曼接受《新科学家》访谈,提到了意识的产生以及文学表现意识等问题。参见Philip Pullman,“A Story Will Help Us Make Sense of Anything”[2021-06-30].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242955-philip-pullman-a-story-will-help-us-make-sense-ofanything/#ixzz70OmS3RF6.。

普尔曼注重在文学中表现非人类意识。他曾指许多童话缺乏对非人类角色的内在生命,尤其是意识的表现,动物、植物、魔怪等角色像是纸板上剪下来的图片,扁平而缺乏心理深度。赋予非人类内在的生命是普尔曼创作的核心,通过意识和心理刻画,让非人类从“扁平而缺乏心理深度”的传统呈现中走出来,获得独立的价值和存在(Pullman, 2012:12)。在《黑暗物质》的非人类塑造上,普尔曼突出非人类意识的独立性,以物作为他们的意识本源,并以非人类为“聚焦者”,通过他们的视角审视和观察人类行为和人类世界②关于非人类在叙事作品中作为“行动者”和“聚焦者”的论述,参见 尚必武.非人类叙事:概念、类型与功能[J].中国文学批评(4):129-130.。披甲熊的意识与身体感知、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密切相连——厚实的皮毛和“生来就是独来独往”的习性使披甲熊没有人类意识中的 “寒冷”和“孤单”(Pullman,1995:222);披甲熊是通过一种“人类已经忘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在锻造魔法神刀时,披甲熊埃欧雷克用“思想”去 “握住刀”,感知“每一朵火焰的每一次闪烁,感觉每一个原子在金属里松开”,感受燃烧树叶的热气形成的气流,感受 “金属原子将缺口连接在一起,形成新的晶体”(Pullman, 2000:189);披甲熊不像人类那样“怀疑”和 “推测”,那是“违背熊性的”,它们通过嗅觉、触觉和敏锐的视觉观察事物,认识它的结构、形状与周围其他物质的关联,顺应物质的构成和规律;披甲熊的本性和灵魂是物质的——金属盔甲就是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力量也根植于物之中,是“一种智慧控制的力量,不是人类的智慧,与人类没有一点相似”③本文中《黑暗物质》三部曲的原文引用为作者翻译,其后只标注页码,不再另作注释。(Pullman,1995:180)。与披甲熊一样,女巫的意识与物质紧密相连。女巫“住在森林里还有苔原上”,远离人类社会和人类的事物,她们的各种知识 “都源于自然。她可以找到任何动物的踪迹,抓住任何一条鱼,找到最罕见的浆果;她知道松貂内脏显示出的预兆,她可以解开鲈鱼鳞片上的智慧,解读番红花的花粉所含的警告,那些都是大自然的孩子,他们告诉她自然界的真理”(Pullman, 1997:41);女巫表示她们不像人类那样躲避寒冷,因为她们需要感受自然,“如果我们为了防寒把全身包裹起来,那么我们就感受不到别的东西,比如说星星欢快的叮当声,极光发出的乐音,还有最美妙的——月光洒在我们皮肤上那种柔滑的感觉” (Pullman,1995:314)。披甲熊和女巫作为非人类叙事者,提供了陌生的经验感知和观察人类的视角,挑战人类习以为常的意识和认知模式,凸显出一种“人类已经忘记的”与自然和物紧密相连的意识。

披甲熊和女巫不断强调他们“不是人”,强调他们的认知是一种“人类已经忘记的方式”,以此,非人类意识提供了反观人类意识的陌生化视角。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意识与肉身的关系如何?对客观存在的感知能否获得真正的知识?这些问题是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核心问题,形成了一脉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式,影响了“人”的概念和界定。这种范式中,自然和物质被认为不是真正的客观“实在”(entity),身体和感官无法通向关于“实在”的知识,因此,人必须超越外在的秩序、现象以及感官感知的迷雾,通过“思维”“心智”或者“理性”等才能获得知识。在笛卡尔那里,对物质、身体和感知的否定表现为唯思维论的“我思故我在”;在康德那里是物自体不可知,是理性和范畴的先在,现实世界必须以符合理性原则的方式才能被认识;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历史哲学中,人“是精神性的存在”, “一旦人类意识到自己是精神性的存在,自然界的敌意就不那么重要了;它能以积极的方式被超越,因为自然界之外有某种积极的东西”,这种积极的东西即超验的自由意识(彼得·辛格,2015:42-45)。这些认识论为意识的超验性寻求理论基础,身体、自然、感知和物质的存在和价值被消解,而代之以“理性”“精神”或者“心灵”超验的建构,后者又在人与动物之间画出界限,将自然的、物质的、身体的存在都作为“非人类”置于人之下。

与形而上的超验意识论相对,普尔曼寻求重置意识的物本源,以非人类意识想象对“意识如何产生”的问题给出文学的解答,正如普尔曼在《新科学家》采访中所说,“意识产生于物”(Pullman,2021),物包含身体、物质和自然。为表现意识的物质本源,普尔曼还创造了小说中最重要的非人类——“尘埃”(Dust),以解构人文传统导致的意识与物质的割裂。尘埃是基于“原子”的想象,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物质,“是物质开始了解自己时所发生的事情的称呼。物质热爱物质,它探求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于是就形成了尘埃”(Pullman, 1997:31)。在“尘埃”中,物质与意识结合起来,物质是意识的根本和源头,意识不能脱离物质而存在。意识不再是人的专属,不再是界定人与非人类的界标,所有的物质——青草、河流、树木,整个肉眼可见的世界都有意识,“云知道它们的行动和原因,风也知道,草也知道。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有意识的”(Pullman, 2000:448, 449)。通过尘埃这一非人类物质的想象,在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中被压制、被超越的身体、自然、感官感知以及物质被重置为核心和本源,解构了意识的超验性和人的意识特殊性。

那么,重置意识的物质本源与“共同体”的主题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一直以来,共同体问题的探讨和理论建构多在人类社会和人文主义的框架内展开。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的本质是政治的动物,社会和国家是人的本质的表现(乔纳森·巴恩斯,2013:124),还是卢梭基于普遍意志的理想共同体,抑或是黑格尔的“有机共同体”(彼得·辛格,2015:42-45),都预设了某种“人”的概念和标准;在现代共同体理论建构中,无论是政体形式、道德秩序还是心理和文化认同的研究,都是在默认的“人”的范畴内展开讨论,探讨人类共存的理想社会形式,其核心也是人在共同体中的归属与身份(Delanty, 2003:4)。因此,人文范式下的共同体建构是以某种“人”的本质界定作为认同的标准,不符合这一界定的则被认同为“非人”而排除在共同体之外。意识是界定人的本质的标准之一,在形而上的意识论中,只有人被认为具有自我意识,只有人的意识能够超越物和感官感受。人的本质与意识或者理性联系起来,自然的、本能的、物质的存在都排斥于“人”的范畴之外。这一范式下的共同体建构总是伴随着排他、分化和撕裂,不仅是人与自然、人与非人类的割裂,还有人类社会内部的排他和分裂:通过将一部分人与非理性、自然和本能联系起来,将他们排除在共同体之外。正如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所说,如果按照启蒙运动的传统来界定人,比如像笛卡尔所说的“认知的主体”,或者像康德所说的“理性存在的团体”,那么“并非我们人人都能够肯定地说,我们一直都是人”,因为按照这些观念,“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不仅在过去西方社会、政治、科学的界定中不被视为人,即使到现在,依然不被视为真正的人”①本文中Braidotti关于后人类和非人类的论述均为作者翻译。后文只标注页码,不再另作注解。(Braidotti, 2013:1) 。可见,超验意识论与排他性的共同体认同机制相关联:由意识、精神、理性等超验原则衍生出标准的“人”,将“非白人的、非男性气概的、非正常的、非年轻的、非健康的、残疾的、变形的或者超越发展的人群”以及其他动物形态的、有机的或者地球上其他非人类生命置于畸形的、异常的、动物和野兽类的一端,排除在人类共同体外(Braidotti,2013: 68)。

《黑暗物质》敏锐地触及人文主义的意识论与人类社会排他性之间的关联,以割除精灵的情节隐喻意识与自然和物的分裂,以及由排他性认同导致的社会撕裂。莱拉生活的精灵世界里,人是由人的部分和动物部分构成的混合体,动物部分被称为精灵(daemon),是人的本质特征:“一个人没有精灵就像一个人没有脸,或者像一个人的肋骨被割开而且心也被挖出来:这是反常的,可怕的,是厉鬼世界里才有的事, 而不是理智的世界里应该发生的事情。”(Pullman, 1995: 214)动物介入人的构成,人成为人兽混合体的存在。不同于传统的人兽混合原型——如米诺斯牛、斯芬克斯、小美人鱼等,动物精灵不是人的自然属性或者兽性的表征,也不是灵肉割裂的隐喻,而是人的意识的核心:动物部分的身体感知和生物特性是人的意识的源头,能够吸引物质“尘埃”,在人进入青春期时带来“思想”和“情感”,“引导鼓励他们获得智慧。这就是精灵存在的目的”(Pullman,1997:473)。但是,教会密谋割除人身上的精灵。教会拒绝承认“尘埃”的物质本质,否定世界和人的物质本源。他们将发现尘埃的科学家作为异教徒处决,用《圣经》将尘埃定义为“人类原罪的物理证据”(Pullman, 1995:370),并密谋割除能够吸引尘埃的精灵,以防他们重蹈人类祖先的罪恶。在个体层面,“割除精灵”隐喻割除人的意识与自然和物质的关联,以一个超验的存在代替物质“尘埃”作为世界的起源和最高权威,从而实现对人的意识剥夺和控制;在共同体层面,割除精灵隐喻以人为认同标准的社会体对不同生命的压制和排斥。教会在各个世界压制和清除鞑靼人、非洲人、吉普赛人以及披甲熊、女巫和矮人族,将所有不符合“上帝”创造的“标准”的人都从人类共同体中割除;通过宗教纪律委员会、神学院、祭祀委员会,教会牢牢掌控着法律、科学、政治和社会生活;以间谍、密探组织形成的监控和审查暗网,通过各种权力机构之间的争斗分而治之,导致社会的深层撕裂和层出不穷的冲突、犯罪与战争。教会所谓的“神的秩序”和“精神世界”无法实现真正的共存和团结,反而导致一个等级分化、排除异质、内部分裂和矛盾不断的社会。

割除精灵的情节和隐喻在文本层面将社会割裂的根源指向西方现代共同体的源头之一——宗教。小说中割除精灵的隐喻表现了对这一共同体秩序的反思,神的秩序无法实现真正的世界共同体,反而导致一个等级分化、排除异质、内部分裂和矛盾不断的社会。文本叙事层面对教会的批判也是在更广泛的文化层面上对超验意识追求及其导致的排他性认同的反思。人文主义与宗教在普遍人文主义原则性选择是对立的,前者以人为一切尺度,而后者以神的秩序为最高秩序,但是,两者在原则的超验性和排他性上有着相似之处:都强调某种超越现实存在的原则,并且以此为衡量一切存在的尺度,以标准化(standarization)的方式进行统一和扩张,将不符合标准的存在排除在共同体之外。这种相似性可以用约翰·格雷(John Gray) 在《刍狗》(StrawDogs)中的话来表述:“人文主义是基督教的救赎教义转化所称的人类普遍解放事业。进步的理念是基督徒奉神信仰的世俗版。”(Gray, 2002:xiii)人文主义将自由意识、理性、精神等作为人的本质来导向人类进步,这些原则界定人的本质和标准,也界定了文化的标准,将某一地区的文化,主要是欧洲文化“与自我反思性的理性概念等同起来”,使其成为进步的秩序的代表性文化,并且努力将这一秩序施予其他地区和文化,实现所谓的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Braidoti, 2013:14)。这与教会建立一套思想、话语和价值观,并以此改造其他文明和秩序,最终实现人类救赎的模式如出一辙。人文主义的排他性认同在小说中通过“割除精灵”隐喻表现出来,暗示西方人文范式下的秩序实则是某种文化模式的强制性扩张,是对其他社会文化的标准化,就像戈梅兹神父在平行世界看到车轮生物时所做的那样,他要“让那些看起来有些意识的四脚生物知道,他们骑轮子的习惯是可怕的、邪恶的,是违背上帝意志的。改掉他们这个毛病,他们就能得到救赎”(Pullman, 2007:464)。这种秩序的追求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不同种族、不同生命的共存,而是将不同的存在与“他者”“邪恶”“落后”等联系起来,以救赎、进步或者发展的名义进行标准化,压制或者排除在共同体之外。

《黑暗物质》以非人类的意识塑造,反思由于意识超验性导致的排他性认同机制和共同体分裂,将长久以来被超验“意识”或“精神”的边缘化的物质重置为核心,从而消解人与非人类的界限,为更具包容性的共同体建构奠定基础。

2 车轮生物世界:意识的具身性与非人类共同体

在《黑暗物质》中,普尔曼创造了车轮生物世界。车轮生物骨架成菱形,四肢分布在腹部和头尾,前后腿的爪子“钩进”圆形种荚的壳中,中间的两条腿推着像车轮一样的种荚壳移动,“车轮兽”的名称由此而来。当车轮兽将脚上的爪子“钩进”种荚壳时,种荚会产生一种“油”,油产生了尘埃,车轮兽在尘埃中获得意识。非人类“车轮兽”的形象提供了意识嵌入物质的具象,身体与物的连接是意识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菱形身体、爪子、种荚树以及最重要的——爪子“钩进”种荚而形成的与自然物之间的连接,凸显出意识根植于身体、产生于具体环境和行动中。

普尔曼以车轮兽作为叙事者,戏仿“创世纪”的宗教叙事,讲述车轮兽种族的诞生。车轮兽阿塔尔对人类物理学家玛丽讲述它们的起源:一天,一只没名没姓的车轮兽遇见了一条蛇:

蛇说道:“你知道什么?你记得什么?你之前看到了什么?”她说:“什么也没有,没有,没有。”于是,蛇说:“把你的脚穿过这个种荚洞里,你就会变得聪明。”于是她就把脚放到蛇刚刚待着的地方,油钻进她的脚,她看的比以前更清楚了,而她见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斯拉夫。这件事情是如此的奇怪和愉快,她立即与她们所有的族人分享。

有了斯拉夫以后,穆尔法就有了“记忆和觉醒”,它们给自己起名穆尔法,给种荚树起了名字,还给所有的动物和植物起了名字。 (Pullman, 2000:175)

“她”“蛇”“觉醒”以及给万物起名——阿塔提供了非人类版本的夏娃和创世纪叙事。在小说文本层面,非人类的叙事解构了宗教对尘埃的阐释以及人类创世纪叙事中高于自然和物质世界的权威,非人类的世界起源是意识与身体、身体与自然的连接,呼应了披甲熊和女巫非人类意识本源。在文本外的文化层面,女性的、非人类的起源说解构了超验意识与男性的、理性的“人”的连接。非人类的、女性的、根植于物和自然的意识生命突破了人文主义范式下“人”的标准,以不同的生命形式提供生命本源和意识本源的文学想象。

与车轮兽叙事相呼应,聚焦人类物理学家玛丽的叙事表明人的意识也无法脱离身体、自然和物而存在。当玛丽在种荚树顶观察和思考尘埃时,她在冥思中“陷入恍惚”,突然发现自己的意识离开了肉身,“她伸开双臂想要抓住什么牢固的东西——但是她没有手臂。她的意识与身体没有连接。她的身体离她越来越远,在下面沉沉地睡着。她试着大叫以唤醒自己:没有一点声音。身体酣睡着,自我只能看着它,被洪流带出树冠,带入宽阔的天空”(Pullman,1997:289-290)。“灵魂出窍”的想象针对意识超验论,演绎了意识脱离身体的情景。失去与身体和物的链接后,意识虽然仍然存在,但没有意义,无法实施有效的行动。玛丽试图回忆在身体里的感觉——阿塔尔用鼻子触碰她的脖子的感觉、食物的香气、在岩石上攀爬时肌肉的紧张感、手指敲击键盘的跳跃感,她的意识慢慢停止漂移,在肉身上套上了一条 “救生索”,重新与“身体、地球以及万物成为一体”(Pullman,1997: 290)。玛丽发现她自己的意识与身体密不可分,人类以及每一种有意识的生物都是这样,同时,她和穆尔法一样,是尘埃的一部分,她嵌构在整个尘埃构成的宇宙中,与其他生命共存。

车轮兽和玛丽演绎了意识的具身性(embodiment)。具身性是指意识根植于身体的特性,而身体是嵌入环境的,因此,意识也是嵌入环境和自然的。意识无法独立存在,而是产生于身体和行动,意识是情境化的,发生在现实世界和具体的环境中(Anderson,2003)。没有所谓超越物质、身体和行动的意识、心智或者理性,它们都嵌入身体、行动和环境中,因此,人并不因为拥有意识而与非人类相区别,而是由于意识的具身性,成为嵌入自然和环境的一个部分,与其他非人类一起构成共存和共生的整体,正如罗西·布拉伊多蒂所指出,尽管学院派哲学不断为人类的意识寻找超验的依据,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人是具身化和嵌入环境的实体,是自然的一分子 (Braidotti, 2013:66)。人的存在不只是精神和意识的存在,身体也是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手段,在世界里——包括在身体和其他一切物质中——存在,是成为人的必须(Merleau-Ponty,2002)。

具身性的核心是“联系”,尘埃使意识与身体、身体与外在环境紧密相连,整个宇宙中的“万物都以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Pullman,1997:449) 。“建立联系”被置于非人类共同体秩序的核心。车轮兽的共同体叫作穆尔法,他们的身体结构决定了群体内部 “不是独自工作,而是两个一组,用它们的鼻子合作”,每一个穆尔法成员之间的联系因而更加紧密(Pullman, 2000: 128);除内部共同体成员的紧密关联外,意识的物本源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秩序是自然和物质世界秩序中的一环,与自然和环境形成密切相连的共同体:穆尔法定居在种荚树生长的地方,他们从种荚壳的油中获得意识,然后以劳动和社会生活促进种荚树的生长和油的生成,加强和保护尘埃,维护整个自然秩序和生命环境。穆尔法-种荚树-油-尘埃形成了互生互助的循环系统,物质是这一系统的基础,穆尔法共同体是“反馈机制”(feedback system),“思想、意识、感知”都依赖于物质和穆尔法社会的反馈机制,没有这个循环互生的系统,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在这个共同体中,物质是意识的基础,物质的生成与循环维系着思想、意识和情感的发展;每一个成员都“那么实际,那么牢固地根植于现实的物质世界”,他们“知道每一个食草动物,每一棵长轮子的树和每一堆甜草所在的位置;他们了解轮子兽中的每一个个体和每一棵种荚树”;车轮兽社会与外部世界形成了每个物种“互相依存”的共同体(Pullman,1997:222,129)。车轮兽及其共同体想象表现了意识具身性,提供了意识产生于物的文学想象,构建了与自然秩序和宇宙秩序和谐统一的共同体秩序。

3 天堂共和国:理想共同体建构

那么,非人类意识及其共同体想象与小说中“天堂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Heaven)主题有着怎样的关联?反抗同盟里的非洲族长告诉莱拉的母亲,反抗军希望找到一个新的、人迹未至的世界,在新土地上建立一个没有等级、没有教会专制的“天堂共和国”:

库尔特夫人,我是一个国王。但是和阿斯里尔勋爵一起去建立一个没有任何王国的世界是我最骄傲的任务。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神父,自从权威者最初把自己凌驾于其他天使之上以来,天堂王国就一直以这个名字而闻名于世。我们不喜欢这个名字,我们不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天堂共和国的世界是不同的,我们要成为天堂共和国的自由公民。(Pullman, 2000: 210)

“天堂共和国”的共同体理想具有现代西方“共和”“平等”以及“自由”的理念。在新的世界建立共和国,“不是去殖民,而是去建设”(Pullman, 1997:210),也表现出小说对现代西方共同体背后的殖民历史和文化扩张的反思。比人文主义的共同体理念更进一步的,是来自不同平行世界的不同种族和不同物种都能在新的世界共存;天堂共和国不再以某一种“人”,甚至不再以“人”作为认同的准则,将异质的存在排除在共同体以外。以此,天堂共同体打破了在默认的人的范畴内建构共同体的人文主义范式,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中想象不同生命的共存。

但是,小说通过威儿父亲之口指出天堂共和国不可能在新的世界实现,因为所有的生命只能在他们原来的世界里生存,离开原来世界的环境,他们的身体就会很快地衰弱并走向尽头,因此,所有的生命只能在自己的世界建立天堂共和国(Pullman, 2000:363)。为什么离开自己原来的世界生命就会衰弱?为什么天堂共和国只能在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在没人踏足过的新的土地上去建立?这一设置与非人类的意识想象及非人类共同体叙事之间有何内在的逻辑关联?

从文本层面的叙事和主题逻辑来看,“回到各自世界”的设置呼应意识具身性与共同体之间的关联。意识的具身性决定了生命(包括人)是嵌入环境的,因而共同体也是嵌入环境之中的,共同体的结构和秩序由自然和物质环境决定,并且必须保障和促进后者的良好发展,就像车轮生物的意识来自种荚,因而必须在种荚树生长的地方生活一样。小说在很多情节支线、场景、人物和空间的刻画中都埋下了伏笔,表现自然和物质环境的决定性作用:威儿使用魔法刀割开平行世界间的窗口时,发现每个世界的原子震动频率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世界里的生命形式和社会秩序也不相同;威儿父亲从人类世界进入萨满人平行世界,变成了一个可以通灵——让意识离开身体——的人,但是也因为意识与身体、原生环境的割裂而患上致命的疾病;喜鹊城里的神学家使用魔法神刀在不同世界穿行,他们离开了自己的世界,导致了喜鹊城社会的衰败;天使告诉莱拉和威儿,“天堂共和国”只能以一种方式实现,那就是每个有意识的生命回到他们自己的世界,“去真正的生活,当前的世界更重要,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总是最重要的地方”(Pullman, 1997:518)。这些叙事伏笔最后都指向“必须回到原来的地方”建设天堂共和国的情节设置,呼应意识根植于身体和环境的具身性,与穆尔法共同体想象相一致。

在文化层面来看,“我们所在的地方总是最重要的地方”表现了一种有根的理想共同体(rootedness)观念,凸显出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具体性,而非普遍人文主义和超验的原则在共同体建构中的重要性,为反思人文主义范式下追求普遍人文主义原则的共同体建构提供新的视角。布拉伊多蒂(Braidotti)认为当下共同体理念建构表现出一种否定文化和环境具体性的“去嵌构性”(dis-embedded),仍是一种“抽象普世主义”(abstract universalism),强调以普遍人文主义价值观建构世界共同体。这种普遍人文主义价值的实质仍然是某种“人”的标准和某个特定文化价值的普遍化(Braidotti,2013:38-39),并未突破人文主义范式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排他性认同机制。从这一角度来看,《黑暗物质》中天堂共同体想象牢牢立足于意识的物质本源,并以此衍生出共同体建构原则——共同体的秩序和结构必须立足其所处的具体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不同共同体的结构和秩序应该由其所在的具体物质和自然环境决定,不需要也不应该被某种普世的原则或者秩序进行改造,因为这种改造就像小说里“割除精灵”的隐喻所表达的那样,可能导致某种特殊文化秩序的普世化以及对差异性存在的压迫和排斥,而无法真正实现团结与共存。

在回答记者有关《黑暗共同体》里的“我们要如何建立天堂共同体”的问题时,普尔曼指出每个个体的认知、意识和信念都根植于其所在的环境,理想的共同体不是建构某种外在的秩序,而是通过每一个个体自我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来实现(Pullman,2021)。立足于具体环境和当下生活的共同体建构在小说中表达为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必须经历所有那些艰难的事情、开心、仁慈、好奇、勇敢、耐心,我们得学习和思考,并且努力工作,我们所有人,在所有不同的世界里” (Pullman, 1997:518);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帮助各自世界的每一个人,“帮助他们认识和理解自己、理解别人、理解万物运作的方式,教他们仁慈而不是残酷,耐心而不是仓促,快乐而不是无礼,最主要的是保持心灵的开放、自由和好学求知” (Pullman, 1997:492),每个人、每种生命在自己的世界努力地生活,从而建设“天堂共和国”。天堂共和国的想象将共同体建构从人文范式下某种理想秩序或者原则的追求转化为每一个公民的社会生活、情感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实践。共同体的建构以个体成员认知发展——包括对他人、自我、更包括对自然以及物质世界的认知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智识和道德意识发展为核心。共同体的发展因而与个体公民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也吻合了小说将“成长”与“天堂共和国”作为两大叙事核心和主题的逻辑。

4 结语

后现代奇幻文学作家尼尔·盖曼(Neil Gaiman)将“要是……会怎么样”(what-if)的假设性的思维方式视为改变世界或者改变自己的最重要的前提,他认为“政治和个人的变化(进步)都开始于对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想象”(Gaiman,2016:15)。盖曼指出想象不同生命的存在方式的现实意义。现代奇幻文学常以非人类想象及其群体的秩序想象一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尽管这一想象主要模拟现存的或者曾经出现过的共同体形式,或是对某种理想共同体理念的演绎,似乎并不能完全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但是,奇幻世界中的非人类——动物、植物、魔怪、女巫、精灵、矮人等——丰富和扩大了生命的形式和存在的多样性,能够为共同体秩序的实验和探索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拓宽被“人类”概念局限的认同标准,探索更具包容性和广泛性的共同体模式。在《黑暗物质》三部曲中,非人类的意识想象导向人文主义意识的超验性的反思,突破人文主义的思维范式,重置意识的物质本源,将被人文范式排斥在外的各种“非人类”纳入共存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文学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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