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晨雯 曹宏 刘彦琪

关键词：沈从文 北京大学博物馆 博物馆专修科 收藏

沈从文自1939年6月起受聘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任教授1，1946年6月，沈从文被北京大学续聘为文学院的教授，并逐渐投入到北京大学博物馆事业的早期建设中。直至离开北大国文系教职后，仍坚持为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学生兼任授课，关注北京大学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

一、沈从文参与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的教学

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于1947年秋季学期在文学院史学系设立，这是北京大学最先设立的职业专门科目之一，旨在培育博物馆学人才。当年2月，校长胡适称“北京大学从不主张办理职业训练，现始从事试验”，透露下学期将开办图书馆学与博物馆学专科，而博物馆学方面将请韩寿萱任教2。1947年10月《国立北京大学周刊》刊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博物馆专科规程》，主要内容为：本校自三十六年（1947）秋季起，设立图书馆学和博物馆学两种专科，暂时附设于文学院内，拟在两年之内成立独立学系3。

沈从文在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参与教学实践，为学生讲授近代工艺美术、中国陶瓷史等相关课程。1948年，沈从文为博物馆专修科编制了中国陶瓷史课程计划，列出《中国陶瓷三十课》的课程清单，现将原文录入如下4：

一、二、史前素陶与彩陶及黑陶问题

三、黑陶文化与铜器初期之推测

四、铜器时代白陶地位

五、普通生活与素陶关系

六、战国时代实物与文献所叙录陶之种种

七、汉时代陶之致用与烧砖艺术

八、汉青瓷

九、魏晋南方青瓷

十、六朝缥青瓷与一般文化彩色陶俑

十一、唐时代陶

十二、唐时代瓷

十三、瓷之文化和美术地位

十四、南方越青与秘色窑器

十五、宋均窑及其发展

十六、汝窑

十七、哥窑

十八、章龙泉青瓷诸问题

十九、定系与吉州窑之艺术特质

廿、钜鹿出土诸瓷所示诸问题

廿一、平阳连阳茶器——天目油滴兔毫鹧鸪

廿二、磁州墨绘刻画之种种

廿三、彭城器

廿四、广均与宜均宜兴及其发展

廿五、瓷中之彩与画

廿六、辽瓷与金元北方瓷形与质

廿七、景德饶州白器

廿八、明时代青花与彩绘

廿九、明时代瓷问题

卅、清瓷

这一课程计划体系完备，按年代顺序梳理从史前到清朝的瓷器。从陶瓷器起源、勃兴和发展的阶段对不同窑系及工艺多作分析，而晚期的明清则着墨较少。此外结合考古新材料及重点学术问题穿插部分专题。沈从文在课程清单后表述了自己的课程安排及课程目标，“如一年作四学分课，每星期二小时，上课方法似用博物馆与故宫、历史博物馆三处为佳。分配时间或不甚当，随时得修正。”5他认为授课需以文物实物为教具，授課地点可不局限于北京大学博物馆，还可前往故宫和历史博物馆（即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午门），充分利用浩瀚的馆藏文物作为教学资源。沈从文申明本课程应达到目的：

一、明白陶瓷在文化史上的本身进展和相关问题。

二、对实物的普通鉴别认识、欣赏及有关文献理解。

三、对美术史尤其是工艺美术史的相关理解。四、问题的发展——如有关新陶业的联系，有关工艺美术史这部门联系。

由这四点教学目标，足见沈从文对博物馆专修科学生的教学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与业务齐促进、历史与实际共关注，以专修科为培养平台，为学生日后的生涯发展提供助力，无论从事学术研究或业务实践，均可以在专修科习得思维创新和能力精进。

沈从文在为专修科陶瓷史课程授课过程中，深切感受到需要一本陶瓷工艺史方面的教学参考书，“直到如今为止，具地方性文物馆、学校图书馆及高级美术学校，提及本国陶瓷，就还无一本材料稍新稍完备的简单参考书”6，决定亲力亲为写作教材《中国陶瓷史》。沈从文在1948年着手陆续写作，并于1949年6月抱病整理完成，据《沈从文全集》所整理残章，有如下章节：《题记》《彩陶的衍化》《黑陶之发现及其意义》《青瓷之认识》《越窑――秘色瓷》，题目均与陶瓷史授课清单紧密相关。结合沈从文的课程清单，教材应涉及相关新材料、体系较完备，可填补其时的参考书目空白。可惜书稿写成后未曾正式刊布，因年久稿件佚失，如今已无法一睹全书。就其残章诸篇而言，均以一学术问题为主题，由考古发掘新见引入，材料除国内发现，亦援引海外发现的遗物与学人观点，并结合大量文史资料，多作假设与分析，文笔流畅，透物见人，由研究遗物延伸至探讨当时的生产关系、民生问题，足见沈从文之学术旨趣。

1949年8月，沈从文由郑振铎介绍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仍继续为博物馆专修科第一届学生兼课。沈从文在《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提起：

我是解放后才由北大国文系改入历史博物馆的，同时还在北大博物馆系教教陶瓷。因为北大博物馆系那个供参考用的陈列室，部分瓷器和漆器，多是我捐赠的，同时还捐赠了些书籍。

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博物馆专修科1949年专修课程一览》，该学年沈从文为一年级学生教授必修课《近代工艺美术》，每周共3学时。根据黄永玉写给二叔沈从文的一封信，我们得知当时沈从文在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又在北大兼几小时的古代美术工艺方面的课。学习期间是不能出来的，……北大上课的时间只能分配在星期日上午几小时”8。在身体初愈、精神压力极大的情况下，沈从文仍内心牵挂博物馆专修科的课程。

二、沈从文支持北京大学博物馆的建设

1947年4月16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被推定为北京大学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召集人，筹备委员有胡适、汤用彤、向达、裴文中、杨钟健、韩寿萱、殷宏章、芮逸夫、唐兰、杨振声、冯兰洲等9。

1948年2月，北京大学正式开始筹备博物馆，由韩寿萱任馆长。根据1949年11月出版的介绍北京大学博物馆概况的册页《北京大学博物馆概要》，当时的博物馆委员会，委员有孙云铸（召集人）、杨振声、王俊奎、汪振儒、向达、张景钺、祝海如、韩寿萱；北京大学博物馆的具体工作人员有：韩寿萱、阴法鲁、赵思训、张润瑛、佟志树、唐振芳、徐立信、阮德元、张大川。无论是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或博物馆委员会或博物馆工作人员均未见沈从文的姓名。但根据各类文字记载，我们了解到沈从文深度参与了北京大学博物馆的各项筹建与发展工作。

首先，沈从文参与了北京大学博物馆多场展览的筹备，关心博物馆的发展规划。1948年4月，北京大学博物馆由校内迁到东厂胡同2号，先后成立了瓷器室、铜器室，漆器、织造及改良后的手工艺品展览室、北大校史资料室，还举办过苗民刺绣图案展、现代博物馆介绍展等专题展览。沈从文抱病参加了这些展览的筹备布置工作。5月3日，袁翰青致信沈从文，谈了他参观北大博物馆的感想：

博物馆事业在中国虽然刚刚萌芽，可是我们认定它是人民教育的一个重要部门，政府和人民一定会重视它的。而从事这项任重道远的工作的人，也一定会受到各方的崇敬的。

我以极诚恳的心情写这封短信，来表示我对于先生和北大博物馆诸位先生的敬意。10

沈从文写在袁翰青来信后的备忘录称：

午门历史博物馆和北大博物馆主持人，近商讨如何改善北平手工业，拟设一咨询商讨部门，盼能与北平手工艺企业家商讨，经常保持接触。11

由此见得，沈从文是深度参与到北京大学博物馆的发展规划的。直至1951年5月6日，沈从文早已离开北大博物馆而在历史博物馆任职，他前往清华大学营建系参观展览时，看到文物馆展品质量上佳，仍内心挂念北大博物馆的发展，沈先生写道：“北大如有人稍稍肯照此办理，三年来博物馆也就大有可观了。”12

此外，沈从文以其高超的鉴定才能，帮助北京大学博物馆购买征集藏品。据北京大学博物馆购物账，1948年2月至4月间，关于交付沈從文款项、收取沈从文文物的记录密集。“3月17日，收沈先生买漆盒二件；3月23日，收沈先生买漆器；4月9日，收沈先生买挂屏一对；4月10日，收沈先生买漆屏……”13沈从文自己也在《读展子虔〈游春图〉》中提到，1946年夏天随同北大从昆明返回北平时，这幅画在琉璃厂待价而沽。“时北大拟筹办个博物馆，有一笔钱可以动用，我因此前后有机会看过六次。”14

赤子其诚，沈从文还将个人的大批收藏无私捐赠给北京大学博物馆。这一伟大事迹我们在沈从文自述的文字中很少找到踪迹，却能通过沈先生的人际交往网络找到线索。沈从文的爱人张兆和女士在谈及沈从文转行的问题时平静地回忆道：

韩寿萱那时是北大博物馆系主任，从文就去帮忙，给陈列馆捐了不少东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转到文物这一行，不在北大教书了。15

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也在回忆恩师时提及：

他的许多藏品都不声不响地捐献给国家了。北京大学博物馆初成立的时候，玻璃柜里的不少展品就是从中老胡同沈家的架上搬去的。16

《国立北京大学周刊》专载北京大学行政及学术消息，于1948年发布多起由北京大学博物馆筹备处感谢捐赠者的启事，其中不乏沈从文的捐赠――1948年2月15日，博物馆谢启“沈从文先生惠赠漆器九件、竹枕一个”17，1948年3月14日，谢启“沈从文先生惠赠漆盒一件”18。

沈从文的漆器收藏大多来自西南联大教书期间在云南所购置。据汪曾祺回忆，沈从文每回进城，除了置买杂物，就是到处寻找漆盒。当时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生活几近沦为赤贫，很多教授要兼职以补贴家用。沈从文便是在微薄的薪水中挤出了这批文物，为日后的北京大学博物馆的漆器收藏奠定了基础。

心思纯粹的沈从文将北京大学博物馆的建设视为要务，不仅自己参与，还大力号召友人加入捐赠。周定一回忆沈从文：

当时北大筹备一所配合教学研究用的历史和民俗性质的博物馆，着手从公私各方征集资料。沈先生对此事的热心不亚于历史系的几位负责人。他把自己从冷摊上或古玩店里搜罗到的一些有艺术或历史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筹备处，并随时留意熟人中有没有这类东西。19

沈先生还曾说服他捐了一个青花小瓷杯和一枚吴三桂在云南所铸“利用通宝”铜钱。

三、沈从文对文物事业与文史研究的信念与北京大学博物馆学科宗旨相契合

沈从文为何对北京大学的博物馆事业如此倾注心血？归根结底在于沈从文对文物事业与文史研究的崇高信念与北京大学博物馆学科的宗旨相契合。沈从文对于古代文物和民间工艺的热爱，并非是单纯的个人兴趣，而是经由这些文化遗产，而感悟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因此他欣赏美，但不霸占美，将收藏送给亲友，无私捐赠给博物馆，可以理解为沈先生对于历史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热爱，“亦是他‘爱乡土的忠诚热忱的深化与扩大”20，使文物在现代博物馆这一社会教育机构，发挥着更重要的价值。沈先生在1948年暑假写就的《中国漆工艺》中提出，“可以对过去做个总结，足以解释这部门工艺，万千劳动群众，无名艺术家，于文化史上所作成的光荣伟大贡献，在美术史上应占定一个正当位置。并由理解遗产在技术上、设计上多方面的应用与发展，启示将来，扶助目下业已十分衰落的漆工艺，如何再造、重振”，并鼓励年轻艺术家向老师傅学习，将新知识与优秀传统技术结合，发扬漆工艺原本的光荣。沈从文提出希望，认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北大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最好能够共同整理研究。

沈从文将收藏漆器捐赠给北京大学博物馆，希望能够物尽其用。1948年北京大学50周年之际举办中国漆器展览，韩寿萱指出：

本校沈从文教授在昆明收集的西南漆器，在漆器工艺史与其他美术著录上，尚未经人道及，不失为有价值的资料。

韩先生更阐明本次展览的意义：

藉此提出一个问题，提出这部门的工作，值得国内专门学人注意。一种广泛的收集与认识，不仅对古代文化史可以解答一些疑问，可以增益不少史料，更可进而使此种艺术与现代漆工艺发生密切的关系。21

希冀以漆器这一载体做一门类的工艺美术成果汇总，并通过公开展示促进现代工艺的进步，正与沈从文的看法不谋而合。北京大学博物馆不仅为教学科研服务，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提供社会教育。博物馆宗旨“一方面在供给本大学各院系教学和研究的资料，特别是让研究博物馆学的学生有一个实验的园地：一方面在发挥博物馆一般的教育意义，跟社会密切地联系起来，为人民大众服务，帮助人民大众――认字的和不认字的――吸收各种知识”22。韩寿萱认为“为我国科学之发达计，为了解人类文化之过去与现在计，为提倡美术计，为改造教育计”23，中国需要广设博物馆，保护文物、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展，亦为沈从文之所愿。

沈从文在1948年10月提出今人应收拾残破，进行文物保卫，具体提议便有博物馆学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北大文、史、博物馆学科及清华、燕京等其他相关院校及美术专门学校应合作，分别选取本校毕业生作“助理研究员”，“共学古器物学、美术史，及近代博物馆保管与陈列等等专题训练，一部分时间就故宫所有实物分组作观摩学习，并参观故宫某部门整理研究目錄卡片工作”，以两年为期。另外，沈先生还倡导国内专科以上学校设立文物馆，他认为：

其有区域性的大学，尤宜有一较新看法，将文物馆看得比图书馆或生物理化等馆相等。不仅仅需要一笔固定经费，还需要特别培养一点人才。24

沈先生这些看法均与北京大学的博物馆学科的建设方式、与韩寿萱的育人理念相一致，因此志同道合之同仁为理想远大之事业而共同奋斗，传承文脉、服务社会；只为公益、不计私利。

在这一阶段，沈从文进行大量博物馆业务实践与文物研究文本写作，熟悉了现代博物馆的组织机制与运作的基本流程。韩寿萱1947年起兼任北平历史博物馆馆长，由于沈从文在北京大学博物馆及博物馆专修科与韩寿萱的合作关系，有时也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帮助韩寿萱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25。之后沈先生无法再在北京大学教文学课，便转到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从事文物研究。

四、北京大学博物馆旧藏沈从文捐赠文物掠影

1952年院系调整，博物馆专修科停办，专修科原科学组同学分入理科各系，美术组与历史组的同学进入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北京大学博物馆的藏品经过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调配，部分转入其他博物馆及院校，部分留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下设文物陈列室，收藏由北京大学博物馆、原北大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及原燕京大学史前博物馆三个馆室组成，于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成立后正式成为馆藏，被妥善保管。

本文现遴选沈从文捐赠原北京大学博物馆的部分器物，与公众共赏，以感念沈从文的治学与为人。

1.景德镇窑青花花卉纹葵口盘（图1）高3.6厘米，口径20.2厘米，足径12.1厘米馆藏编号95.0799

2.景德镇窑青花瓷罐（图2）清中期高28.2厘米，口径14厘米，腹径24.2厘米，底径13厘米馆藏编号94.3304

3.宜兴窑“陈觐侯制”款紫砂变形莲瓣纹碗（图3）清·乾隆（1736～1795）高10.5厘米，口径12.1厘米，足径4.4厘米馆藏编号94.2616

4.漆盒（图4）长径12厘米，短径6厘米，高9厘米馆藏编号94.1618

5.玉璧（图5）清直径5.8厘米，高0.4厘米馆藏编号95.1451

6.经皮（图6）长38.5厘米，宽13厘米，高0.2厘米馆藏编号95.4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