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静

【摘要】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的讲话精神，结合典型案例探讨卫生健康领域国际传播存在的基本问题，分析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并结合国际战略传播的理论视角，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卫生治理;国际传播;战略传播

2021年5月3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讲话。具体到卫生健康领域，国际传播存在哪些问题？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为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明确了战略目标，同时也为卫生健康领域国际传播指明了方向。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回顾中国对外卫生援助、參与全球卫生治理，以及从对外宣传到国际传播的历史进程，并从国际战略传播的理论视角，提出对策建议。

一、从中国援非抗疟案例讲起

疟疾是全球三大传染病之一，主要是通过蚊子传播，但实际是由疟原虫导致的传染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球一半的人口受到疟疾的威胁，绝大部分发生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2019年全球疟疾病例总数达到2.29亿，有40.9万人死于疟疾，其中5岁以下的儿童占死亡病例的三分之二。

1949年以前的中国，跟现在的非洲一样疟疾流行。全国80%的区县都有疟疾，每年报告病例3000万。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面防治疟疾。1967年5月23日，一个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开发抗疟新药的大型项目——“5·23”项目正式启动。经过17年的努力，屠呦呦领导的课题组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在收集了2000余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药物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他们对其中的200多种中药开展实验研究，历经380多次失败，最终发明了抗疟新药青蒿素。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2015年，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

但令人尴尬的是，虽然青蒿素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在国际上却鲜为人知。青蒿素类抗疟药物八成市场份额被西方药厂占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采购清单中也很难见到中国原创药品的名字。为什么呢？简单地说有三个原因。一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家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他们把青蒿素的所有分子结构都通过论文发表公布在科学杂志上，但都没有提前申请专利。世卫组织热带病专家曾明确警告，“你们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你们研究的东西有被别人抢走的危险”。二是中国企业当时没有能力把产品推向世界。按照国际惯例，新药在国外注册必须有一个公认的法定机构派员对生产厂家的生产条件和生产管理进行实地考察并作出评语，即GMP认证，而当时的中国企业没有一家能达到GMP的认证标准。从2001年起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实行预认证（PQ）制度，而中国的企业后知后觉，也大都达不到世卫组织的标准，无法通过世卫组织的PQ认证，反倒是印度企业大量通过PQ认证，他们生产的仿制药占据了国际市场的半壁江山。三是非洲很多人对中国不了解、不信任，出于利益之争，中国捐赠的药品还被西方媒体污蔑成“假药”。

实际上，中国的抗疟成功并非单纯靠药物，而是靠特别体现中国特色的爱国卫生运动和群防群治方案。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疟疾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70年代诞生的基于青蒿素的复合疗法成为最有效的抗疟治疗方案。20世纪80年代，中国广泛推广驱虫蚊帐预防疟疾，远早于世卫组织的推荐。到1990年底，中国疟疾病例数已骤降至11.7万例，死亡人数减少了95%，流行区范围大幅度缩小，除云南、海南两省外，其他地区已消除了恶性疟疾。2000年后，我国安徽等地出现疫情回升，但随着《2006—2015年全国疟疾防治规划》的实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对疟疾防控工作的支持和投入，使局部地区疫情回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全国24个疟疾流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中，95%的县（市、区）疟疾发病率已降至万分之一以下，仅有87个县（市、区）疟疾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一。2010年中国又启动了《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2021年6月30日，中国正式获得世卫组织的消除疟疾认证，由此成为全球第40个获得该认证的国家，同时也是西太平洋地区继澳大利亚（1981年）、新加坡（1982年）和文莱（1987年）之后，30多年来第一个消除疟疾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新闻公报称，历经70年的努力，中国的疟疾感染病例由1940年代的3000万减少至零，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建立了全国疟疾等传染病网络报告系统和疟疾实验室检测网络，完善了疟疾媒介监测和疟原虫抗药性监测体系，制定了“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的工作策略，探索总结出疟疾报告、调查和处置的“1-3-7”工作模式。所谓“1-3-7”工作模式，即1天内进行病例报告，3天内完成病例复核和流调，7天内开展疫点调查和处置。目前这种模式已正式写入世卫组织的技术文件并向全球推广，成为全球消除疟疾工作新模式。

然而，在此之前，中国的群防群治抗疟方案长期不为世界所知，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也遭遇种种困难和打击。最为典型的是2006—2014年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教授带领的团队在非洲小国科摩罗的抗疟经历。

从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遣第一支医疗队算起，中国的对非援助持续半个多世纪。以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为标志，中国迈出了对外卫生援助的新步伐。就在这一年，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教授的研究团队第一次到达非洲的科摩罗岛国，带去了中国的抗疟方案。那么中国的抗疟方案和西方的方案有什么不一样呢？简单来说，多年来西方主导的抗疟模式一直是消灭疟疾传播途径——蚊媒。全非洲54个国家中，超过40个国家都处于疟疾高度流行中，多年和疟疾共存，导致非洲人出现一定的“免疫表现”——带虫、有传染性却不发病，因此反复灭蚊仍不能解决重复交叉传染的问题。李国桥教授认为，疟疾是由疟原虫感染的，而当地90%以上的人虽然没有发病，却是疟原虫的携带者，相当于今天说的无症状感染者。李国桥开创性地提出，由传统的消灭疟疾传播途径的蚊子，改为消灭人体中的传播祸根——疟原虫配子体。蚊子的生命周期只有一个月，如果能通过全体服药的方式在两个月之内杀死所有人体内的疟原虫配子体，超过蚊子的生命周期，那就不会有能传染疟疾的蚊子，从而大幅度地降低传染性。广州中医药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青蒿研究中心主任宋健平介绍说，利用青蒿素复方药对疟原虫的杀灭作用，通过全民服药清除区域性人群体内的疟原虫，从而可以控制疟疾流行，大幅降低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群防群治、全民服药、主动干预”，这是一个从非洲国家实际出发、力求治标治本的“中国方案”。

李国桥团队实施的中国方案，一开始就遭遇了很多困难。一方面是工作环境异常艰苦，任务繁重。中国专家们要冒着登革热等其他传染病的威胁，在丛林的水洼池塘捕捉孑孓，调查疟原虫感染率。由于当地户籍制度不完善，中国专家还需要翻山越岭调查当地家庭情况、确定服药人数，相当于帮当地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当地没有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国的专家团队需要很大的人力和财力去培训和雇佣发药员，找到每一个人，并确保每个人按时服下药物，才能达到群防群控的效果。另一方面，当地人对李国桥教授开发的抗疟新药“粤特快”不熟悉，也不理解为什么没有发病也要服药。这种“中国方案”也触犯了当地一些靠售卖灭蚊药具和抗疟药品，以及在医院靠治疗疟疾牟利的各类商家的利益。但是在科摩罗政府的支持下，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团队经过8年的努力，终于使当地的疟疾发病率下降了98%。2014年科摩罗副总统特意飞赴广州中医药大学来给李国桥团队颁奖。

虽然中国的抗疟方案在科摩罗的实施是成功的，但是在国际传播方面却难言成功。我国的对外媒体对此鲜有报道，外媒的报道虽然承认科摩罗“整个国家得到了治愈”，却强调“不是按照传统的全球卫生规则实施的”。2014年美国CBS的一篇报道则以《中国大规模在科摩罗全国人口当中做试验》为题，强调，“中国在当地全民服用的药物没有通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医疗权威机构的认证，这种前所未有的方法也可能产生无法预知的危害”。对此，李国桥团队中在非洲待了8年的邓长生解释说：“通过GMP认证要过三道关，第一道关就非常不公平——只有发达国家的原创药和发展中国家的仿制药才能申请，李国桥教授研发的抗疟新药是原创药，所以连入场券都拿不到。第二道关还要被收进EOI目录，有中国药企千辛万苦进了这个目录，但仍然通不过GMP认证。因为GMP认证的游戏规则完全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这种观点稍嫌極端，因为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争取通过GMP认证和PQ认证，走向国际市场。

2015年屠呦呦获诺奖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疟药物和抗疟方案才有了更多的了解。而广州中医药大学团队在科摩罗抗疟的成果，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如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马拉维和多哥等也积极参与到运用“中国方案”防治疟疾的项目中来。中国专家为科摩罗建立起疟疾防控和监测体系，并为该国培养大批基层抗疟人才。与此同时，中国的援非抗疟行动也有很大的改变。一是从以往侧重于双边合作转向加强国际社会的多边合作，以争取更多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二是派遣更多公共卫生专家赴非洲，帮助当地建立三级防控体系和培养防控人才。2015年至2018年，由英国国际发展部出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提供方案和专家、坦桑尼亚当地卫生研究所协助实施的中坦疟疾控制示范项目取得实效。作为试点的鲁非吉地区2018年疟疾感染率下降80%以上。非政府组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参与其中，积极支持中坦疟疾控制示范项目继续开展。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主任马希迪索·莫埃蒂还表示，由于采纳了中国的监控响应体系，坦桑尼亚最近几年的疟疾发病率降低了80%，该体系目前也扩展到了塞内加尔和赞比亚。2017年比尔·盖茨在北大演讲时说：“如果让我为中国选择一个未来重点关注的领域，我希望中国能够领导世界消灭疟疾。继天花和即将被消灭的脊髓灰质炎之后，我们有望在中国的领导下，让疟疾成为第三种从地球上消失的人类疾病。”

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基于中国在卫生健康领域取得的成就，我们在全球卫生健康领域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确实需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则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3月21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通话中首次提出的。在2020年5月18日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习主席发表了《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视频致辞，并提出了推动构建的六项建议和五大举措。在2021年5月21日的二十国集团全球健康峰会上，习主席又发表了《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视频讲话，提出5点建议和五项重大承诺。习主席的讲话，不仅仅是针对全球疫情防控提出的权宜之策，而是从战略高度，针对当前全球卫生治理的困境提出的战略新构想，同时也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卫生外交的转型，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在全球卫生领域提升国际话语权指明了方向。只有深入理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意义，才能真正做好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

传统的卫生（hygiene）是指“为了预防疾病，保持个人及其生活和工作环境清洁的实践行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有组织的社会性措施对于预防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重要性，所以才有了公共卫生的概念。1779年，德国医生约翰·弗兰克首次提出“医政”（medical politics）的概念。他认为医生能治病，但只有国家具备控制传染病的能力。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众健康法案——《1848年公众健康法案》（Public Health

Act，1848），第一次从现代意义对保障公民健康进行立法，也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政府责任。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航海业和全球贸易的发展为全球互联互通提供了可能，但是与此同时，也将霍乱等传染病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广泛的卫生合作逐渐成为共识，由此产生了国际卫生的概念。然而，由于各国政治制度、经济状况、社会文化等不同，各国联合起来进行公共卫生治理的愿望难以实现。早期的国际卫生更多偏向横向的国际合作，例如通过签订协议或者条约来控制传染病的传播，不存在任何国际合作机制来共同治理和对抗传染病，并且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普遍而持久适用的公共条约。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以此为分界线，国际卫生开始走出民族国家范围，走向真正的国际合作。20世纪80年代后，艾滋病、SARS、甲型H1N1流感等疾病先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引起了全球恐慌。人们对全球性的疾病暴发信息透明度需求不断提高，要求改善全球公共卫生条件的需求不断高涨。各个国家开始意识到全球卫生活动的局限性，随着90年代全球治理理念的兴起，全球卫生活动开始侧重于促进全球卫生的合作方面，逐渐形成了全球卫生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合作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曾为越南和朝鲜提供了大量药品和医疗物资援助，这是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雏形，是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政权的需要直接相关的、非正式的卫生援助。60年代非洲民族独立和去殖民化浪潮高涨，中苏交恶，中国外交重点转向大力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1963年，中国响应阿尔及利亚政府发出的紧急呼吁，派出了第一支援外医疗队。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加纳访问时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由此确定了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卫生发展援助的长期战略。中国的无偿援助体现了中国的诚意，但弊端则在于中国财政压力过大，部分援建项目质量和效率不高。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中国的外交从过去的“经济为外交服务”转向“外交为经济服务”。在对外援助上也实行改革，逐渐推行国际通行的“共同负担”原则。1983年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在继承“八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医疗援助实际上有所收缩和调整，在继续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同时，“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仅要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也要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全球舞台上也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为标志，中国迈出了对外卫生援助的新步伐。2005年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宣布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举措”。在中非论坛第一个十年，特别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提出八项援非举措之后，中国在非洲共援建了54所医院、30个疟疾防治中心、3所医疗卫生中心、1所卫生培训和研究中心、3家制药厂（车间）和1所卫生学校。2010-2012年，又援建了包括综合性医院、流动医院、保健中心、专科诊疗中心、中医中心等约80个医疗设施项目，并向54个国家派出了累计3600名医护人员的55支医疗队，在受援国的近120个医疗点开展工作。

在与国际组织合作方面，中国也实现了从被动接受援助到主动参与的角色转化，合作伙伴、合作内容和领域不断增加。1971年联合国大会投票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8年中国与世卫组织签署了《卫生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结束了之前合法席位被霸占，只缴纳会费，不享受权益的被动局面，开始接受世卫组织援助。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逐渐由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2003年10月27日联合国第58届大会通过由中国提出的“加强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决议草案，体现了中国在国际多边平台参与决策并发起重要议程的能力。就经济实力来说，世卫组织会员国会费主要是依照该国人口状况及财富来评定的。2018—2019年世卫组织公布的会费分摊比例显示，美国为22%、中国为7.9%、德国为6.3%、法国为4.8%、英国为4.4%。2020年我国足额缴纳了5700万美元会费。与此同时，在2020年4月23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在前期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000万美元的现汇捐款，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发展中国家卫生体系建设等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大国实力和责任担当。除世卫组织外，我们与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世贸组织等政府间组织，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全球基金等国际多边机构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在国家间卫生合作方面，影响力也逐渐扩大。[1]这些都表明，中国卫生外交已经从侧重双边关系和对外援助向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方向转变。

然而，在全球卫生合作领域我们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与我们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一是长期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下，对外合作的重点往往集中在贸易、投资、基建等领域，全球卫生合作的议题没有得到重视。2015年卫生部提出一个“健康丝绸之路”计划，里面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经济援助，真正的全球卫生合作议题很少。援外搞基建项目，比较能看到政绩，但如果从提高当地人民卫生健康水平来衡量，效果如何呢？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上，我国领导人曾宣布将在非洲建30所抗疟中心。然而由于缺乏与当地人的合作，早期建立的抗疟中心大多已经处于荒废或者运转不良的状态。[2]二是随着全球卫生议题重要性的提升，美、英、德、法、日、瑞士、印度等国都明确提出各自的全球卫生战略，发挥各自优势，争夺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话语权，但我国迄今没有提出与本国地位相匹配的全球卫生战略。我国对外援助虽然实践经验丰富，但却缺乏整体性的战略指导，国内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对受援国情况缺乏深入了解，合作沟通时有不畅。三是以往比较重视双边合作，在全球多边合作方面参与度不够，在世卫组织等全球议事平台中，经常被动观望和跟随，难以主动提出明确的中国主张，国际话语权有待提升。四是在国际合作特别是国家援助行动中，缺乏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加入全球卫生应急行动核心团队的国际化人才，应急行动的循证决策和应急准备都不够充分，在联合行动中不能占据主导地位。

习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全球卫生战略的目标，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合作指明了方向。1978年世界初级保健大会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提出了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Health for All）”的全球卫生战略目标。遗憾的是，正是从《阿拉木图宣言》公布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市场原则、经济手段、专业化、私人化成为世界各国医疗健康事业改革的主流方向，由此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卫生资源配置模式和健康传播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卫生资源分配不公正;社会基层大众看病难、看病贵;医疗领域重治疗、轻预防等现象已经成为各国社会综合发展中的严重问题。[3]习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英文翻译就是“Global Community of

Health for All”，可以说这是对《阿拉木图宣言》所提出的战略目标的进一步响应和提升。从习主席在世界卫生大会和二十国集团健康峰会上关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要以新的大国姿态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合作和健康治理。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中国全球健康战略有明确的价值观，就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其明确的态度立场，就是“坚持科学施策，统筹系统应对”，“坚持同舟共济，倡导团结合作”，“坚持公平合理，弥合‘免疫鸿沟”，“坚持标本兼治，完善治理体制”，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我们必须在这一战略目标的指导下，从国际战略传播的视角出发，强化国际传播能力。

三、国际战略传播的视角

卫生健康始终是国际传播的主题，早就被纳入《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则使得公共卫生安全上升为全球最核心的议题。疫情期间的首脑外交和峰会外交，都凸显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重要性。卫生外交已经从以往的边缘性、工具性，上升到战略性。中国的国际传播特指对外传播，应当服务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战略。习总书记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的提出，明确了当前中国卫生外交的战略目标，只有从国际战略传播的视角出发，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才能为实现这一目标助力。

中国的国际传播经历了从对外宣传到对外传播、再到国际传播的转变，传播的主体也主要是外宣媒体。早期主要是讲道理，侧重意识形态宣传，后来开始注意“讲好中国故事”，但卫生议题经常被忽视，卫生领域的故事也很少被发现，讲得也不太好。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和国际交往的日益扩大和深化，“走出去”的企业、机构和人员越来越多，客观上也发挥着国际传播的作用。但如果没有整体性的协同，则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如前文所分析的案例中，从科学家群体到企业以及政府相关部门，都普遍缺乏国际传播的意识和能力。全球卫生治理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主体多元，中国以往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的部门参与，而未来必然会顺应国际规则和国际趋势，强化多元主体参与。

赵启正指出，当今的国际传播，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信息跨国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战略传播的较量。战略传播是“为实现国家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而对重要的特定受众进行的传播、沟通和接触活动”。[4]

国际战略传播源自战略传播。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最初主要用于企业管理，后被延伸应用于企业品牌建设、健康传播、社会运动和动员、政治传播和国际关系等各领域。战略传播的核心要义是“组织有目的地使用传播以完成其使命（mission）。其侧重点在于精心的计划安排，注重全方位的传播管理，并强调受众反馈研究以评估和提高传播效果”[5]。战略传播与一般传播方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点：（1）重计划安排，即强调Strategy对传播活动的指导性。与战略传播对应的英文是Strategic Communication，有时又被译为“策略传播”，因为其中的Strategy的本意是“计划”，而无论是“战略”还是“策略”其实都主张要有计划安排。也就是强调，传播并非偶然的、随意的或无目的地沟通，而是组织化、有目的地使用传播以完成其使命（mission）。（2）重整体性沟通。整体性一是体现在打破部门分割，加强跨部门、跨组织甚至跨领域合作，二是关注包括受众分析、目标设定、讯息设计、渠道选择、效果评估等传播过程各阶段的整体性策划，以确保传播的有效性。战略传播不仅强调组织内部的跨部门合作，也强调组织应与公众、投资者、政府、媒体等不同主体进行互动，也关注组织作为社会行动者（agent）在公共议题讨论和公共文化创造中的自我展现。程曼丽认为，“战略传播是国家传播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播治理就明显呈现出这一特征。简单地说，战略传播是顶层设计下的一种协同式传播。从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建设的经验来看，它重在强调机制建设和资源整合，强调传播过程的系统性与步调一致性，目的是改变传播主体各行其是、分而治之的状态。这方面的建设同样为中国所需要”[6]。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国际战略传播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也应强调整体性治理。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的概念是1990年英国学者安德鲁·邓西尔首次提出的，目前是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与网络治理、数字治理并称为后新公共管理时期三大主流治理理论。另一位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是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将整体性治理定义为：“政府机构组织间通过充分沟通与合作，形成有效的整合与协调，彼此政策目标一致且连续，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7]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整合。针对新管理理论导致的“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打破部门的独立运作，强化部门间的合作和整体运作，打造无缝隙政府。二是问题解决。整体性治理“以满足公民需求作为主导理念，将政府、组织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个人问题的解决”[8]，同时注重对问题的预防导向和结果导向。三是简化。整体性治理注重整合信息技术，提高政府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和完整性，提供“一站式”服务，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四是注重目标和手段关系上的相互增强和良性互动。整体治理的组织结构以目标和结果为基础，打破了以特定功能为基础的组织构成方式，既克服了“各自为营”的部门主义，又建构了市场、政府、社会通力合作的治理网络。五是要求信任、责任感和制度化。整体性治理是为了给公民提供更低成本和更好的社会效果及更有效的服务，强调责任的重要性。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中国是最先遭受疫情的国家，但也最先走出了疫情，并且迄今为止仍然是国际社会疫情防控最为有效的国家。中国的疫情防控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联防联控机制整体性治理的有效性。习总书记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建立全球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既是中国经验的总结，也为全球疫情防控指明了方向。

四、加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战略传播的对策建议

加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传播具有战略意义，应从国际战略传播的角度“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第一，要明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并围绕战略目标设定国际战略传播目标，以避免二者不一致所带来的风险。

第二，做好“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传播要有整体性思维，做好戰略规划，跨部门、跨领域协调合作。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导致外交的环境、行为体、沟通方式和规范等方面的变化，促生“整体外交”（integrative diplomacy）。[9]国际传播应属于中国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战略目标的卫生外交也必然涉及诸多领域和多个部门，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通过更高级别的协调机制，完善分工、有计划地组织实施，并做好传播效果评估。

第三，要围绕“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强化构建国际战略传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联合国、世界银行、世卫组织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在全球卫生领域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国对外援助以及参与国际应急救助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所赞许，例如中国在非洲抗疟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世卫组织的高度赞扬，但是在现有国际传播秩序下，西方主流媒体对我国的相关报道极其有限，更遑论“讲好”。我们应该充分挖掘整理相关故事，一方面，充分利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初步构建起来的多主体、立体式大外宣格局;另一方面则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创新机制，“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重要的国家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努力讲好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相关的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第四，要加强理论研究，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传播提供学理支撑。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吸纳国际先进经验并转换成自身发展能力，从国际受援国转变成援助国，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经验，既有助于“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也有助于他国发展和全球卫生健康水平的提升，具有战略意义。

第五，应加强全球健康传播的跨学科人才培养，尽快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人力资源紧张的问题。全球卫生与全球卫生治理所要解决的是不一样的问题。全球卫生涉及疾病负担、公共卫生安全等很多与医疗卫生相关的专业知识，而全球卫生治理则更多涉及外交谈判、全球卫生规则制定、多元主体沟通协调合作以及媒介化动员。因此，需要很强的国际政治、外交学及国际传播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我们的相关研究和知识体系建构都很欠缺，更遑论系统完整的人才培训项目。人才培养应纳入国际战略传播体系当中，并借助人才培养推动相关理论知识体系的建设，以实现国际传播战略的长期有效性。

总之，必须从战略高度理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以整体性思维，基于国家治理能力，把握全球卫生治理的基本特点，结合国家全球卫生战略的目标原则和重点工作，建立多重有效的传播机制，加强理论建构和人才培养，真正长期有效地提升“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传播能力。

[本文为中国外文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传播研究”课题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21DWHY02;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1ZDA130）阶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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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昱，刘培龙.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历程、挑战和对策[C]//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7.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017：13.

[3]王维佳.社会发展视角下的健康传播：重访20世纪“第三世界”的历史经验[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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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健康传播专业硕士项目主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