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晓蒙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0 引言

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曾宣称:“我们的科技已经超越了我们的人性,这一点不言自明。”(Makovsky,2012)人类的发展在“超越了人性”的科技引导下走向何方,科学技术是否会伤害人类甚至主导人类的生活,是文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从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7)中用生物技术拼凑的怪人,到阿道夫·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 1931)中大规模生产人类的技术,抑或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的《圈》(TheCircle, 2013)所呈现的囊括多种传播途径的信息管理系统,文学作品对人类与科技关系的讨论从未停息。后-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美国小说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 1962—2008)凭借其成名作《无尽玩笑》(InfiniteJest,1996)中对未来高科技社会的种种构想,也在这场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受到学界关注。比如,劳瑞·麦克雷·安德鲁(Laurie McRae Andrew)研究了华莱士作品(主要是《无尽玩笑》和两部短篇小说)的科技化空间特色及其与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对话(2020:589-601);克里斯托弗·瑞比特(Christoph Ribbat)从媒体理论视角分析了《无尽玩笑》中设想的未来世界的视频电话技术对人类沟通形式的影响(2020:252-258)。实际上,华莱士有多部作品涉及科技话题,以夸张的情节渲染和怪诞新奇的叙事对科技社会中的各类问题加以反思和回应。然而总体来看,尽管有些批评家已经注意华莱士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但相关研究仍只关注了以《无尽玩笑》为主的科技特色鲜明的少量作品。因此,本文希望综合观察华莱士的若干代表作,着眼于其作品描绘的“科技形态化”(technomorphism)场景,试图探析华莱士在小说中描绘科技社会生活的叙事策略,结合华氏本人的陈述,深入了解华莱士对于当下社会人类与科技、艺术与科技关系的反思。

“科技形态化”的类似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初见雏形,但在80年代才得到广泛关注。1986年,继哈拉维(Donna J.Haraway)在上一年的《社会主义评论》发表著名的“赛博格宣言” (ACyborg Manifesto)之后,卡波拉尔(L. R. Caporael)聚焦与“人形态化(anthropomorphism)”相对的“机器形态化(mechanomorphism)”现象,将其作为研究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种模式开展讨论: “如果拟人化指代的是像人类的机器,那么我们认为它的另一面‘机器化’就是像机器的人类。机器形态化指人类身上机器的属性。它作为一种文化和科学隐喻被广泛应用。”(1986:216)随后,这一概念逐渐演变为更具普遍意义的“科技形态化(technomorphism)”,用来指涉人类所拥有的科技特征。2011年,鲁姆(Heather C.Lum)等人甚至开展了实验,通过对在科技发达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的心理模式(schema)量化分析,发现人类确实有可能“科技形态化”,并且会以“科技形态化”的视角来观察他人(2011:1373)。不同于“赛博格”概念中强调的“既是动物,又是机器”“既是虚构,又是生活经历”的双重性和跨界性(Haraway, 2016:6),“科技形态化”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后人类视角,它依然从人类本身出发,强调科技对人类的动作、心理图式等因素的影响(Lum et al., 2011:1373),也正因此,它与华莱士“小说就是关于这讨厌的人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创作观念更加契合(Wallace et al.,2012:26)。所以,本文采用“科技形态化”概括华莱士的创作特征。下文中提及的“科技形态化”叙事则指代华氏笔下描述人类受到科技影响而具有的各种特性的一类叙事。其典型手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与科技直接形成冲突的人物塑造与间接暗喻科技社会生活的创新叙事文体。下文将就这两类手法分别讨论分析,并就华莱士“科技形态化”叙事的整体叙事特色归纳总结其背后的深层含义。

1 与科技形成冲突的人物

哈拉维曾在《赛博格宣言》中写道:“赛博格的世界大概是关于社会与身体的现实生活,这里的人们并不惧怕与动物和机器建立紧密的联系,也不惧怕永远不完整的身份和冲突的立场。” (Haraway, 2016:15)华莱士作品中的人物与科技(或机器)有着类似哈拉维所说的关系。华氏笔下的人物尽管已经生活在科技社会,但却与科技产物时常发生冲突。这种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科技产物对人物身心的伤害,比如《无尽玩笑》中令多名观看者丧失行动能力的同名电影录像带,其诱惑之强、伤害之深,连最了解人类身体的医务工作者都无法抵抗——第一个因《无尽玩笑》电影而瘫痪的人是一位来自阿拉伯的医疗大使。他在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这盘录像带,但一开始播放就欲罢不能地持续循环,连续几个小时盯着屏幕,“坐在这里,守着冷掉的晚餐,盯着电视,在00:20分,裤子和身下的躺椅都湿了”(Wallace, 1996:54)。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妻子,一位医师助理,在归来后还没来得及抢救他,也被电影吸引无法自拔(Wallace, 1996:79)。第二天来找他们的医师、催他们上班的大使馆保安以及其他来调查情况的人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观看电影的魔咒,房间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全都盯着医疗大使昨晚开始循环播放的电影,一动不动地坐着或站着,全神贯注,尽管房间散发着恶臭,他们却毫无痛苦或不快的表情”(Wallace, 1996:87)。故事中,《无尽玩笑》电影是小说主角哈尔的父亲詹姆斯为了使寡言少语的儿子减轻压力,为娱乐目的而拍摄的,但他却没有预测到它变成了让不止一个人废寝忘食、身体失禁甚至迷失心智的恶魔。医疗大使播放这盘电影录像带本来是作为晚饭时间的消遣,但却因此瘫痪不起,进而又导致一群人身体瘫痪失能。可以看出,任何参与电影设计、制作、播放的人都没有害人之意,但是电影的实际效果已经偏离了所有人的初衷。它超越了原本为其设计的功能,不再是为人类提供娱乐的、在人类控制范围内的工具,不再为人类的目的而服务,反而成为毒品一般令人上瘾、令人身体失能且无法被控制的“邪恶力量”。

《苍白之王》(ThePaleKing, 2012)中电脑辅助审计的系统也有着伤害人物身体的“邪恶力量”。故事世界中,国税局刚刚经历了自动化改革,电脑让审计效率大幅提高,然而电脑只能代替一部分审计工作,因此审计员们需要在人工清算与核对时提高效率,配合电脑的速度。华莱士以冗长的重复描绘了国税局审计员的忙碌场景:

“漫不经心的”克里斯·弗格翻了一页。霍华德·卡德维尔翻了一页。肯·瓦克斯翻了一页。马特·莱德盖特翻了一页。“出色的”布鲁斯·钱宁将一张表格夹在一份文件上。安·威廉姆斯翻了一页。安纳德·辛格一次错翻了两页又翻回来一页,发出不一样的响动……(Wallace, 2012:312)

翻页的动作看似枯燥重复,却真实地反映了审计员们为了配合电脑的工作速度全神贯注地审计、校对的场景。他们为了配合电脑的效率,不敢松懈一分一秒,更不必说稍微停下来休息,就像是工厂里不停生产相同产品的机器。然而,人类身体并不能支持与电脑匹配的工作效率,超负荷的机械化工作令他们身心俱损。一位审计员斯尔文西恩描述自己“从脖子到两侧肩膀都像被灼烧一样痛,而且能感觉眼皮的肌肉开始跳动”(Wallace, 2012:46),他的同事迪恩则是在持续配合自动化审计系统工作几个小时后“臀部因收缩而疼痛,……他闭上眼睛,但没有祈求强大的意志力,他感觉自己在注视着一片陌生的泛红的黑暗,其中有什么在闪烁和漂浮,盯着它们看又令人疲倦”(Wallace, 2012:380)。长时间的紧张工作给审计员们造成了严重的职业病,损伤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出现疾病和幻觉,而无休止的重复同样也折磨着他们的内心,让他们感觉到一种“史无前例的厌倦”(Wallace, 2012:379)。升级的审计流程让审计员们的精神麻木、健康受损,在国税局人力资源部的调查报告中,精神紧张症、神经损伤、运动功能障碍等职业病赫然在列(Wallace, 2012:89),更有甚者已经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审计机器”,对于同事的死亡或家人的痛苦毫无反应(Wallace, 2012:29, 391)。在《苍白之王》的故事世界中,国税局引进计算机科技、进行自动化改革本来是为了提高审计效率,减轻人员负担,但实际上似乎并未达到理想的目的,反而给审计员徒增痛苦。

施特雷菲尔德(David Streitfeld)写道:“华莱士谴责科技,它无处不在,又使人麻木迟钝。”(Streitfeld,2012:xii) 在华莱士作品的叙事中,科技经常成为人类正常生活中意外的麻烦之源。人类发现科学规律之后将其应用于技术实践,以实现提升生活质量、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但是科技产物在华莱士笔下似乎“反客为主”,颠覆了人类主导技术的主客关系,从受控制的角色变为“失控”,对人类进行了反击,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进一步讲,科技产物本身就是为实现人类未竟的理想而制造,其能力必定高于人类本身,能为人类所不能为之事。而相对地,科技产物“失控”,造成人类预想之外的效果时,人类无疑是弱势方,只能退居被动地位,对其“邪恶力量”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就如上文例子所表现的,人类的身体能力有限,心理上的辨识力和控制力同样有限,所以才有可能因为内容奇特的电影或因为配合电脑审计而失去理智的头脑和健康的身体,丧失自我,甚至作为人类的身份都不再完整,失去理性的思考能力。

在科技“失控”之外,华氏也着重突出人物对科技产物近乎本能的抵触,他们在情感上质疑、逃避甚至厌恶高科技产物。例如,华莱士的著名短篇小说《遗忘》中,主角兰道尔和妻子侯普进入诊所的睡眠室,通过先进技术来判断侯普听到的鼾声是否是她的幻觉,检测的过程令他们不适:

侯普注意到,导线上的导电胶太冰了,有种“怪怪的”感觉——贴到我们的太阳穴、脑门、胸脯上部和胳膊上。有鉴于此,我们就只能在睡眠室两张平行的床上小心翼翼地躺好,或“缩手缩脚”地躺下来,注意不让一窝乱糟糟的电线纠缠在一起,……双人床床垫和单人枕都被堆在塑料化合物里,稍微动一动,就会发出沙沙声,我个人觉得这样会让人心神不定,而且不怎么健康。 (华莱士,2004:223-224)

兰道尔和妻子一直很期待进入睡眠诊所来解决这个“打呼噜”的问题。但是他们在实验室里测试睡眠的体验却非常糟糕。两人不仅没办法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安心入眠,反而增加了许多“怪怪的感觉”,让他们“心神不定”。一方面,这种“睡眠检测”科技确实改变了他们正常睡觉时的环境和心态;另一方面,兰道尔视角的叙述语言也透露出他和妻子侯普对检测设备的主观抵触情绪。在他们眼里,这些检测设备让身体感觉不舒服,导线“太冰了”,灯光也是“冰冷的”(华莱士,2004:225),布满设备的屋子“乱糟糟”,还经常发出令人心烦意乱的响动,在睡眠室的环境里他们只能“装模作样”地进行睡前的阅读、聊天,连放松下来的想法都是“荒唐不稽”的(华莱士,2004:224)。这不禁令人怀疑,如此环境下检测是否还准确?得出的结果是否还可靠?讽刺的是,汇集所有高科技的睡眠检测设备,最终也未能解决兰道尔夫妇的问题,只得出一个模糊的结论,即兰道尔的“所谓的‘技术层面上的睡眠’有可能会伴随着可以听见的‘呼噜声’,有可能不会”(华莱士,2004:230),侯普听到的鼾声是她的幻觉还是真实的鼾声,也未可知。兰道尔夫妇虽然生活在高科技的时代,但他们在与科技密切接触时还是呈现出一种类似本能的反感,无法在心理上接受这些高科技设备。他们抵触科技,科技也没帮他们解决问题。人类与自己一手打造的科技互相伤害,互相损耗。在《遗忘》的结尾,兰道尔夫妇的对话暗示了睡眠检测的整个故事似乎都是兰道尔的一个梦,这样看来,主角与科技的紧张关系就被进一步凸显——也许科技并未真正引起身体不适,但对科技的不信任已经植入了兰道尔的价值观。

与《遗忘》类似,《无尽玩笑》中预想的未来世界也是一个人们无法顺利接受高科技产品的社会,其中的可视电话(videophone)就是一种失败的产品。华氏插入了一段类似留言条或告示的文本,讲述了这一发明迅速的崛起与衰落:

(可视电话)又能看又能听,算是比高科技电视还要高明了

……

但是,为什么,在16个月或五个销售季之后,“可视电话”膨胀的需求曲线陡然下跌,

所以,在“依赖牌成人内衣年”①在《无尽玩笑》的故事中,未来世界的每一年都被商业品牌冠名,不再以公元年份数字标注时间。,只有不到10%的私人通话使用了视像数据交换线路或相同的产品和服务。美国的普通电话使用者决定她/他实际上更想用老式的、贝尔时代的、只听声音的电话。(Wallace, 1996:144-145)

在上述事件中,人们对于可视电话的厌恶主要是因为担心自己在视频中的形象而在通话过程中产生额外的紧张压力(Wallace, 1996:150)。可视电话技术使正常、放松的通话过程变得像一场有准备的表演,令人心力交瘁。故此,大家又重新选择了老式的语音电话。消费者经历了短暂的对可视电话的狂热之后热情迅速冷却,华氏在分析其原因时揭示了这一类高科技产品的失败规律:“首先有一种惊艳的、仿佛是科幻小说里才有的高科技产品——比如从语音通话到可视电话——然而,这种先进产品总有一些未预测到的对消费者不利的缺点——比如人们会因虚荣而为可视通话中自己的形象而紧张,进而排斥它——会被企业家的热情巧妙弥补;但这些弥补措施似乎只会削弱原有的先进科技,结果就是消费者重蹈覆辙,曲线闭合,投资者大量亏损。”(Wallace, 1996:150)其实,可视电话对于消费者来说并非一无是处,它能够最大程度地模拟面对面的交流,让人能观察对方的表情、动作,电话沟通会因此更加有效,能传递更多的信息。可以说,可视电话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能让通话双方见面,同时它也具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缺点,优势与劣势不相上下。但是,《无尽玩笑》中的消费者似乎对它的缺点格外敏感,最终将可视电话普及扼杀在萌芽阶段。潜在的对科技的反感心态促使人们稍稍被触动就会奋起反抗。在《无尽玩笑》出版20余年后的今天,视频通话技术已经真正被广泛使用,而人们也的确无法完全与它和谐共处,常会见到人们因视频电话、视频会议紧张不安的报道,甚至因此衍生出“非有要事,不必相见”的“社交恐惧症”(王水雄,2021:40)。然而,现实中的视频电话并没有因此消失,即使它会带来一些令人反感的副作用,社会的发展仍需要利用它来完成高效的沟通,人们已经无法将这项实用的技术驱逐出生活。与现实相比,《无尽玩笑》中人物对科技的非理性抗拒便更加明显。

华莱士的故事世界多为未来视角,先进的科技是其渲染“未来感”的主要手段,比如《系统的笤帚》中帮90多岁的老丽诺尔维持生命的先进医疗技术(华莱士,2018:45),《斯屈西先生》和《无尽玩笑》等作品中借助电脑实现的高科技生产线等。然而多数人物和科技的关系并不理想。他们或被科技规训和伤害,或因为与科技对抗而产生了内在或外在的变化,均可归为人物与科技互动过程中在心理或身体上被迫形成的“科技形态化”的特征。但相对而言,人物对科技也产生了一些主动的、理性或非理性的抵触。究其原因,也许是先进科技改变生活方式的不适应,抑或是科技创造的虚拟世界与现实的差异感,也可能是科技产品真实引发的精神或身体的痛苦,等等。华莱士在多部作品中把恐惧科技刻入人物的本性,形成一种“条件反射”的抗拒态度,而这种“条件反射”则是人类长期以来承受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是人类被环境所驯化的结果。现实世界中,自工业革命以来便屡屡出现科技伤害人类的事故,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到最早出现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水俣病”,以及当下大数据时代的隐私泄露、基因技术引发的伦理危机等,人类一直在发展科技,也一直在受到其副作用的影响。对应地也出现了“卢德运动”等一系列表达人类对科技发展的反抗情绪的事件。可以说,人类对科技的抵触情绪确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华氏笔下的人物被科技改变了正常的生活,甚至被消解了完整的自我,感到空虚和厌倦,也是基于客观事实的戏剧化表现。

在谈论科技发展时,华莱士表示:“我不认为像高清电视、虚拟现实和网络这样的东西会带来任何新问题。然而,它们可能会让旧的问题变得更糟,因为它们会让电子科技生活看起来更有吸引力,进而可能会增强我们对于实际生活的错觉。”(Wallace et al., 2018:68)华莱士本人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较为保守,但他依然能够采取海德格尔式的理性视角,肯定科技的存在意义,承认科技已经“以一种愈来愈决然、但却愈来愈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楔入到生活的所有组织形式之中;楔入到各种工业、经济、课堂、政治、战争、政论之中”(海德格尔,1996:956),把人类脆弱的情感和趋利避害的本性与代表绝对理性的、作为无感情的工具的科技置于同一个舞台,展现科技发展对人类生活状态的冲击,提醒我们科技“既能让未来成为可能,也同时阻碍着我们向未来发展”(Colebrook, 2017:198)。

2 高度“科技形态化”的叙事文体

华莱士曾在访谈中说过:“我会打字,会把内容存入硬盘,但仅此而已。就使用电脑而言,我是个老古董。”(Wallace et al., 2018:114)有趣的是,他的叙事文体却走在当时计算机科技发展的前沿。华氏善于模仿信息时代特有的文本呈现方式,改变读者传统的阅读和思考方式,呈现一种被“科技形态化”的、非常规的甚至是“反叙事”的叙事话语,包括对计算机超文本的模仿、叙述者的科技化用词、数据库式的叙事等。华氏借此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科技迅猛发展、多种媒体形态同时涌现之时的小说文体进行反思,同时也暗讽了信息时代人们认知方式被“科技形态化”的危机。

华氏“科技形态化”的叙事文体最集中表现于《无尽玩笑》的附注。《无尽玩笑》的故事内容主要就是对电视等科技产品的讽刺,其尾注又以特别的叙事手法对科技形态化的认知模式进行深层次的、自我反思式的讽刺与批判。该作品的尾注多达388条,占据近100页,体量庞大,内容多样,尾注中不时还会出现尾注的脚注,脚注有时又与下一级尾注相联系。比如,介绍分裂组织主要成员雷米·马拉特时,文中提到“在这片荒野上M. 福捷[39]曾希望马拉特要求组织成员都用魁北克法语交谈……”(Wallace, 1996:89),这个前文未出现的名字指向注释39,详细介绍了福捷是“马拉特在A.F.R.a的上级,是‘轮椅刺客’组织美国分部的领导,也是雷米·马拉特的哥哥们曾经的童年玩伴,他的哥哥们都被火车撞死了b”(Wallace, 1996:994)。这条注释下方的脚注a解释了A.F.R. 即“轮椅刺客组织”的恐怖主义性质,脚注b则直接“参见后注第304条”(Wallace, 1996:994),第304条尾注解释了“猜火车”这个游戏的规则和背景,也包含了马拉特的哥哥们如何在“猜火车”的游戏中身亡的情节,但这一条中的人名和法语词汇又带来了更多脚注(Wallace, 1996:1062)。多层次的附注与小说正文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信息网络,阅读《无尽玩笑》就像是在这个网络的各个层级中不断穿梭。

华氏这种以附注构筑信息网络的叙述方法不仅打乱了传统的故事情节,同时也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使得原本连贯的思维碎片化、乱序化,这种连接多个信息点的阅读方式被认为“可以与电脑超文本相提并论”(Wallace et al., 2012:78)。华莱士本人曾表示,他“有时会用电脑打字替代手写来创作”(Wallace et al., 2018:113)。电脑的工作方式也给他创造新的叙事文体带来了灵感:多级附注的叙事手法模仿了人类在电脑开始普及的时代因使用电脑和网络而被迫“科技形态化”的思维过程,而翻看附注的过程就像是在电脑上打开一个超链接,这个超链接里面又包含了更多超链接,读者需要在不同的超链接之间来回切换,才能最终获知故事的全部内容。

在被问到关于超文本叙述手法时,华莱士曾表示:“无论是读还是写,平铺直叙对我来说都有点不自然……设定在未来的东西可以包含超现实的元素,我特别想借此寻找一种打破叙事的方法……你来决定:你是否想要阅读附注?如果它们都在结尾呢?你想要翻来翻去吗?你会用两个书签吗?”(Wallace et al., 2012:78)一方面,华莱士想借这种手法实现一种叙事形式上的突破,这种信息网络式的文体是他对于小说新的叙事手法的试验,另一方面,附注也是华莱士“与读者开适量的玩笑”的幽默沟通手段(Wallace et al., 2012:78)。例如,注释第110条,是关于因肯登扎夫人与分裂组织通信的内容,“亲爱的菲尔波特a,我在高德弗萨肯山区度过了安静的一周……”(Wallace, 1996:1006)。这句匹配的脚注a只写了“别问”(Wallace, 1996:1021),脚注b则是“同上”(Wallace, 1996:1021),将读者关于“菲尔波特”身份的疑问置之不理,但也为因肯登扎一家的背景增添了神秘色彩。这类超越了解释功能的附注在文中还有很多处。可以看出,华莱士的附注可能有补充故事情节的功能,也可能是一种形式上的戏谑,附注功能的多样性为阅读增添了不少趣味。另一方面,如采访中所言,华氏的信息网络叙事给了读者更多选择权——读者可以选择是否阅读附注,也可以选择自己阅读这个故事的方式。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科技形态化”的阅读方式其实隐含了华莱士对网络时代信息传递方式的讽刺。在阅读《无尽玩笑》时,“超文本”的断点式叙述必然给读者增加负担,不仅翻页时需要花费体力(《无尽玩笑》长达一千余页,十分厚重,反复翻阅脚注的动作相比一般小说更加费力),阅读超文本时还要努力把注释拼凑到故事中,更要花费脑力来记忆和拼接因为阅读脚注而中断的叙事。总而言之,读者阅读这个复杂的故事并不轻松。这种不舒适的体验对于阅读小说可能很特殊,但其实在现实中并不罕见,人们也并未因电脑和网络世界中信息的断裂和跳跃而感到不适,甚至在《无尽玩笑》出版的20年后这种处理信息的流程已经成为很多使用电脑办公的职业的日常工作。读者在传统的文类中体验科技时代的认知方式,所产生的落差感和不适感正是华莱士引起我们注意的方法:科技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的认知方式,科技产品在提升人类工作和生活质量时,人类也在默默地付出更多代价,去面对和处理这些碎片化的、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信息。

华莱士“科技形态化”叙事的另一特色是“堆砌式叙事”,或说是“沉浸在数据中”的故事(White,2020:620):铺陈故事世界的大量信息,就像“流水账”一样,读来冗长杂乱,没有头绪,华氏借此创造独特的阅读效果,暗喻科技发展时代信息无差别堆积呈现的特点。此类笔法在短篇作品集《遗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其同名代表作《遗忘》中“套娃”式的多处括号夹注:

维维安没穿普通的高球服,也没戴面罩,看上去干巴巴的,显得不慌不忙,像往常一样镇静、从容,但他还是没穿钉鞋,也就是那种“高球鞋”[传统鞋子鞋底上0.5英寸长的钢钉或铁钉乃是罪魁祸首,它们可以导电,会造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效果。比方说,我小时候,在威尔克斯·巴尔,公开开放的球场的常驻“专业球手”就有一次被闪电击中,瞬间毙命,……“专业球手”就那么俯卧在那儿,浑身发黑,冒烟的拳头仍紧攥着第十二洞的洞旗(旗杆,或叫作“栓子”,就像传统的钉鞋一样,在那个时代,仍旧是由导电金属做的。)](华莱士,2004:213)

由上文的例子可见,小说《遗忘》的叙事与《无尽玩笑》的层层注释的设计方法类似,但改用了多层括号夹注,其中的内容像是非正式的附注,语气和内容都更加随性。上文中,叙述者“我”的讲述在解释“高球鞋”时开始偏离主题,从鞋底的钉子联想到导电的问题,又开始讲自己小时候目睹了高球鞋钉导致的电击事故,事故的叙述中提到“洞旗”,又要进一步对这个词语加以解释,绕了一圈才回到自己原本叙述的故事上来。然而,总览这个故事关于“睡觉打呼”的情节主线,这些插入的解释似乎没有必要存在。“高球鞋”和“洞旗”的解释还可说是为了让故事场景更易于想象,突然插入的电击事故回忆就与故事主线毫不相干了。叙述中还有许多类似的对故事毫无帮助的夹注,如 “到7月6日马上就满76岁的塞普博士(他出生时的幸运石是‘红宝石’)”(华莱士,2004:194)和“我避开了她的黑色眼眸(若光线不同,我们的奥德雷的眼眸就会呈现灰绿色或淡褐色)”(华莱士,2004:194)。和“电击事故”的回忆一样,这些即兴的解释除了表现叙述者漫无主题的讲述风格之外,似乎就是华莱士所说的那部分“没意义”的文字。然而,并非所有夹注都是漫无目的,比如“我静静地仰面躺着时,铅笔和手都会搁在胸口上(一般这样,我就能放松下来,进入梦乡)”(华莱士,2004:197),这里的夹注就是理解后文睡眠研究所中情节的必要条件。一言以蔽之,《遗忘》中的夹注作用不一,“它们中有些有意义,有些没意义”(Wallace et al., 2018:73)。

然而,这些 “不确定是否有意义”的夹注正是华氏“堆砌式叙事”的意义所在。华莱士把它们无差别地呈现给读者,而读者需要被迫承受断裂的故事,不停地从故事场景中切换到夹注又再切换回去,才能在纷乱的内容中筛选出“有意义”的注释,进而更好地理解整个故事。怀特(Christopher T. White)在分析华氏另一部作品《斯屈西先生》的“数据库”手法时写道:“文中呈现的细节很明显是毫无头绪的——将(卢卡奇式的)自然主义描写推向极致。文中的句子读起来更像电脑生成的原始数据,因此文本也与数据库的形式和逻辑相似。”(White, 2020:619)类似地,《遗忘》中大量的夹注同样也是华莱士对“数据库”的别样模仿。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华莱士笔下科技发达的社会,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与电脑、网络等科技产物打交道,打开电脑调用某个程序,或在网页上寻找有用信息,都是从“有些有意义,有些没意义”的原始数据中筛选“有意义”内容的过程。信息的筛选并非新事物,然而随着科技发展,个体所能接收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可接触的信息数量呈指数倍增长,信息的筛选变得更为困难,也更为必要。华氏在采访中说:“人们认为网络可以让人做到想做的任何事……我对此感到很沮丧。他们没能明白一个事实,人们无法接受所有信息——他们会碰得头破血流,对吧?人们需要帮助才能做出选择。”(Wallace et al., 2018:72)《遗忘》的“堆砌式叙事”手法把小说变为“数据库”,给读者创造独立筛选信息的艰难体验,传递华氏对信息社会本质及其潜在影响的思考,同时让读者注意到,科技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但它不仅给人类带来信息传递的便利,同时也会给人类的思考和判断造成阻碍。

作为一名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极简主义”风潮颇有微词的作家,华莱士一直力图成为“一位包罗万象的作家,一位极繁主义者,一个想捕捉美国的每件事的人”(Max, 2013:60),来改变后现代主义“空洞的”“欺骗性的”文学范式(Wallace et al., 2012:45)。在他一直关心的科技话题上,极繁主义叙事手法刚好适用于表现“对人类认知来说过于复杂”的“越来越依赖信息的科技文化”(Rusty, 2017:190)。华氏擅长把各种科技元素融入叙事文体,模拟信息海洋中人类应接不暇的“极繁主义”体验,反思科技对人类生活的种种影响,其中包括本节提到的超文本式的注释网络,数据库式的文本堆积,还有《无尽玩笑》中的电影版权信息和胶片数据(Wallace, 1996:987),《斯屈西先生》(“Mr. Squishy”)中“家庭环境测试”“超几何统计技术”(华莱士,2004:56-57)等囊括多门科学术语的“科技感”语言,甚至《数据世纪》一文直接把整篇作品表现为未来世界中“date”这个词条储存在光碟中的释义文本(Wallace, 1999:125-130),等等。华氏的创新给读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但“科技形态化”的文体并不容易被阅读和接受,读者无法再用惯有的方式来理解华莱士小说。华莱士小说的“科技形态化”叙事动摇了读者对小说叙事的固有印象,同时也强调,科技社会新兴媒介中,信息的传播、接受与传统艺术形式有较大差别。进一步来看,华氏借此手法间接强调了科技发展对经典艺术形式,特别是小说等文学形式的巨大冲击。他的“科技形态化”叙事文体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华莱士的创作哲学坚持了小说这一文类与现实主义紧密联系的传统(瓦特,1992:64),把“信息海啸”等前沿社会问题巧妙地加入作品,以期唤起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次,他在叙事文体上的种种“科技形态化”的创新给小说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注入了新鲜血液,支持小说在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中继续生存。但是,他的创新也给读者和作家同侪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当下的科技文化中,小说应当如何发展?它会在科技的推动下走向何方?或许就如华莱士本人所践行的,在维护小说传统与吸收新的现实中间“一定有什么办法能让人明白你的观点,而又不让人读不下去”(Wallace et al., 2018:73)。

3 结语:后人文主义语境下的人文主义关怀

谈起后人类语境下人类与科技的关系时,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适应科技对生活乃至对人性的改造。尼古拉斯·甘恩(Nicolas Gane)说,“人类不再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而是接受技术改造,因而这个高科技时代才被称为‘后人类时代’。”(2006:432)凯瑟琳·黑尔斯(Katherine N. Hayles)将使用技术归为人类的本性,甚至声称“科技与人类共同进化,以无数深刻而微妙的方式帮助人类形成了现在的本性”(2005:144)。然而,华莱士作品的“科技形态化”叙事与这一类学者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潮流中更为“保守”和冷静,坚持虚构作品的“强调我们仍然是人”的“任务”(Wallace et al., 2012:432),突出表现常为赛博格时代的理论家们所忽略的人文主义情怀和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他强调人和机器的区别,人和科技的距离,希望维持独特的人性之美,让人的智慧得以发扬。伯恩斯(Jean E.Burns)曾指出,人与机器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有主体“意识”,因而拥有“决断力”(volition)和“自由意志”(free will),但机器却不然(陈红薇 等,2021:7)。华莱士在“科技形态化”叙事中正是突出了科技对人类“决断力”和“自由意志”的消解以及对同类事件的预见性担忧。若在发展科技时一味模糊人与科技的边界,罔顾思考能力与自由意志的丧失,那么人类的存在便会失去意义。

康利·沃特斯(Conley Wouters)称:“华莱士的后人文主义小说保留并肯定了人文主义,同时它承认并努力应对21世纪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这些环境对人文主义的敌意。”(2012:453)在华莱士的“科技形态化”叙事中,的确体现出兼备人文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的关怀,但他并没有完全与科技为敌,而是“试图在这些抽象的信息技术网格中开辟空间,以探索人类的情感和身份”(Giles, 2007:341)。他在叙事中所采用的未来眼光和理性态度,为读者展现了人类与科技更复杂的关系,促使我们更好地观察世界,思考人类如何在当下社会中与科技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