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鹏慧 王雨虹 董玮 孙盼盼 张军喜 蒋丽芳 柴健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等人口问题[1]。生育率长期低迷将影响国家社会经济的长久发展。为了缓解这一现象，2016年中国放开了两胎政策[2]，数据显示，政策实施以来，国内2016年的新生人口数较2015年增加131万，但随即生育率快速下降，2018年新生儿出生率下降至自建国以来的最低值，仅为10.94‰[3]，由此看出，现阶段国内二孩生育意愿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再生育意愿是指育龄妇女及其家庭对于再生育子女方面的意向和需求,了解影响育龄妇女再生育意愿的因素，对起草、制定和落实新政策具有十分重要作用[4]。相关研究显示，人口学特征(文化水平、职业、年龄等)和社会经济指标均对生育意愿有较强影响[5]。

在二胎政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且晚婚晚育趋势逐年上升的背景下，如何鼓励生育多孩具有较强的社会学意义。目前，学者比较关注二胎生育意愿[6]，但对生育二胎后育龄妇女在政策放宽的条件下，三胎生育意愿现状以及其影响因素缺乏了解。本研究对河南省部分地区育龄妇女三胎生育意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了解本省育龄妇女三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为相关部门制定生育政策及措施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采用立意抽样法选取2019年6—12月在河南省许昌市妇幼保健院、鹤壁市妇幼保健院和濮阳市妇幼保健院三家医院分娩二胎的577例育龄妇女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如下：(1)已婚；(2)有两个孩子； (3)配合研究。排除标准：目前患有严重的身体疾病、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者。研究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二、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调查问卷采用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设计的中国孕产妇再生育现况调查[7]。2019年6—12月间，采用面对面方式，在河南省许昌、鹤壁和濮阳市共三家妇幼保健院，对分娩二胎后住院期间的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因三胎生育意愿中不确定者所占比例较少，故不计入本研究统计分析，最后547例纳入统计分析。

1. 指标定义：(1)收入标准分类。家庭人均月收入<1万元定义为低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1万元定义为中高收入。(2)三胎生育意愿。即已分娩二胎的育龄妇女想要生育三胎的意愿。(3)妊娠合并病症。即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妊娠合并心脏病、妊娠合并甲状腺疾病、前置胎盘、胎盘早剥、胎盘植入等。(4)医疗保险。被调查者缴纳医疗保险(社保)或公费医疗均认为有医疗保险。

2. 变量赋值：对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的变量进行赋值，即(1)户籍。 本地=1，外地=2。(2)家庭人均月收入。低等收入=1，中高等收入=2。(3)现有子女性别。两女=1，两男=2，一男一女=3。(4)三胎生育意愿。无=0，有=1。

3. 质量控制：调查人员均经专业人员进行培训，考察合格后进行。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调查员多次反复审核问卷，及时补充。采取双人双机录入问卷，并进行一致性和逻辑性检验。

4.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分析目标育龄妇女年龄、户籍、家庭月收入和现有孩子等基本特征。采用χ2检验进行不同特征育龄妇女三胎生育意愿比较。将三胎生育意愿作为因变量，户籍、家庭人均月收入和现有子女性别作为自变量，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育龄妇女三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检验水准为0.05。

结 果

一、育龄妇女的基本特征

调查对象共577例，年龄为19～46岁(中位数31岁)，其中30≤年龄<34岁占比最大， 92.2%的具有本地户口，家庭中高等收入者占比最高；自然分娩率为51.3%，剖宫产率为48.7%；家庭子女性别一男一女占比最高(59.3%)，其次是两男孩家庭(21.1%)和两女孩家庭(19.6%)。见表1。

二、不同基本特征育龄妇女三胎生育意愿的比较

577例研究对象中，有三胎生育意愿的占49.6%(286/577)，无三胎生育意愿的占45.2%(261/577)，不确定的有5.2%(30/577)。三胎生育意愿中不确定者所占比例较少，故不计入本研究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外地户口生育三胎的意愿较强(P<0.05)；家庭人均月收入低和中高收入家庭相比，随着收入增加，三胎生育意愿增强(P<0.05)；现有两个男孩的三胎生育意愿最强，两个女孩的次之(P<0.05)。三胎生育意愿在文化程度、职业、分娩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不同基本特征育龄妇女三胎生育意愿的比较(n=547)Table 1 Summary of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the third child by subgroups of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n=547)

表1(续)

三、育龄妇女三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Logistic回归分析之前，首先根据χ2检验的结果，户籍、家庭人均月收入、现有子女性别均有统计学意义，纳入回归模型，对纳入模型的这些变量进行赋值。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得出，与本地妇女相比，外地户籍育龄妇女三胎生育意愿较高；家庭人均月收入中高收入组的三胎生育意愿高于低收入组；与现有子女一男一女组相比，两男孩组三胎生育意愿最高，两女孩组的三胎生育意愿次之。见表2。

表2 育龄妇女三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Table 2 Association between willingness to have the third child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estimat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讨 论

在实施“全面二胎”政策下，生育率仍没有快速增长[8]。在上海，仅有22.7%育龄人口有多孩生育意愿，考虑是由于巨大的生活压力、昂贵的抚育成本等原因，打消他们再生育的积极性[9]。相比上海，本调查结果显示有49.6%的已生育二胎的育龄妇女想要再生育，三胎生育意愿较高，提示可能与调查对象大多数居住在乡村，养育成本相对较少，生活压力小有关，这与相关研究结果类似[10]。

随着全国城镇化建设，流动人口的占比已不容忽视。这一群体是往往处于生育高峰期的特殊人群[11]。本调查结果显示，外地户籍的多胎再生育意愿高于本地人口，从职业上看外地户籍以个体经营者居多，中高收入水平居多，推测可能由于这些原因导致她们三胎生育意愿较强。这与陈卫的调查结果一致[12]。在尼泊尔，移民现象比较常见，当地移民更愿意生育多胎[13]。随着外地人口对迁入地经济和社会适应程度逐步提高，传统的多生观念会被释放出来，以致再生育意愿增强，如何通过公共措施及福利政策释放这一群体的高生育意愿对于有效提升生育率有较强的现实意义[14]。

对于再生育意愿而言，经济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国家的蓬勃发展，子女的抚育支出日益增大，家庭经济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子女的支出[15]。本研究发现，随着家庭人均月收入增加，再生育意愿增强，与田立法等研究一致[16]。深入探究这一问题发现，目前的就业市场对于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持续下降，因此大多数家庭势必考虑到子女“质”与“量”的平衡，叠加教育成本的持续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育龄妇女的再生育意愿。这提示政府部门在制定生育政策的同时也要兼顾教育和抚育政策，促进教育公平，降低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降低家庭生育子女的经济负担[17]。

研究表明，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性别这一要素，性别偏好对再生育意愿有重要影响[18]。国内由于受“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影响，一部分家庭依然有明显的男孩偏好。但是在新时代成长起来育龄妇女，男孩偏好比重降低，甚至女孩偏好比重上升，她们更希望性别均衡，儿女双全[19]。此次调查得出，现有两个男孩的家庭三胎生育意愿最强，两个女孩的家庭三胎生育意愿次之。三胎生育意愿受到前两胎性别影响，希望通过第三胎平衡前两胎的性别，达到性别均衡，儿女双全，这与先前的研究相一致[19]。

本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育龄妇女三胎生育意愿较强，户籍、家庭人均月收入和现有子女性别是育龄妇女三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建议政府制定相关措施，实现育龄妇女三胎生育意愿。

本调查有两个局限性。第一，该研究仅选取了河南省三家医院进行调查，会存在抽样误差，样本量较小，引起偏倚。今后的研究应注意抽样方式的选择和扩大样本量。第二，这仅仅是个横断面研究，但并未确定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进行纵向研究，调查生育意愿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及实际生育与生育意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