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青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是与现代主义文学旗手庞德和艾略特同时代的美国文坛重量级人物。他不仅深受两人的影响，更秉承了惠特曼的浪漫主义诗学精髓，大胆地在诗歌形式和内容方面进行了实验和创新，继而把自由诗体引领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同时凭借大量意象派诗歌享誉文坛。

不同于其他文坛巨匠，威廉斯并不是一个专业作家。1906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去了德国莱比锡大学进修三年，再然后回故乡开启了行医生涯，直到1951年才正式退休，所以繁忙工作之余的文学创作仅仅是他的业余爱好。更令人惊叹的是，威廉斯不仅精于诗歌的创作，其为数不多的小说也在文学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美国著名评论家瓦格纳认为威廉斯的 “短篇小说对于当代小说的影响之深，有可能相当他的诗对于现代诗的影响”[1]2。

作为威廉斯最具代表性的超短篇小说，《使用暴力》以第一人称叙述，讲述的是医生“我”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的一次出诊情况。由于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马蒂尔德连续高烧多日，考虑到她所在学校已经发生了好几例白喉病，经验丰富的医生高度怀疑女孩也被传染了。根据临床医学，只要检查喉咙是否红肿，就能确诊下来。于是乎，医生要求马蒂尔德张口给他检查咽喉，出人意料的是，无论医生如何软硬兼施，女孩执意不肯张嘴。一旁的父母既想帮助医生让女儿开口，同时又担心把女儿搞疼了，不免手忙脚乱，甚至由于过分紧张而碍手碍脚。小说重点刻画了医生和女孩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小女孩自始至终对医生充满了敌意和怨恨，医生对女孩从开始的生气和愤怒，到最后欣赏，甚至充满敬佩之心。小说最后，由于冲突双方实力悬殊，医生还是通过暴力，彻底制服了女孩——成功地用一个银勺子撬开嘴巴，最终看到已经发红感染的扁桃体，与此同时，“那孩子彻底怒了。她之前一直处于守势，现在开始进攻：拼命想从父亲腿上跳下来，扑向我，眼里噙着失败的泪花”[2]67。

威廉斯曾说: “艺术家不必也不可能试图详尽地描绘整个宇宙， 而应专注于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个体之间的简洁、 直接的联系， 从而去体现普遍性的意义。”[3]59短篇小说《使用暴力》隐晦地描写在现代社会关系压力下被扭曲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严重对立和扭曲，其中涉及三类人物，即小女孩的父母亲，生病的小女孩，以及医生，在不同范畴里都可以被定义为“病人”。

一、人与人的对立

20世纪是一个急剧动荡不安的时代，随着工业文明风卷残云般将传统的农业文明挤出历史舞台，经济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蓬勃发展，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彻底物化了，作为大写的人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相反，由于现代社会日益理性化和物质化，人们的心灵渐渐笼罩上一层恐慌的阴影。袁可嘉认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现代主义文学从本体论哲学的维度对和谐的人际关系做了决然的否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只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4]7。总而言之，异化的人际关系在《使用暴力》里贯彻故事的始终。

小说开篇和结尾都是短篇小说中揭示主题的核心部分，所以美国知名作家米基·斯皮莱恩认为决定读者是不是喜欢一部作品的是其开头，而结尾则决定会不会继续阅读该作家其他作品。《使用暴力》第一句是“他们是我的新病人，除了姓‘奥尔森’我对他们一无所知”[2]65。作为社区医生，“我”本应该对自己辖区的居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能更准确地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片言只语之间，暗示着医生对病人的冷漠，为后面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一个伏笔。与此相对应的是，紧接着出场的女孩的母亲尽管体魄壮实，但是“满脸惊恐”，不停地向医生表示歉意；同样身材魁梧的女孩的父亲也因为女儿的不配合而羞愧不已，既想协助医生强行撬开女儿嘴巴，但出于爱女之心，又怕伤害到孩子，不免局促不安，茫然不知所措。更让医生气愤的是，“他们只会告诉我最基本的情况。剩下的，得由我来告诉他们。这正是他们在我身上花费三美元的原因”[2]65。不难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异化了，人类脱离自己原有的天性，在日常生活过程中逐渐变形扭曲，最后彻底变形失真。尽管女孩的父母亲自始至终在医生面前显得非常尊重，谦卑和顺从，不遗余力地帮助医生强迫女儿张嘴，甚至呵斥女儿，“你这个坏丫头，孩子母亲边斥责，边拽孩子的一条胳膊。瞧你干了什么。这位好先生……”[2]66最后，当看到女孩拼死挣扎，直至咬碎了压舌板，母亲大发雷霆，“你不害臊吗？孩子母亲冲那孩子吼道。在医生面前这么做，你不害臊吗？”[2]66令人费解的是，医生不仅没有任何感谢，反而大声训斥他们，从心里觉得他们越发“渺小和猥琐”。其实，女孩的父母亲象征着是现代社会中的“沉默的大多数”，或曰“社会人”，或曰“理性人”。 洛克在《政府论》中阐述过社会契约论，可以概括为：“当一些人结合成一个社会，放弃各自执行自然规律的权利，委之于社会，就是当人们组成一个社会而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政治团体，处于一个最高政府的统治之下，就形成了政治或市民社会。”[5]184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拥有“自然属性”的个体为了共同构建文明社会，将自身所有权利转让给以国家为代表的统治者，从而获得了物质生活方面的不断改善，但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心灵的自由，成为“精神乞丐”。 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总结道 “人类由于社会契约丧失的，乃是天然的自由和企图获得一切的自然便利，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和他对一切东西的所有权。”[6]从政治学层面上看，小说里的医生是权威的代表，象征着一个社会里统治阶层，相对应的，女孩父母亲无疑是文明社会里的“良民”和“服从者”， 他们强迫自己放弃上天赋予的自由，无助地服从于社会的统治者，久而久之，堕落成为“行尸走肉”，失去文学意义上的灵魂。

二、人与社会的对立

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里，新教和资本主义携手并进。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的发展，人们热情洋溢并且满怀希望地去书写自己的历史。理性逐渐撕裂开宗教神权的束缚，使人深信科学和知识的光辉将涤荡铲除迷信和无知，从而最终将世人沐浴在普世真理的光芒中。然而事与愿违，随着理性发展的深入，思想的启蒙不期走到了启蒙的对立面。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启蒙理性沦落成可以计算的工具理性，人与人的关系蜕化成了物与物之间庸俗的商品联系。因为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一切原有的价值逻辑必然为商业逻辑所取代，不可避免的是社会中的个体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消失了，作为主体的人由此陷入了空洞和虚无的深渊。“存在主义抗议的实质在于理性主义能够弥漫整个文明，使得这种文明影响下的个人越来越不思想甚至到最后可能什么都不思想了……技术和官僚政治(理性主义的化身)一直越来越有力地支配我们的生活，但是成为存在主义靶子的，与其说是理性主义，倒不如说是抽象性。机器不再只制造物质产品，它也制造精神产品。千百万民众都靠着固定老套的大众艺术为生”[7]358-359。

理性主义信守理性的力量和人性的完善，而现代主义洞察工业化革命对人性的践踏和摧残，工业文明的过渡发展导致人愈发丧失自我，使得“非人化”现象愈演愈烈，最终把人演变成抽象的理性动物。此外，现代主义真切地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发展非但不能促进人类精神进步和道德的完善；相反，大到核物理技术应用到战争中，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小到机器化生产，信息化的广泛使用，以及未来人工智能的普及，都将使得更多的人被社会边缘化，所以“异化”现象以及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将愈发加剧，变得不可调和。

现代主义竭力颂扬个体内心那些长期被理性主义所压制的非理性成分，例如直觉、无意识、本能、意志、欲望的意义和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把非理性和人性等同起来，所以承认人类内心深处的非理性就是尊重人性。毫不夸张地说，十七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把人们从迷信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而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则把人们从理性的羁绊里解放出来，前后两次文化思想运动对于人类的进步发展均有着里程碑的深远意义。

马蒂尔德从故事一开始，就让医生眼前一亮。虽然年纪在十岁上下，却完全不同于其他病人那样拘束和畏惧，“这个孩子眼神淡定而且刚毅，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仿佛想把我吃掉一样。她一动不动，似乎内心非常沉着，外表强悍得像一头小母牛，真是一个超级可爱的小家伙”[2]65。之后无论医生如何绞尽脑汁，采取各种手段，先是哄骗，然后恐吓威胁，女孩都不为所动，紧紧闭住嘴巴。令人吃惊的是，随着双方对抗的加剧，尤其是女孩开始疯狂地袭击医生，“当我把椅子搬到她身边时，她突然像猫一样(catlike movement)，本能地(instinctively)用双手抓(clawed)我的眼睛”。claw一词指的是动物用爪子实施攻击，一般是不能用来描写人的行为。这里可以看出威廉姆斯在夸张地展现女孩的“动物本能”，即“自然属性”，这恰好和她父母身上所体现的“社会属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每个人都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个人刚出生时,毫无疑问的仅仅是个自然人。如果一直是自然人的话,烦恼和痛苦就会少得多！遗憾的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更多地融入现代社会中，作为社会人的行为往往掩盖或扭曲了我们原本作为自然人的本能。作为“大写的人”，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必然伴随的是其精神和心灵的缺失。面对女孩的桀骜不驯和反抗，医生在依仗自己体魄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进行“打压”的同时，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敬仰，“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那个狂野的丫头了，而打心眼里鄙视她的父母”[2]65。毋庸置疑，和父母亲面对医生所表现的唯唯诺诺不同，小女孩彰显的是“自然人”所代表的纯真的“野性”，作者讴歌的正是现代人日益丧失的弥为珍贵的禀赋潜能。医生反复使用 “ 顽童” (brat)“ 小母牛”(heifer)等充满爱意的名词描写小女孩 ，象征着女主人公身上独有的，尚未被成人社会所同化的率真无畏。这种原始本性和自然界中美好的花朵和珍贵的珠宝一样富有生命冲力， 让 医生为之叹服向往。无独有偶，威廉斯曾以《永恒》(Immortal) 为题赋诗一首，来歌唱这种率真无畏的“自然属性”：“是的，有一物比所有的花儿勇敢 ；比纯色的珠宝富有；比天空辽阔 ；它不朽不变 ；它的力量超越理性 ，爱和神志 !你，亲爱的，就是那神圣之物 ! 非凡卓越而令人恐惧；乍一看，似受伤的天后朱诺奋起反抗天神 !亲爱的，你的名字，是率真无畏”[8]6-7。

此外，小说主人公的名字通常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马蒂尔德一家的姓氏是奥尔森(Olson)，说明她们是北欧移民。玛蒂尔达(Mathilda)虽然在英语国家不是一个常用的名字，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却是很受欢迎的女性的名字。该名字源自日耳曼语。从词源学看，在德语中，“math”意思是“力量”，“thild”意思是“战斗”，这就更加佐证了马蒂尔德性格中坚不可摧的反抗意识。诚然，马蒂尔德是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现代文学人物的悲剧性在于主人公反抗的是异常强大而远远超乎其能力的某种不可抗拒的外力。在与医生的斗争中，小说刻画了血腥残酷的搏斗画面。当女孩所面对的是医生，无论在身体上，还是道德层面上，都明显处于绝对下风，从而凸显 主体的抗争愈加艰难无望，这就衬托出主人公“伟大”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当然， 我们不能用世俗功利价值的眼光去审视和评价马蒂尔德的抗争，她对医生的反抗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是精神层面上的胜利者。

三、人与自我的对立

《使用暴力》 的情节始终围绕着两个矛盾在惊心动魄地交替发展着，其中处于明处的矛盾毫无疑问就是医生和马蒂尔德之间的冲突对抗——马蒂尔德拒不配合医生的指令，医生被逼无奈只能动用武力逼迫对方就范。随着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医生内心挣扎成为小说中藏在暗处的另一个主要矛盾， 即作为白衣天使的救死扶伤的“美德”和“小写的人”内心深处的“本能”之间的冲突。

1923年弗洛伊德建立起里程碑式的精神分析结构模式，革命性地提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概念以及所代表的人类心理功能的不同方面。本我代表个人一切行为的原始驱动力，其冲动的、自私的、非理性的和反社会的特性，遵循的是“快乐原则”。本我的对立面是超我，也就是人类心理功能的道德分支，它包含了全社会倡导那些“真善美”，惩罚与法律和伦理不符的“假丑恶”，目的是为了社会能够更好地有序发展，遵循的是“至善原则”。自我就是使得本我和超我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尽量在符合超我的法律道德的要求下满足本我的诸多愿望，遵循的是“现实原则”。弗洛伊德把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比喻为一座冰山，浮出水面的仅仅是极少部分，属于意识的范畴，而埋藏在水面之下的大部分，则纳入潜意识的范畴。由此看来，人的言行举止，只有少部分是意识在控制的，其他大部分都是由潜意识所主宰，而且是主动地运作，人都无法觉察到。正如威廉斯坦诚承认的那样: “医学让我进入到人类自我的那块秘密领地。那是人类自我的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医学徽章允许我随着那可怜的、被击垮了的身体进入到那些海湾和洞穴。”[9]81当女孩不惜一切代价顽强抵抗，直至满嘴鲜血淋漓，此时最不可理解的是，医生没有丝毫收手的意愿——他完全可以先回去，让马蒂尔德平静下来之后再来诊疗。相反，医生内心深处的“恶魔”被释放出来了，“最糟糕的是，我完全丧失了理智。心头的怒火，差点让我把她撕成粉碎，这个念头让我欣喜若狂。攻击她让我感到无比快乐。我的脸因为亢奋而燃烧”[2]65。

作为一个“社会人”，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是善良的化身，然而其正面形象并不能掩饰他潜意识里所拥有的邪恶的“本我”， 只要存在可能，只要能想办法避开到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同时也作为“自然人”的医生也会利用一切机会释放内心深处邪恶的欲望。 施暴攻击属于最原始的本能，是原始人类与其他动物搏斗，从而在自然界赖以生存重要的本能。随着人类的逐步进化，人的“动物本能”与社会的文明发展相背离，不断被打压，最终只能隐身在“潜意识”中，以至在现代社会里，众多的“文明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已经意识不到“本能”的存在。《使用暴力》中医生所体现出的双重人格分别代表糅合在现代人身上无法割舍的现代文明和原始欲望的两股力量，所以细心读者可以看出医生性格里暴露了西方理性至上的偏颇与傲慢，讽刺并批判了科学主义、物质主义等思想对人性的扼杀。现代主义作家毫不留情地挖掘出人类内心深处中最狂乱不羁的本我：一方面人类社会有了惊人的发展，在公共场合表现得文明而优雅；另一方面内心在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地要宣泄冲动。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品强调的是人类外在生活的真实，而现代主义文学却是在真实反映，或者有意识地无限放大内心的丑陋，这恰好说明了现代主义作家所赋予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勇敢地扯掉披在现代人脸上温情脉脉的面纱，用锋利的“手术刀”将人性的丑恶真实地暴露在读者面前。人类只有正视这个肮脏不堪的世界，才能从心灵的“荒原”中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结语

现代主义文学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性如何一步一步走到其对立面，乃至彻底“异化”这一母题。《使用暴力》中，孩子的父母代表了社会的芸芸众生，随着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丧失了人的“主体性”，最终沦落成生活中的“失语者”。医生则代表了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社会精英们，表面上，他们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化身，维系着社会有序的发展，但是某个特定时刻，在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幌子下，他们内心施暴的“本能”也会肆无忌惮地奔跑出来，这不仅体现了真实的人性，也是对极端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叛。如果说前两种人物反映了现代人性的阴暗面，那么马蒂尔德毫无疑问是灰暗人性中的“亮点”。面对道义和体魄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医生，更有父母对医生的协助，小女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拼死反抗来守住自己的“隐私秘密”，直至被无情地制服。这种自古希腊时代就有的“悲剧英雄”气质，是对工业文明社会被消弭的人性真正的反拨，是对人类真实的天性高度的咏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