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德信

信用是商品经济的本质属性,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商品交换的链锁点和耦合点,决定着“商品价值转换”(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4页。)的交易成本,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进入发达阶段(即市场经济)之后,货币经济逐渐转化为信用经济,信用交易数额与日俱增,信用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日显突出。在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信用自然成为应有之义和重要指征。目前,诚信缺失问题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日益凸现,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需要更高层次的理念予以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对践行诚信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有系统的重要论述和脚踏实地的身先垂范,这对目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习近平诚信观的内涵意蕴

诚信是个古老而又现实的鲜活话题。从外延角度看,诚信涉及社会、经济、法律、道德、文化等领域;诚信的内涵也伴随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就目前多数人的理解来看,“诚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诚信主要是指道德品质的“修性”“修心”,以单方的“诚”为要;广义诚信既包括狭义诚信内涵的“诚”,也包含“兑现承诺”的“信”,即既要诚实又要守信,是双方或多方的相互关系。①受石新中教授观点启发得出的从另一视角对“诚信”的认识。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诚信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不是单方而是双方(或多方)的相互关系。

诚信观是指人们对于诚信的认识、情感、意志、行为等综合因素的认知总和,包含对诚信内涵、价值、特点、建设路径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观点,②李平、张芳霖:《论习近平诚信观:渊源·内涵·特点》,《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是客观诚信在人们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属于思想意识范畴。因此,习近平诚信观就是指习近平对诚信的内涵、价值、建设路径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观点。习近平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感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③习近平在2021年“七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如此的高度予以阐述。把握筑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和魂的“诚信”精髓,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诚信观。习近平诚信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诚信观的内涵意蕴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自觉利他的诚信品格

这是践行诚信价值观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追求和最高境界。诚信,是一种品格,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诚信,是一种责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④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第4版。。“我将无我,不负人民”⑤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会见意大利众议院议长菲科时说的。见: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3/24/c_1124275623.htm.是习近平诚信观意蕴内涵的最精辟概括。自觉诚信和利他诚信是“无我”的现实呈现,是高尚诚信的特质本性。我们通过诚信制度化建设可以达到自觉利他诚信品格“无我”的最高境界。主观上是否自觉利他诚信与只注重程序上的信用规范,其所产生的实际诚信效果差距很大。具有发自内心的自觉利他诚信品格是践行诚信价值观和建设好社会信用体系的根本前提。习近平在知青时代,把淳朴诚信具体化于点滴日常、一言一事之中。如每次借老乡的物什他都按时归还、从不拖延,对老乡承诺的事情件件做到。一次在延安地区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大会上他被评为积极分子,奖励给他一辆三轮摩托车,但他觉得摩托车对村上不实用,就到农机公司去,换成了一部手扶拖拉机、一个磨面机、一个粉碎机,为村民解决了一个长期的生活不便的实际问题。⑥《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初心·梁家河篇》,央视新闻客户端,2017年3月19日,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319/c1001-29153930.html自觉、自律、利他是习近平诚信观的核心意蕴。

(二)诚信建设制度化践行

践行诚信价值观需要诚信建设制度化才能得以实现,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诚信建设制度化的载体和抓手。习近平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要性的深刻洞察表现在:

1.前瞻性

早在2002年,当国家刚刚提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时,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就于当年的8月1日主持召开了福建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题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要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专题报告(以下简称“专题报告”)。“专题报告”完整系统地论述了福建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思路、总目标和总框架。⑦习近平:《要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阮荣祥主编:《加快福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2002年12月编(内部资料),第4—10页。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这是我国省级政府最早系统论述如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文献。

2.全局性

习近平指出:“中国古人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就是说诚信是结交天下的根本”⑧习近平:《团结行动开创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10月30日。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5047055441932285&wfr=spider&for=pc.。这是习近平在多个重要会议场合经常提到的古人格言,他倡导在国内、国际事务中都要诚实守信。

3.系统性

他在福建省任省长、浙江省任代省长和省委书记时,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都有系统的阐述和践行。

(三)司法公信建设是践行诚信价值观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在“专题报告”中说:“主要任务除了维护司法信用之外,还包括两方面:一是维护政府信用,带动全社会信用建设;二是建立适应我省省情的市场主体信用体系”①习近平:《要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阮荣祥主编:《加快福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2002年12月(内部资料),第6页,第6页,第6页,第4页。。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包括司法信用、政府信用和市场主体信用三个领域。按其重要性排序来说,第一位的是司法信用。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和底线;第二位重要的是政府信用;第三位是市场主体信用(包括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习近平在“专题报告”中把司法公信建设摆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第一位的位置,这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和领悟的。

(四)政府诚信在全社会践行诚信价值观过程中起表率和示范作用

习近平特别强调政府信用的表率作用。他指出“维护政府信用,带动全社会信用建设,……否则,一切无从谈起”②习近平:《要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阮荣祥主编:《加快福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2002年12月(内部资料),第6页,第6页,第6页,第4页。,“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自觉讲诚信”③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的讲话,2013年8月29日。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25/c_1112975663.htm.。“政府信用建设,重点是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切实解决一些部门一些工作人员存在的言而无信、朝令夕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谋私等问题。”④习近平:《要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阮荣祥主编:《加快福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2002年12月(内部资料),第6页,第6页,第6页,第4页。

(五)“一把手”是否亲自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衡量政府是否重视此项工作的关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协调。“一把手”是否亲自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体现了“一把手”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高度,也是各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际效果差距较大的首要原因。习近平无论在福建省任省长还是在浙江任职期间,都亲自主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谋划、布局和落实。

二、习近平诚信观的思想源流和逻辑机理

(一)习近平诚信观的思想源流

习近平诚信观的逐渐形成与其早期感识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有关,其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深厚的马列理论底蕴

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诚信观的理论源泉。1998—2002年他再次进入清华大学求知,在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以及他在各级领导岗位的磨砺,为习近平诚信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习近平诚信观源自他对马克思诚信学说的深刻理解。马克思从金融信用分析开始,论证了商业信用、银行信用、虚拟信用、信用工具等的功能和机理,揭示了资本主义信用的本质。习近平诚信观诠析了马克思诚信学说中的特质性(资本主义信用),发展了其一般性(市场经济信用),提出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⑤习近平:《要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阮荣祥主编:《加快福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2002年12月(内部资料),第6页,第6页,第6页,第4页。的论断。习近平说:“我觉得在我一生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两种人,一种就是革命老前辈,一种就是我那陕北老乡”。⑥《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初心·梁家河篇》,央视新闻客户端,2017年3月19日,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319/c1001-29153930.html其中“革命老前辈”,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实践者,这是习近平诚信观灵魂和源泉的主要导引。

2.透彻的中华文化感悟

习近平诚信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执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①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考察武夷山朱熹园,谈到文化自信时他说:没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②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323/c1024-32057954.html.他透彻感悟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如,孟子的“君子行忠信,可以保一国”;荀子的“养心莫善于诚”;周敦颐的“诚者,圣人之本”;朱熹的“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等等。离开梁家河时,习近平把珍藏的他妈妈亲手做的上面绣了“娘的心”三个红字的针线包,赠送给相处7年的村民张卫庞,这反映了习近平内心深处所饱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感恩、情义、孝道、诚信的品格。习近平诚信观涵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继承并践行之。

3.有序的诚信制度需求

在艰苦岁月,尽管人们善良纯朴、诚实守信,但生产力低下的贫穷困扰着人们,如何大力发展经济又不触犯那个年代的“红线”,考验着每个领导者的智慧。1974年,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年多时间,就已初现他带领老乡摆脱贫穷的实干精神和领导能力。在此后的各级领导岗位上,他对行为诚信的诠释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他担任正定县领导期间,紧紧围绕大力发展生产、搞活商品经济的主线开展工作。③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页。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他在福建最贫困的宁德地区任地委书记,期间他以“摆脱贫困”作为主政方略,带领全地区群众,发展经济、提升经济活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各地掀起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热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一定无序性成为市场经济构建过程的“伴生物”。人们的交易行为跨越自身局限的地域,陌生人之间的“一次博弈”以及与熟人之间的“重复博弈”并存。如何处理好商品经济发展与伴生的假冒伪劣、投机取巧等不诚信现象的关系,摆在了我们面前,市场有序性客观呼唤着与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契约信用的正式诚信制度的到来。1990年4月至1996年2月,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发展经济仍然是第一要务。④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福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版,第351—356页,第360页,第237页。股票在当时的中国是个新鲜事物,是干部发财的好机会,习近平严于律己,他告诫干部们要守规矩,要当官就不要想发财,要想发财就别想当官。⑤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福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版,第351—356页,第360页,第237页。“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要讲规矩、守纪律”⑥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福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版,第351—356页,第360页,第237页。。此时,习近平正在思考一个问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利益诱惑逐渐增多,干部是否守得住廉洁底线,市场主体是否履行合约,靠个人自觉已不够,需要规范的正式诚信制度予以约束。

(二)习近平诚信观的逻辑机理

习近平诚信观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紧贴我国实际逐步形成的。习近平诚信观有其内在的逻辑机理。

1.习近平诚信观的逻辑起点

习近平诚信观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习近平说:“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⑦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4/c_1122783997.htm.。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毛泽东同志先后4次集中研读《资本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们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①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习近平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证了“市场经济是一种在社会化分工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将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起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运行机制”,“从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形式首先是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本身并不具有制度属性,因此它同样能够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②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7页。。他指出:“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良好的信用关系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运行的基本保证”③习近平:《要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阮荣祥主编:《加快福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2002年12月(内部资料),第4页。。由此可知,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市场经济、信用和信用制度的诠析是深邃的。紧紧抓住发展生产力这条主线是习近平诚信观的逻辑起点。

2.习近平诚信观的逻辑演进

习近平诚信观源自马克思诚信学说的逻辑赓续,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成果。“习近平《新境界》是马克思《导言》的理论赓续”,“《新境界》阐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理论智慧”④顾海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精学导读》,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5页。《新境界》是《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简称,是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导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简称。。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信用,在它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一定要偿还”⑤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452页。。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信用从最初始简单意义上而言,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任。马克思指出,信用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生产关系。信用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货币是信用的载体,信用是货币的本质属性。信用生产关系的属性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信用关系和精神道德(诚信)信用关系。习近平诚信观沿着生产力发展这条主线的逻辑起点,经历了从信用到诚信的内在逻辑演进过程。

习近平指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体制,必然贯穿和渗透于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没有农村的市场化,就不可能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⑥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8页。。《知之深爱之切》一书收录了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章等,共37篇,主线是围绕如何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搞活经济的。⑦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6—166页。《摆脱贫困》一书收录了习近平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报告、讲话等,共29篇,有20篇是论述他带领闽东落后山区的干部群众如何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⑧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3页。在诚信的初期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奋力摆脱贫困,是与习近平诚信观中的基本经济诚信相适应的直接呈现。此时,人伦关系诚信为主要表达机制。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上升到发达阶段,市场经济机制建立,信用经济伴随着市场经济而产生,信用交易日趋增多,社会经济诚信相应形成。习近平在《正确处理发展商品经济的六大关系》《抓好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综合改革》的报告中对发展商品经济进行了论述;⑨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121页、第196—201页。他在厦门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10]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厦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版,第37—47页。2000年他主持制定“数字福建”发展战略,提出要着眼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①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福建》(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在此阶段,跨局部区域的守信与失信并存,这是与生产力逐渐积累的商品经济由不成熟向成熟的缓慢变迁过程相适应的,呈现为契约信用和道德诚信并存的局面,体现了习近平对信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相适应的科学把握。此时,以契约信用关系的社会经济诚信为主要表达机制。

经历三次产业革命乃至当今区块链、大数据、5G、AI、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现代科学技术更为发达。未来,人类社会的产品将极其丰富,完全可以满足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要求,人们将自觉形成高尚的诚信道德品质,“人类命运共同体”乃至“自由人联合体”终将形成。习近平指出,诚信是公民层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要求②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见: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4-10/11/content_10765449.htm.,“公有制企业也好,非公有制企业也好,各类企业都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③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习近平参加政协民建、工商联界联组会讲话全文),2016年3月4日。见:http://news.youth.cn/gn/201603/t20160309_7720546.htm。“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④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6年12月9日。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10/c_1120093133.htm.。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经济诚信升华至高尚道德诚信的基础工程和支撑条件,在此基础上,践行诚信价值观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导向才能成为现实。习近平诚信观逻辑演进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尚道德诚信。他是站在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的宏观全局来洞察历史发展规律的。

三、习近平诚信观的现实演进

诚信是人类合作和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诚信也是精神生产,这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互作用。习近平诚信观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谋划于福建(1995年—2002年10月)

1995年至2002年10月,习近平先后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长,特别是在职博士学习期间(1998—2002年),他潜心研读和深刻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对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和信用经济理论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习近平诚信观制度化践行谋划的标志是:2002年初,他首先在《2002年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信用文化的要求;前已述及,2002年8月1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主持召开省政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题会议,这是全国省级政府中率先以专题会议形式布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作了《要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专题报告,该“专题报告”也是至今可查阅到的唯一的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所作的系统性论述。“专题报告”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如下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

1.必要性

“专题报告”开篇就提出了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基石的科学论断,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剖析:(1)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2)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重要前提;(3)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客观需要;(4)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2.目标和任务

“专题报告”明确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1)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信用文化的实现,信用文化是诚信思想的体现。建设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2)明确指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领域。前已述及,习近平在“专题报告”中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包括多个领域,按照其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司法信用、政府信用、市场主体信用。在习近平作“专题报告”的2002年,中央层面的文件及学界的研究在提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容时多是指经济领域,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对政务领域的信用建设讲得不多,对司法公信没有提及,更没有对这三个领域的信用建设在其重要性上排序。习近平在那时就明确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三个领域,并按其重要性进行了排序,这足以说明习近平对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认识的前瞻性和高度。(3)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体系。“专题报告”提出要“建立企业、个体工商户、中介机构、消费者四方面的信用管理体系,……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信用服务中介机构为主体、分步推动’的原则”①习近平:《要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阮荣祥主编:《加快福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2002年12月(内部资料),第7页。,建立完善信用基本制度。

3.建设措施

“专题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要综合运用正面教育、法纪规范、记录评价、监督惩戒等多种手段,逐步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体系,以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体措施包括:(1)加快信用法律制度建设;(2)建立社会信用信息网络;(3)提供社会化信用服务;(4)加大信用宣传教育力度;(5)严厉惩戒失信行为,鼓励诚信经营。早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尚不发达的2002年,以及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有90%尚未启动信用体系建设之时,“专题报告”所提出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框架和举措,具有时代的前瞻性。

(二)践行于浙江(2002年10月—2007年3月)

在作“专题报告”的两个月之后,即2002年10月,习近平调任浙江,先后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委书记、代省长,省委书记。在浙江任职期间,习近平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务实和前瞻,亲自谋划、指挥布局诚信建设制度化的系统建设。他对诚信制度从探索到论证谋划,再到具体践行,信用和诚信制度化的建设伴随着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展开。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期间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有如下特点:

1.支持省长亲自担任“浙江省信用浙江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2002年7月,“浙江省信用浙江建设领导小组”成立,组长由常务副省长吕祖善担任。2004年10月,在习近平担任省委书记后,“浙江省信用浙江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调整为由时任省长吕祖善担任,副组长由两位副省长王永明、金德水担任,成员由近40个行政职能部门的一把手组成。由省长直接担任信用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全国属首例。据资料显示,当时还有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开展了信用体系建设,但这些省市都不是由省长任组长。即使到今天,绝大多数省市仍然由副省长(副市长)担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由此可知,习近平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何等重视,将之作为极其重要的正式制度予以建设。此时,诚信已融化为他的一种品格和信念,就不难理解了。

2.由省发改委负责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牵头工作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面广、利益牵扯多、工作协调复杂,在全国和各级政府层面,其他多个部门都曾牵头主导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但由于这些部门职能的局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效果有限,“信息孤岛”现象难以避免。习近平在任职浙江期间,浙江省的信用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发改委。由省发改委作为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牵头单位,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工作,提高信用信息归集和共享效益。

3.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制度

2005年9月1日,《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发布管理办法》发布;2007年3月,《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办法》印发;2007年8月《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和《浙江省信用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印发。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为当时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基础。

4.建立信用数据共享平台

2002年,浙江省信用中心成立。该中心负责全省40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公共信用信息的征集。同时,建立了两个征信数据平台:“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和“浙江省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全省40多个政府职能部门有关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汇集到这两个平台,信用数据实现共享。企业和个人可以从这两个平台获取自己的征信数据报告。

5.培育信用市场

依据《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办法》和《浙江省信用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鼓励信用服务机构使用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通过信用服务机构提供信用产品,传播信用信息,达到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效果。

至2007年3月,习近平离任到上海工作时,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架已基本建立并正常运行,此后该体系不断完善。至今,浙江省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然走在全国前列。这说明习近平诚信观的制度化实践——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战略布局和构建路径,是正确的、成功的。

(三)推广于全国(2012年底至今)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此后,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速推进,迎来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春天。当今的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以下方面蕴含着习近平诚信观制度化建设的特征内涵:

1.明确了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双牵头”单位

2007年底,习近平调任中央领导层工作后,一直关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推动由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双牵头”单位。此前,在中央层面,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都曾牵头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但由于征信数据难以共享,信用信息“孤岛”现象突出。2012年7月,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调整为发改委和人民银行,同时增加多个部门作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此后,各职能部门的信用信息得到有效整合。结合习近平任职浙江时由发改委牵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12年后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春天的到来是习近平诚信观制度化建设推广于全国的开端。

2.国家层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顶层制度设计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颁布了一系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文件:2014年6月国务院颁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2016年6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2016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2019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发布;2020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发布;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等等。这些文件构建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总体框架。

3.明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四个重点领域等

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前已述及,2002年8月1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就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领域包括司法信用、政府信用、市场主体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其中,司法信用最重要,是保障和底线;政府信用在各项信用建设工作中起带头作用。

4.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措施的落实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规划纲要》与2002年的“专题报告”都提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内容包括信用法律法规、联合征信、信用服务社会化、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这说明了习近平诚信观对当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具体指导。

四、习近平诚信观的现实指导

从总体进程看,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国家层面的构架已基本搭建完成,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对接落实都在有序推进中。但从实际效果看,还有一些难点、重点等问题难以突破,对此,我们应以习近平诚信观为指导,把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向纵深推进。

(一)“一把手”亲自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在政府管理中,“一把手”角色重要,特别繁忙,相关工作是否需要“一把手”亲自抓,得看此事的重要性来决定。信用机制是介于道德伦理与法律制度之间的社会经济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三者相互补充、浑然一体,信用建设除本有的经济社会效益之外,将其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才倍显需要“一把手”来抓此项工作的必要。从实际效果看,由“一把手”亲自主抓或真正重视的,效果就显著,而由副职领导负责的,效果就一般。从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的亲自倡导布置、在浙江工作时亲自主抓的良好效果看,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是否真正做好的标准之一就是“一把手”是否亲自抓或真正支持该项工作。否则,信用体系建设就成为该届政府的一项日常工作而已。

(2)花大力气补齐司法公信、政务诚信建设的短板

习近平在“专题报告”中明确把司法信用、政府信用摆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优先位置,认为只有做好司法公信、政务诚信建设,市场主体信用建设才能做好。我国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至今,尽管从国家到各级政府的文件中,都会谈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四大重点领域,但实际上关于司法公信和政务诚信建设大都只简单提及,不敢或不愿涉及实质性的制度措施,而把工作重点放在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领域。近几年来,很多省区市都陆续颁布了本地区的“信用管理条例”,但大都把司法公信和政务诚信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司法公信、政务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硬骨头,费力、难啃、不讨好,谁都不愿意碰。目前,司法公信和政务诚信还有诸多方面不能令群众满意,如有地方的公安机关把交警的“电子眼”沦为创收工具,政务工作中的“临时工现象”仍大量存在,等等。对此,我们应以习近平诚信观为指导,踏实做好司法公信和政务诚信建设。

(3)尽快出台全国层面的信用立法

习近平指出:“信用体系只有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形成应有的权威性和约束力。”①习近平:《要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阮荣祥主编:《加快福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2002年12月(内部资料),第8页。至今,我国尚未出台国家层面的信用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目前,各地区陆续制定的“社会信用条例”基本上大同小异,其科学性、契合性、落地性都有待于深入研究和完善。从发达的征信国家或地区看,信用法律越健全,信用市场就越发达。如美国信用法律有17部、欧洲各国基本有1-3部、日本有2部。我国正在组织起草的《信用法》应该在习近平诚信观的指导下,对信用信息披露机制(含信用信息的归集、披露和共享等)、信用产品供求机制、信用奖惩机制和信用修复机制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各有关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为保障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有效运转提供法律的保障。

(4)政府当好“裁判员”,不做“运动员”

近年来,在各地区、各行业的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政府职能定位时常不清晰。如有的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评选等,严格来说是不妥的,因单个职能部门掌握的信用信息不完整,不能全面客观反映一个企业的信用。前已述及,习近平在“专题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信用服务中介机构为主体、分步推动”的原则,尽快建立完善相关的信用基本制度。政府在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主要职能在于引导推进、规则制定、过程监管,具体体现在:信用立法制定、信用标准制定、信用信息披露、信用监管等。而信用产品生产使用、信用风险解决方案等应由市场第三方信用机构为主体分步推进。我们应以习近平诚信观指导政府在信用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政府应当好“裁判员”、不做“运动员”,履行好“裁判员”的职责,充分发挥“裁判员”、监管者的作用,健全市场法规,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调配市场信用资源,把信用服务市场交给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

(5)大力促进广大民众诚信习性、诚信信仰的养成

习近平诚信观形成的关键在于他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来自基层生活的艰苦磨砺、百姓深情和家国情怀。广大民众的诚信习性养成、诚信价值取向、诚信信仰培育,是全社会崇尚诚信的最扎实、最接地气的基础。老百姓诚信习性和诚信信仰的养成是基于日常生活点滴,简单易懂、易于操作,主要体现于公序良俗、乡规民约等。所以,从最基础的、简单的、易于理解、易于操作的方面切入,才是民众诚信习性、诚信信仰养成的良策。习近平诚信观启迪我们在践行诚信价值观的过程中,要创建一种社会氛围,使广大民众逐渐养成自觉的诚信习性和诚信信仰。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着力:第一,因果观。这是中华民族最易于认同的朴素哲理,“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其实,信用体系建设就是遵循朴素的因果哲理的:信用主体的以往征信数据,经过模型评估,预测未来诚信度,即“守信数据”的“因”得守信激励的“果”,“失信数据”的“因”得失信惩戒的“果”。第二,树立诚信的榜样和楷模。毛主席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每个行业领域,从生产生活最基层遴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诚信人物”和“诚信企业”典范,大力宣扬,以榜样告诉社会民众,诚信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第三,大张旗鼓落实守信激励。制定守信激励标准,出台守信激励措施,落实守信激励事项,使全社会诚信守信蔚然成风。第四,过惩相当的失信惩戒。失信惩戒是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运用最普遍的机制,但从实践效果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过宽”和“过严”都是不妥的。我们应深刻领悟习近平诚信观的内涵精髓,形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变迁升华的局面。

(六)以诚信制度化建设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

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社会物质财富快速积累、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同时基尼系数攀升、两极分化扩大伴生并存。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的具体体现;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选择和具体步骤。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①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求是》2021年第20期。实现共同富裕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财富分配机制、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安排,促进“橄榄型”中产阶层形成。诚信制度化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贯穿于共同富裕实现的核心要件之一。我们应以习近平诚信观为指引,倡导诚信劳动、诚信经营、诚信纳税,在推动生产要素最优化配置中防止资本无序野蛮扩张、规范资本等要素诚信有序流动,“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②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求是》2021年第20期。

结 语

习近平诚信观的内涵意蕴丰富深邃,本文的研究终是挂一漏万,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在当今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取得阶段性成果之时,践行诚信价值观成为民心所向、国之所需。为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深刻领悟习近平诚信观的丰富内涵、价值和意义,并以此进一步指导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向纵深推进,对提升诚信风气导向、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创新国家治理、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其意义重大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