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渝玲 林于良

摘要：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是重叠在一起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西方现代科学发现世界与发现人的过程，18世纪则是将发现的人进一步唤醒，而启蒙运动成为这一进程的加速器。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对以斯密为代表的一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以经济学为基点的“人的科学”的认可与发展，这是对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继承、批判与超越，再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对人类社会进行哲学思考的进路。在马克思方法论得以不断反复求证和验证深化中，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渗透其中的启蒙运动的各种主张就自然地成为预设，这为马克思的研究提供了内在的思想资源，也为其研究视域的转向带来实践启蒙。从整体上看，启蒙运动构成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文化情境，尤其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构成了直接的理论思想来源，伴随着经济学的范式出现转换，特别是转向文化、实践和生态的跃升，马克思以思想家的姿态通过唯物史观构建了人类的可能彼岸，批判性地找寻从此岸到彼岸的可能进路。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苏格兰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哲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及当代创新研究”（20&ZD043）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3-0005-08

一、问题的提出

宏观地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继承与批判。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是重叠在一起的，比如亚当·斯密为人们所熟知的是经济学家身份，但同时他又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代表之一，他认为商品经济往往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的重要社会标签之一，被誉为商业经济体系研究的先驱。如果进一步追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策源点的话，这一时空点的坐标定位无疑是指向苏格兰启蒙運动的。事实上，苏格兰启蒙运动对开启人类现代文明的贡献不容忽视，其对马克思的影响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断面。本文基于文本挖掘、历史考察和逻辑脉络梳理，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逻辑联结作为切入点，挖掘和展示马克思从社会唯物主义真正地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历程，希冀在起点和原动力上充分展现马克思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的生成源动力及可能的样貌。

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最初产生在苏格兰，而后发展到法国、德国（歌德和康德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与俄国，也波及其他国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这一时期评价为“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①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西方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国外专注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的论著较为系统，剑桥系列研究和启蒙运动译丛（苏格兰系列）系列丛书是重要代表作品，其中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经典原著再版，也有当代学者的评述与解读，部分译作在国内已经出版。以凯瑟琳·韦尔森② 为代表的学者，着重研究苏格兰启蒙运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学与启蒙哲学的学术传承，认为社会主义内蕴道德哲学的主题，工人对其处境的历史渊源的理解会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国内以臧峰宇③为代表的学者，则侧重于政治哲学角度的研究，从经济学方法论或者经济学哲学角度来阐释的文献相对较少。

从研究传统来看，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与西方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异质性，在形而上学的前提预设上尤其突显。1979年，克特格就曾发表《社会科学真正需要形而上学吗？》，格拉斯和约翰逊于1988年连续发表了关于形而上学、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和经济学关系的系列论文，运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来探讨形而上学因素在经济学理论“硬核”中的作用。他们把正统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形而上学”概括为：（1）利己主义。经济分析以个别行为的方法为根据，是从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个别典型的经济事例中抽象出来的。（2）合理性。利己主义的抽象是合理的，合理的行为被看作是每个经济典型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恰当地反映给定的情境，这些选择是依赖于个别的经济典型的，并以此反映出社会的和历史的背景。（3）私有财产权。（4）市场经济。预设了个人经济模型出现的场景是市场经济，同时作为参照比对，他们界定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硬核形而上学”内涵包括单个经济主体的社会属性、具有社会向度上的合理性、作为社会关系的私人所有权、人们在市场交换下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唯物主义④。其实，正统研究也包含这些层次的内容，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被看作是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因此，给出一个特殊的问题情境，即合理的行为被看成是在某种意义上与他们的个别的社会关系相连的个别经济典型所作出的行为，与这种情境相匹配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

在我们看来，格拉斯和约翰逊对于马克思的形而上学硬核意蕴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地还原马克思当时的情境，反思马克思是如何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前提，以及其历史观生成理路的历史情境。苏格兰启蒙时代的大卫·休谟、里德、弗朗西斯·哈奇森、亚当· 弗格森和亚当· 斯密等启蒙思想家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和方法论源头的阐释是值得充分挖掘和探究的，特别是马克思手稿和文献中隐含的哲学—经济学研究脉络需要我们深挖，如此才能更深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当下，相对于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深远影响来说，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挖掘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思想传统的建构起点、前提、具体内容等，还是不够充分的。

二、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前提及其历史情境

马克思最初研究经济问题肇始于他从1842—1843年间担任《莱茵报》主编时，莱茵省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问题的官民论战成为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力⑤。他在移居巴黎时（大约是1843—1845年）开始“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⑥，写了9本笔记和摘录，形成《巴黎笔记》。但此时的马克思“基本上没有理解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价值，这主要指古典经济学的历史本质特别是它最重要的劳动价值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此时并不具备科学的认识方法。”⑦ 因此，他也无法形成科学的经济学思想。张一兵依据文本挖掘将该时期称之为马克思的“失语状态”，这一状况持续到马克思完成《穆勒摘要》为止，接着就发生了《读书笔记》中最重要的事件，即马克思突然摆脱了前面的失语状态，重新获得了对经济学文本的批判性支配，出现了从《巴黎手稿》的“失语”到《穆勒摘要》的“复语”的转折。自此，马克思不再是被动地沿着斯密和李嘉图的思路跟读，而是真正找到了一条自己的逻辑进路。“马克思由此得到了第一次从整体上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架构，这就是经过赫斯改造过的人本主义哲学的经济异化批判逻辑。”⑧

从马克思读书笔记的逻辑脉络来看，他读完萨伊的著作，弄清楚了萨伊其实是斯密的解读者，于是斯密自然就成为马克思第二位要阅读的对象。在阅读古典经济学著作的进程中，其抽象方法最初并未引起马克思的关注，正如孙伯鍨等人所指出的那样：“恰恰是这种能够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导致真正的进步和科学成就的抽象方法，当时却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不取。”⑨ 但恰恰是马克思以人本主义哲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批判，反而成为一种新的解读视域和研究范式的前提。张一兵认为，“这也是青年马克思第一次自己独创性地拥有一种理论逻辑”⑩ ，并且在《穆勒摘要》中得以呈现和阐发，书中马克思的思考所呈现的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的客观线索，不可否认是受到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影响的。“正是赫斯的这种将费尔巴哈宗教异化批判思想（经过鲍威尔改造了的？）推广到社会经济领域的人本学异化论，直接影响了1843—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11}。从马克思、阿·卢格主编《德法年鉴》时期发表的文章来看，他意识到赫斯和受赫斯影响的恩格斯观点的深刻性是受益于经济学研究的，这也许是马克思下决心涉猎经济学领域的重要推动要素。

我们再来观察那个时代的科学情境。17—18世纪可以看成是自然科学中孕育社会科学的时代，尽管早期政治经济学相对其他社会学科而言，是出现独立形态较早的学科之一，但在当时这些学科是以道德哲学的形态出现的，或者有时也被称为人的学科（人学），对人性的判断与分析就自然成为经济学学科建构的演绎起点。那么，这一演绎起点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人的科学”前提与古典政治经济学预设的内在关联何在呢？

17世纪以及“在随后的‘启蒙’世纪，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辉煌成就使人重新萌生了关于人与社会的类似科学，即关于个体行为的‘人的科学’和关于群体行为的‘社会科学’的希望。”{12} 17—18世纪关于个体的“人的科学”与关于集体的“社会的科学”前所未有地多了起來。在当时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就的映衬下，苏格兰思想界关于“人的科学”和“社会的科学”的研究也在期待着在社会科学领域能产生出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的牛顿式的领军人物，甚至出现“道德牛顿主义”。当然，道德科学的研究不仅仅采用了牛顿的研究方法，也吸收了其他学科的成果，包括数学、解剖学、自然历史学（博物学）等研究领域的方法模型。“但尽管如此，牛顿主义对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的科学’的影响还是要比一般人认为的要大得多。”{13} “牛顿主义（不论其以何种形式被呈现）为18世纪的大部分研究提供了概念性启示并对道德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14} 尽管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式人物并未如期而至，但是正如科恩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动》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一期待本身就是“需要勇气”的。作为启蒙运动的自然科学成就投射到道德哲学中产生的自然反映，关于人的心灵问题相对密集和系统的探讨得以展开。苏格兰大学里的灵物学研究始于研究神的灵魂和天使的灵魂，但是到了17、18世纪，这一研究热情日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的心灵的研究，灵物学研究的重点也从对神的研究转向对人的心灵的研究。托马斯·里德（1710—1796）受到乔治·特恩布尔所著《道德哲学原则》的影响，认为如果自然哲学的那些方法的运用都取得了预期结果，那么道德哲学的范围也是可以扩大的，也就是研究新物理学的方法也应该逻辑地扩展到心灵世界。“对自然进行的科学探索可以引导人们发现上帝创造包括人的心灵在内的世间万物的神圣意旨。就人的心灵而言，我们能确知它是一个旨在帮助我们掌握真理的信仰形成机制。”{15} 从这个意义上看，启蒙运动对于人的心灵的研究还是属于“自然史”范畴，“因为学者们不仅通过经验事实考察了心灵的各种能力及其相互关系，而且他们还试图厘清心灵在自然进程中的发展脉络”{16}，也就是把心灵放在与自然界的研究同一个层次上来考察。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即是基于自然哲学家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思考，进而投射到对“人的问题”的关注，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思考，浮现出隐含在马克思思想脉络中的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信息和萌芽。不过这只是青年马克思不自觉的隐性意识。

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重要代表人物的休谟（1711—1776），其《人性论》一书更是将人性问题研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作出了试图架构人性科学学科的努力。他指出人的科学即人性问题是根基性的，一旦人性被掌握了以后，我们在其他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从这个岗位，我们可以扩展到征服那些和人生有较为密切关系的一切科学，然后就可以悠闲地更为充分地发现那些纯粹好奇心的对象。”{17} 休谟认为，“在试图说明人性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提出一个建立在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18} 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受到经验主义前提的影响，使得他在情感中找到道德的起源。“在称赞仁爱时，人们总是坚持社会从他的行为中所得到的幸福。这个推论是显然的，即这些德行在产生幸福时的功利至少形成了它的价值（merit）的一部分。大众的功利主义是正义的唯一起源，对这种德行的有益后果的反思是被赋予它的赞同的基础”。{19}

休谟关于人的研究中涉及道德起源的阐释对里德和哈奇森的影响较大。奠定哈奇森学术地位的著作《论美与德行的起源》于1725年出版，书中他扩大了感觉的内在意义，他把对美的形式或者观念感到快乐的能力称为“内感觉”，把对德行感到愉快的能力称为“道德感”。也就是说，当一个的行为对人类幸福的影响得到一直的认可时，就会获得道德感。这里需要澄清实际后果与意向的区别，哈奇森所强调的不是实际所产生的后果，而是行为者的意向。哈奇森也区分了“自爱”与“仁爱”，当一个人为了使自己更能服务于上帝或者为人类做好事而促进他自己的善时，他的行为就是善的。同时，可以把自己作为仁爱的对象，这样就把自爱包含在仁爱之中。“仁爱的天性，无论怎么强烈，都必须受到行为之趋向于公共善和维持体系的限制，对个体的仁慈（kindness）有时候弊大于利;它只有在和所有人的幸福一致时才会得到赞同。仁爱的这种标准，就为理性所控制，并且在哈奇森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20} 哈奇森将自爱与仁爱两个概念进行澄清，将自爱置于仁爱之中，爱自己也是爱上帝，自己也是上帝的子民。哈奇森所断言的美和德性的知觉是终极和原始的，至少成为洛克经验主义的第一原则的先兆，后来也会成为苏格兰学派的典型特征。“永远不能被忘记的哈奇森”{21}，这是亚当·斯密对哈奇森的称谓。

那么，亚当·斯密（1723—1790）关于政治经济学前提的哲学理论与苏格兰启蒙运动主张的内在关联又是什么呢？1750—1751年斯密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开始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第二年被选为道德哲学教授，持续13年，这是斯密所认定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斯密的研究涉及面很广，包括伦理学、自然神学、经济学和政府学。《道德情感论》1759年出版，包含了他关于道德哲学的各种讲课要旨。斯密的思想和主张受弗朗西斯·哈奇森（1696—1746）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哈奇森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烙印。一定意义上，哈奇森的许多观点成为亚当·斯密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和基础支撑。哈奇森在课堂上向斯密传授的经济主体的初步观念“包含了处于萌芽之中——非常积极而充分的萌芽之中——关于自由、劳动和价值的这些学说”。后来，斯密的整个学说体系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哈奇森学说的精神，更伟大的文化和宽容才遍及西方的各个知识领域，虽然其中一些热诚可能仍然是陈旧的教条主义学说的特征”。至于那些关于文化、启蒙以及对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热情，以及他的仁爱的伦理学主张，也都无法绕开哈奇森的观点。

斯密将道德还原为同情，这是受到休谟和哈奇森极大影响的自然结果。同情是人的原始行为，从真实的人的处境与实际出发进行思考，到变成想象人的处境的思考与同情，然后引入同意的概念。正如哈奇森所表达的，人们经常在不同意的地方同情，在不同情的时候同意，这里引入了道德义务假设，也就是事实上，斯密假设了义务的命令要求，“正如每个道德学家都必定会假设的那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情感的这些事实，正是凭借这个假设，他从实际的旁观者转移到了想象的旁观者，它也是最高仲裁者的裁决，个体良心的声音”。{22}正因如此，他认为值得称赞而不是称赞才是道德抱负的正确对象。崇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或他人的同情感，而是由于一个由人类逐渐发展而来的品行或行为的理想。根据这个理想部分地体现在普遍原则中，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判断我们自己的行为以及我们同胞的行为。

进一步追溯斯密经济学的演绎起点，我们发现这个起点就是道德自由与行为动机。里德强烈断言道德行为的自由，把它定义为“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也就是自由意志是否道德的问题）。里德认为，根据自我观察的证据，虽然“行动经常是做了而没有动机，但是他承认没有动机的行动不可能是道德的，为了意志作用具有美德或过失，就必须要有一个动机。”{23} 在他看来，动机不是原因，动力并不存在于动机之中，而是存在于那个用意志去驱使行动的人身上。然而，道德行动必定是性格的表达，自由并不存在于人格性，而是存在于人能够形成自己的道德理想并且按照道德理想来行动这个事实中。在物理因果关系的领域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此相似。亚当·弗格森（1723—1816）相信意志自由，总是强调个体和种族进步的实质，因为他觉得人可以意识到自己的选择能力。“人是为社会和获得理性而生的，他早晚必定会找到通往它们的途径，人的心灵是多变和可塑的，但是迄今为止，他的性格却可能是由习惯固定下来的，而曾经被获得的东西就可能一代代地传递下去。”{24} 弗格森一方面相信人性向善，另一方面也认可人性中的社会习得部分的本质存在，这是对人的社会性的阐发，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存在，善也是与他人分享和自由选择的结果。

三、从思辨理性走向实践理性：政治经济学社会唯物论的生成

在关于“人的科学”或者“社会的科学”的研究中植入实践理性的重要体现，是在“人的科学”中使用实验方法的可能与可行的讨论，这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重要的主张之一。尽管休谟在他的研究中并未提及牛顿，但他的经典著作《人性论》的副标题就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25}。休谟在《人性论》的引论中表达了对经验与实验的认可程度，从时间维度来看，尽管关于人的科学产生比自然科学要晚，但这其实是一种更大的荣光，“因为这门科学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并且必须要经过这样一番的改革。”这里的“改革”，休谟意指需要借助于仔细而精确的实验，因为他认为心灵的本质与外界物体的本质是同样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休谟的自然研究中的“实验”与人的经验的认识成为经济学发展的逻辑起点，用休谟的话说，实验方法在“自然哲学”中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那么在“道德哲学”中继续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提出一门“人的科学”。

休谟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一律性，或者说我们相信人类社会存在着一律性，尽管也存在着很多的例外。“我们的必然观念和‘原因作用’观念所以生起，完全由于我们所见的自然作用是一律的缘故。在自然作用中，相似的各种物象是恒常会合在一块的，而且我们的心也被习惯所决定，由一种物象的出现来推断另一种存在。这两种情节就是我们认定物质所具有的必然性的全部本性所在。”{26} 休谟虽然承认各种主题尤其自然界的各种主题都很难以控制，但是由于实验科学的稳定性，人的科学又是所有科学中最有用的那一个。“总而言之，关于别人行为的这种实验的推断和推论占着人生中一大部分，所以一个人只要醒着，总是一时一刻要用它的。”{27} “一切科学的唯一直接的效用，正在于教导我们如何借原因来控制来规范将来的事情。”{28} 休谟哲学的出发点是洛克（1632—1704）的经验主义和白板理论，而休谟的贡献是论证经验主义前提的逻辑结局，体现了一种洛克所不具有的逻辑活力。虽然休谟对于经验的理解与洛克基本一致，认为经验意味着那些特殊事实的知识，洛克称之为感觉观念和反省。不过，休谟将洛克的观念代之以“知觉”这个词，而使得“观念”这个词在狭窄的意义上得以保留，包括直觉在内也被休谟所窄化。“休谟把心灵直接认识的每个事物都叫作知觉，知觉的意义自此就被窄化为呈现给我们的物质对象的知识。”{29} 他将洛克的所有的观念来自于感觉印象的原则引入哲学争论之中，也就是“当我们把一个特殊的个体或影像看作‘同一种’所有其他的个体时，我们显然是超出了這个个体”{30}，而注意到那个类借以形成的各种性质，以及为它的每一个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属性。而这个假定的观念来自于哪个印象呢？这成为休谟怀疑主义的哲学的关键，从个体概念进入类概念，由此开启他的关于因果关系、物质的本质与实在和人格同一性等重要论题的思考。

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认识求助于习惯（custom）和惯习（habit）。“习惯性的转移赋予了观念以更大的生动性和力量，因此就把它从想象的一个虚构变成实在中的一个坚实的信念”。{31} 在原因与结果之间，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辨别出来的联系，更准确的表达是，它们是联结着的，而并非联系着的，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纽带是我们无法找到实际对应的物质的。他为必然性辩护的理由是，人们能够从其他人的环境与性格中推出他的行为，这是历史情境的影响。他承认有动机存在，否则就不可能存在着道德，但是，对他而言，所谓必然性仅仅意味着产生于过去恒常联结的推理能力，以及对这种联结的信念与坚持。“唯一的必然性产生于习惯性联想的力量”。{32} 休谟的怀疑主义对于苏格兰哲学的贡献在于“它不可改变地动摇了当时流行的知觉理论，他对自然本能或预先假定的断言——虽然他怀疑地把它们还原为不可避免的幻觉——指明了苏格兰哲学的新起点的方向”。{33} 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古典经济学中社会唯物主义的源头。

休谟将自然界的因果联系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关于人的认识，即关于人格统一性理论的视域。其贡献在于将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联系起来，理性可以发现真假，但理性却不能作为产生积极作用的原则来使用。休谟愿意承认理性和情感同时出现在几乎所有的道德判断中，但是最终裁决权还是依赖于情感，理性的职责只能存在于揭示那种情形的物质状况，以及指出通往情感所赞成的目的的途径。休谟将思辨与实践相联系之时却陷入了逻辑困境。里德的贡献在于将思辨哲学与伦理和实践哲学联系在一起，以常识哲学的阐释方式来为“休谟疑难”突围。而休谟的《人性论》动摇了里德对贝克莱思辨的信念，“正是由于他看待这些问题的常识方式所特有的东西，他才受到怀疑主义的实践结果的推动，而不是其理论结果的推动。”{34} 当然，里德清醒地认识到，休谟的怀疑主义是由洛克所教导的关于观念的经验主义学说的逻辑结局。“从这个意义上，他自称自己是休谟的门徒，并且承认他从休谟的哲学著作中所学到的东西比其他所有人的加在一起还要多。”{35} 贝里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中将影响人及人类社会的“物质因”和“道德因”分别标识为“刚性决定论”与“柔性决定论”，物质因由于产生了直接的生理学结果（尽管可能是不知不觉的）而被定义为“刚性决定论”，而“因为通过习惯性或社会化起作用”的道德因而被标识为“柔性决定论”。{36} 这与斯密的案例有着极为相似的观念，即一旦一个人在完全不同的职业环境中逐渐长大，他就开始随着生活方式的不同而逐渐发生较大变化，所以一个人不是出生就被塑造了的，而是由影响他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所塑造的。{37} 斯密受到休谟的影响将牛顿方法断定为“最哲学的”，因为这一方法从一条原理推理出各种现象，而“一切现象堵在一条链条上”。从洛克、休谟、哈奇森到里德，再到亚当·斯密，经济学对于物理学的模仿这一传统直到启蒙运动时代才得到了加强并巩固。经济学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中模仿物理学最成功的案例，即使到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学者们在分析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时，依然认为经济学分析就是建立在经济学与物理学是具有相同目的的科学这一基础之上的，“证实性分析和精确的形式逻辑法则是存在个别的差异的，即在基础理论和理想化的作用上存在着某些差别”{38}。但经济学是一门复杂而独特的学科，作为社会科学中模仿物理学最成功的案例，对它的研究应力求全面而系统。

同时，黑格尔哲学的整体确立时期正是英国工业革命时代，斯密的《国富论》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思维活跃且敏锐的黑格尔是关注到了经济学涉及市民社会这一主题的。他当时在法兰克福当家庭教师时就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在《历史研究片段》中就已经注意到“在近代的国家里，保障私有财产是全部立法绕之旋转的枢轴”。{39}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政治经济学称为“在现代世纪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他认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域而言，“可以从中见到思想（斯密，塞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40} 黑格尔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反思指出：“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41}“由于这个目的是以普遍物为中介的，从而在他们看来普遍物是一种手段，所以，如果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照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2} 黑格尔派青年马克思潜移默化地被黑格尔影响着，但在1845年之前，马克思的观点还是受到蒲鲁东的影响，这似乎是一种共识。

四、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唯物论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支撑

回归到当时语境中，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开启的正是以自然科学的视角来看待人的科学。斯密基于事物的观察与实验的观念是从休谟、哈奇森等人那里获得启发的，此处存在着一个结合点，即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到马克思的社会唯物主义的指认与验证，直至马克思社会唯物主义确立起来。从现有文献来看，涉及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比较多，萨伊是其中之一，萨伊所表达出的社会唯物主义不同于简单的自然唯物主义，这是不能忽视的早期政治经济学中的隐形线索。张一兵认为，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被遮蔽了，“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43} 从流通走向生产，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有哲学意义，这是社会从现象（交换关系）到本质的一种重大进展，它第一次确立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基础作用。同时，还发现了“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44}

从逻辑上看，马克思社会历史观体现了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旨归与超越。马克思曾评价斯密：一方面，“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眼光看待事物，完全按照这种当事人所看到的和所设想的样子，按照事物决定这种当事人实践活动的情况，按照事物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样子，来描绘事物。”{45} 另一方面，斯密又不自觉地呈现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联系的本质逻辑，但这是无意识的、自发和不清晰的。所以，马克思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46} 李嘉图的方法是从斯密对社会关系的抽象中走出来的，是一种科学的抽象方法。李嘉图关于生产关系的研究，给马克思带来了启发和影响，使得马克思以生产关系的哲学解读为基础，发现了资本的逻辑演变，也才有“资本的主义”。{47} 因此，张一兵认为，“严格意义上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走向从斯密到李嘉圖的线索的。……这才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文明中凸显出来的真正彻底的社会存在。”{48} 社会关系在李嘉图那里就成了资本生产自身的过程中出现的物化的客观关系，于是张一兵提出这样一种主张：“存在于古典经济学中的这种社会唯物主义才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变革的真正批判性始源！”{49}

当然，这一社会唯物主义思潮也是与当时的知识情境有极高关联度的。到了1900年左右，社会科学的知识格局发生转向，社会科学不仅仅承担解释功能，还开始转向实践与应用，经济学的范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转向历史—制度经济学，不再强调沿袭原来的文化—语言方向，因为“经济思想的应用是由社会环境的真正本质决定的”。{50} 经济学方法论学者豪斯曼在《经济学方法论与哲学》（1992年）中肯定了经济学家在实证性和逻辑性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的进展，指出当研究经济学在“战略的合理性观念和不确定情境”方面出现困难时，他“希望在经济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结成很好的联盟来加以解决”。{51} 这种对经济学范式的研究與定位，是把重点放在了经济学家的实践基础上，经济学哲学家也必须借助在实际调查中获得的资料来仔细分析问题，判断其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有效性，而不能犯想当然的错误。{52} 这种经济学与哲学的联合，其实早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文本中曾反复呈现。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至《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第四、五手稿“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所表达出来的“一定的”历史情境，或称历史构境论，即是明证。“此时的马克思最终放弃了用哲学构架来描述周围世界和社会历史的理论方式，而转入了对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用恩格斯的话说，在那个时候的‘现实’就是经济学）。”{53}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一个新时期，即正面地展开对社会现实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科学研究。这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发端是同时发生的，并非是传统研究所界定的那样——马克思首先创立唯物主义，然后转向政治经济学。这一事实几乎为我们的经济学和哲学共同误认了。”{54}

早期政治经济学中的哲学方法论与英国的经验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理论异质性{55}。在我们看来，悟透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这正是那一时期的哲学的重要转向，即开始关注人的行为和事件。1845年之前，马克思不可能正确地指认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而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他就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上确认了。“这里存在着一块理论逻辑阐释上的空白地带”{56}。

五、结语

综上，马克思在1844年阅读启蒙思想文献时，受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从洛克、休谟、哈奇森、里德到斯密、萨伊、黑格尔等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的影响，直至遵循实践先于原则的研究进路。与此同时，在赫斯和恩格斯的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下，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经济学的哲学批判的批判，以及对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和黑格尔的方法论的扬弃，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生成做好了理论奠基，为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秘密奠定了经济学根基。以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样式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商业，这只是一个实践的路径，马克思最终以人文情怀回归到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期待，这一思路是将所有知识作为科学来统一认识的。马克思原著中的“科学的”一词，不仅仅是形容词，也是名词和动词，马克思的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马克思所揭示的现实世界与思维领域的辩证本性，在启蒙时代思想家和科学家关于思辨、经验与实践的方法论研究的启发和超越之下最终得以生成。依据研究基础，走进自然科学与经济学，又从中走出来，最后回归到对人和人类社会的认知，实现了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可能趋势的预判。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方法论的型塑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渗透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启蒙运动的基本主张，就自然地成为隐含的预设。这些都为马克思研究工作的深化提供了内在的思想资源，对马克思的研究视域转向具有了实践启蒙功能。正如张一兵指出的那样，“这种转变是一次格式塔式的整体转换，而不只是一个量的渐进过程”{57}。“马克思自己的哲学思想发展的真正支援性背景是他的经济学和历史研究，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哲学上取得的每次重大进步都与他对经济现实的研究有关。”{58} 这种转变是一种视角的变化，中间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反复，但这恰恰是马克思最终指认哲学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的关键。马克思从对当时工人阶级境遇的理论忧虑中走向实践，并进一步彰显实践维度，突破充满着“灰色的理论”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局限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明确与深化了其方法论指向。但这仅仅是起点，直至《资本论》的撰写，马克思才在思想上实现了理想的方法论诉求，以数学和逻辑的研究方式对商业社会进行推演，形成了自己的论证模式，进而构建了他特有的方法论研究传统与范式。

既有文献和已有研究表明，马克思思想的流变不仅不同程度地具有启蒙的特征，同时也表现出独有的特色。透过以上追溯，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对以斯密为代表的一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以经济学为基点的“人的科学”的认可与发展，这是对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继承、批判与超越，再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的这一思考进路无疑是源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启蒙，或者可以看作是在受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启蒙，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旧传统，开辟了新的启蒙道路。不可否认，苏格兰启蒙运动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和实践论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动力。在今天看来，这或许才是启蒙运动的最终要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西方现代科学“发现世界”与“发现人”的过程，而18世纪则是将发现了的人进一步唤醒，启蒙运动成为这一唤醒进程的加速器。启蒙运动也构成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文化情境，尤其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后者直接的理论思想来源，伴随着经济学的范式出现转换，转向文化、实践和生态的跃升，马克思以思想家的姿态通过唯物史观构建了人类的可能彼岸，批判性地指明了从此岸到彼岸的可能进路。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② 凯瑟琳·韦尔森：《唯物主义—动物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类学》，《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6期。

③ 臧峰宇：《马克思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斯密和弗格森》，《哲学动态》2015年第10期;臧峰宇：《苏格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的正义论》，《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

④ J. C. Glass， W. Johnson， Metaphysics， MSRP and Economic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88， 39（3）， pp.313-329.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頁。

⑦⑧⑩{11}{44}{47}{48}{49}{53}{54}{55}{56}{57}{58}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71、186、130、49—53、64、66、68、22、22、31、31、9、20页。

⑨ 孙伯鍨、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

{12} [美]L·伯纳德·科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7—128页。

{13}{14}{15}{16} [英]亚历山大·布罗迪：《剑桥指南：苏格兰启蒙运动》，贾宁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99、59、60页。

{17}{18}{25} [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页、第8页、扉页。

{19}{20}{21}{22}{23}{24}{29}{30}{31}{32}{33}{34}{35} [澳]亨利·洛瑞：《民族发展中的苏格兰哲学》，管月飞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51、14、19、73、94、127、33、35、38、39、44、79、79页。

{26}{27}{28} [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5、81、70页。

{36}{37} [英]克里斯托弗·贝里：《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张正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5、75页。

{38} H. Lind， A Note on Fundamental Theory an Idealizations in Economics and Physics， The British Journal

Forth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3， 44， pp.493-494.

{39} 黑格尔：《历史研究片段》，转引自宋祖良：《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湖南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

{40}{41}{4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2—233、224—225、229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页。

{45}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2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2页。

{50} 西奥多·M·波特、多萝西·罗斯：《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476页。

{51}{52} D. M. Hausman， Essay on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Method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pp.23-24，pp.227-228.

作者简介：杨渝玲，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215000;林于良，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苏州，215000。

（责任编辑  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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