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

关键词：《辩亡论》残卷 《文选》 避讳 六朝写本 校勘 方雨楼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帙旧题“唐写本”《辩亡论》残卷（图1），白文无注，卷端题“辩亡论二首，陆士衡”，仅存第一首，内容完整。

白化文《敦煌遗书中〈文选〉残卷综述》（以下简称《综述》）一文率先予以揭示，主要观点是将该残卷视为抄自《文选》所载之《辩亡论》的一件文献。2002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高仿影印《辩亡论》，白化文又撰写《影印陆机〈辩亡论〉手卷题记》（以下简称《题记》），称1988年初春得知并见到原卷，随后与通行本《文选》勘校而作为敦煌《文选》残卷之一种写在《综述》里。值得注意的是，《题记》未再刻意强调《辩亡论》残卷与《文选》所载之《辩亡论》的关系，仅称以“陆机《辩亡论》手卷”。这种认识的变化，近年来出版的白化文专著《敦煌学与佛教杂稿》附录有《原书前言》，道出了其中原委，云：

《敦煌遗书中〈文选〉残卷综述》，此文率先公布了国家图书馆藏“新1543号《辩亡论》”，著录了25个号的卷子。我至今怀疑的是：敦煌卷子中写有《文选》中文章的各个卷子，均未明确说明出于《文选》。那么，何以证明它们的确是抄自《文选》，而不是从别处，如作家的别集等处抄录的呢？

坦白地讲，白化文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甄辨”所谓现存敦煌《文选》写卷的看法，颇具有启发性，也给不才如笔者增添了学术的信心。笔者也曾有所怀疑，以饶宗颐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为例，收录数件白文无注本《文选》残卷，如左思《吴都赋》（俄藏L.1451，现编目дх.01502）、江淹《恨赋》（英藏S.9504）、成公绥《啸赋》（英藏S.3663）、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法藏P.4884）以及此件《辩亡论》等。有的写卷明确有尾题署“文选”，有的则无题署，这就很难判断是否抄自《文选》，当然也很难判断不是抄自《文选》。按照《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隋唐时期除《文选》外，六朝时期的作家别集及诗文总集都有编本流传。尽管隋唐科试诗赋，《文选》具有相当的流通力，但这些诗文残卷仍不能够排除抄自此类别集或总集的可能性。笔者尝试提出判断此类写卷是否抄自《文选》的三条标准：存在明确的“文选”题署，诗文编次之序与《文选》相同，与已经确定的抄自《文选》的残卷存在诸如行款及书迹等方面的一致性。若不符合此标准，应认真检视写卷与《文选》是否存在源出关系。

话题回到此件《辩亡论》残卷，是否抄自《文选》需要进一步的辨析，《文选》学界普遍“先入为主”地将之视为抄自《文选》，在没有确凿反证的情况下，否定这种“先入为主”又是困难的。该写卷抄写共七十一行，每行约书写十六至十七字，乌丝栏，卷中有雌黄改字，天头有诸如“”（图2）等符号，不知道是残卷抄者所写，还是出现在残卷的流传过程中。徐俊认为：此类符号“书写草率，当为后来校读者所写，惟其与正文关系及意义不甚明确，或与校读者知识水平较低有关”。2金少华则怀疑是“收藏标识”。3笔者推测是收藏者将该写卷与某件文献进行“比对”后留下的符号，其意或指该文不是稀见篇目，而是见载于某种传世典籍里。另外，纸背写有“□，晋论，一千一百余字，六十九行”字样，“晋论”即指《辩亡论》，所写为卷子的行数和总字数，当亦出自收藏者之手。此件写卷最早著录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敦煌劫余录续编》，编号新一五四三，版本定为“唐写本”，共三纸七十一行。写卷未褾无轴，装在小木匣里，另有记录，称：“1980年11月6日，由善本库十一号书库移交。采二一八九七三。”现编目BD15343号，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IDP）里有全卷的高清图像。将该残卷视为唐写本，得到学界的认可，白化文即称：“此卷楷书，结体娟秀，笔致流丽谨严，具有初唐书手风格。”4近些年来从事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研究的学者，也都将其视为唐代写本。据徐俊撰文介绍，该写卷旧为古董商方雨楼所藏，曾存在争议性意见，有人怀疑是伪卷赝品，云：

方雨楼曾求售于北图赵万里先生，但赵先生认为是赝品。——此应即“学界似有不同意见”的出处。方氏将《五等论》请傅增湘先生鉴定，当时傅先生病重卧床，由其子傅晋生先生取“书潜经眼”印钤于卷末，对真赝未置可否。方雨楼也曾将《五等论》求售于启功先生，启先生知其非赝，但终以价昂未能购藏。方氏死后，两个写卷分别为北图、历博收藏。

方雨楼是活跃在民国时期北京文物圈里的鉴藏家，开设古玩店，收藏足迹遍及京津一带，惜其生平事迹不详。根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职员一览表，登记方雨楼籍贯安徽，住在前内垂露胡同十六号，任该校兼任教授时年五十二岁，则他应出生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建国初期尚在世。贾敬颜《记胡虔〈番骑图〉》称1952年该图被方雨楼借去，6又常任侠1952年9月19日的日记写道：“上午八时赴馆办公，谈方雨楼遗画《番王按乐图》《岳阳楼图》需价五千万。”7从“遗”字推断方雨楼卒于是年。王贵忱《方雨楼泉拓序》亦云：“初不知方氏为何许人，经请教骆泽民先生，始知为民国时期北京古物鉴藏家云。”“雨楼原名天仰，祖籍歙，移籍涿县，定居北平。于金石书画鉴赏为大家，富收藏，五十年代初期卒于北平，余不得其详也。”8称方雨楼为“鉴赏大家”并非虚誉，徐悲鸿便曾延请他到国立北平艺专授课，认为他“既能鑒别画的真赝，又能作整套的说明分析”。9方雨楼在民国时期收藏此件《辩亡论》和《五等论》的细节难以稽考，他去世之后两帙写卷的流传踪迹也不是很清楚。需要指出的是，有关写卷曾求售北图并经赵万里鉴定《辩亡论》为“赝品”的说法有必要修订。据1965年6月15日上海古籍书店致北京图书馆中文采访部的函件，实际情形是赵万里并没有认为写卷属“赝品”，函件写道：“该写本二三年前我店曾陪同赵万里先生到此藏家看过，因当时索价太大未谈妥。”推知赵万里接触该写卷的时间大致在1962年至1963年间，未能入藏北图的原因是藏家索价太高，而非赵万里认为写卷属“赝品”。还有一点就是此时的“藏家”，应非方雨楼，而是在方雨楼去世之后，《辩亡论》又辗转归该“藏家”所有，所以也应不存在方雨楼曾携写卷求售赵万里之事。函件又写道：“今藏家虽同意出让，为了慎重，才寄照片请你馆负责鉴别，你馆决定可以收购。”知《辩亡论》最终出售北京图书馆的时间，在1965年间，时赵万里担任善本部主任，也再次坐实不曾有赵万里认为是“赝品”的说法。该条资料，赖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赐示，纠正了笔者引用旧说带来的讹误，谨致谢忱。

接着试集中笔墨分析此件《辩亡论》是否抄自《文选》。《辩亡论》里有“羽楫万计，龙跃顺流”这样一句话，写卷“顺”写作“川”（图3），这是在所能见到的传世本《辩亡论》里未出现过的异文。李周翰注云：“言羽楫者，谓其疾也。龙跃顺流，言船行速也。”显然作“顺”字更符合上下文的语意。写卷作“川”，据其抄写笔迹来看，似非笔画有脱误，而是所抄之本字即作“川”。此例反映出两种情形：其一，“川”字是不同于今本的异文，不存在抄写有误或改动的情况；其二，“川”是“顺”字的改写，目的是避梁武帝萧衍之父萧顺之名讳。第二种情形颇可值得注意，若能够成立，意味着此件《辩亡论》存在抄自《文选》的可能性，萧顺之是萧统祖父，编入《文选》自然遵循避讳。也就是《文选》原本讳作“龙跃川流”，今本《文选》经过了回改。又写卷涉及唐讳者，如“虎步原隰”“虎臣毅卒”两句里的“虎”字，“忠勇伯世”“长沙桓王逸才命世”“中世而陨”“爰及末叶（葉）及“夫曹刘之将非一世所选”五句里的“世”字，“率巴汉之民”“四民展业于下”“齐民免干戈之患”及“民奔于邑”四句里的“民”字，均不避讳，佐以“顺”讳改为“川”，印证写卷有可能抄写在六朝时期，为了稳妥暂定为“古写本”。

兹以宋明州本（依据日本足利学校藏本）、北宋本和南宋尤袤本《文选》（依据国家图书馆藏陈清华旧藏本）为校本，与《辩亡论》残卷进行比勘，先列明州本的异文，代表五臣注本的面貌；再列北宋本和尤袤本的异文，代表李善注本的面貌，列举如下（凡所校之字以下划线标识）：

1.“于是群雄蜂骇”，明州本作“锋”，校语称“善本作‘蜂”，北宋本、尤袤本即同校语。

2.“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明州本作“见”，校语称“善本作‘有字”，北宋本、尤袤本即同校语。明州本、北宋本和尤袤本“若此”均作“如此”。

3.“而江东盖多士矣”，明州本无“而”字，校语称“善本‘江上有‘而字”，北宋本、尤袤本即同校语。

4.“风雅则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声名光国”，明州本作“名声”，北宋本、尤袤本同。

5.“奉使则赵咨、唐衡以敏达延誉”，明州本作“沈珩”，北宋本、尤袤本同。

6.“术数则吴范、赵达以机祥协德”，明州本作“机”，校语称“善本作‘禨”，北宋本、尤袤本即同校语。

7.“谋无遗谓”，明州本作“谞”，北宋本、尤袤本同。

8.“率巴汉之民”，明州本作“帅”，北宋本、尤袤本同。

9.“而我陆公亦挫之西陵”，明州本无“我”字，北宋本、尤袤本同。

10.“西屠庸蜀之郊”，明州本作“益”，北宋本、尤袤本同。

11.“长戟劲铩”，明州本作“棘”，北宋本、尤袤本同。

12.“曜于内府”，明州本作“辉”，校语称“善本作‘耀字”，北宋本、尤袤本即同校语。

13.“政无大失”，明州本作“阙”，北宋本、尤袤本同。

14.“典刑未革”，明州本作“灭”，北宋本、尤袤本同。

15.“丁奉、雍斐以武毅称”，明州本作“钟离斐”，校语称“善本无‘钟字”，北宋本、尤袤本即同校语。

16.“股肱犹良”，明州本作“良”，明州本校语称“善本作‘存”，北宋本、尤袤本即同校语。

17.“然后黔首有瓦解之志”，明州本作“患”，校语称“善本作‘志字”，北宋本、尤袤本即同校语。

18.“卒散于阵，民奔于邑”，明州本校语称“善本有（笔者按：‘有乃‘无字之误刻）此二句”，10北宋本无此两句，尤袤本同明州本。

19.“非一世之选”，明州本作“所”，北宋本、尤袤本同。

20.“险阻之制俄然未改”，明州本作“阻险”，校语称“善本作‘险阻字”，北宋本、尤袤本即同校语；又明州本“制”作“利”，北宋本、尤袤本同。

《辩亡论》的勘校结果表明，写卷存在大量与今本《文选》不合的异文，如第2（“若此”）、第4至第5、第7至第15、第19至第20（“制”），共计14例，印证写卷具有“独立”的校勘价值，值得珍视。李善与五臣两种注本各有合乎写卷的异文，李善注本是第1、第2（“有”）、第3、第17和第20（“险阻”），共计5例；五臣注本是第6、第16，共计2例，数量不是很多。实事求是地讲，此比勘的结果既不能确定《辩亡论》抄自《文选》，也不宜作为否定《辩亡论》抄自《文选》的证据，因为校本反映的只是刻本时代《文选》的文字面貌。针对写卷的异文情况，略作分析如下：

写卷作“蜂骇”，形容东汉末年各诸侯拥兵自重而致世局纷乱的情形，典出《史记·六国表序》“矫称蜂出，誓盟不信”。《三国志》（依据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晋书》（依据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和《艺文类聚》（依据汪绍楹点校本）均作“蜂”，李善注本亦作“蜂”，可证“蜂”字合于《辩亡论》原貌。写卷抄作“唐衡”当误，理由是吴国无此人，《后汉书·宦者列传》称唐衡乃颍川郾人，桓帝初为小黄门史，卒于延熹七年（164）。此误疑缘于抄者将此两人混记。写卷作“谋无遗谓”，李善注“谞”，引《广雅》称“智也”，作“谞”字为佳，疑“谓”乃“谞”之形讹。写卷作“率”，与该句上文“率百万之师”句里的“率”字重复，故依今本作“帅”为佳。写卷作“政無大失”，“失”与“阙”义近同，作“阙”更佳，李善注引《南都赋》云“朝无阙政”，又《汉书·严助传》云：“朝有阙政，遗王之忧，陛下甚恨之。”写卷作“典刑未革”，似较作“灭”字为佳。

写卷作“雍斐”，吴国有名“黎斐”之人，见李善注引《吴志》。又有名“钟离牧”之人，《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称他字子幹，会稽山阴人，汉鲁相意七世孙。《吴书·三嗣主传》还提到孙亮太平二年（257），“会稽南部反，杀都尉。鄱阳、新都民为乱，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郑胄、将军钟离牧率军讨之。”明州本《文选》作“钟离斐”，吴国无此人，当即涉“钟离牧”而讹。《三国志》《晋书》并作“钟离斐”，亦属同讹。“雍斐”当涉“离斐”而讹，“离（離）”与“雍”形近，这又实际指的是黎斐，而与钟离牧无关。北宋本和南宋尤袤本李善注《文选》作“离斐”，而李善注文则作“黎斐”，且云：“黎与离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表明《文选》本作“黎斐”，“离斐”乃流传过程中产生，而且至迟在李善作注时已为“离斐”之貌。至于明州本及《三国志》《晋书》皆作“钟离斐”，若涉“钟离牧”之讹，则又指此人而非“黎斐”，孰是孰非，难以断定。

今北宋本《文选》“历命应化而微，王师蹑运而发”两句下，无写卷里的“卒散于阵，民奔于邑”两句（图4），不清楚唐代李善注本即已无此两句话，还是产生在北宋本刊刻的过程中。因为自现存南宋尤袤刻本始，李善注本又有此两句话。据明州本所保留的校语称“善本有此二句”，“有”乃“无”之误刻，则所见尤袤之前的李善注本的确不存在此两句话，北宋本即为证据。《三国志》《晋书》亦均有此两句，惟《晋书》作“众奔于邑”（避“民”字讳而改作“众”），写卷保留了《辩亡论》原貌。“险阻之利”写卷作“险阻之制”，如结合上文“战守之道”的语意，似应依今本《文选》作“利”字为佳，《三国志》《晋书》及《艺文类聚》即均作“利”字。

《辩亡论》的校理，也不应仅局限于与今本《文选》的比勘，还应与其他典籍所录的《辩亡论》进行勘校，即注重同种典籍各版本校与各种典籍录本校这样两种方法。兹与载录《辩亡论》的两种录本相校，第一种是《晋书》录本。西晋武帝太康三年至十年（282～289）陆机在华亭读书期间创作了《辩亡论》，即收在《晋书》陆机本传，云：“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二篇。”按《晋书》所录《辩亡论》的文字面貌具有与避讳有关的特征：一是“师”字的用例，《晋书》作“锐师千旅”，而写卷及今本《文选》《三国志》皆作“锐骑千旅”，是否有可能本作“师”字而因避司马师名讳而改作“骑”？二是“昭”字的用例，《晋书》作“而张公为之雄”“于是张公为师傅”，此两句里的“张公”，写卷及今本《文选》《三国志》皆作“张昭”，当属避司马昭名讳而改。《晋书》所录的《辩亡论》，存在着明显的针对晋帝嫌名或讳改或未讳改的现象，印证该录本相较《文选》与《三国志》保留着《辩亡论》的更早面貌。三是“虎”“民”两字因避唐讳也改作他字，如“武步原隰”“武臣毅卒”两句里的“武”字，据写卷及今本《文选》《三国志》皆为“虎”字；“黎元展业于下”句里的“黎元”，据写卷及今本《文选》《三国志》皆作“四民”。这提示使用《晋书》所录作品作为校本，要充分注意避讳改字的现象。兹将《晋书》录本与《辩亡论》残卷的勘校情况，以《晋书》录本“独具性”的异文为例，略举如下：“皇纲驰顿”，写卷作“紊”，吕延济注“紊，乱也”，是说汉末君臣纲常废置而致悖乱。“顿”有舍弃、废弃之义，作“顿”字亦无不可，甚至更切合语意。“熊罴之族雾合”，写卷分别作“众”“集”。“虽兵以义动”，写卷作“合”。“而加之以笃敬”，写卷作“固”，张铣注称：“笃，厚也，言其志敦厚而坚固也。”“谋无遗计”，写卷作“谓”。另外，“奇伟则虞翻、陆绩、张忳以风义举政”，写卷“张忳”前有“张温”。

第二种是《三国志》录本，《吴书·三嗣主传》裴松之注引孙盛语云：“陆机著《辩亡论》，言吴之所以亡，其上篇曰……其下篇曰……”，以注文的形式间接地保留了《辩亡论》全文。这里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所引《辩亡论》与《晋书》相同皆称“篇”，是“上”“下”二篇，不同于写卷的“二首”；二是所引《辩亡论》反映的至迟是南朝宋時流传的《辩亡论》面貌，这样单纯从时间序列而言，《三国志》裴注录本介于《晋书》录本和写卷之间，是承上启下的一个版本。《三国志》录本“独具性”的异文，如“叡心发乎令图”，《晋书》、写卷并作“因”。此句句意，吕向注云：“圣智之心因成善谋也”，意思是说孙权由于具有圣智之心而成深谋远略。但结合上文“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踪袭于逸轨”，及下文“从政咨于故实，播宪稽乎遗风”诸句，主要是讲孙权继承父兄的基业，故吕向注云：“言孙权以奇异英雄之踪继父兄超逸之迹。”故这里的“因”，不应注成“因成”之意，应是继承、因袭之意，即孙权以圣智之心沿袭父兄的善谋之断。“因”与“袭”也恰可形成上下两句间的对应，故作“因”为是。若作“发”，失去孙权继承父兄谋略本意。“谋无遗算”，写卷作“谓”，而《晋书》作“计”，《文选》则作“谞”，各不相同，甚是可珍。“算”义近“计”，都是谋略发挥到极致，不留缺憾之意。“丧气摧锋”，《晋书》、写卷并作“挫”，“摧”与“挫”两字义相近。整体而言，《辩亡论》残卷与《晋书》《三国志》录本各有“独具性”的异文，有一定的优劣之别，但并不太影响《辩亡论》语意表达的“稳定性”。

综而言之，《辩亡论》是否抄自《文选》仍未能得出确凿的结论，但通过与今本《文选》及《晋书》《三国志》录本的勘校，充分认识到了此帙写卷在保存异文方面的文献价值，以及所呈现出的各录本文字面貌的复杂性。再者，通过第一手的档案澄清了写卷在流通收藏及鉴定方面不确切的说法。这都提醒我们：研究敦煌的写本文献，是一件相当艰苦、需要付出极大心力的过程，不可懒惰，但也要避免急于求成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