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川

摘 要：自贡灯会誉称天下第一灯，是传统元宵节日民俗产业化演绎的经典案例。百年来紧随社会变迁，自贡灯会由具有宗教信仰特征的地方民俗活动转变成为享誉世界的现代节庆文化品牌。作为文化产品存在的自贡彩灯，通过“创意”方式，成为民间彩灯现代发展的代表，自贡灯会由此成为传承汉族传统节日元宵习俗的现代节庆文化活动。

关键词：节庆文化产业;自贡灯会;自贡彩灯;创意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2）02-0053-09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2.02.005

节庆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节日及容纳其中的各种文化事项以商品流通方式实现传承发展并创造经济价值的产业形态。在中国传统节日体系之中，元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节日，载歌载舞、张灯赏灯，彻夜不眠、笑语欢声。绚丽夺目的彩灯体现着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承载着阖家欢乐、国强民富、普天同庆等一系列关于家国天下的美好寓意。起步于“自贡灯会”声名鹊起之际的自贡彩灯文化产业以特定创意实践，为传统元宵节日文化创新发展做出典型诠释。在保持民间彩灯传统文化意义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新的表现时代变化的主题，以此制作造型新颖、立意鲜明的彩灯，才能赢得观众、获得市场。

一、自贡彩灯创意之缘起

以自贡灯会为代表的由自贡人开创的自贡彩灯文化产业模式，以及受自贡影响的包括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现代灯彩民俗节庆文化展會活动，都可以归属为文化创意产业或创意产业范围。自贡灯会有理由赢得“天下第一灯”赞誉，自贡彩灯有理由称为“现代彩灯”，其原因在于能够紧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为获得市场、赢得观众，保持融入日常生活的适应能力，自贡彩灯必须常看常新、年年创新。新旧交替有时自然而然，在不经意间悄无声息地完成，有时则会出现剧烈的冲突碰撞，会使人刻骨铭心、永世难忘。艺术创作可以描写那些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真实的事物，也可以表现那些超越时空限制的永恒感受。彩灯造型有龙凤、荷花等数百年长盛不衰的经典性题材，也应该允许有反映日常生活变迁不止的现实性主题。自贡彩灯区别于其它彩灯的显著之处正在于擅长表现那些新新不已的内容。尽心美化节日场景、竭力装扮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制作反映现实事物的主题性彩灯使自贡彩灯人获得走遍世界的文化自信。为表现那些对生活有重要影响的事物，自贡彩灯人必须尊重广大观众最普遍最突出的审美诉求，谦逊的态度、深入的思考、精湛的技艺缺一不可。由彩灯汇聚的意识、承载的观念、展现的情感，不仅来源于艺人群体，也来源于最广大的普通民众。为制作反映现实事物的彩灯，为维系观灯群众“一年更比一年强”的心理预期，并以此扩大观众群体，形成良性互动的社会声誉，彩灯的造型以及由造型展现的文化主题往往显得特别重要。自贡彩灯有理由称“现代彩灯”，不仅因为其工艺流程具有“现代”的新材料、新技术融入其中，更因为其造型和主题的形成过程具有可以冠以“现代”二字的文化生产性质。

自贡灯会的成名之路，自贡彩灯的产业化发展包括由自贡人开创的彩灯生产模式，符合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特征。“在世界文化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创意是以‘文化为素材进行的‘创造和‘创新活动，‘文化创意或‘文创逐渐成为时代新词。创造性思维是人的本质，创新精神是人的发展动力。在文化经济时代，创造和创新更多地体现了‘文化内涵，即为创意。文化创意是‘基于某种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及其由内而外化生的张力构成的创造意识与力量，推动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之后，进入到创意时代。”[1]创意的核心要素是文化，是创造文化和创新文化。文化的创新和创造往往需要充分继承前人经验，坚持辩证取舍原则，进入专心致志状态，怀抱舍我其谁理想。中华彩灯文化内涵丰富，流传至今形成以灯会为代表的众多雅俗共赏的形态和样式。自贡彩灯产业发展转化利用的主要对象是包括汉族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有可能成为自贡彩灯人转化利用的素材。正是转化利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才使自贡彩灯具有特殊的“现代”气质。

何谓创意？何谓文化创意？到目前为止仍众说纷纭。普遍共识认为，创意是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核心组成部分。鉴于文化产品种类丰富、文化生产过程复杂、文化市场区分明显，蕴含其间的“创意”必然千差万别。创意是创新和创造文化的结果，也是文化创新和创造的过程。“文化创意的定义是以知识为元素，融合多元文化、整合相关学科、利用不同载体而构建的再造与创新的文化现象。”[2]文化创意发生在掌握文化的个体身上。在文化现象为民众所了解、所接受乃至所推崇、所追捧的过程之中，亦即文化创意产生实际作用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文化创意能力的劳动者，无疑成为文化生产者群体中的关键性人物。就文化创意过程而言，决定其灵感来源构成、思维演绎路径、媒介呈现方式和接受结果状态的往往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个体，即肩负特殊使命的文化生产者。选拔和培养文化生产者，可以通过专业性、系统性的职业教育，也可以通过形式多样方法特殊的文化熏陶。一些艺术种类的传承和发展需要专业化、职业化的技能培训才能实现，另一些艺术种类的传承和发展则允许那些来自于三教九流的业余人员参与其中，由此实现后继有人和受众群体的最大化。千百年来，广泛流布在中华大地上的民族民间艺术莫不如此。自贡形成彩灯文化产业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特定历史时期，大量并不掌握专门制灯技艺的普通技术工人有机会成为彩灯制作者，各种并不源自民间艺人群体的知识和技能因制灯办会而汇聚起来，由此造就自贡彩灯别开生面的艺术风貌。与此对应，新社会、新生活需要民众以新的方式度过传统节日，新国家、新政权赋予传统节日新的行为准则，要求民众以新的观念、新的意识回应传统节日，节日生活变迁意味着民众的节日生活经历着由内而外的改造。这些改造反映在行为到思想的多个层面，客观上推动着自贡灯会传统习俗不断嬗变更新，昭示着地方社会的新旧交替，也塑造着自贡人新的家国情怀。

二、灯会创意之百年演绎

百年来包括元宵在内的传统节日一直面临着主动变革与被动改造相互交织的问题。“1911年，以西方民主政治为蓝本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结束。民国政府为了显示自己认同欧美文化的世界性，引进了格里高里历，以公历纪年。引进了西洋历法之后，古已有之的官民共享传统节日面临着新的世间秩序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这时已经开始了靠近欧美为主的全球化过程。在现代中国，激进的政治力量常常以压制民族传统节日为推行新政理念与管理社会的方式。”[3]节日及其存续其间的种种文化艺术活动，往往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自觉自愿地参与其中，并遵守一系列或隐或显的规章制度。节日民俗来自传统、来自过去，或多或少代表着旧时代、旧思想，当新时代来临、新政权建立之后，节日民俗包括节日期间广大民众的种种行为习惯乃至节日本身就容易甚至应该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视角，分析自贡灯会的存在历史可以看到，进入中华民国历史阶段，自贡灯会的民俗事项发生了显著变化。此前在节日习俗中最大限度表现出来的基于宗教信仰的种种行为被不断消解，以至于彻底消失。为新政权、新思想服务的新的制灯办会模式逐渐形成，为新的社会生活中值得纪念、值得庆祝的重大事件而制灯办会的新民俗开始出现并彰显其意义。于是，在自贡灯会发展历史上，出现“庆典型”灯会。所谓“庆典型”是指那些虽然保留着传统制灯办会行为，但不在元宵期间举行的新的制灯办会行为。在自贡，这些新的灯会民俗文化习惯形成显然受到政治力量影响。“抗战前，自贡地区几乎每年都在‘双十节举办提灯会，一为纪念辛亥革命中献身的仁人志士，二为庆祝国庆。”[4]35此处提到的“提灯会”已经具有现代节庆文化活动特征。提灯会脱胎于更早一些的“提灯游街”，是商人群体为夸耀财富、提升地位、扩大影响举行的公共性集体活动。根据《自贡灯会志》记载：“清至民国初年，春节期间，自流井以一些大家族为主体，组织一批又一批的闹年锣鼓开路，提燈游街。提灯队伍前头走的是一对大纱灯，然后是四队或五队圆灯，紧接着是竹编油纸张糊的长方形灯，灯上写着朱红扁字以标明某姓某堂，方灯后面是亮筒子（似火把），亮筒子后又是一批闹年锣鼓开路的提灯者。”[4]35这样的活动，显然已经失去了宗教信仰普遍包含的神圣性和仪式感，是新的地地道道的属于这个城市的民众集会。将之视为自贡灯会过往历史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因为其与制灯观灯息息相关、与文化娱乐息息相关，然而细想起来可以发现，这个活动就是商人阶层或许再加上地主阶层为夸耀财富和提升地位而采用的一种特殊手段，是一种具有广告意识并利用了制灯观灯既有传统的宣传策略。

与此同时，制灯办会的主体和观灯民众的社会身份也随着时代变革而出现深刻的变化。“民国10年（1921），荣县举行的提灯会上，荣县中学学监赖君奇制作的彩灯，是一盏直径为一米的圆形‘地球灯，特别引人注目，灯上世界地图中的中国地图用红墨水涂得绯红。提灯游街时，他插在游行队伍中用竹竿高高擎着，非常突出。”[4]36“民国30年（1941）‘双十节，正逢湘北大捷，收复宜昌、郑州。是日街上挂满国旗和五颜六色的标语，满街张贴着壁报。下午四时，机关、团体、学生、武装人员，每人手提灯或者执着火炬前往慧生公园（现彩灯公园）集合，庆祝典礼会毕后，绕自流井街道游行，这次最吸引人的是汉章小学的飞机灯。”[4]36进入中华民国，或多或少接受过外来文化熏陶的办会者和制灯人，还有观灯群众，都在以新的态度、新的方式对待彩灯和灯会。彩灯造型逐渐打破千百年来表现“吉祥”“喜庆”的一贯原则，具有时代感并反映新的内心诉求和审美理想的题材开始出现。灯办会主体成员的社会身份与构成来源不断增加，导致承载其中的宗教信仰内涵彻底消解。同时，大量具有时代感的视觉元素开始汇入并成为饶有兴味的话题和记忆存留的对象，使自贡彩灯和自贡灯会出现新气象、新风尚，为新的地域文化传统形成奠定基础。事实上，节日民俗虽然具有强烈而显著的传统属性，可以视为旧时代、旧生活、旧文化的代表，但既然根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反映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寄托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就能够保持可以随时随地脱胎换骨的特殊品质。在当地民众约定俗成的集体认同中，节日民俗既承载着民族千百年来持续不变的崇尚喜好，也表现着每一个藉藉无名者在此时此刻的真实诉求。心随事牵、情因境寄。节日民俗在不断变化之中保存着民族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化喜好，经由个体行为选择汇聚成难以改变的集体无意识，在与往昔比对之时相对恒定静止，反衬着传统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正是一个又一个的传统节日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得到有效保存，使活在当下的每一个普通人获得感知历史和认识过往的机遇。而不断变化的世界必然塑造着一辈又一辈普通人的生活日常，在传统文化的内核表面包裹起层层时尚光鲜的外衣，犹如树木的年轮，其存在时间愈长，痕迹就愈多，边缘就愈发清晰，通过痕迹变化就能判断时代转折与人事更迭，也能理解文化难以改变的本质所属、根脉所系。百年来，鉴于自贡人已经适应了彩灯别出心裁地表现真实生活，表现真实生活中那些有可能感动着普通人的新生事物，因此，当灯会需要持续举办之后，制灯办会者必然需要重视本地观众的审美习惯，必然可以接受那些紧随时代的生活题材。由此可见，自贡灯会绝不是在自贡举办的元宵灯会，或者说由自贡人举办的元宵灯会，而是脱胎于春节和元宵节日民俗，传承着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体系中吉祥喜庆文化内涵的现代节会。

从晚清民初开始，与西方思想文化冲击传统文化并行交织的是中国社会逐渐开启城市化进程。从身处社会中上层的知识精英到社会底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目不识丁者，纷纷选择在城市定居，逐渐脱离乡土生活，城市的文化吸纳和运化功能因此得到快速发展。百年来，基于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持续聚集，城市彻底取代乡村，成为新兴文化的策源之地和异质文化的传播驿站。如果说，边远的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庇护所，它庇护的是远离普通人普通生活的文化孓遗，繁荣的城市则是孕育现代文化的实验场，它提供的是引导新兴文化产生的各种有利条件。文化的汇聚和劳动者的聚集，使城市成为文化生产的中心，使城市生活成为艺术表现对象，使生活在城市之中的平凡而普通的个体有能力、有机遇成为艺术的消费主体。作为文化创造或文艺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创作主体的生活经历和灵感来源决定着艺术生产必须也应该契合现实需要，因为这是为平凡普通个体服务的文化，是为城市之中社会各阶层民众服务的文化。城市具有唯一性。城市所处位置不同、形成历史不同，决定着此城市完全不同于彼城市，不同城市相互之间的必然差异决定着城市文化各有不同。“城市的文化特性是城市间的民族历史传统差异的体现，是城市应保存的有价值的文化内涵，是城市居民对本民族、本地区和本城市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固定的认同的看法和行为表现，城市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城市文化。”[5]不同的城市文化孕育并涵化着不同的城市民俗，使发生在城市之中的文化生产成为城市民俗文化的必然组成部分，既有城市民俗则成为文化生产过程之中影响文化主体创意形成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具有千年历史传统的元宵张灯民俗并不为自贡独有，只是繁荣的盐业经济使当地的制灯办会风气更为兴盛，民众对节日赏灯抱有更多希望，组织者对制灯办会赋予更多诉求，能工巧匠也更愿意定居于此，从而获得更好的生活境遇。百年来，与周边城市比较，因盐设市的自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阶段内，地方经济条件相对优越、文化氛围相对活跃、社会管理相对宽松，使自身成为人才聚集之地，成为外来思想外来文化的交汇激荡之地。当制灯办会逐渐过渡由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主持之后，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参与者和策划人必然要将新思想新文化带入其中，由此使自贡灯会和自贡彩灯形成有别于异域他乡的“现代”气质。

三、自贡彩灯产业之兴起

必须承认，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总是在被动中以西方的“先进”作为标准，自觉自愿地接受西方思想和文化进而改造中国成为社会精英普遍认可的正确选择。站在国家和民族立场判断，如此态度不免背负数典忘祖之嫌，但是，在事实上却已是我们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客观选择。鉴于“传统”与“现代”两者之间的冲突和转换话题宏大，难以展开讨论，权且按下不提。但必须承认的是，百年来西方思想和文化对既有传统已经产生且还在持续的影响使中国社会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日常生活不由自主地进入“现代化”阶段。地处西南腹地的自贡虽然不能得风气之先，但当传统束缚逐渐消解之后，当城市的新一代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之时，那些已然形成的创造潜能必然将被充分激发出来。利用灯会和彩灯这种为民众熟知的方式，表达自我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理解，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此种情形，几乎贯穿着20世纪的全部时间。进入1980年代，当灯会文化活动恢复并坚持举办形成巨大影响之后，已经流淌在自贡人血液之中的工商业意识开始迅速觉醒并凝结起来，将制灯办会作为对内搞活经济、对外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自贡举办灯会本着‘以灯为媒，广交朋友，振兴经济;以灯为荣，振奋精神，建设自贡为宗旨，贯彻‘以文促贸、文贸结合的方针，达到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目的。”[4]概述：2在建设两个文明的时代征程上，怎样做到“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自贡人因势利导选择了灯会与彩灯作为践行理论和政策的重要对象。或许是先知先觉，或许是不知不觉，围绕其奔波劳累的人物，牵涉其持续发生的事情，针对其不断出现的话题，都在为自贡灯会脱胎换骨转变成为现代城市民俗节会培育着根基。从20世纪上半叶盛极一时的“天灯会”“瞒天过海”“提灯会”到中期以后时断时续的“春节灯会”，再到1987年春节开始连续举办的“自贡国际恐龙灯会经贸交易会”，不同时代、不同观众、不同彩灯，形成百年延续不断的传承脉络;共同文化、共同习俗、共同心声，造就中国影响世界的文化活动。

百年来，敢为天下先的自贡人超越传统文化之中陈规旧制的束缚，将耳熟能详的民间艺术改造成为不断反映新生事物的艺术载体，这不仅顺应了节日生活的变化，更主动建构着节日生活情境。自贡彩灯产业化利用的不仅是民族在历史发展上形成的春节、元宵、中秋等既定节日的时间节点，更利用了这些节日蕴含的文化内涵，亦即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下“民俗”或“民俗活动、仪礼、节庆”所涵盖和包容的精神性存在。节日能够容纳的文化往往是为民众普遍共享和广泛认同的文化。长盛不衰的节日往往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普适性，是展露并维系人类普遍情感的重要媒介。不同节日是人类表达不同情感的集中体现，为集中释放社会个体的七情六欲提供统一保障。就民族而言，节日是区分民族最重要的标准;就节日而言，民族是维系文化最重要的依据;就文化而言，节日是传播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历经两千年时间积淀形成的元宵是汉族传统节日体系中极为特殊的一个节日，不仅是一个举国若狂的节日，也是一个辞旧迎新的节日，还是一个彻夜不眠的节日。元宵存续时间久远，流布范围广大，一盏盏形色各异的彩灯映射出我们对待欢乐的独特态度。张灯结彩的行为表象雅俗共赏，观灯闹灯的民族标识特色尤其显著，彻夜不眠的文化习惯为汉族民众传递积极向上的世俗情感提供重要机遇。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在七情六欲之中，眼的接受获取最多，喜的积极影响最久。陶醉在普天同庆的文化情境之内，人的内心世界得到不断重构，实现着真正意义上的吐故纳新、继往开来。鉴于世界各地众多民族都有辞旧迎新的节日，在这些节日中都有且歌且舞、欢声笑语的行为，都充满着阖家团圆、国泰民安的祝愿，这些行为和祝愿都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当自贡人将发展的眼光投向全国，投向世界之时，可以迅速地为灯会和彩灯找到可以融入异地他乡的文化元素，可以将异地他乡的文化改造成为自贡灯会和自贡彩灯可以嫁接的文化。在此前提下，自贡彩灯文化产业获得面向世界的发展机遇，包括中国传统节日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节日传统成为自贡灯会和自贡彩灯可以取用的文化资源。

利用彩灯，转化古今中外各民族各地区各种节日中与元宵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元素，由始至终围绕“欢乐”这个永恒主题展开工作，是自贡彩灯文化产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成为其不可替代的特色所在。“特色文化产业是指依托各地独特的文化资源，通过创意转化、科技提升和市场运作，提供具有鲜明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形态。在这个概念的界定中，特色指的是具有自身一体化的特殊性，文化则是其灵魂，产业则强调的是其规模化问题。”[6]彩灯，这个具有典型民族文化归属的民间美术种类，及其反映的厚重深刻文化內涵、代表的愉悦祥和文化事项、形成的喜庆团圆文化空间，在融入日常生活方面具有其它艺术种类和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成就了文化资源的独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资源并不为自贡独有，而普遍分布于汉族聚居之地，甚至受汉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也有分布。显而易见，自贡彩灯文化产业在起步伊始即具备国际化发展潜力。抓住时代变革出现的机遇，将制灯办会一系列行为中可以获得合法收益的那些环节独立出来，给予劳动者相应的报酬，最终形成产业内部的分工与合作。创建以彩灯冠名的私营企业，借助“自贡灯会”天下第一灯盛名，走出自贡承揽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与制灯办会有关的经营性项目，成为自贡彩灯文化产业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形态。

此时此刻，“节日”能够名正言顺聚集广大民众的特殊功能及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充分显现。“节日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人们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举行约定俗成的活动，或者为了庆祝，或者为了纪念，或者为了祈求，或者兼而有之，从而使这段时间成为我们所说的‘节日，并与乏味、单调、平庸、世俗的日常时间区别开来。”[7]作为汉族承袭千年的民俗活动，张灯赏灯不仅是传统节日元宵约定俗成的集体行为，也是组织重要活动或举行重要聚会时布置公共场所的艺术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在众多值得庆祝、纪念和祈求的时刻，都能看到彩灯的身影。这就意味着，对汉族乃至中华民族而言，每当值得庆祝、纪念和祈求的事情发生之际，都可以使用彩灯作为铺陈场景、渲染气氛的道具。而放眼世界，对自我为中心的本土而言，在属于他者的异域与异质文化环境中，并不缺少值得庆祝、纪念和祈求的节日，并不缺少对乏味、单调、平庸、世俗的逃逸。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复杂情感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实现有效传递，在人群与人群的交汇之中实现有效共享，那些自始至终都环绕在周围的器物，因长期伴随着情感的传递和共享而逐渐被挂念、怀想、铭记，进而成为寄托情感的典型对象。与其它民族民间艺术品类比较，融入节日的长远悠久、寄寓情感的纯粹深刻、铺陈环境的浓烈绚烂、造型制式的复杂多样，使彩灯在跨越地域和民族的边界之时，具有相对广泛的文化适应性和艺术感染力，具有相对显著的人际亲和力和相对持久的视觉吸引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当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外文化以前所未有的状态进行交流，出于发展经济需要，民俗艺术活动中长期存在的商业行为得到重新尊重，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得到重新认知，形成的社会影响得到重新利用。通过自贡人的一双慧眼和一双巧手，民间彩灯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优势得到迅速发挥。借助传统节日形成的心理定势，围绕着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自贡人创造出与时俱进的彩灯艺术，不仅使自贡彩灯成为“现代派”彩灯的代表，使自贡灯会获得并保持着“天下第一灯”盛誉，也使彩灯成为能够贴近生活的文化产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产品。

四、彩灯与灯会的文化创意

自贡彩灯文化产业形成过程是以自贡彩灯人为艺术主体而展开的文化创意过程，也是自贡彩灯人再造和创新中华彩灯文化的实践过程。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不仅有经济繁荣，也有文化振兴。当对温饱的需求得到普遍满足之后，关于文化消费或消费文化的问题逐渐显露，日渐富裕的普通民众有意愿也有能力为文化产品和服务支付费用。面对正在形成的国内文化市场，通过“解放思想”摆脱既有观念和行为的束缚，选择彩灯发展地方经济，自贡彩灯人抓住机遇趁势而为，将属于广大民间的彩灯艺术推进至“现代”状态。出于明确的经济目的，不断利用以传统节日元宵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创造当代新的节日形态，通过彩灯整合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不断融入世界各地的节庆文化艺术活动，奠定自贡彩灯文化产业长久发展的基础。“文化是保持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持续稳定和协调的重要因素。创意产业以文化为基础，以文化的消费者为出发点，强调文化艺术的市场化、商业化，既继承和发扬了文化传统，又带来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8]文化艺术的商业化使附着在文化之中的经济价值得到实际承认，不仅提升了包括彩灯在内的诸多民间文艺的社会地位，为继承传统和繁荣文化提供了劳动者群体，也使其创作者有机遇有条件获得以此为生的信心和勇气。文化艺术的市场化不仅使文艺作品能够以商业方式流通，从而使创作者获得合规合法的经济收益，也使文化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附加经济价值，为参与其中的劳动者带来实际收益。经济繁荣造就文化繁荣基础，文化繁荣提升经济繁荣程度。迅速利用声名渐盛的“自贡灯会”，在政府的主导下，实现提升城市经济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双重目标，使自贡彩灯人彻底放弃旧有意识和观念的束缚。市场在哪里，灯会就能办在哪里;观众爱什么，彩灯就能做成什么。鉴于自贡灯会“天下第一灯”声誉来之偶然，维系不易，因此保持“天下第一灯”领先地位特别重要。思考灯会应该如何发展，必须“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移风易俗势在必行且在所难免。合理利用“彩灯”这个民族传统美术之中的特殊种类，在保持其文化渊源和艺术品质的同时，注重表现时风正盛的题材，以此不断改变造型，一方面使自贡彩灯具备创新性从而明显区别于其它地区的彩灯，另一方面也使自贡彩灯具备时尚感从而有条件进入市场成为节日期间的重要而特殊的文化商品。

沐浴改革开放春风，以实际行动回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政治方针，需要经济建设取得的实际成效，也需要文化建设取得的实际成果。在万众一心阔步向前赶超世界先进的时代背景中，原本就包含着一系列商业行为的灯会当然可以成为建设自贡的经济手段。最大限度地摆脱传统元宵习俗的表现形式，适应移风易俗之后新的节日生活，使“自贡灯会”超越了传统语境中的元宵灯会，极为迅速地华丽转身，成为具有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属性的现代节庆娱乐活动。“自贡灯会的举办主要在春节期间，从统计资料来看，区别只在于有的时候灯展的时间长一些，有的时候灯展的时间短一些。不过，自贡彩灯艺术的外展资料显示，自贡灯会在外地的展出并非完全安排在春节期间。其实，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已经使过去在春节农闲时节举行的庆祝活动逐渐向一种经常性的节庆娱乐活动发展。”[9]195毋庸置疑，娱乐性必然是现代节庆文化活动最为显著的特征。时移世易，中国人已经改变的生活，意味着不再需要那些痴迷狂热的信仰崇拜，也不需要那些繁杂琐碎的仪式典礼。快节奏的日常生活、高负荷的工作压力、利益化的人际关系，使贯穿在节日之中的仪式典礼失去崇高之感和神圣之意，唯有娱乐得以留存，也唯有娱乐能够留存。因为，娱乐不消失，娱乐所承载的文化就不会消失。努力将自贡灯会变为紧随时代乃至引领时代的现代文化娱乐活动，并使之保持长远活力，其承载的文化就能长久传承。利用传统文化，创造当下文化，汲取外来文化，建设中华文化，在此伟大而平凡的工作中，娱乐是重要的形式也是重要的媒介。以盈利为目的，通过极具视觉吸引性和震撼力的彩灯，跨越地域、民族、阶级、国家、政党、信仰、宗教等限制，实现既定经济目标，在客观上造就自贡彩灯的创意属性，一场场灯会由此成为一次次别开生面的文化创意活动。

一直以来，元宵灯会就是中国人在一年之中最为欢欣鼓舞的节日，当娱乐属性需要得到持续张扬，当审美诉求需要得到持续满足之际，各种为聚集人气而选择乃至创造的手段和方法应运而生。出于娱乐需要，灯会文化活动不仅可以容纳歌舞、游艺、竞技等娱乐形式，为提供欢乐环境而制作竞出新意的彩灯理所当然。尤其当进入异域他乡之时，融入他者已有的文化艺术活动势在必行且在所难免。因适应当地观众的审美需要，彩灯必须表现新的主题、新的形象、新的生活，最终使自身成为富有亲和力的艺术产品。毋庸赘言，主动进入文化市场包括国际文化市场方能不断推动自贡彩灯发展，彩灯也因自身具有如此能力、如此条件、如此特征，而使自贡名扬世界、使灯会誉满五洲。“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自贡彩灯艺术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艺术，它还是文化交流的手段、文化产业的载体。如果外展仅仅是在春节期间举办灯会，那么彩灯企业将很难保持生产的持续性。外展中消费的需要和生产的需要，都使这种在春节、元宵独有的节会逐漸延伸到其他节庆活动之中，自贡彩灯艺术的节庆文化认同也就得到了进一步扩展。”[9]196打破传统为春节、元宵设定的文化边界，使灯会延伸至其它节庆活动之中，需要彩灯不断推陈出新，因而导致节会形态不断变化。新意竞出的题材和造型使彩灯成为文化产品，在走出自贡、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能够表现的思想和观念不断丰富，能够塑造的形象及事物不断拓展，客观上推动着产业影响不断提升。成为文化产品意味着彩灯必须适应市场需要，成为文化载体则意味着彩灯必须适应传播需要，客观上推动着自贡彩灯创意发展。基于造型原理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彩灯与其它民间美术品类的重要区别在于其与众不同的视觉性特征。每当一盏盏彩灯点亮之际，有别于日常白昼的视觉吸引力和由“光”衬托出的绚丽璀璨色彩感受，使原本静止不动的艺术造型突然变得鲜活起来。置身在光色变幻、形象万千的世界之中，观者的思绪和心情无疑将会有别于日常。一次次观灯感受不仅是一场场愉悦身心的视觉盛宴，也是一场场振奋精神的文化洗礼。唯有从历史传统中寻找可以利用的以视觉为重点的文化元素，为时代创造新的文化，实现转化应用并以此建构当代文化，自贡灯会和自贡彩灯才能常看常新。

结 语

回顾传统，绝不抱残守缺;置身当代，敢为天下之先。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确选择的前提下，产业化应用转化必然是包括灯会和彩灯在内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有效传承的重要途径。形形色色的现代节庆文化活动或源自于传统社会，或来自于异域他乡，甚至形成于离此不远的当下，它们无一例外总是联系着普通民众、反映着现实需求、汇聚着多元文化。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存续并维系相应的活动主体，必然包含着种种或隐或显的“创意”活动。怎样举办雅俗共赏的活动，怎样度过有意义的当下，灯会和彩灯无疑是一种值得尝试的选择。通过市场提升遗产传承的经济效益，通过产品维系遗产传承的社会环境，遗产才能得到有效保护，传统文化合理转化才能有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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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飞 涂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