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构建认同：抗战时期的《黄花岗》义演及新闻聚焦

2022-03-17高俊聪

新闻爱好者 2022年2期

高俊聪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下，慈善界、艺术界常常借纪念日举行义演活动，通过舞台向民众阐释“此时此地”纪念的特殊意义。最具典型性的是1939年“五三”“五四”“五五”纪念日义演的历史剧《黄花岗》。此次义演是由香港全体戏剧团体与各界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为抚恤阵亡将士家属而合作发起的，具有宣扬革命精神、筹集慈善资金、团结香港戏剧界、巩固全民抗日统一战线等多重意義。香港报界聚焦此次义演活动，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从多个层面阐释意义。抗战时期，纪念日义演活动的开展及报刊的意义建构对文化共享、社会教育、公益慈善、民族认同等都有所裨益。

【关键词】义演;纪念日;《黄花岗》;历史记忆

纪念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面对不同的社会语境及政治立场，往往会被赋予独特的内涵。全面抗战时期，激扬民众的抗战热情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议题，纪念所蕴含的意义亦被统一到团结民众抗战的精神动员上。同时，因战争涌现的大批难民及伤亡士兵亦急需政府与社会的救济。在此情势下，慈善界、艺术界曾联合义演，以舞台为“媒”向民众阐释“此时此地”纪念的特殊意义，并募集慈善及抗战资金，将历史纪念、抗战动员、救济伤员及难民等多重意义相结合，展示特定社会语境中历史记忆与现实需求的关联。最具典型性的是1939年“五三”“五四”“五五”纪念日历史剧《黄花岗》的义演，此次义演由香港全体戏剧团体与各界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为救济难民合作发起，成为香港戏剧史上的重大事件。香港报界聚焦此次义演活动，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从多个层面阐释意义。本文拟以抗战时期“五三”“五四”“五五”纪念日的《黄花岗》义演为切入点探究慈善界、演艺界、报界的家国情怀。

一、历史剧《黄花岗》的创作

历史剧《黄花岗》“系广东剧协群体创作剧本”。[1]1938年3月28日至31日，广东戏剧界为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发动二十四个剧作家”集体创作了该剧，并“联合广州二十多个剧团，动员二百多个戏剧工作者（其中包括演员、导演及舞台工作者）”于广州太平戏院首次公演该剧。[2]这部剧是分幕创作的，共四幕六场。“开头第一幕，是写革命党机关被搜查的紧张情形，以及林觉民的夫人到机关来找他，他避而不见的悲壮场面。第二幕是张鸣歧在洋花厅上密议镇压革命党的情形。第三幕是写3月28日（起义前夜）革命党机关中决定起义的情形。第四幕写张鸣歧、李准审革命党，革命党英勇就义，最后革命党进攻总督府的悲壮战争，演得非常紧张，将当年的历史，活活地重现在眼前。最后一幕尾声，是写现在纪念烈士殉国慷慨激昂的群众大会。”[3]演出结合“彼时彼地”的历史场景与“此时此地”的纪念活动，展现烈士革命精神的同时，联系抗战的社会大环境，发起抗战动员。此次公演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文艺界分别从不同角度撰写文章给予评价。文艺理论家、作家林焕平在《文艺阵地》上发文从戏剧艺术角度进行了全面点评，并称：“这一次的集体创作和演出，不但在广东的剧运上开了新纪元，即在全国的抗战剧运上，也是值得非常注意的事件。”[4]戏剧艺术家黎觉奔认为，此次公演不仅有助于纪念烈士为国牺牲的精神，而且推动了广东戏剧界的统一战线。[5]

二、多重意义的建构：1939年《黄花岗》义演

1939年，香港艺术界与慈善界为救助深圳及锦田的难民，汲取《黄花岗》的广州演出经验，于“五三”“五四”“五五”纪念日再次公演《黄花岗》。此次演出“为完全义演性质”[6]。

（一）紧锣密鼓：《黄花岗》义演的筹备

1939年2月21日，中华艺术剧团、香港青年戏剧协会、广东戏剧协会三大戏剧集团主要代表人欧阳予倩、胡春冰、李化等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决定与英赈华会及赈联会合作公演《黄花岗》，主要目的是“统一本港戏剧界的阵线”与“救济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分别向中国旅行剧团、铁流剧团、时代剧团、红白剧社等全香港四十多个戏剧团体发去信函，邀请各剧团一起开会讨论联合公演的事项。[7]2月27日，香港戏剧团体代表大会顺利召开，通过决议各案，初步将公演的时间定于3月29日;性质为募集慈善资金的义演;剧本采用“先前广东剧协集体创作之《黄花岗》，而加以修改”。[8]自此，《黄花岗》慈善义演活动进入紧张的筹备、排练阶段。3月20日—21日，各界赈济难民联席会议决因时间紧促，将演出“改期四月十五日前后”，“暂拨港币一千元作演戏基金”，并推选“特务委员会”“负责筹备一切”。[9]28日，各界赈联会又将《黄花岗》义演赈款的用途及演出时间等事项作了调整。“议决将义演《黄花岗》所得收入，除必要之支销外，余悉拨交军政部作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之用”;因与太平戏院的其他场次冲突，演出时间“改定五月三日至五日，一连三日夜公演”。[10]4月17日，各界赈联会再次讨论入场券券价，具体座位的票价得到细致规划。[11]20日，《黄花岗》演出委员会“在旺角华南中学举行第一次总排练”[12]。25日，各界赈联会又讨论《黄花岗》演出经费及销券问题，派发“每团体最低限度须负责销票五十元以上”[13]。27日，各界赈联会就《黄花岗》义演举行专门会议，除讨论一周工作进展情况外，决定加大宣传力度，运用新闻及特写等文字宣传方式;在戏院、商店、餐厅等门口张贴美术广告;在报纸、交通工具及街头张挂告白三种宣传方式。[14]

（二）收效甚佳：《黄花岗》义演的上演

在各界赈联会及剧团的紧张筹备下，5月3日—5日，“五三”济南惨案纪念日、“五四”学生运动纪念日、“五五”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纪念日，革命历史剧《黄花岗》连续上演三日。参与演出的剧团达三十余个，前后台工作者达三百多位。[15]演出仍是四幕六场，演出的服装与道具都较为逼真，并配有歌咏等，使“会场更形紧张热烈”，“观众拥挤异常”，深受感染。5月4日，甚至有一少女，“因触景生情，突登台慨慷致词，勉励侨胞”。[16]5月9日，各界赈联会游艺部报告此次三日的《黄花岗》义演“总收入二千五百一十二元零三毫”，并议决准备借“欧阳予倩先生五十寿辰”之时“续演《黄花岗》”。[17]20日—21日，香港各界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与香港戏剧界为庆祝欧阳予倩寿辰再次义演《黄花岗》，筹集资金仍用于“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欧阳予倩亦“把朋友所送来之寿礼、现金与纪念品，甚至食品，全部送到赈联会，以为赈济难民之用”。[18]

由此观之，1939年历史剧《黄花岗》的义演参与群体广泛、规模大、有组织、影响力大，集文化传承、社会教育、慈善集资于一体。舞台的布置、服装及道具的设计、革命情节的展示、激昂的言论都有助于将观众拉回到对历史的回忆中，并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的发起、准备、上演及续演是在香港戏剧界、慈善界，乃至商界、报界的分工协作下进行的。为保证活动顺利开展，各界赈联会针对演出经费的筹募、入场券的推销、演出场地的选择以及活动的宣传等问题曾多次开会商讨。活动日期“因时间、经费及手续关系，一延再延”，经过两次改期后定于“五三”“五四”“五五”“三个有特殊意义的纪念日”，[19]将纪念“黄花岗”烈士、济南惨案、“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等历史与鼓舞民众抗战士气、筹集慈善资金的现实相结合。根据现实需求，演出所得经费的用途亦有所转移，由赈济难民转为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之用。

三、报刊对1939年《黄花岗》义演的聚焦及意义建构

《黄花岗》义演上演委员会宣传部非常注重利用报刊进行有效宣传。“新闻宣传”“特写文章”以及“函请各报于公演日出版特刊”等都是重要的宣传方式。[20]报刊报道的主体、题材、频率、篇幅等内容是影响媒介议程的因素，香港报刊对1939年《黄花岗》义演的全面呈现，提高了公众关注度，促使其成为重要社会议题。如彼时香港出版的《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对此次义演的计划、筹备、排演、上演及续演等都进行了跟踪报道，以消息、通讯、特写、评论等文体加大了《黄花岗》慈善义演的宣传力度，并建构其意义。据笔者统计，《申报》（香港版）对此次义演的相关报道及文章共近50篇，总篇幅近5万字，《大公报》（香港版）的相关报道近30则，总篇幅近万字。

（一）跟踪进程，刊登广告

自《黄花岗》义演发起至《黄花岗》续演结束，香港报界都持续跟踪活动的进展，并及时通报演出团体、人员、组织及准备情况、演出时间、地点、目的、券价等基本信息，以方便观众前往观看。1939年2月—4月，《申报》（香港版）及《大公报》（香港版）多次刊登《黄花岗》义演前香港各界赈联会与香港戏剧界的筹备、排演工作。1939年5月3日—5日《申报》（香港版）与《大公报》（香港版）及时关注详细的演出情况。《申报》（香港版）于头版刊登广告，除注明演出规模、目的、时间、地点等重要信息外，还强调此次演出是“空前伟大的剧本、空前伟大的演出、空前伟大的团结、空前伟大的阵容、空前伟大的服务”[21]，以期达到宣传功效。1939年5月6日—22日的《申报》（香港版）与《大公报》（香港版）又连续报道《黄花岗》义演的收入及结束后的续演情况。

（二）聚焦台前幕后，富有人文情怀

香港报界不但通报《黄花岗》义演的相关信息，而且关注导演、演员、舞台布置及宣传人员等付出者，并以特写的文本表现形式对他们“不遗余力”的付出进行了详细刻画。如1939年4月23日，《申报》（香港版）发文介绍《黄花岗》排演及宣传情况。该文强调“舞台装置和服装道具等”的重要性，特别介绍“无数的舞台工作者”任务的艰巨及无私的奉献。5月3日，《申报》（香港版）报道陆浮在编《黄花岗》特刊期间“每天得不到二三小时的睡眠”，“每天都在极度忙迫和疲乏中”。[22]4日，《申报》（香港版）的特写文章聚焦演出的后台与前台，特别刻画了后台工作人员忙碌的细节，还采访了舞台监督胡春冰与导演欧阳予倩，评价称：“这是他们精神所寄托的事业，这是他们生活的趣味。”[23]7日，作为活动发起人之一及导演的欧阳予倩发文介绍《黄花岗》义演的艰难，以朴实的文字书写着参与者没日没夜的付出：“一群工作者忙得不可开交，舞台装置者前夜通宵未睡，又一天没有吃饭，把布景赶起，服装、化妆、灯光方面的人也丝毫没有坐下的机会……胡春冰先生除了排戏之外，连夜为特刊赶了许多文章，一副睡眠不足带着青色的脸，接连不断地走过来走过去，和许多人接头。”[24]

（三）回忆历史，提出期望

1938年，《黄花岗》在广州的成功首演，奠定了在香港演出的基础。1938年10月，广州的沦陷促使广州部分艺人被迫转移到香港，成为1939年《黄花岗》在香港演出的重要力量，所以《黃花岗》演出的空间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亦蕴含着中国领土的丧失。史态类新闻往往能够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报刊通过回顾《黄花岗》广州演出的盛大场面吸引观众注意，并借以表达对领土丧失的悲愤，达到渲染气氛的效果。

1939年3月6日，《申报》（香港版）刊发从广州到香港的话剧工作者并任此次义演宣传部主任的李殊伦的文章《“黄花岗”的演出在广州》。作为亲历者，李殊伦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详细介绍了《黄花岗》在广州演出前后的情形，并阐释其意义，指出上次存在的不足等。全文篇幅长达近1500字，按照时间顺序细致地刻画了1938年《黄花岗》演出剧本的分幕撰写、繁琐的排演工作。该文强调此次演出能够鼓舞民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让政府“注视到戏剧的效果，首次实践了双方的通力合作”;“奠定了广州戏剧界统一阵线的基始”;“承袭了先烈的遗志，用了大无畏的苦斗的工作精神来作为纪念的礼物”。[25]1939年5月3日，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的《从广州的黄花岗首次公演说起》也以回顾《黄花岗》在广州的公演入题展示历史剧《黄花岗》由广州到香港的空间转移，借以提醒世人广州的沦陷，阐释此次义演的意义在于“加紧反攻敌人，争回那已失的光荣土地，加紧反攻敌人，争回我们《黄花冈》最初公演的剧场，洗雪敌人污辱先烈坟地的耻辱，愿戏剧工作同志与留港侨胞们，以此大团结的公演作为自勉”[26]。

（四）强调义演性质，多角度阐释意义

1939年，香港戏剧界为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义演历史剧《黄花岗》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宣扬革命精神、筹集慈善资金两个层面，还是团结香港戏剧界，巩固全民抗日统一战线、鼓舞民众士气的有利契机。演出前后，香港报刊从不同角度阐释其性质与意义。

1939年，在《黄花岗》正式演出之前，《申报》（香港版）就开始刊发相关文章强调此次公演的性质及重大意义，借此号召香港民众前往观看。如4月28日，篇幅近1200字的特写文章《全港话剧团体空前大联合 “黄花岗”将公演了》以“吊黄花的悲壮歌曲”入题，结合全面抗战的社会现实，阐释《黄花岗》公演的重要意义，并称“在抗战方酣的今日，公演《黄花岗》以歌颂舍身成仁、流芳万世的精神，筹款抚恤抗战阵亡将士的家属，以慰先烈于九泉之下。这，实在是我们偷生者、后死者义不容辞的任务”。最后文章发出号召，希望民众帮忙推销入场券，并再次强调其义演性质：“记住！记住！记住！这次义演所得的款项，是为赈联会筹款抚恤抗战阵亡将士的家属！”[27]30日，《全港戏剧界空前大联合“黄花岗”公演期近》一文继续强调此次义演是“多么伟大的义举！”[28]

1939年5月3日—8日，《黄花岗》上演后，《申报》（香港版）发表十余篇评论性文章从多角度建构其价值与意义。3日，电影导演蔡楚生指出“这次的联合大会公演，它的意义与作用，不但只是在筹得一笔款子，去做我们后方民众应尽的一些责任就算完事，而在香港戏剧文化运动上，这是一个负有划时代作用的工作”。文章强调在战争中，“无时不需要我们把一切的文化工具都变成有效的武器”，而香港戏剧文化运动中还残留“宗派”“系别”“畛域”的观念，“形成了分门别户，各自为战的情态”。他希望“各个戏剧的战斗单位”通过此次演出，“在彼此间多一种了解……迅速地建立起一个健全的总联系来！”[29]司徒慧敏则撰文谈道：“此次香港的大规模、大团结的《黄花岗》公演，在剧运的意义上固不待言，这一次创下了中国海外演剧史上的历史纪录”。[30]电影艺术家夏衍亦强调戏剧属于抗战的武器，《黄花岗》义演“面对全国大众表示了革命必成之信心”，“来打击一切在困难的时候企图投降变节的人们”。[31]中国早期电影导演费穆则称历史剧《黄花岗》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史实，是一个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场剧”。[32]4日，评论性文章《戏剧界大联合》亦提纲挈领式地概括了此次义演在社会教育、充实抗战力量、巩固与发展香港戏剧界统一战线的多层意义。

总之，作为香港慈善界与艺术界大团结的产物，《黄花岗》义演的顺利开展实质上离不开香港传媒界的付出，“全港各报馆皆破天荒地一致出版特刊，报效广告，做着空前的扩大宣传”，[33]报刊通过广告宣传、跟踪报道、特写文章等方式传播讯息、阐释意义，以达到宣传效果、呼吁民众前往观看。另外，报刊刊发导演、艺术家等意见领袖的文章，建构《黄花岗》义演意义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宣扬革命精神、呼吁全民团结抗战，增强民众抗战信心以及劝人为善的功效。在民族危难时期，报刊的文本传播与艺人的舞台展示相结合，致力于社会教育及慈善事业。

四、结语

艺术与历史在文化的记忆功能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以舞台演出纪念“五四运动”“黄花岗起义”等特殊事件的活動将戏剧艺术与历史中的革命精神、爱国精神等通过仪式有机融合，有利于文化的共享与传承，并服务于现实需求。纪念日上，民众通过各种仪式纪念，使彼时“超然于日常循环往复的时间”[34]。作为纪念的方式之一，游艺会、公演等活动有助于拉近节日与民众的关系，他们或观看或参与，亲身感受纪念日所带来的不同。

在特殊的时间与空间内，历史记忆往往会被以新的方式重新阐释，并体现适合新的社会与文化的思考点，从而进一步挖掘其内涵。融纪念历史、筹集慈善资金、激扬抗战热情于一体的慈善义演利用文本、故事情节、表演艺术等多重介质，契合抗战的主旋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赋有文化传承、社会教育、公益慈善等多重意义。纪念日的义演不仅关涉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且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及民众自我身份认同等有所关联，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203）;河南工业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申报》与近代中国慈善义演”（项目编号2019SBS01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央青年剧社公演“黄花岗”[N].文化新闻，1945-03-21.

[2]黎觉奔.革命史剧“黄花岗”广东戏剧界大范模的联合公演[J].抗战戏剧，1938（2）：39.

[3]明日“黄花节”[N].救亡日报，1938-03-28.

[4]林焕平.评“黄花岗”[J].文艺阵地，1938（3）：83.

[5]黎觉奔.革命史剧“黄花岗”[J].抗战戏剧，1938（1）：39.

[6]黄花节义演“黄花岗”[N].申报（香港版），1939-02-26.

[7]黄花节日“黄花岗”筹款救济深圳难民[N].大公报（香港版），1939-02-26.

[8]空前壮举[N].申报（香港版），1939-02-27.

[9]各界赈联会昨常会[N].申报（香港版），1939-03-21.

[10]各界赈联会昨大会[N].申报（香港版），1939-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