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时代人的生存状况：反思与批判

2022-03-11刘庆申

江汉论坛 2022年3期

摘要：当前，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姻使得资本主义呈现出新变化和新特征，也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当代在场样态。数字资本主义在改变且形塑人的生存方式的同时，创造了压榨、控制和规训人的新形式，致使人遭受到生存之痛。但是，人们冲破数字资本主义的宰制，创建理想生存方式是可能的。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否定资本对数字技术的统摄，在此之上，把数字技术转换成为创造美好生活的手段，是人们挣脱数字资本主义捆绑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资本创新;数字技术;生存方式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3-0029-06

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尚没有发展到马克思所宣告的那个被炸毁的阶段，相反，资本与数字技术结合孕育出数字资本主义，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数字资本主义直接促使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和个人生存方式等发生改变。问题由此派生：数字资本主义是怎样影响人的生存活动？数字资本主义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数字资本主义是否让人实现了真正的幸福？数字资本主义场域中的人能否创建出理想的生存方式？事实上，由于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则，数字资本主义催生出一种人的生存悖论。它一方面促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另一方面给人戴上了镣铐，并且“即使是戴着镣铐跳舞，人类的步伐也不得不跟随资本主义的节奏，任何变化都必须以它的需要为前提。因此，今天人们的生活虽然五光十色、绚丽多姿，但这并非是他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更多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①。从这种意义上讲，对于数字资本主义场域中的人的生存状况的反思和批判，不是为了肯定数字资本主义造就的新图景，而是为了澄明数字资本主义为什么和怎么样剥削且控制人，进而探寻一条抵抗数字资本主义统治，创建新生存方式的可行性道路。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出场与人的生存方式的新变化

由于资本具有创新能力，资本主义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在场性。资本创新意指，资本通过创新形态和改变载体来保持增殖势头和延缓自身崩溃的时间。资本与先进技术联姻作为资本创新的重要途径，能够为资本主义发展注入新活力和推动资本主义绽露出新特征。进一步说，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合流孕育出数字资本主义，它是资本主义的当代在场样态。那么，数字资本主义是怎样影响且重塑人的生存方式的呢？

对于资本所具有的创新特质，在1892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形象化地描写道：“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② 事实上，资本不仅具有自我创新的能力，而且创新路径不止一条。斯尔尼塞克在《平台资本主义》一书中对之阐释道：“在经济危机爆发时，资本主义往往会重组。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剥削模式、新就业机会和新市场都会出现，创造出一种积累资本的新途径。”③ 由此表明，资本以技术为载体进行形态创新而获得新生具有可能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通货膨胀和滞涨迫使资本开创新的积累途径。数字技术即网络信息技术作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它为资本主义迫切的创新需求提供了技术支撑。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资本把数字技术融入到生产、流通和管理等社会活动各维度，促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利用数字技术改变生产方式和重构社会生活，使得人的生存状态发生新变化。

深究下去，数字资本主义重塑人的生存方式的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呢？其一，数字资本主义革新了生产方式，即建构起以人工智能为标识的信息化、自动化的生产体系。这种生产体系是以市场为导向，注重顾客的特定需求，也即根据客户提供的数据从事有针对性的产品生产和专业服务。例如，资本主义企业能够根据顾客的需求变化，调整自动化设备的生产流程，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出符合客户需要的新产品，“进一步说，就是不仅让消费者将自己的意图明确告知给平台，还要根据生产者保存的相应用户的使用历史数据及其他用户的使用数据，为相应用户设计推荐个性化的服务计划”④。由此，消费者不再被动地接受生产的产品，而有更多机会去追求适合自身个性的商品和特定服务。随着这种智能化和自动化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劳动方式和职业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自动化生产条件下，一方面，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强度普遍减轻，成为了智能机器设备的监控者和调整者，即“由于工作场所中引进了电脑，一种新型工人正在产生，他们远离生产场所，坐在监视器前、坐在开关前、指示灯前，坐在一个信息阐释器前”⑤。另一方面，从事信息加工和算法编程等知识型工作的人员比重不断增加，成为越来越多资本主义企业的核心劳动力。

数字资本主义在建构自动化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还催生出数字经济，它是指企业借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数据等组织开展的商业模式。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发展以数字平台为依托。数字平台是指“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它们将自己定位为将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的中介，這些用户包括客户、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供应商，甚至实物”⑥。简单说来，数字平台是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开展互动的数字基础设施，如网络界面、app应用软件等。由于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电子商务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传统市场那种生产和需求的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能及时掌握市场上的潜在需求，继而革新产品生产技术和调整服务方向以响应市场需求。基于此，电子商务在蓬勃发展中孵化出情感服务、时间服务等新型网络服务业态。以时间服务在数字平台上的发展为例：“在日本，Time Bank、Time Ticket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具体来说，就是能够以30分钟为单位（Time Ticket）或10秒为单位（Time Bank），购买在平台上注册的用户的时间。时间购买者可以从相应对象处获得建议，抑或是实际委托特定的工作。”⑦ 在这一背景下，从事非物质生产和服务业等劳动的人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渐增多。

其二，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即網络信息技术建构出全球化的、网络化的生产体系，使得资产者寻找廉价劳动力的速度加快，促推劳动者的劳动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当前，资本主义网络信息技术建构出一个超越时空限制的网络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即时性地传递信息。借用斯洛特戴克的话来讲，“对于无线电和光信号的传播来说，地球已经成了一个几乎不动的点——信号在不停地旋转，几乎不需要时间，形成了一个电子信号的垫子，地球的表面宛若有了第二个大气层”⑧。正因为如此，网络信息技术给资本的全球拓展加上了数字化翅膀，也就是说，资本利用这个网络空间去加速全球布展，建构出一种全球化、网络化的生产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同时归属于这个全新的信息与传播产业的劳动者，无论是刚果的矿工、东南亚富士康工厂的工人，还是美国硅谷的装配工，以及印度的码农，都可以说是从事着数字劳动。”⑨

资本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实现全球加速流动的同时，建构网络化生产来改变自身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资本主义网络化生产使资本摆脱了地域限制，即生产可以不固定于某一个地域的特定工厂，能够在世界各地找寻且雇佣廉价的劳动者，这也致使劳动者工作的不稳定性增强。此外，资本主义网络化生产使得劳动者远距离办公成为现实。于是，劳动者获得相对的自由性，展现为他们的工作地点不局限于工厂或办公室，可以规划和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与之相伴随的是，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如维尔诺指出的，“工作不再按照在工作中心才有效的明确的标准和程序来构成专门的、独立的实践，而这个标准和程序与那些管理非劳动时间的标准和程序是绝然不同的，所以也就没有清晰的、界限清楚的门槛来划分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了”⑩。

其三，数字资本主义重构了人的主体身份，形塑出数字化交往模式。在数字资本主导的网络世界中，人们要想通过电脑或智能手机使用数字平台进行信息搜索、网购、交流等活动，需获得个人登陆数字平台的账号和密码，这又以个人在数字平台上填写自己的详细信息为前提。当人们在数字平台上完成个人信息录入，相应地，这些信息资料被数字平台记录下来，并为主体创建出不同于现实身份的电子身份，继而使每个人具有了双重在场性和双重身份。就是说，个人在某一个物理空间打开电脑或手机去使用数字平台，这一行动是在此时此地完成，具有一个现实身份;同时，他在数字平台中传递信息和互动交流，则是以网络身份完成的。这样一来，在网络信息技术支撑下，资本通过加快信息传输加速了交流沟通的速度，重构了人的身份认同，开启了主体间交往的新模式。

数字资本主义开启的交往新模式即是构建出数字化交流模式。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网络世界里，主体间交流不用面对面，即不需要共时地处于某一空间场所，信息传递、情感表达通过数据包来实现。于是，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正在发生的实时信息，就能够与远程网络在线者开展共时性交往。网络交往既可以匿名开展，不强迫对方认同自己的观点，又可以让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求传输和接收数字信息。正因如此，在网络交往中的个人有了更多的能动性，也更能体验到彼此间互动交往的自由轻松。另外，资本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创建出“电子会议”。电子会议作为多人同步性的互动交流方式，它能把居住于各地的参与者集聚在同一网络空间展开相关话题的讨论，因而，它改变了一些以往的交往习惯和话语范式，建立出新的交往礼仪和话语体系。

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发是资本自觉调整、自我创新的结果。数字资本主义成为资本在当代社会的出场形态，它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来重塑人的生存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真能让人过上美好生活。事实上，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正最大程度地把人置于其增殖链条之上，制造着人的生存之痛。

二、数字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人的生存之痛

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没有改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变化的仅是积累模式和统治人的样式。就是说，由于数字资本主义不会放弃对人的剥削和奴役，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不平等问题，反而会制造出一些新的社会不平等;同时，数字资本主义把统治权力渗透到日常生活各维度，对人实施无处不在的监控和操控，进而企图最大程度地把人规训成为单向度的人，一种无否定性思维的、主动臣服其统治的人。

过去几百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者需吮吸和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才能不断积累财富，反过来说，劳动者创造出的财富不可能用来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而是被少数资本家窃取，因而，资产者积累了大量财富，劳动者积累了贫穷，致使贫富差距产生。对此，马克思鲜活地描述道：“资本家迫使工人进行这种剩余生产（即超过工人本身生活需要的生产），并且运用一切手段来尽量增加这种同必要生产相对立的相对剩余生产，直接把剩余产品据为己有。”{11} 而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世界中依旧存在和上演。与以往不同的是，劳动者被剥削的形式发生了改变。随着资本主义自动化生产成为主导性生产方式，那些不具备专业技术的劳动者成为易被解雇的群体。这就像鲍曼指出的，“在工作能力的清单上，他们既没有特别的技能，也没有与顾客进行社会交往的艺术，因此他们最容易被人取代;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的老板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留住的特别之处”{12}。于是，就业和失业成为低技能劳动者面临的常态，也就是说，这些劳动者寻求长期稳定的工作状态成为不可能。因此，为了保住工作，低技能劳动者不得不忍受资本主义企业降低工资，占有自己创造的经济成果。这直接造成财富的收入和分配的不平等，也间接弱化了劳动者对从事相关工作的兴趣。

由于财富产生的基础是人类的劳动时间，资产者掠夺物质财富的过程也就是榨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而不是产品。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及产品中用来支付这个时间的等价物——只有在提供剩余劳动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13}。当今时代，在网络信息技术支撑下，数字资本主义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日趋模糊，并最大限度地掌控和占有劳动者的自由活动时间，也即最大限度地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福特制产业承诺——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闲、八小时睡眠——就全球来说，只在少数工人身上实现，无法再成为一个指导性的思想。无论是好岗位还是差岗位，工作与非工作的界限正在瓦解”{14}。在此种情境下，大多数劳动者的自由时间悄然地被资产者所侵吞，失去了规划和组织时间的可能性，从而丧失了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根基。

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財富差距分化，改变劳动者被压榨的命运，而且不断制造新的不平等。这种新的不平等的典型样态即是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指人们接触和占有数字信息资源的不平等和使用网络信息技术机会的不平等。数字资本主义造就的数字鸿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具体呈现为，上层人士比贫穷群体拥有更多的机会使用网络信息技术，优先体验和占有网络社会和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不过，“除了数字鸿沟之外，数字资本主义还与许多其他问题相关。这不单是一些人拥有电脑和宽带网络，而另一些人没有电脑和宽带网络的问题，还涉及人们能否有效地使用这些系统——不论检索或是发布信息”{15}。这就意味着，数字鸿沟即使得以跨越，体现为贫穷群体拥有跟其他群体一样使用网络技术去获得数字信息的机会，也不能说明数字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真正得以消除。因为，少数资产者才是数字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主人，对那些在网络世界中能发表个人意见的下层群体而言，他们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享有富人那样的物质生活，也没有能力操作大额资本在全球的移动。

数字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生存之痛远不止于此。“随着计算机日益普及而变得无所不在，它将戏剧性地改变和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不但会改变科学发展的面貌，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16} 正是由于数字技术具有渗透并影响人的生活细微处的特性，数字技术助推资本把权力统治延展到日常生活各维度，表现为资产者通过数字技术监控和规训人的生存活动。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数字平台会相应生产数据，数字平台通过分析使用者产生的数据，可以大致了解到他们的兴趣爱好和行为习惯，继而预测他们的行为意向和决定向他们展示的信息内容。譬如，“谷歌依据其他人的选择以及不同页面之间的链接数量，来决定向我们展示什么样的搜索结果;脸书借助我们朋友的推荐来决定我们将看到什么样的新闻”{17}。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资本主导这些数字平台运转，并利用数字平台把人的生存活动变成了透明性存在，另一方面其行为又极为隐秘，令人难以察觉。如席勒指出的，“在数字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大量源源不断的信息无时无刻不在被收集、被更新，其实它们都是为大企业和政府机构所用”{18}。这说明，数字资本主义把人的生存活动置于其监视之内，让人处于无处遁形的状态。

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并未就此止步，它还力图以数字媒体为依托重构人的意识结构，把人变成一个被管理和规训的对象。具体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通讯设备的普及，人们通过网络开展日常交流和认知外在世界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旦人们链接到资本主义网络世界，便淹没在数字资本主义媒介所制造的海量数字信息之中，自己的行为观念将无意识地被这些数据信息所引导。换言之，资本利用网络媒介编织大数据，并借助网络效应把这些大数据包装成为大众行为，诱导人们主动依循这些数据去构建自己的主体性存在，实现与他人行为习惯的一致性，致使人的反思性被消解而成为了无个性的大众。这就是斯蒂格勒告诉人们的：“在自动社会中，那些被称为‘社会’网络的数字网络引导着这样的表达，这些表达都屈从于强制规定，心理个人也屈从于这些强制规定，因为他们受到所谓的网络影响而不得不这样做。再加上社会交际网络，这种影响就变成一种自动的牧群效应，即一种高度模拟情境，而这种情境建构起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乌合群众的新形式。”{19}

数字资本主义利用数字媒介消解人的反思性意识，使人在无意识中臣服其规制的具体例证之一是：资产者通过数字媒介编造和传播内附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时尚图像，即通过广告等点燃观众的消费欲望，促使他们认同和模仿这种设计好的消费狂欢。也就是说，资产者通过数字平台搜集和分析使用者生产的数据，获取使用者的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继而以数字媒介为依托编造和推送有针对性的广告。这些广告往往让观众感受到贴心，切合自己的需求点，从而主动把消费行为与实现美好新生活相联系，长此以往，广告在人的意识层面形成隐形控制，展现为观众主动购买广告商品去试图实现广告传播的那种生活样式。这样，数字资本主义得以把消费主义价值观深嵌到现代男女的意义世界，导致他们不再具有主体姿态，表现为，个人的行为选择和意识表达看起来是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实际上是追逐和模仿数字资本主义创造的消费生活图景的结果。

概言之，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财富分化和数字鸿沟是数字资本主义给人带来的显性生存困境，而生存活动被监控和自我意识被重构则是数字资本主义致使人面临的隐性生存窘境。这也恰恰说明，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权已渗透到人的生存活动的各维度，给人带上了难以挣脱的镣铐。对于戴着镣铐跳舞的人们来说，试图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幸福只是美好愿望，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何种生活，惟一的自由是跟随数字资本主义的步伐。

三、抵御数字资本主义与人创建理想生存方式的可能

由于资本具有双重历史作用，数字资本主义虽改变且重塑人的生存方式，却没有使人过上真正的美好生活，反而招致人的生存之痛。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姻的产物，若要克服数字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生存困境，从根本上讲，需否定资本对数字技术的统摄，使数字技术成为创造美好生活和创建理想生存方式的手段。

资本的历史作用始终是以双重性形式在场。所谓资本双重历史作用就是指，“当资本的逐利本性暂时与致富人民的目标一致时，资本成为繁荣经济、促进生产、发展社会的历史力量，发挥着伟大的文明作用。相反，如果两者不一致，资本就会损害后者利益，将整个社会拖向符合自己目标的方向，发挥着‘另类牵引’的作用”{20}。通俗来说，在资本通过创新形态和功能去追求无限增殖和摆脱危机的过程中，资本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更新社会生活和重塑人的生存方式的积极作用，同时亦会滋生出种种社会问题，造就人的生存困境。关于资本的双重历史作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已对之进行了阐释：“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21} 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在当代社会的布展样式，它没有改变资本的双重历史作用的存在形式。所以，数字资本主义能驱动社会生活革新和人的生存方式转变，却没有真正创造出那种美好生活，反而致使人遭受到生存之痛。在此种情况下，人们要克服生存困境，需要抵御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和支配。

那么，人们是否能成功抵御数字资本主义统治，化解自身的生存之痛呢？由于数字资本主义孕育于资本和数字技术的合流，因此人们与数字资本主义展开博弈，首先需要思考和理清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视野，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22}。也就是说，在资本逻辑占主导的地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具有真正独立性，它是资本主义创造财富和控制人的重要工具。那么，具体到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来讲，资本构成了数字技术运行的主导原则，它使数字技术的发展服从于其增殖原则，执行其剥削和控制人的命令，而不是真正用来造福于每个人。由此延伸，数字资本主义场域中的人遭受到生存困苦，主因是数字技术臣服于资本逻辑，而不是数字技术本身的发展。正像凯尔纳指出的，“技术均可以用来作为统治或是解放的工具，操纵社会或是启蒙社会的工具，这取决于现在与将来的文化的创造者和行动主义的知识分子怎样定夺运用和开发新技术以及新技术将为谁的利益而服务”{23}。这样一来，人们抵御数字资本主义可能与否的问题，就转化成为否定资本对数字技术的统摄是否可能的问题。

那么，数字技术何以可能和何时能摆脱资本的统摄？从资本运行规律看，资本内在否定性决定其最终将彻底退场。资本自我否定生发的条件是：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性和不相容性。到了那个阶段，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社会将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应地，数字技术的发展将脱离资本主义这一“外壳”，通往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与此同时，“随着直接劳动同科学劳动（即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相比日益变为从属的要素，科学技术不仅促使以往传统的生产方式解体，而且也促使资本这一统治生产的方式走向解体，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24}。这是说，科技发展具有促推社会形态转变的历史作用，也就是科技发展具有加速资本主义消亡、推动新社会形态生发的能力。因此，数字资本虽可以把数字技术变成剥削和控制人的工具，但是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否定其统治，促进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积蓄力量。

不仅如此，数字资本主义在满足自身需求的进程中，也创造着人们利用数字技术摆脱其统治、创建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对于这种可能性，波斯特、斯蒂格勒、斯尔尼塞克等当代思想家从不同视野出发作了肯定性阐释。具体来说，在波斯特看来，资本借助电子媒介把权力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去监控人们，也为人们反抗资本统治提供了条件，其中，电脑病毒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年轻人抵抗资本统治的一种方式。“病毒不再是一出弗洛伊德所言的俄狄浦斯情结剧，也许应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对抗形式，所抗衡的是控制着电脑化信息的那些人。”{25} 斯蒂格勒认为，当代人既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毒性的服毒者，又是起来抗争数字资本主义统治的主体，即“这是一场必须面对和反抗无数利益的斗争，其中既包括部分受这种毒性侵害的人们，也包括那些依赖这种毒性的人们。正是这段痛苦时期构成了蛹的蜕变阶段”{26}。在斯尔尼塞克那里，当数字平台被资本所支配，它就成为资本用来牟利和监控人的工具。所以，为了美好未来的建立，需要深入了解平台的运作方式以及它能为我们做什么，在此基础上，“推动后资本主义平台，利用这些平台收集的数据，以便分配资源，实现民主参与，并进一步发展技术”{27}。

尽管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孕育了否定自身的条件和主体力量，预示着人们摆脱数字资本主义魅影具有可能性，但是，人们究竟该如何与资本展开博弈，才能使数字技术摆脱资本的统摄？在数字资本主义仍然在场的情境下，人们抵御数字资本主义的方略应是：不否定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同时关注且限制资本对数字技术的操纵，最大可能地把数字技术转换成为创造美好生活的工具。这个策略的实现是有前提条件的。它需要开展数字资本主义批判，让人们意识到，在数字资本主义场域所遭受的生存之痛，问题不在于自身或数字技术发展，而在于资本对数字技术的支配。应当承认，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正如席勒指出的，“技术应该受到约束，以便它不是服务于某人的私利，而真正为了增加人类福祉。在使用这些技术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清楚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够推动人类发展、实现公平以及社会和环境的正义。在这之后，再去考虑如何利用技术去实现它”{28}。所以，从根本上讲，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不以资本为本质范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之后，数字技术才能彻底摆脱资本的统摄，成为服务于人们创造美好生活和创建理想生存方式的手段，促推人们追求崇高生活和感受生命的完整。

注释：

① 阿米蒂奇、罗伯茨编著：《与赛博空间共存：21世纪技术与社会研究》，曹顺娣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②{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614頁。

③⑥{27} 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50、141页。

④⑦ 此木臣吾主编，森键、日户浩之著：《数字资本主义》，野村综研（大连）科技有限公司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5—136、110页。

⑤{25} 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84、7页。

⑧ 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常暄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页。

⑨ 蓝江：《交往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加速主义——数字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新思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⑩ 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4页。

{11}{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252页。

{12}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3页。

{14} 哈特、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