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国家西北边疆的形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层面。河西走廊深处西北腹地，作为国家走廊和文明走廊，在20世纪上半叶波诡云谲的地缘政治形势下，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全国各个阶层对河西走廊展开了涉及地理、文化的话语建构。国人从河西走廊“山地-绿洲-荒漠系统复合体”的环境特征出发，塑造了服务国家-地方两个维度下的环境话语。其一，基于国家层面将河西走廊视为经略西北大后方的重要基地与交通要道，着力塑造河西走廊绿洲秀丽、富庶的风物;同时将土地沙漠化的发生视为祁连山“林-水-沙”环境系统破坏的结果，提出以保护植被缓解土地沙漠化的环境理念。其二，在干旱区水资源缺乏的自然禀赋下，地方社会在争夺灌溉用水的博弈中试图通过塑造自身环境弱者的形象，在水资源分配上获得更多利益，客观上推动了国家以工程举措改善区域环境。20世上半叶河西走廊的环境话语受到西北地缘政治变动、国家实力、地方社会需求的影响，系经过人为选择、塑造而形成的一种话语模式。

关键词：河西走廊;环境话语;西北边疆;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3-0082-07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地缘政治局势风云变化，国家尝试重构西北新的战略地位，河西走廊的地缘价值再度凸显。基于国家西北战略的革新①，20世纪上半叶举国上下兴起对西北的调研与考察热，在西北考察活动相关的各类文件、报纸、考察报告之中②，河西走廊乃是重要议题之一，通過阅读史料，我们发现了大量时人对河西走廊地理与环境的解读与论述。本文以20世纪上半叶各界人士描摹出的河西走廊环境为对象，以环境史为视角，考察环境话语的出现与地缘政治、国家战略的关系，透视近代西北政治格局、社会变迁中河西走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一、晚清以降地缘政治变局中的河西走廊

清朝通过成功的西北经略实现大一统。19世纪后期，清朝国家实力大为衰落，西北与东南同时出现边疆危机：1865年中亚伊斯兰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1871年俄国以“安定边界秩序”为名出兵强占伊犁;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岛民杀害琉球船民，公然出兵入侵台湾。而此时廷臣疆吏就国防战略重点的选择却出现了“西北/东南”二者择一的分歧。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主张改变“历代备边多在西部”的国防战略重心，专注海防，确保东南财富之区的安全。而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海防、塞防并重，坚决要求收复新疆，其著名论断：“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北山，亦将无晏眠之日。”③ 此“新疆—蒙古—京师”、“新疆—中原”的战略关系逻辑，凸显了西北边疆在国家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防务，1878年收复全疆，1884年新疆建省。19世纪末的西北边疆危机，以新疆为中心，俄国、英国、中国展开地缘政治的竞争，新疆从中原、草原之间的侧翼势力转变为近代欧亚大陆腹地的一大枢纽，地理上“孤悬”的新疆确立为中国的现代疆域范畴中不可分割的部分。④清廷解决新疆问题，河西走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是连通新疆与内地的枢纽地带，一方面关内挽运路线“（由）肃、甘、凉运安西，由安西运哈密。”另一方面为减轻长途运输的困难，左宗棠提议于“肃州、玉门、安西、马莲井、哈密建仓廒，备起卸军粮之用。”⑤ 正如后人所论：“新疆省和内地的关系，好似一个大风筝，甘肃走廊（即河西走廊）好似一条风筝线，这条线一朝被割断，大风筝的运命不难想象。”⑥ 河西走廊是内地对新疆的前哨，亦是新疆便捷的内陆腹地。

1930年代，外蒙事变、新疆多事、东北沦陷、对日战争形势不断恶化，大片国土或陷于战区，或落于敌手，西北成为“国家民族争取生存的根据地”⑦，开发西北的呼声此起彼伏，河西走廊的枢纽价值关乎西北乃至全国的战略布局，“西北固必须以河西为本，有中国亦不能使河西有失，有亚洲，更须握有此一种枢纽，方足有为于大陆。”⑧1940年代，随着抗日战争态势愈发严峻，中国与国外联系的贸易通道——经由甘肃、新疆的西兰公路成为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苏联援华的战略、民众物资通过其运往国内，河西走廊是该交通线极其重要的环节。

18世纪以降，随着新疆“由边地而郡县”，河西走廊在地理上已非边疆，其从传统中国经营西域，隔绝羌胡的边疆地带转化成为国家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西北边疆是新一轮地缘政治博弈中的重要场域，国家再度重视西北，河西走廊因沟通国家腹心与边疆的区位特质仍被视为西北边疆的组成部分，其处于西北地缘政治网络中，在地缘政治的变革中成为国家不能忽视的重要过渡地带，在20世纪上半叶获得了国人的非凡关注。

二、被选择的绿洲风物：20世纪上半叶河西走廊的环境形象

晚清以降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河西走廊作为西北各个区块的衔接地带是国人讨论西北问题时的重要议题。自20世纪初叶，西北开发和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全国各界人士以了解地理、政治、文化、社会形态为目的，深入西北腹地考察、调研。通过一系列西北考察活动，国人从现代地理的角度叙述河西走廊，并试图将其建构为西北地理的中心，强化其作为国家疆域重要构成部分的体认。⑨从现代地理角度进行的河西走廊论述，“环境”是重要的讨论对象。

河西走廊兼有荒漠、绿洲、高山草场多种地貌，呈现“山地—绿洲—戈壁—沙漠—山地”的复杂环境特征⑩，大面积的沙漠、戈壁，对走廊环境的叙述长期与“绝域”挂钩。行经河西走廊往往会留下“寒沙莽莽，朔风猎猎，盐滩沙碛，一望无际，人烟草木俱无，荒凉已废”{11} 的环境印象，而20世纪上半叶河西走廊的环境描述开始走出边塞荒凉绝境的形象，注重呈现绿洲阜盛的环境景观。

1916年10月至1917年12月，谢彬以财政部特派员身份前往新疆阿尔泰地区考察。他笔下的河西环境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武威、张掖、酒泉等地“树木茂密”、“颇为富庶”。酒泉沿途“地平多草，南阻祁连，北至土山，广达数十百里。莽莽草原，似先民开辟，而岁久荒芜者。有贤邑宰，招民教耕，广开沟渠，南引雪水以资灌溉，熟田万顷，当不难得”。{12} 谢彬是开发西北的重要倡议者，他试图通过西行途中描述的环境景观支撑其屯田垦荒、发展西北农业的理念。

1918年11月至1919年8月，林竞奉交通部之命考察西北地区交通。他提议京绥铁路向西延伸，即“自包头西南经宁夏，再西至凉州、甘州、肃州，出关至哈密”，又“将来由凉州另筑一路至兰州，以与海兰铁路（即陇海铁路）接轨”。他认为此路线具有“北可控蒙疆，南可制青海、西藏，国防愈为巩固”的地缘战略意义。在论述铁路线的可行性时，他试图以河西走廊等地良好的自然环境作为支撑，林竞一方面强调线路所经之地自然资源丰富，“沿途煤矿节节皆有，祁连山一带之森林为枕木之最好原料，物料接济容易”。另一方面铁路所经之地环境优良，农业发达，张掖“水塘极多……能辟田种稻”;酒泉“人烟稠密，道路平坦，农事发达，颇见富庶景象”;敦煌“气候温和，各种农产物均相宜，尤以棉花为最佳”。{13} 林竞对河西走廊的描述既关注交通又关注农业。

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申报》记者陈赓雅希望通过西北采访，一定程度上改变国人在观念上将西北视为“‘胡天八月即飞雪’、‘塞外秋风寒’、‘腥膻之乡’、‘不毛之地’”的成见。他描述道，自张掖西行十余里“夹道柳线依依，流声淙淙，村舍连绵，田地肥沃，以表面富庶观之，诚不愧‘金张掖’之美称也。”酒泉县城附近“川渠交错，沃壤千顷。”安西县城 “城北有河，城南有渠，掘地五尺，即逢泉源，地味腴润，极便耕作。杨柳、沙枣之属，葱茏繁茂，绵亘数十里，登高四望，殊甘愉恰。”{14} 他笔下的河西走廊同样水草肥美，农业有成。

1932年国民政府开始实际控制甘肃，此后为掌握当时全国重要的石油产地玉门油矿，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15} 在此政治要求下，政府要员描摹出美丽、富庶的河西走廊，1935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这样感叹张掖二十里堡：“绿树阴翳，村落較密，田畴纵横，浅草如茵，青牛饮水，溪流清莹，几疑置身江浙间矣。”{16} 1941年蒋经国随“西北宣慰团”行至敦煌，他感慨道：“敦煌是沙漠中的绿洲……满目是苍翠的树木，如茵的芳草，江南的景物、江南的出产，这里都有。”{17} 他们笔下的河西走廊令人无限向往。

风景秀丽、物阜民丰的堪称“塞上江南”、“世外桃源”的河西走廊既是绿洲环境有限度的真实呈现，但更多是带有美化或夸张文学性的塑造。上述对河西走廊环境的塑造之所以出现于各界人士的笔端，其因有二：其一，1930年代之前，以谢彬、林竞等为代表，国人担忧地缘政治格局下的新疆安全，提出发展农业、建设建设铁路等意见、建议，作为内地通往新疆的廊道，河西走廊需要具有良好环境优势，以便维护新疆的主权和领土，促进开发西北的理念得到落实。其二，1930年代后，在抗日战争的新局势下，河西走廊作为国际大通道——西兰公路的重要区段，既是经略西北边疆的前哨，同时也是抗战的后方基地。对于广大内地人士而言，需要强化河西走廊的内地性，促进更多的人对其产生认同，支持其发展，“田畴纵横，水草丰美”绿洲景观与内地相似，因此必须特别加以强调。

事实上，“戈壁—绿洲”交错分布的景观更加接近河西走廊的环境现实。1935年著名记者范长江考察西北，他对敦煌及周边的环境描述较为客观：“从新店子（距敦煌四十里）望敦煌，只见南面为寸草不存之大漠山，北面亦为无人烟之碱地，只有敦煌附近林木葱茂，土地肥美，人烟稠密，此可谓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敦煌海拔四千英尺，在大戈壁包围之中，惟藉南面祁连山水的灌溉，故土地出产甚丰，宜于居人。”{18} 河西走廊地域广阔，自然环境复杂，“荒凉绝域”或者“江南风景”均是对环境现实的部分截取，不足以反映河西走廊环境的全貌，20世纪上半叶国人重视西北、关注河西走廊，绿洲环境被选择、加工成为人们阐释河西走廊环境的优先选择，其可作为一种话语来解读处于地缘变革中的河西走廊。

三、植被保护：应对土地沙漠化的环境话语

河西走廊绿洲面积仅占其土地总面积的4.125%{19}，绿洲之外是大片戈壁、荒漠，土地沙漠化的严重环境问题长期存在，20世纪上半叶西北游记中频现土地遭遇风沙侵蚀的案例。例如，1936年旅行家明驼在《河西见闻记》中记载其在张掖亲眼所见的土地沙漠化现象：“仙姑庙正因紧贴着塞北，所以朔风经常把流沙带进边墙来侵扰他，到现在不仅庙的后殿已经被流沙淹没了一半，即是附近数里的房子、田园、树木、沟渠，受到流沙的糟蹋的，亦不少了。……流沙确实是河西一带靠近塞北各地的大患，……流沙，这是我迄今才认识的一个怪物！”{20}1943年《旅行杂志》所刊《河西四郡》一文指出，“安西是著名的一年一阵风地方，从年初一刮到年除夕，为经年不断的大风区域。……安西有新旧两城，乾隆时筑的新城，在旧城的西南，不到3公里;东西两面城垣，被风吹开许多裂口，如倒立排齿。全城被沙掩埋，已有五分之四。”{21} 河西走廊戈壁、沙漠零星地分布于绿洲附近，就地起沙、古沙翻新，沙漠移动、扩张，直接威胁绿洲、农田、草场。土地沙漠化对河西走廊交通线的畅通造成了严重和直接的威胁，故而左宗棠曾感叹将河西走廊打造为进攻新疆的补给基地是“于灰烬、沙砾之间勉为之” {22}。

土地沙漠化对应荒凉、绝境的意象是边塞诗词的常见写作对象。然而20世纪以降，随着西北考察的兴起，在对河西走廊的调查、研究中，时人关注的重点不是土地沙漠化造成的荒碛环境景观所带来的萧条、败落，而是尝试借助现代科学解释土地沙漠化的原因，如1936年《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称：“水至为良田，水涸为弃壤，有灌溉之利即成平畴绿野，否则为荒凉不毛之沙漠”{23}，认为水资源匮乏造成走廊绿洲的沙漠化。1940年代林业学家施忠允《西北屯垦研究》、1942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垦务总局编印的《甘肃河西荒地区域调查报告》都将祁连山森林植被、积雪冰川、内流河、绿洲和戈壁沙漠视为互相联系的环境系统：“所有河西灌溉河流……莫不发源于祁连山，而其唯一水源则为山上之积雪。考山上所以能积雪者，由于山中有繁茂之森林也”{24};“昔日葱葱郁郁之祁连北麓，一变而为濯濯童山，甚至入山数十里，不见有天然林之孑遗……雪线上升，地下水又同时下降，人民欲利用掘井灌溉，亦极为不易。向之良田，以缺水而放荒，渐变为石田，又以水少致气候干燥，塞外流沙南侵，遂使昔日沃壤，成为人兽绝迹之沙漠矣”。{25} 然而，森林植被是否会引起降水量减少，以至于造成河川径流减少，迄今科学研究也未能达成共识。{26} 虽然调查研究中对土地荒漠化的解释未必符合现代科学原理，但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当时人们对河西走廊土地沙漠化成因的认知，即由于山区森林植被破坏，造成森林水源蓄积能力减弱，进而河川径流量减少，内流河水量减少，“森林破坏—区域水量减少”一方面使下游河道、湖泊干涸，形成裸露沙质河床;另一方面影响农田灌溉，导致农田表层土因缺水而沙化。裸露的沙质河床、废弃的田地成为新的沙源，为沙漠化扩展提供可能。上述解读将河西走廊环境塑造为“林—水—沙”诸要素密切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环境系统。“林—水—沙”环境系统成为解释河西走廊土地沙漠化环境问题的一种重要话语，对地域环境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林—水”的系统性关联有助于推动从个体理念到政府规定共同保护森林植被的努力。1941年甘肃省参议会通过郭福金等议员《保护旧有森林》的议案，以“森林关系雨量水源极大”要求“有关水源之森林，应予保护”。{27} 张笃忠参议员指出：“本省各县灌田之水，多发源于森林茂盛之山陵地带。……现值抗战时期，兴办水利，增加农收，实为刻不容缓之图，若不积极严禁砍伐，保护水源，影响民生，何堪设想。”所以提议：“省政府严禁各县砍伐森林，以资保护水源。……砍伐水源林以破坏抗战建国大业论罪。”{28} 1948年甘肃省政府就议员潘珩《哈西滩护林保水问题》的议案展开讨论，出台决议禁止砍伐哈西滩森林。{29}

“林—沙”的系统性关联催生植树造林以缓解土地沙漠化的环境话语。1935年金塔县长周志拯指出：“金塔地连戈壁，蒙沙南迁历为民害。最近履勘，查得沙压地亩，计共有一千三百余亩之多，若非广植树木以调节其气候，捍御夫风沙，恐将来沙线日益扩大，农田自日形减少，谋生无计，地方居民，势必逃亡殆尽，则数万亩膏腴之田，将化为沙碛不毛之地矣……兹据钧厅所甘肃省二十三总理逝世九周年纪念植树办法，以饬民众，广为植树造林以资防御。”{30} 林业学家施忠允认为：“利用造林以减少风沙侵害，从造林保土调整河西土地利用。”{31} 以植树造林减缓河西走廊土地沙漠化不仅是个人的认知，更在甘肃省内各级政府决策层面逐渐成为共识。1942年的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在施政纲领中要求所有毗连沙漠各县，必须切实注意防沙林之培植，阻止沙漠南移{32};1947年高台县计划“扩充防沙造林区”。{33} 同年的古浪县（大靖、振育两镇）计划于西北风向长条形区域集中营造防沙林。{34} 而且，在河西走廊植树造林、抵御风沙的建议决策并非空文，而是得到有限度地落实。《申报》记者陈赓雅考察西北期间注意到：“（酒泉）县府为提倡人民多植树木，粗具便饭，将地方植树最后成绩之乡老，请到县府，劝其推己及人，提倡种植，并节取其种植方法，印成传单，分发各乡镇，限每人至少植或树木一株，多植者奖，违者处罚。……计本年植树十五万六千零八株。”{35} 不仅植树造林理念得到实践，而且针对河西走廊中邻近沙漠的地带的沙质土壤、风沙气候、干旱缺水下的自然环境下“年年植树，树不成株”{36} 的问题提出应对之法，例如建立林木种植试验场，先行进行种植实验。林学家邓淑群认为河西走廊的造林难度高，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改良不适宜的土质，故而首先应进行土壤改良，他提出了因地制宜的策略：“宜先择耐旱之灌丛杂草，如枸杞、甘草、苦参等等，先行种植，使地面發生植被，促进水土保持，渐次改良土质……日久之后，当可有树木生长也。”{37}

探索土地沙漠化出现的原因，以保护森林实现保护水源，植树造林缓解土地沙漠化。一系列对河西走廊环境解释基于“西北气候，系大陆性，而兼沙漠性，朔风一起，尘沙蔽天，沙漠有南迁之势，……若不积极造林，前途殊堪危险”{38}，“前途”关乎20世纪上半叶东西交通枢纽的河西走廊的稳定与发展。1942年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张钫以“河西地方万里，襟带山河，水草肥沃，泉甘地广，不独强兵足食，亦为垦牧最宜之所”，提议“拟请移民垦殖，藉增生产”。{39} 河西走廊从荒僻边疆到国家战略后方，“流沙压农田，沙丘埋庄园”是农业、移民、水利发展的环境阻碍，故而在河西走廊发挥森林“巩固地基”、“阻止风沙”{40} 的作用，以保护植被减缓土地沙漠化进程的环境话语应运而生。

四、环境“弱者”的形象：水利纠纷中环境话语的利用

河西走廊地处干旱区，降水少，蒸发量大，区内水资源主要以冰雪融水、地表水、地下水的形式分布于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流河流域。从祁连山中高山产流区到中下游盆地消耗区，地下水与地表水存在复杂的转换，形成“山区地下水—地表水—南盆地地下水—地表水（泉水）—北盆地地下水”的水资源循环系统，在该过程中水资源消耗巨大。{41} 20世纪上半叶深入西北考察的各界人士认识到水是河西走廊的命脉，例如1940年代《旅行杂志》所刊游记称：“河西水利素靠祁连山雪水灌溉。这里得天独厚，环城20里以内，都是沟渠纵横，绿荫遍野，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米麦出产。”{42} 敦煌“土地肥沃，已有的川渠足以灌溉。随处掘地，不到十尺，就有甜美而丰富的水量，尽可广植林木，增加耕种面积。”{43} 但游记中对河西走廊水资源丰富的叙述只是区域水环境的一个侧面，事实上河西走廊水资源有限且极为重要，地方社会长期深陷水资源分配的矛盾，对于水资源有限的区域环境问题，又会出现怎样的环境话语？我们以酒金水案为案例，对当时人们对水环境、水资源分配的解读作一分析，从而透视地缘政治、国家实力影响下的环境话语。

酒金水案，即1930年代期间河西走廊中部酒泉、金塔两县争夺黑河最大支流讨赖河灌溉用水的纠纷。酒泉、金塔两县毗连，同引讨赖河水灌溉，酒泉居于中游，金塔处于下游，两县之间灌溉用水水量分配长期难以达成共识。1936年5月甘肃省政府出台均水方案：“自芒种之日起，封闭酒泉讨赖河各坝口，使水下流，救济金塔麦禾10天;从大暑五日起封闭洪水各坝口4—5日，救济金塔秋粮。”{44}该方案试图以“计日均水”的方式平衡双方的用水利益，但方案却被酒泉县认为偏向金塔，因而遭到酒泉方面的激烈反对。自1936—1942年金塔民众到酒泉均水皆会遇到酒泉民众阻拦，甚至爆发激烈的流血冲突。{45} 暴力冲突之外，两县特别是酒泉官民频频向甘肃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酒泉、金塔）、甘肃省政府等陈情己方的用水困难。透过档案记载我们发现，位于上游且具有用水优势的酒泉一方极力塑造自身由于受到地形、地质、土壤等自然因素的不利影响的环境弱者形象，试图以此说服上级政府在水量分配上给予更多倾斜。1936年1月，《酒泉县长就上年查勘酒金水利详情给甘肃省主席的呈文》指出：

自然灾害影响下，酒泉灌溉用水减少，且已对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自民九、民十六、民二十一等年，大地震以后，雨雪渐稀，泉水日竭。所有水量，不但无余流入金塔，即酒泉旧有之土地，亦不足灌溉。酒属各乡，每年只能种地一半，且尤被旱枯，农民逃亡，逐年增加，叠次报荒，即此因也。”

较之金塔，酒泉灌溉水量因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具有先天劣势。“酒泉县全境有余之水，则必流入金塔，他处并无旁溢。”另外，“当酒泉雨雪稀少，河流干涸，农田枯旱之际，金塔依其地势较低，且有酒泉临水、河北二乡渗流出境之泉水，尚可以灌溉金塔东西二坝之农田，使之丰稔;在酒泉则虽名金塔上游，事实上仍不能使由境内流出之泉水，反流資灌，是此等泉水之利用，惟金塔独享，酒泉亦无如何。”又说，“酒泉地带傍山，凿井无水，金塔地平天成，凿井数尺，即可及泉。”{46}

上述酒泉对自身及金塔环境的描述，存在着明显问题：其一，就地质构造上，酒泉、金塔盆地之间存在阻水带及地下分水岭，走廊北山褶皱带（金塔南山）为天然的阻水屏障，阻挡酒泉盆地地下水流向金塔盆地{47};其二，金塔土地是以灰棕漠土、风沙土为主的典型干旱区土壤，含沙量高，颗粒粗糙，渗水速度快，保水性能差。因此，酒泉方面对己方及金塔因自然环境而引起的灌溉用水情形的说辞未能得到上级政府的认可。1936年5月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在酒金水利纠纷给酒泉县长的训令中，批评酒泉人士诸如“金塔所灌系山洪暴发之水”此类涉及环境的相关陈述：“其言殊无理由，即历次办理斯案之人员，想未查考志书，或因地方关系，碍于情面，敷衍塞责，或竟润色公文，蒙混事实，以假作真”。{48} 酒泉试图通过塑造环境弱者的形象而争取上级政府在水资源分配上给予倾斜，在这一案例中，“环境”被塑造，充当水权博弈的一种手段，成为一种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话语。1940年6月第七区专员公署就酒泉民众呈请金塔扰乱水规的处理意见指出：“雪线日高，水源渐涸”固然使酒金两县水资源短缺，但更为重要的是“两县民众代表各有偏私”{49}。由此可见，政府十分清楚地方社会官民为何会在水利纠纷强调自身所处的环境状况。

河西走廊“从古到今，这里每县的人民，一致认为血可流，水不可失，持道荷锄，互争水流，断折臂足，无一退让，死者、伤者一年之内，不知多少。”{50} 水利纠纷是区域常态，那么20世纪30、40年代酒金水案双方为何会强调环境、塑造环境话语？

若遵循旧例，河西走廊县域之间的争水纠纷依然是通过内部协调、妥协达成用水分配的新原则。但20世纪40年代酒泉、金塔水利纠纷的最终解决方案却是建设了大型现代水利工程——鸳鸯池水库。鸳鸯池水库是抗战时期后方最大的水利工程，该工程的建设时值抗战的特殊时期，河西走廊具有中西通道的地缘战略意义格外凸显，促使国家介入地方水利建设。1942年秋，蒋介石视察河西走廊指出：“河西水利，不但为养民之源，且有卫国实边之效。”{51} 深处西北腹地偏远的酒泉，在当时人们看来具有重要的交通优势，具有中西交通的门户意义：“酒泉在地理形势上，今已成为西北国际通路之中点，将来……实为欧亚交通之中心必经站……今后全国交通动力，酒泉将完全掌握之。”{52}“处在西北边陲的酒泉……在国内局势和国际间纷乱的今天，更在无形中增强了它的重要性，成为我国西北国防上的第二道门户。”{53} 也正因为如此，酒金水案中第七区公署专员曹启文频频以“抗战紧张之际”、“抗战后防重地，应各自设法增加生产、以巩国基”{54} 的理念处理纷争，最终官方决定“用科学方法蓄积水量，节制使用，以利耕耘”{55} 的技术手段来解决纠纷。这一结果既有当局在流域用水冲突最为激烈的区域妥善解决争端、实现区域稳定发展的考量，也离不开酒泉数年争水纠纷中为自身利益出发，塑造环境话语的过程中形成的对金塔夹山和鸳鸯池有利地形、水资源及地理环境特点的充分认识。

河西走廊地处干旱区，水资源实为区域稳定、民众生存的命脉。酒金水案作为民国时期西北干旱区典型水利纠纷案例——纷争、塑造环境话语——可被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即在有限的水资源下，当地民众基于生产、生活需求，对地域环境的认识与解读超越了对环境客观、真实的表述，更是资源博弈中的一种手段。且因其发生于20世纪30、40年代，国家出于开发西北，稳固后方的需求，酒泉具有中西通道的地缘意义，官方虽不认同酒泉所表述环境话语，但注意到了其地域性水利诉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促使国家考量如何利用区域水环境的特性，进行现代水利工程建设，从而缓解水资源分配的矛盾。

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叶河西走廊环境话语的塑造受晚清以降西北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18世纪之后河西走廊已完成从地理上的边疆到国家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转化，但因其与现代边疆存在直接的地理关联，仍被纳入西北边疆的话语体系。20世纪上半叶对河西走廊环境的叙述所形成的环境话语，尝试整合中国边疆与内地关系，而其实质则是试图挣脱边缘性进而谋求融入现代国家与社会建设的轨道的话语叙事模式。20世纪上半叶河西走廊的环境话语基于区域自然的客观现实，但无论是“塞上江南”、“世外桃源”的整体性环境形象;还是出于担忧土地沙漠化而阐发的森林对涵养水源的作用，提出保护森林、植树造林的措施;抑或是水资源纷争下对所处环境的认识，均是基于当时的国家政治需求、地方社会压力，经过人为塑造的产物。本文中论及的不同阶层所阐发的河西走廊保护森林、植树造林等带有环境保护的理念，不应简单地被冠以朴素环境主义思想之名，其背后蕴含着或是治理者的意愿，或是社会成员的共识，但其与20世纪上半叶河西走廊的政治导向、社会治理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注释：

①“西北”多指“陕、甘、宁、青、新”五省。“开发西北”的理念在晚清经世思潮——西北史地学中已经出现，其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中均有提及，自“九一八”事变其声势遍及全国各个阶层。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后又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之后由西京筹委会、国民经济委员会、陕西省政府合组西京市建设委员会，进行西京市政的规划和建设工作。“西京市建设实为建设西北之起点，建设西北之策源地”。1932年南京政府层面开始落实“开发西北”。学术界对近代西北地区的研究成果极其丰硕，本文主要涉及农业、工业、商业、人口、城市诸方面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活动。主要代表性著作有马红艳：《民国时期的开发西北与新西北思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杨红伟：《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谭刚：《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经济开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张克非、王劲：《西北近代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等。

② 纳日碧力戈、施展等：《边疆与中心的交互性：铸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走廊视角（笔谈）》，《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

③⑤{22}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48、183、182—183页。

④ 黄达远认为，新疆建省标志着由“边地而郡县”，进一步增强了疆域的均質化，实际上确立了国际公认的主权国家的边界，成为近代中国国家政治建构的先声。黄达远：《18世纪中叶以降的内亚地缘政治与国家建构》，《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

⑥ 邹豹君、刘德生：《甘肃走廊在西北建设中的重要性及其自然景观》，《边政公论》1948年第2期。

⑦ 何璟、高文远：《从绥远战争谈到西北国防之重要》，《边疆》1936年第7—8期。

⑧ 苏北海：《河西走廊精神》，《西北文化》1948年第5期。

⑨ 李如东：《纳“旧疆”入现代：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发河西走廊诸论述中的边疆话语》，《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⑩ 任继周主编：《河西走廊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系统及其耦合》，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页。

{11} 陈万里：《西行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12}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13} 林竞：《亲历西北》，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168、187、390—401页。

{14}{35}{38}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209，217，232、210、356—357页。

{15} 张景平、郑航：《“旱”何以成“灾”——1932—1953年河西走廊西部“旱灾”表述研究》，《学术月刊》2019年第7期。

{16} 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17} 蒋经国：《伟大的西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18}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版，第106页。

{19}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20} 明驼：《河西见闻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6页。

{21}{43} 无斋：《河西四郡》，《旅行杂志》1943年第11期。

{23} 李扩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载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6378页。

{24} 张丕介等：《甘肃河西荒地区域调查报告（酒泉、张掖、武威）》，《农林部垦务总局调查报告》第1号，农林部垦务总局1942年编印，第14页。

{25}{31} 施忠允：《西北屯垦研究》，载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36550、36558页。

{26} 李并成、侯文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再议》，《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

{27} 《甘肃省参议会参议员郭福金就实行保护旧有森林多植新树的提案》，档号：14—1—602，甘肃省档案馆藏。

{28} 《甘肃省参议会参议员张笃忠等就严禁各县砍伐森林以资保护水源的提案》，档号：14—1—602，甘肃省档案馆藏。

{29} 《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甘肃省建设厅厅长骆力学就严禁祁连山藏民伐林开垦以维河西水利案给省参议会的咨》，档号：14—2—180，甘肃省档案馆藏。

{30}{46}{48}{49}{54}{55}  张景平、郑航等主编：《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类编·讨赖河卷》上册，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8、174—176、181—183、209、226页。

{32} 谷正伦：《甘肃省施政纲领的内容及其实施的要义》，《现代西北》1942年第2—3期。

{33} 《高台县三十六年春季植树造林实施办法（1947年3月19日》，档号：27—1—319，甘肃省档案馆藏。

{34} 《古浪县三十六年度春季植树育苗实施办法（1947年3月10日）》，档号：27—1—319，甘肃省档案馆藏。

{36} 《陆军一九一师司令部、玉门县政府布告（1945年5月16日）》，档号：27—1—305，甘肃省档案馆藏。

{37} 《祁连山森林调查简述》，档号：邓淑群—2—1，甘肃省档案馆藏。

{39} 张钫：《移垦河西方案》，载马振犊主编：《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40} 黎小苏：《西北国防与森林建设》，《红心》1946年创刊号。

{41} 丁宏伟、张举等：《河西走廊水资源特征及其循环转化规律》，《干旱区研究》2006年第2期。

{42} 徐克刚：《敦煌纪游》，《旅行杂志》1944年第7期。

{44} 张文质：《酒金两县水利纠纷之缘起》，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金塔县委员会编：《金塔文史资料》1990年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金塔县委员会1990年刊行，第103—106页。

{45} 洪文涵：《甘肃酒金水利纠纷问题之回顾与前瞻》，《现代西北》1943年第3期。

{47} 王刚、周启发等：《酒泉盆地地下水系统数值模拟与预测》，《工程勘察》2009年第2期;何世水、葛生年：《金塔鸳鸯池灌区地下水动态演变及其对环境影响》，《中国沙漠》1986年第3期。

{50} 江戎疆：《河西水系与水利建设》，《力行（西安）》1943年第1期。

{51} 行政院新闻局：《河西水利（1947年8月）》，载林杉、张水清主编：《近代环境资源调查资料》第3册，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52} 张泰年：《酒泉县现状》，《陇铎》1941年第4—5期。

{53} 道珊：《中国西部孔道：酒泉》，《瀚海潮》1947年第2—3期。

作者简介：毕鲁瑶，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58。

（责任编辑  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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