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毓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8）

乡村振兴对于我国而言，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1]。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2]脱贫后深化农村改革，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强化各类农业创新载体建设，鼓励乡村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迫在眉睫。林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林特产业丰富了特色农业结构，促进林下经济发展正是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不可忽视的一环。

在乡村振兴之路上，仅仅依靠政府力量、村民自力更生是不够的，难以完全处理好资源整合、人与生态和谐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等问题。社会创业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拓宽了解决问题的广度。相比商业创业，社会创业不仅具有市场化的运营能力，还更关注提高社会效益，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创业者更注重社会价值的实现，坚持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单纯的营利。在乡村资源开发中，鼓励社会创业，有利于引入各类创新主体进入乡村振兴主战场，结合当地生态资源，发展特色农林产业，把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的和谐发展。

一、林下经济社会创业发展现状

（一）林下经济发展现状

自我国开始注重构建生态经济立体循环农业，林下经济已经成为农林业立体循环的典范。当前，我国林下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林下经济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导向，充分利用生态资源，将林地空间和森林生态资源相结合，开发林下种植、养殖、旅游、采集加工等产业，在此基础上延伸，形成林下经济的产业链、价值链。林下经济一方面提高了农民护林育林的积极性，增加林地生物多样性，优化生态链，有利于森林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发展。另一方面，为乡村提供了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优化当地经济结构，林下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经济产值超过百亿元，甚至千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实现多方共赢。

截至2020年，我国林下经济无论是面积还是产值，相比初期都实现了较大发展，产业规模明显扩大。2020年1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数据，“全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面积已达6 亿亩，林下经济总产值超过9000 亿元，从业人数超过3400 万，创建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550 个，林下经济产值达500亿元以上的省份已有9 个，过百亿元的省份达15个，江西、广西林下经济产值甚至超过千亿元”[3]。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20年发布的《关于科学利用林地资源 促进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了林下经济年产值达1 万亿元的建设目标。

（二）林下经济社会创业模式

林下经济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探索，各地根据生态环境状况，开发出了各具特色的林下经济模式。如东北地区发展了林间养鹿、林下种植参药等，内蒙古、河南、四川、陕西以林药为特色，黑龙江、四川、陕西、新疆以林菌为特色，甘肃则以林草为特色。

根据全国各地发展的产业类型，基本可以将林下经济分为林下种植、林下养殖、采集加工、景观旅游四大类型。林下种植包括林间套种、间种，种植林菜、林菌、林油、林粮、林苗、林草、林花、林茶、林药等。林下养殖有养殖禽、畜、蛙、蜂、虫等。采集加工有采集加工野生药材、野生食用菌、野菜、编织材料等。景观旅游是利用丰富的森林生态资源，在原有生态环境基础上，或以自然风光为主，或结合前三类林下经济模式开发的观光旅游、度假休闲、康养娱乐等服务，形成森林人家、农家乐、家庭农场等休闲旅游项目。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林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引导和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各地基本形成了“企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等生产经营格局。参与主体除了企业、农户之外，还包括农民工、大学生、科技工作者、退役军人等返乡下乡人员。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认定文件，这些返乡下乡人群所建设的林下经济基地在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认定时，可享有一定的政策倾斜。

本文根据社会创业项目主体参与特色农林业发展的社会创业主要表现形式，把社会创业项目划分为原生型社会创业项目、社会创业者创办的社会创业项目、企业组织的社会创业项目、政府项目衍生的社会创业项目、非营利组织社会创业项目。其中原生型社会创业项目中农户以合作社形式存在，农民合作社本质上是一项社会创业[4]。

（三）社会创业赋能林下经济发展内涵

近年来，学者们不断关注社会创业如何促进乡村发展。NICHOLLS（2021）认为，社会创业鼓励和整合利益相关者创造社会价值，目的在于解决现有制度下城市和政府无法解决的社会需求问题[5]。以创造经济价值为中心的商业创业，很容易带来社会财富的非公平转移，从而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乡村振兴[6]。社会创业属于创业的一种类型，具有商业经营的特色，灵活运用社会资本、商业资本的管理方法，具有商业的“效率”，但社会创业“利他”性更为突出，由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驱动，营利更多用于社会项目的实施而不是分红[7]。

社会创业为林下经济发展赋能。社会创业可以糅合外源拉动和内源带动两种发展动力来源的特征，更有利于引导多类型主体进入乡村振兴主战场，促进产学研成果落地转化，形成多种农业经营体系，进入林下经济生产、市场流通、深加工等领域，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林下经济生态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形成和完善，提高农产品经济附加值，实现农民增产增收，推动社会、生态和经济平衡发展。

此外，社会创业解决了政府和村民对乡村森林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问题和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不仅提高乡村吸引力，吸引大学生、农民工、退伍军人等返乡创业，还向乡村注入新的理念、文化，增强农民对乡村发展的信心。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创业参与林下经济面临的挑战

（一）林下经济领域的社会创业企业家培养不足

不同于商业创业，社会创业的社会价值观和使命感使创业者有更高的诉求，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关注乡村社会问题，满足林区农户现实需要，实现共同富裕。

目前我国社会创业的教育生态尚未形成，使得社会创业企业家没有形成梯度，缺乏组织管理，大多数致力于社会创业的企业家处于“自学成才”“自力更生”状态。大部分乡村劳动力没有转换为人力资源，更缺乏具有领导力和管理能力的企业家，而和乡村紧密相关的人群，如乡村产业带头人、农村大学生、退伍返乡军人等都未纳入社会创业企业家培养范畴。

社会创业教育在高校中尚未普及。虽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在各高等学校已经推广，但大多数高校侧重于商业创业教育，社会创业尚未进入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高校对于社会创业教育关注较少。高校是开展社会创业教育的沃土，适当增加社会创业教育，有助于让学生形成关注社会问题、关注社会发展的意识，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从而培育出更多愿意返乡、愿意投身乡村振兴、参与社会创业的人才。具有社会创业属性的农民合作社则往往受制于技能、视野等局限，同样缺乏社会创业培训。

（二）林下经济社会创业扶持政策不明确

由于没有区分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各地政府对于社会创业缺乏相关政策扶持。社会创业进入渠道少，税收、场地等方面也缺乏明确支持。

乡村社会创业对于农户、农村大学生而言，进入门槛较低。科技人员社会创业则更多依赖科技特派员创业相关政策。但对于商业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社会创业企业家等主体而言，在扶持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林下经济创新平台不够完善，这一类创新主体不能很好地嵌入乡村发展体系，往往需要政府牵头招商引资或以政府力量驱动社会资本参与，导致各类创新主体主动进入乡村振兴主战场动力不足，路径狭窄。

此外，在政策上需要加强项目引进审批以及监督管理。在项目引进审批方面，立项的社会创业林下经济项目应当充分考虑自然气候条件、生态环境，避免出现破坏原有自然生态系统，或因种植、养殖困难导致经济效益不好，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出现。在监督管理方面，要注意社会创业林下经济项目坚持“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和谐统一发展。同时，还需要注意监管营利分配，保障各利益群体利益，避免滋生腐败。

（三）林下经济社会创业生态系统尚未成形

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对于创新创业的有序开展十分重要，尤其是林下经济作为特色产业涉及农林、管理、经济、技术、农村等多学科、多方面问题。

曹颖等在研究林业院校大学生创业绩效后，提出从创业教育生态、创业网络生态、创业文化生态、创业支持生态、创业政策生态五个方面构建创业生态系统[8]。从这五个要素来看，当前社会创业生态系统尚未成形。创业教育生态方面，社会创业教育生态仅在部分高校形成，大部分高校还未将社会创业融入创业教育当中，各地创新创业培训也更侧重商业创业。创业网络生态方面，社会创业缺乏专门的行业协会及相关机构组织，往往按行业类型加入一般商业创业行业协会，相对商业创业网络生态，社会创业网络无疑弱了许多。创业文化生态方面，相对商业创业文化，社会创业文化更侧重对创业者社会责任、使命感的培养，这对创业文化要求更高。创业支持生态方面则缺乏专门社会创业导师引导、资金扶持、宣传媒介等，基本上与商业创业系统共享，是远不能满足社会创业需求的。创业政策生态方面，社会创业一直缺乏专门政策扶持，且林下经济创业除了一般商业风险之外，还有特殊的自然风险，风险承受要求更高，缺乏政策保障，易使创业者望而却步。

（四）社会创业组织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我国社会创业起步较晚，大型社会创业组织和机构较少，且缺乏针对社会创业的行业协会组织开展协调管理，导致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投资和种植的盲目性、滞后性。社会创业组织的经营管理经验仍在不断积累中。

在创立初期，原生型社会创业项目受创业者自身局限影响，面临规模小、资金困难、利润低、设备不足、产品附加值低、管理不规范、产业链条短等问题。而在社会创业者、企业、政府、非营利组织等多主体参与的社会创业项目中，又可能会面临合作者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最终波及项目的合作实施[9]。在团队合作过程中，容易出现难以保持稳定的现象，长久来看，容易出现“僵尸型”社会组织，客观上这是由于社会组织制度约束导致，主观上则是长期缺乏有效的管理策略[10]。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创业助推林下经济发展策略

搭建良好林下经济创新载体，有利于鼓励各类创新主体进入乡村振兴主战场，推动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深度融合，延伸林下经济全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林下经济高质高效发展，构建宜居宜业乡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因此，能够发挥社会多元化主体的社会创业投入机制必不可少。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创业助推林下经济发展可以从价值导向、制度支持、运行机制、发展思路四个方面实施。

（一）价值导向：“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合璧，形成完善创业教育体系

价值导向是整个机制构建的逻辑起点，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达成统一的认识、理解、判断，甚至形成统一的信仰。国内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体系更侧重“商业创业”，应当及时将“社会创业”补入各级各类创新创业教育，“商业创业”与“社会创业”双剑合璧，形成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通过社会创业教育，引导各类创新主体树立正确社会价值观，培养社会创业企业家精神，促进各类创新主体积极投身林下经济发展。通过鼓励科技特派员、农技员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创业，提升乡村产业带头人社会创业管理水平。培育“乡土人才”，形成人才梯度，培育一支“留得住、有技术、能管理”的社会创业人才队伍。尤其应当重视学校“社会创业”教育，及早对学生开展社会创业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掌握一定的管理技能、商业技能；另一方面有助于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促进学生响应返乡创业号召，实现人生理想，为乡村振兴筑牢社会创业人才基础。

（二）制度支持：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相结合，增强制度保障功效

首先，制度支持是社会创业得以顺利开展和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合法性”“合规性”的保障。由于当前政策上没有专门区分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导致缺乏有针对性的社会创业政策，使得各类社会创业主体进入林下经济的渠道较少，与一般商业创业参与路径基本一致。社会创业的特性，决定了它在营利上用于分红的部分更少，更多利润则投入解决社会问题，其前期创业阶段难度并不低于商业创业。社会创业运作成本和商业创业支出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在科技参与的社会创业当中，前期技术研发可能会消耗较多的时间和资金[11]。因此，需要国家政策、地方政策合力破除阻碍社会创业的因素。

其次，要加强社会创业项目的审批管理。尊重科学，坚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充分调研当地自然气候条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林下经济项目考察，不宜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牺牲长远生态环境，也不宜未经调研论证盲目追求市场，启动不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项目，避免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伤害农户生产积极性。

再次，政策可因地制宜，规范利益联结机制，监管收益分配。无论是在“产业+高校院所/技术人员+农业龙头企业”，还是“企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林下经济的经营格局中，都存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政策规范利益联结机制，实施监管，协调外来援助与内生动力之间关系，保护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合规权益，有助于经济、社会、生态的共同发展。

（三）运行机制：兼顾各类生态系统要素，依托社会创业生态系统

社会企业创业过程依赖于创业生态系统[12]。创业生态系统要素基本可概括为空间、服务与支持、网络等三大要素。空间主要体现为场地支持，服务与支持包括创业融资、创业指导、政府政策等方面，网络主要是指创业社会网络、社交网络、创业文化等。

首先，兼顾各类要素，形成良好的社会创业生态系统，社会创业的创业者可以顺利从中获取资源和帮助，完成创业准备及创业过程相关工作。其次，生态系统中聚集了具有强烈社会创业欲望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创业者，可以有效激发创业者强烈的使命感，使得社会创业组织保有持续的激情。最后，实现社会创业者与其他主体、环境之间的交互联结，提升社会创业者的归属感和自我效能感。

（四）发展思路：加强社会创业项目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强社会创业项目治理主要目的在于弥补社会创业组织管理不足，避免组织出现分裂、僵化、尾大不掉等现象。一方面，通过创业培训提高社会创业者素质，掌握一定的管理技能，采取适度的激励手段，借鉴各类组织治理经验和方法，引导社会创业组织以“完善自我”为内驱动力；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创业组织所处的创业生态系统，以外部环境为外驱动力，规范组织运行框架，构建组织制度，加强对组织的监管，实现社会创业组织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