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爆發前后，大量在华传教士对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相当关注，留下了大量记录。身处首义之地的汉口伦敦会传教士们加入红十字会、组织丧葬队，积极投身于伤兵难民救助活动，对革命前途较为乐观。传教士们出于自身背景、差会立场以及地域差异等原因，对这场革命运动的认知自起义之初就有所不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信息传播，武汉之外传教士的态度也随之转变。伦敦会档案为还原辛亥革命的多维面相提供了相关史料，对扩展辛亥革命研究、了解地方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汉口伦敦会;传教士;辛亥革命;差会档案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3-0072-10

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辛亥革命长期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前人涉及传教士的研究大多依赖当时的报刊杂志，忽略了教会档案等一手档案的利用，研究的深广度均有待拓展。① 现有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传教士对辛亥革命的整体态度和认知，仅少数学者对起义期间的武汉圣公会与日知会进行了探讨，鲜有涉及武昌起义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成果。② 本文利用汉口伦敦会传教士所遗档案这一珍贵史料，聚焦身处革命中心的汉口伦敦会，以窥辛亥革命之多维面相。

一、汉口伦敦会对武昌起义的记述与医疗救助活动

伦敦布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伦敦会（The LMS），1795年在英国伦敦成立。伦敦会属新教公理宗，为19世纪英国的五大海外布道会之一，同时也是新教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海外布道会之一，其传教史被誉为“整个教会史的重要篇章”。③ 1861年，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最先到达汉口，在湖北地区开展传教工作，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湖北乃至整个华中地区正式进入基督新教在华传教版图。汉口伦敦会（The LMS Hankow Mission）的传教范围以湖北省为中心，涵盖武昌、汉阳、孝感、皂市、天门等地，亦承担湖南和四川地区的传教工作。至1911年，汉口伦敦会在湖北地区下设5个传教站，共计西教士25人，信徒8639人;管理各类学校26所，在校生合计664人;医院6所，出版书局1所，是湖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基督教差会。④

就辛亥革命时期伦敦会在鄂活动而言，汉口伦敦会传教士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传教士个人年报20份，共计152页;传教士个人通信207封，合计508页;还有传教士的私人文件若干。⑤ 其中传教士案卷中保存的《余恩思日记》（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手稿与相关照片尤为值得关注。

这本日记总篇幅70页，约7万字，每篇后都附有签名。主要记述了1911年10月13日至1912年1月23日传教士余恩思（Bernard Upward）⑥ 的所见与日常活动。其中包括武昌起义时期汉口、武昌地区的战斗及伤亡状况，红十字会与汉口伦敦会救助活动，以及与黎元洪的多次往来记录。尤其是辛亥革命爆发的最初几天，几乎每天都有记述，这为后人了解革命之初的情景提供了珍贵材料。余恩思在日记中曾说，自己“下定决心写日记”⑦;他有时“在医院的太平间记录”，或者“在往返汉阳的路上写两三行”。在其1911年的年报中，更说到“革命的三个月间写下日记以便日后回顾”，表明了写下日记的初衷。⑧ 同时，还附有余恩思手绘的武汉战争地图以及其在武昌起义期间拍摄的照片，包括博学书院主楼、逃亡难民、汉口火车站、运输清军的火车、参加革命军的男孩、大火后的汉口、志愿参加红十字会的传教士、1911年圣诞日救济晚宴等。此外，还有一本以差点命中余恩思的子弹为视角的儿童小说《子弹历险记》（The Adventure of a Bullet）⑨。该小说于1914年由伦敦会总部出版。2016年，《余恩思日记》由余恩思后人整理出版。⑩

传教士的私人 “日记”（Diary）与向教会集中汇报工作的“日志”（Journal）有明显区别。{11}《余恩思日记》的内容多为余恩思的“所见”与“所做”，侧重描写革命时期武汉的社会状况以及伦敦会的活动。除革命爆发初期其在日记中表达了自身和其他传教士的态度外，“所想”的内容寥寥。该日记为余恩思有意识地书写和记录，有藉此向英国伦敦会总部展示汉口教会和他本人“功绩”的意图。叙述起义亲历者经历的文本多为事后口述、整理，展现个体记忆的“私人日记”本就有限，后经出版变为公共叙述的更为稀少;而《余恩思日记》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当时武汉三镇的情况与汉口租界内普通外国人生活的细节，且经出版发行，因此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在10月13日的日记中，余恩思回忆了革命爆发时的状况：“10日晚，武昌城内冒起浓烟，城市上空浓烟滚滚。11日，施白珩（Charles Sparham）同（英国驻汉）领事会面，将我们的妇女送入避难所。街上的中国商铺关门，整个汉口保持沉默。”{12}彼时，他们尚未完全认识到起义的目的和意义，博学书院（Griffith John College）照常上课，“学校的师生们对于总体情况及其对汉口的直接影响尚不确定”。{13} 武昌城被革命军封锁，不允许任何人进出。美国领事馆派遣一艘炮舰来接美国人撤离，却遭到（革命军）拒绝。{14} 一名丹麦传教士和一名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只能从城墙上抛下绳子出逃。伦敦会女传教士富士德师母（Mrs. Arnold Foster）带着她的女学生于12日成功撤回汉口，武昌传教站的传教士富士德（Arnold Foster）和巴德巽（James Lee Hamilton Paterson）则决定留在武昌，鼓励当地的基督徒，并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5}

12日汉口的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到处挤满了来自武昌的难民。博学书院的西边冒出一股浓烟，距伦敦会一个街区外的湖北政府银行和德租界也发生了大火。{16} 清军和革命军在汉口附近的交战使得局势日趋紧张，清军攻陷刘家庙，战火逐渐向租界逼近。“两边都有成千上万的步枪在响。晨祷时我们听到汉口租界上空飞过第一枚炮弹，它在离我们400码的地方爆炸。一名传教士头部和肩部中弹，下巴被打变了形。”{17} 仁济医院和妇婴医院{18}里挤满了伤员，医院的礼拜堂也被改造成简易病房以供伤员休息。

随着戰事扩大，11月中下旬汉口租界遭受了严重的炮击。伦敦会仁济医院、妇婴医院和博学书院受损较大。{19} 博学书院的院舍几乎全毁，据建造商估算，博学书院重建所需经费约200英镑。{20} 学院看门人被射穿了大腿，剩余5名留校人员则转移到了防弹地下室暂居。{21} 英租界居民认为租界遭到炮击与英政府的不作为密切相关，对英领事馆十分不满，在11月13日和18日两次抗议。{22}

余恩思还在日记中提到了革命之初汉口生活的一些细节。由于“革命党下令停止流通政府发行的现钞纸币”{23}，钱币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受战争影响，汉口的商业几乎停滞，食物价格疯涨。革命期间汉口伦敦会日常所需蔬菜食物等由上海运送。{24} 革命突然爆发，很多汉口居民争相逃离，但轮船运输量有限，从上海返回汉口的轮船尚未到港。“绝大多数商居汉口的广东商人租用停靠在英租界外滩上的英国轮船”{25}，部分英国商人趁火打劫，“卡洛维兹先生特地将他的远洋客轮‘贝尔格莱维亚’号放在租界，将其租给出价最高的中国人。”{26} 余思恩对此愤怒不已，指责这群英国商人发战争财的行为是“不义之举”。{27} 居住在租界的外国人对这场战争并不十分在意，甚至称其为“一部规模宏大的电影”{28}，认为这场革命是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有趣的事”。{29}

虽然武汉三镇因革命爆发而陷入混乱之中，中国人民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但租界内外国人所受影响较小。汉口伦敦会传教士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有革命党人保护，食物由上海运送，短缺的也只有“因外国商店关门，而买不到的黄油”。{30} 在生命无虞的情况下，伦敦会传教士们积极投身于医疗救助等活动之中。

出于宣道“上帝爱世人”的目的及扩大差会影响力的考虑，汉口伦敦会在革命期间在医疗救助方面并未偏袒任何一方，为政府军和革命者双方都提供了援助，获得了交战双方的认可和感激。{31} 传教士们亲身参与维护汉口城区安全的各项活动，加入“治安队”，负责核查出入汉口的外籍人士身份{32};教会医院则为双方伤员提供医疗急救，并组织埋葬工作以解决公共卫生危机。

革命之初，教会医院就开始接收救助交战双方的伤员。汉口仁济医院自10月18日起开始大量接收伤兵及在战争中受伤的普通民众。{33} 该医院因受炮火袭击影响较大，原有的120位住院病人紧急转院，由伦敦会医学传教士孟合理（Percy Lonsdale McAll）带领25位医学院学生留守并投入救治伤员的工作。{34} 40位伤兵的到来让仁济医院急速运转起来，但随着战争影响的扩大伤员人数极速增加，仁济医院的人手严重不足，“医院里挤满了伤员，手术台、药房甚至大厅的地板上都是等待医疗救治的病人。礼拜堂也改造成了简易病房。”{35} 作为教育传教士的余恩思也在接受了医疗传教士纪立生（Thomas Gillison）的紧急培训后火速上岗。{36}

伦敦会自成立起即倡导不分传教组织、跨教派的联合布道，乐意与其他教派进行合作。{37} 起义期间，与各教会展开合作，共同为救助伤员而努力。在得知仁济医院人手不足后，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了医护人员支援。{38}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也为伦敦会提供了帮助，马辅仁（A. J. McFarlane）曾特地感谢周济川（Lewis Jones）夫妇对校舍被炸毁的博学书院的师生伸出援手。{39} 仁济医院的女医师和护士则加入了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妇女医院，负责女性伤员的治疗与服务工作。{40} 各教会在革命中的合作也为日后更多的跨教会活动奠定了基础。仁济医院的中国医师在医疗救助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余恩思在日记中称赞他们“在这种事出突然的状况下，奋起应对，小心且迅速地完成了工作，发挥极其出色。”{41} 仁济医院也同汉口的中国商会展开合作，以应对日趋紧张的医疗物资问题，力求确保绷带等物资供应充足。{42}

与此同时，由马谷良、余日章等人组织的红十字会也在筹备建立中。该会由马谷良任会长，设立武昌、汉阳支会，在汉各教会的中外基督徒均有参与，对救助伤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十字会成立之初，传教士们曾担心交战双方不认可红十字会旗帜，但很快他们的担心就打消了。{43} 武汉红十字会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可以从余恩思的日记以及他留下的其他文字记录中探得一二。《子弹历险记》曾提及红十字会，并称“在交战时期，帝国军队和革命党人对于给外国人发放通行证是谨慎的，只有红十字会的成员及得到各国领事特许的人可以自由出入租界。”{44} 汉口仁济医院于10月23日正式被纳入红十字会，博学书院也改造为野战医院。{45}

应红十字会要求，余恩思负责的医疗队于11月23日前往汉阳，协助美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将其教堂改造为野战医院，并护送重伤病人至武昌、汉口。{46} 11月下旬，余恩思的医疗队多次往返汉阳与武昌、汉口，护送200名伤员至武昌、371人至汉口，并在汉阳当地救治伤员40人。{47} 11月30日，余恩思正式接管红十字会的丧葬队，负责掩埋战争遗骸的工作。起义期间，丧葬队共安葬遗体1253具{48}，有效避免了瘟疫等卫生危机的爆发。{49} 留守武昌的巴德巽担任了武昌红十字会副主席，协助并组织红十字会在武昌及韩家墩的工作。{50}

孝感位于战斗前线，且为北方军驻地，伤员人数众多，医用物资需求量大。由傅乐仁（Henry Fowler）负责的孝感仁济医院也在红十字会等组织下，为双方提供医疗帮助。{51} 仅11月上旬，孝感仁济医院便收治了400名伤员{52}，至1911年年末，孝感仁济医院仍有超过百位受伤士兵尚未出院。{53} 伦敦会孝感麻风病院在起义期间正常工作，所有医生留守并协助孝感仁济医院收治伤员。革命期间麻风病院共收治受伤士兵1186人，完成全麻手术348台。{54}

教会的救助活动带来的效果立竿见影，民众对教会认可与信任度大大提高。参加傅乐仁夫人主日班课程的学生从起义初的50人增加到了年末的60人，其中有5位中国女学生在1911年底受洗入教。{55}郭理顺（Wilson H. Geller）认为教会在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使基督教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尊重。{56} 孟合理则在年报中称，“（教会）向中国人证明了基督弟兄情谊的真实性和诚意，”并在报告结尾称赞了华人教工的工作，认为“（在起义中的）工作大大促进了外国传教士与华人教工之间的联系”。{57} 除上述两位传教士之外，汉口传教士们的书信与年报也多表达了对中国基督教发展前景的看好;英国总部亦对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较之前更加乐观积极。

二、汉口伦敦会对武昌起义的态度

倡导改革的圣公会反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以废除奴隶制、社会改革以及向世界传播基督教福音为使命。不同于圣公会，伦敦会的创建者公理宗信徒多来自知识阶层，更为重视教育。基于这一传统，伦敦會积极从事教育传教事业，并认为教育是福音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传教事业至关重要。{58} 除此之外，伦敦会还十分重视医学传道，并把医学传教与教育传教相结合，在其各教区创办了大量的医院以及医学院。{59}自成立起，伦敦会就以“社会关怀”为主要传教方式，鼓励差会传教士积极从事社会活动而非过多地参与政治活动以及商业活动。因此，伦敦会传教士与信徒们不像圣公会的基督徒直接参与革命，而是专注于为战斗双方提供医疗救助活动，由此来宣扬基督教福音并扩大差会影响力。然而，在看似中立的伤病救助活动背后，汉口伦敦会传教士仍有自己的态度与立场。

在温州布道兴学期间，余恩思亲历了义和团运动。他认为，“拳民们愚昧暴力，四处焚毁教堂攻击信徒，造成了数量众多的流血事件，导致了无数人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对西方传教士造成了严重的人身威胁”{60}，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拳民”的批判态度。1904年改隶汉口伦敦会后，余恩思的态度有所转变。由于武汉繁盛的外贸经济与张之洞督鄂期间一系列推动近代化的举措，武汉民众对于新事物、新思潮的接受度较内地其他地区更高。余恩思坦言，“武汉的年轻人更愿意花钱去买洋玩意而不是大烟。相较于英文课，学生们对摄影课更为热情，甚至会追问具体的拍照过程和成像原理。”{61}1909年多位博学书院毕业生进入师范学校、政府海关及新式海军工作，这被余恩思看作是武汉当局开始接纳基督徒担任重要职位的信号。他看到了一种新精神、新思想在年轻人中产生并流传，并认为这种新思潮会影响中国的未来。{62}

1911年，武汉各界在表面平静形势之下暗起波涛——“革命党人苦苦挣扎，今年终于到了临界点。”{63} 不少学生加入了革命党，甚至有学生剪掉了辫子，在博学书院宣传反满思想。{64} 而十月初，日本军队以守卫租界安全为理由，开始向租界撤退。这一举动被伦敦会视为是另一个信号。{65} 因此，不同于部分传教士将武昌起义称为“始料未及的革命”{66}，汉口伦敦会的传教士们对于革命的爆发早有预感。余恩思更是将其称为“人们期待已久的革命”，他在日记开篇便认为，“革命对这个商业中心带来的影响既成事实”，难掩对这场革命的热情。{67}

在武昌起义之初，余恩思便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场复仇的文明战争！”{68} 10月底清军主力进攻汉口时，余恩思仍继续表达对革命党人的支持和赞扬，认为“中国造就了英雄，一个新的民族正处于诞生的阵痛之中，这是一种对国家和自由的热爱”。{69} 嘉立德（Arthur E. Claxton）则是感叹“革命党人的勇气和耐心令人钦佩”。{70} 马辅仁更是高度赞扬了这场革命，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并“引人注目地表达了‘新的中国心灵’。”{71} 时在武汉三镇的伦敦会传教士明确地支持革命，甚至为革命者屠杀满族人的行为辩护。他们称“这种屠杀是汉人对两百年前满族人屠杀汉人的复仇，没有愤怒和折磨的仁慈的杀戮是可以被接受的”{72}，并认为这场起义运动是反抗满族统治者压迫的尝试，是对独立的追求。{73} 余恩思还在日记中反驳了《申报》把发生在武汉的革命称为“街头斗殴”及《京话日报》称汉口大火是“人们的想象”等对武昌起义虚假夸大的报道，称他们“并未在场，岂知革命之貌！”{74}

革命党对于外国人的优待，也增加了伦敦会传教士的好感。从嘉立德10月15日和17日给上海总部的两封报告中，可以找到伦敦会自起义之初就倾向革命党人的缘由：革命党人与汉口伦敦会达成协议，革命党会派遣武装来保护伦敦会在租界之外的人身财产安全。在15日的信中嘉立德提到，昨日（14日）汉口教会紧急召开了应对会议，并附有会议记录。会议除了商讨应英领事馆要求撤离的人员名单外，也提到了伦敦会和革命军达成的约定，即伦敦会为革命者和政府牵线，革命军派兵守卫伦敦会在租界外（韩家墩）的博学书院。{75}

身处湖北其他地区的伦敦会传教士的态度则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孝感的傅乐仁在10月16日的信中记述了他对革命的看法：“这场革命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会比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为深远，或许也会更加糟糕。新的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没有制度、政府和警察，甚至所有的监狱都会打开大门，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收治更多伤员而已。”{76} 但是在其年报叙述到10月26日时，观点开始发生转变。傅乐仁提到革命军时不再使用疑惑或怀疑的口吻，转而夸赞“革命者十分具有勇气”。{77} 孝感传教士的态度转变或许与马辅仁的到来有关。傅乐仁在10月28日的信中提到，“马辅仁勇敢地穿越了火线来到孝感，为我们带来了汉口的最新消息”;并在信中明确表态，称“中国正孕育着一股巨大的力量，并在适应这种新的情况。”{78} 马辅仁也在年报中提到了此次前往孝感的见闻，他写道，“还是有北方军射击身披红十字会旗的革命军伤员。”{79} 红十字会对救助伤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成立之初便得到了交战双方的认可，清军此行为让传教士对政府军失望不已，这或许也是孝感的传教士们态度转变的原因之一。驻守皂市的文励益（Frederick G. Onley）在10月29日给嘉立德的回信中，简要描述了皂市的情况，也提到天门和皂市的传教士们已达成共识支持革命党人。{80}

驻守孝感和皂市的传教士态度转变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傅乐仁在16日的记述表明其已知革命爆发，对武昌发生之事已有所了解，但对起义的具体情形以及汉口伦敦会的状况未可知。他根据以往欧洲革命暴力冲突的经验做出推断，认为处在革命核心的武汉应该同样是毫无秩序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更多关于革命信息的传播，傅乐仁的态度也由怀疑保留变得较为积极。

三、武汉之外不同教会传教士的态度

早在1901年，就有传教士预见到“一些不可控的事件将接踵而至”，并认为“基督教真理所宣扬的对灵魂的解放包含了对人各个方面的解放，对基督教的宣扬将会导致议会和宪制政府的出现，中国会像其他国家一样经历这一混乱状态。”{81} 但是传教士们认为，“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生的都是以暴制暴、为了推翻特定当权者的叛乱（Rebellion），而不是争取自由、改变当前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革命（Revolution）。”{82} 尽管有传教士坦言“一场革命正在逼近，并且他们反对任何折中措施，非得把满人完全趕出中华大地才肯罢休”{83}。但是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担忧以及对清廷改革的同情和认可，多数传教士更倾向支持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由派传教士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人就对清政府的新政政策贡献良多。{84}

传教士这一群体对辛亥革命的看法和态度，与其自身所处的环境及个人背景与经历密不可分，从1912年的《中国基督教年鉴》对辛亥革命的报道和评论中便可窥探一二。传教士的叙事基调和遣词用句或是他们立场及态度隐晦的表达。华中地区之外的传教士们对于革命及革命后的形势持谨慎保留态度，而身处首义之地武汉的传教士们的态度则更为乐观和积极。{85} 武汉地区的传教士们在起义之初就大多使用“革命（Revolution）”、“革命者（Revolutionist）”等词语，“叛乱（Rebellion）”、“叛军（Rebel）”等词语虽然也出现过，但数量极少。汉口伦敦会的传教士们更是自起义爆发就表明了对革命者的倾向与支持的立场。

起义最初，不同教会的传教士表现出了各自立场的微妙差别。在汉口内地会传教士周济川10月12日写给上海方面的信中，所有出现革命军的地方都使用了“叛军”一词{86}。而就职于武昌循道会医院的尤因斯（Emily Marry Ewins），在其家书中明显倾向革命党人。尤因斯曾道，“我们都希望革命党能取胜”，对于某些持观望态度的同工们，她亦愿意将其态度解释为希望革命取得成功。{87} 除尤因斯外，时任汉口圣教书局总经理、苏格兰圣经会传教士计约翰（John Archibald）于10月11日在《汉口日报》（Hankow Daily News）中发表文章，将10日晚发生在武昌的战斗称之为“革命运动（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88}，并在12日刊登了以“革命（The Revolution）”为名的社论。计约翰在文中称赞“革命军纪律严明”，明确指出“这是一场能让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运动。”{89}

随着起义进程的发展，传教士们的态度与立场也随之转变。在周济川写于10月13日的信中，他对于这场革命的叙述基调已有明显改变，对革命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军队缩减军饷，处决疑似革命党的士兵等事件等发生，加速了革命的爆发”{90}。他已开始使用“革命”、“革命者”等词语，感叹“再一次的，我们正处在激荡之中，……一场革命正在进行。”{91} 但是，周济川仍未意识到这场运动与以往的叛乱有着本质区别，认为“当前的形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满族的军队和效忠政府的汉族军队到来，会爆发激烈的战斗”{92}，处决造反者，镇压叛乱。

武汉之外的传教士们在起义初期，则大多对这场起义持有消极或观望的态度。如李佳白便认为这场革命会使中国“外而涂炭生灵，内而震惊七鬯”，并感叹到“未尝不太息痛恨谋国诸臣罔知大计，误我贤王也。”{93} 李提摩太则用一枚银币的比喻质疑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口号，“简单地把最高权力从满族人转移到汉族人手中，而不在政府权力的中心进行根本性变革，就像把一枚残破的硬币翻过来一样：那仍然是一枚残破的硬币”{94}，认为中国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95} 李提摩太记录了革命引发的暴力冲突和屠满事件，并且在提及革命时使用“叛乱”一词，字里行间里批评革命有违“上帝的善与爱”。{96} 《教务杂志》编者将武昌起义称为是一场“不期而至的革命（Unexpected Revolution）”{97}，“10月10日礼拜二的晚上，武昌西式训练的军队造反，烧毁总督衙门，屠杀了满洲军队及其家属和仆役”{98}，把起义描述为一场充斥着暴力和恐慌的叛乱。传教士由此联想到了义和团运动，“没有期望发生的总是发生了，在1900年是这样，今天又一次”{99}，震惊之情跃然纸间。在武昌起义刚爆发时，包括清政府、外国官员以及媒体等很多人认为此次“叛乱”很容易被镇压。美国驻上海领事维礼徳（Amos Parker Wilder）在10月20日写给美国国务院的书信中直言：“由武昌而起的叛乱不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100}

而革命形势快速发展，一个月内14个省份宣布独立。这一现状使得武汉地区之外的传教士态度有所转变。1911年11月的《教务杂志》报道，“从宜昌到芜湖西边的长江腹地已落入国民军之手，中国民众对新政权充满了热情。”{101} 该月第二篇社评就以“革命轻易成功”为题，感叹革命成功之快。{102} 由此可见，革命局势的变化在改变着传教士的认知。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具体信息从武汉这一起义发生中心逐渐向外界传播，传教士对这场运动的表述也多从“叛乱”转变到“革命”。

四、英国总部的回应与汉口伦敦会的展望

英国海外布道会的资金多来自英国国内的捐款，如1899年英国国内通过各渠道为海外传教组织的捐款高达160万英镑，占当年英国消费支出的0.01%，其中72%的捐款给了五大传教团体。{103} 基于此，各传教组织热衷于印发小册子来宣传自己的传教成果，以获得更多的民间募捐。此外，作为19世纪英国文化扩张一部分的基督教海外传教活动，也受到英国人的关注与重视。余恩思家乡的报纸曾详细报道了余恩思启程前往中国的过程{104}，也多次报道其在中国的活动{105}并全文刊登了余恩思的家书。{106} 武昌起义爆发后，大多数汉口伦敦会传教士在各自的年报和书信中对此事件进行了记录和汇报。{107} 这些文件不仅是英国伦敦会总部直观了解起义的核心渠道，也是伦敦会总部宣传其传教成就的基础。

随着革命的发展势头日盛，伦敦会似是看出清王朝气数将尽大厦将倾，在明确了立场的同时，更开始呼吁英国官方表态。从伦敦会驻华总司库在11月8日和11月11日写回伦敦总部的信中可以看出，最晚于11月上旬，伦敦会已经达成决议并呼吁英国官方进行干涉。{108}

伦敦会总部意识到这场革命带来了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机遇，认为在华传教获得了比以往更好的条件。他们宣称是“基督教在华的传播让这个古老的国家获得了政治和社会的进步”{109}，着重且多次提及革命领袖的基督徒身份和领导人的基督教背景，认为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新领袖们会“有力地给予教会同情和帮助，使新中国从基础秩序和立法都受到基督教原则的影响”{110}，并将传教士视为“这场新运动的先驱”{111}，积极宣扬该会在华取得的“惊人成就”。余恩思家乡的报纸甚至在六年后仍对其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进行报道，文章中提到“本镇的余恩思牧师被授予六等嘉禾勋章，以表彰他在1911—1912年间在汉口开展的救灾工作。是年，余恩思牧师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兼秘书，汉口大火后曾一度担任英国驻汉口领事馆人口司司库。这个光荣的证书上盖有中国政府的国章。”{112}

伦敦会总部要求余恩思整理其创作的儿童小说《子弹历险记》，与另一本青少年读物《汉人——中国人的生活和我们的传教故事》{113} 一同面向全英青少年出版发行。另外，伦敦会在英国发行的年度总结报告中多次提及其在中国的慈善活动和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强调革命带来的传教环境的变化，称“中国基督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机会，独立和改革的精神在空气中弥漫。（伦敦会）为此做好了准备。”{114} 这份报告增加了英国人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信心，也给伦敦会带来了更多来自英国社区的捐款。如来自伯恩茅斯（Bournemouth）的捐款就较前一年增加了20英镑。{115} 1912年，英国伦敦会总部增派了多名医疗、教育传教士前往中国，并增加了2500英镑的拨款用以支持伦敦会在中国的社会活动以扩大差会在中国的影响力。{116} 伦敦会还在汉口教会试点华人教徒自传自治来增加华人基督徒的积极性{117}，如组织以华人布道员为主导的例会、扩大华人教工的职责范围等，来推动教会的传教工作。{118}这是伦敦会迈向本土化的重要一步。此外，伦敦会还呼吁英国各新教差会应扩大在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共同合作，认为“传教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而现在正是这种友谊与合作的工作应该迅速进行的时候。”{119} 伦敦会总部的积极态度也为1912—1916年间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快速发展做出了相当贡献。

传教士们认为，“由于革命党人的领导者绝大多数都有海外教育经历，如果革命党获得胜利，西方的教育和基督教事业的发展将会得到极大的促进。”{120} 绝大多数的汉口伦敦会传教士对武昌起义后中国未来的展望乐观且积极，将这场革命运动描述为“一场伟大的自由运动”{121}，感叹“这场革命活动改变了人们对于基督教的看法”{122}，并看到了“基督教发展的希望。”{123} 他们还认为“中国很快就能从混乱中走出，进入一个繁荣的纪元。”{124} 其中马辅仁对革命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在1912年的《中国基督教年鉴》的报告中称其“是一种释放，一次剧变，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指出“尽管革命前武汉地区的传教事业平稳发展，而革命引起的动荡扰动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但这场革命在理念上昭示了一个好的未来”。{125} 此外，马辅仁还认为，“在武汉，传教工作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在思想上为革命做了准备，而且为其提供了人力”，强调“武昌的头面人物坚定地向基督教靠拢，”并对新条件下的传教策略进行了思考，认为将来应更加注重发展基督教教育事业。{126}

但余恩思对革命的发展形势的判断更为谨慎。他认为：“这场革命更像是一场家庭选举活动，而非残酷可怕的战争”，同时指出，“基于现实的形势，革命还需要更多内在的力量，将正直和有价值的人民带到前线，只有他们才能指挥和塑造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中国。新中国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27}

对革命后形势持有保留态度的还有富士德师母。1911年12月的伦敦会内刊发表了她关于辛亥革命的文章。在记述武昌起义中的见闻与经历后，富士徳师母表达了对这场革命运动的思考：“中国想要学习西方的方式，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但是单一地、表面地学习我们的制度会让中国陷入新的混乱之中。（中国）仍有很多社会问题没有解决，新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28} 她还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强调“（我们）不仅仅要给中国带来医学技能和科学知识，还要重视西式教育以及基督教福音对启发中国民众心灵的作用，要引导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基督教的公义”。{129} 富士德师母的文章于11月10日收录，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形之下，其态度与见解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综上，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有数以千计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中国的社会变动往往也会给他们的生存与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因而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动态相当关注，由于受到自身背景、差会立场、地域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传教士对自身所经历的革命的理解和认知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盲目性。但其所带的“现场感”却不容忽视。通过这些有限的看法，后人可窥视出辛亥革命爆发之时的某些片段，一定程上還原传教士经历的历史场景。大批传教士遗留的丰富史料，其中日记、期刊等时效性强的资料尤其值得关注。除文中使用的原始档案外，还有很多相关的记录散落在浩瀚的中外史料中，值得学界继续挖掘和解读。

注释：

① 探讨孙中山基督徒身份的成果数量众多，在此不赘。讨论传教士与辛亥革命关系的代表性成果有吴义雄：《民元前后外国传教士对改革与革命的认识与反应——基于三种教会出版物的考察》，《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陶飞亚、王皓：《传教士话语中的辛亥革命：依据〈教务杂志〉的考察（1900—1916）》，《近代中国》2019年第1期;陈忠：《辛亥革命时期的传教士》，罗冠宗主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香港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仝瑞中：《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以李提摩太、庄士敦为代表的观察》，《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刘继华：《基督教传教士与陕西辛亥革命——以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为中心的探讨》，《近代史学刊》2010年第7辑;王静：《“觉醒的中国”：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② 参见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兼论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川村规夫：《日知会的革命活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等。关于武汉基督徒的论著有王威：《武汉基督徒与辛亥革命研究——以武汉圣公会为讨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 N. Goodnall， “Foreword”，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④ 数据统计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特别藏书室馆藏：The One Hundred and Sixteenth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The LMS， 1911， pp.160-178. 其中汉口传教站西教士12人，信徒3544人，各类学校12所，在校生245名;武昌传教站西教士6名，信徒60人，学校2所，在校生30人;黄陂传教站西教士1名，信徒2215人，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1所，学生60人，其他学校5所，在校生129人;孝感西教士3名，信徒2820人，主日学校3所，在校生150人，其他学校3所，在校生110人;皂市西教士3名。王威在《武汉基督徒与辛亥革命研究——以武汉圣公会为讨论中心》第22页对辛亥革命前武汉伦敦会规模统计有误，特此勘正。

⑤ 数据统计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特别藏书室馆藏汉口伦敦会传教士个人年报，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档案号：CWM/LMS/17/06/045。以及汉口伦敦会传教士个人通信，CWM/LMS/Central China/Incoming Correspondence/Box 22/Correspondence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档案号：CWM/LMS/17/02。

⑥ 余恩思（Bernard Upward），伦敦会传教士。1897年来到温州传教，1904年前往汉口。武昌起义爆发时，任汉口博学书院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⑦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特别收藏室馆藏：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6 Decembe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⑧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特别收藏室馆藏：Reports by Bernard Upward，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s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3.

⑨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特别收藏室馆藏：Bernard Upward， The Adventures of a Bullet： A Tal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914.

⑩ 日记由余恩思后人作序出版，定名为Like Lions after Slumber： The Diary of Bernard Upward of Hankow， Carmarthenshire： Dinefwr Print & Design， 2016.

{11} 司佳：《从〈日记言行〉手稿看梁发的宗教观念》，《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

{12}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3 October 1911. 施白珩（Charles Sparham），伦敦会传教士。1884年来华布道，驻湖北汉口。1895年娶杨格非女，1911年时任汉口伦敦会主席。

{13}{14}{16}{17}{23}{49}{67}{127}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3 October 1911.

{15} Reports by Mrs. Arnold Foster，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s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富士徳（Arnold Foster），倫敦会传教士，1871年与妻来华布道，驻湖北汉口。富士德师母（Mrs. Arnold Foster），伦敦会女教育传教士，1897年在汉口创办懿训书院，即后来的私立懿训女子中学。巴德巽（James Lee Hamilton Paterson），伦敦会医疗传教士，1908年来华布道施医，驻湖北武昌。

{18} 汉口仁济医院于1866年由杨格非创建。汉口仁济妇婴医院于1884年由汉口伦敦会创建，为纪念布道先驱杨格非已故发妻，特定西名为“Margaret Hospital for Women & Children”。

{19}{35}{42}{47}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8 October 1911.

{20}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3 November 1911， 29 November 1911.

{21}{24}{30}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9 November 1911.

{22}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3 November 1911， 18 November 1911.

{25}{26}{27}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4 October 1911.

{28}{29}{44}  Bernard Upward， The Adventures of a Bullet： A Tal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76， p.81， p.113.

{31}{119} “China”， The One Hundred and Seventeenth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The LMS， 1912， p.32， p.35.

{32}{74}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5 October 1911.

{33}{38}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8 October 1911.

{34} Reports by Dr. McAll，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孟合理（Percy Lonsdale McAll），伦敦会医疗传教士，1898年来华布道施医，驻湖北汉口。

{36}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8 October 1911. 纪立生（Thomas Gillis），伦敦会医疗传教士，1882年来华布道施医，驻湖北汉口。

{37} N. Good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3.

{39}{123} Reports by A. J. McFarlane，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 /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3， p.1. 馬辅仁（A. J. McFarlane），伦敦会教育传教士，1896年来华布道，驻湖北汉口。

{40} Reports by Miss Organe，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41}{46}{68}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3 October 1911.

{43}{87} 埃米丽·M·尤因斯：《辛亥家书·上》，阙维民、沈昌洪译，《文献》2002年第3期。

{45} Extracts from a letter from Mrs. C.V. Knott， dated Oct. 16， 1911（Hankow）， 见Reports by Mr. and Mrs. C. V. Knott，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48}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4 January 1912; 另见： “Hankow”， The One Hundred and Seventeenth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The LMS， 1912， pp.60-61.

{50} “Wuchang”， The One Hundred and Seventeenth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The LMS， 1912， p.65.

{51} 孝感传教站为汉口伦敦会在湖北地区辖属的五个传教站之一。傅乐仁（Henry Fowler），伦敦会医疗传教士，1899年来华布道施医，驻湖北孝感。革命爆发时任孝感仁济医院院长并负责孝感麻风病院工作。

{52}{53}{55} “Siaokan”， The One Hundred and Seventeenth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The LMS， 1912， p.66， p.69， pp.66-67.

{54} Report of the Siao Kan Medical Mission for the year 1911， 见Reports by Henry Fowler，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56} Reports by W. H. Geller，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郭理顺（Wilson H. Geller），伦敦会医疗传教士，1897年来华布道施医，驻湖北孝感。

{57} Reports by Dr. McAll，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58}{59}  A. T. S. James， Twenty-Five Years of the LMS： 1895-1920，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923， pp.46-47， p.82.

{60}{106} “The ‘Boxers’ at Wenchow： A Whole Foreign Community Leaves the Port”， Isle of Wight County Press， published at 25 August 1900.

{61} Reports by Bernard Upward，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5/Report for 190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62} Reports by Bernard Upward，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5/Report for 1909，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63} Letter from C. G. Sparham to G. Currie Martin， CWM/LMS/Central China/Correspondence/Box 22/Correspondence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64} Reports by C. W. Knott， CWM/LMS/Central China/ 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2. 孔樂德（Cyril W Knott），伦敦会教育传教士，1909年来华布道兴学，驻湖北汉口。

{65} Reports by Rev. Arthur E. Claxton，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嘉立德（Arthur E. Claxton），伦敦会传教士，1885年来华布道，驻湖北汉口。

{66} J. H. Wallace，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and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May 1912， p.314.

{69}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30 October 1911.

{70} Letter from A. E. Claxton to Stewart （Oct. 30， 1911）， CWM/LMS/Central China/Correspondence/Box 22/Correspondence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1.

{71}{125}{126} A. J. McFarlane， In Central China，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2， p.104， pp.105-108， p.107.

{72} Letter from Knott （Oct. 15， 1911）， in Reports by C. W. Knott，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73} Reports by Stanley V. Boxer，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鲍克私（Stanley V. Boxer），伦敦会教育传教士，1910年来华布道兴学，驻湖北汉口。

{75} Letter from Arthur E. Claxton （Oct. 15， 1911）， Resolutions passed by the Emergency Cttee consisting of five members four being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and two members of the Medical reference Cttees， Oct. 14， 1911，CWM/LMS/Central China/Correspondence /Box 22/Correspondence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76}{78} Letters from Henry Fowler to F. H. Hawkins （Oct. 16， 1911）， CWM/LMS/Central China/Correspondence/Box 22/Correspondence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p.1-2， pp.1-2.

{77} Report of the Siao Kan Medical Mission for the year 1911， 见Reports by Henry Fowler，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5.

{79} Reports by A. J. MacFarlane，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1.

{80} Letters from Onley to Claxton （Oct. 29， 1911），

CWM/LMS/Central China/Correspondence/Box 22/Correspondence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p.1-2. 文励益（Frederick G. Onley），伦敦会教育传教士，1909年来华布道兴学，驻湖北皂市。

{81} Wm. Ashmore， Permeation of the Asiatic Mind with Democratic Ideas， The Chinese Record， Nov. 1901， pp.534-535.

{82} Frank Rawlinson， A Study of the Rebellions of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March 1905， p.107.

{83} E. I. Doty， The Dragon’s Awaken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April 1908， p.211.

{84} 王立新：《美國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259页。

{85} 1912年的《中国基督教年鉴》对辛亥革命的评论和报道颇为细致，包括总论在内，共有4篇合计100余页的报道。关于《中国基督教年鉴》的分析，详可参见吴义雄：《民元前后外国传教士对改革与革命的认识与反应——基于三种教会出版物的考察》，《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86}{90}{91}{92} Lewis Jones，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December 1911， p.181， p.182， p.182， p.184.

{88} 美国密歇根大学馆藏：John Archibald， The Revoluionary Movement， Hankow Daily News， Wednesday 11th Oct. 191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3/773/H24.

{89} 美国密歇根大学馆藏：John Archibald， The Revoluionary Movement， Hankow Daily News， Thursday 12th Oct. 191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3/773/H24.

{93} 李佳白：《辛亥革命上摄政王书》，《国际公报》1911年第2卷第103期。

{94}{95}{96}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286、337—338页。

{97}{98}{99}{101} “Editorial”， The Chinese Recorder， November 1911， p.611， p.611， p.611，611.

{100} Michael V. Metall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n Yat-sen： 1911-1925， Ph.D. Thesis， New York University， 1974， p.15.

{102} “Ease with Which Revolution Has Been Accomplished”， The Chinese Recorder， November 1911， pp.611-612.

{103} S. Maughan， Mighty England Do Good： Do Good： The Major English Denominations and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Foreign Missions in the 19th Century， in R. A. Bickers， Missionary Encounters， p.28， 转引自傅政：《19—20世纪英国伦敦会在华活动》，《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1期。

{104} “From Newport to the China Mission Field： Farewell to Mr Bernard Upward”， Isle of Wight County Press， published at 27 August 1918.

{105} “A Newportonian in China”， Isle of Wight County Press， published at 25 August 1900.

{107} 武昌起义时期共有25名伦敦会西教士在鄂（包括杨格非与施白珩），其中18人向伦敦会总部邮寄了个人信件和年报。见：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108} Letter from General Treasurer for China Mr. H. B. Stewart to G. Currie Martin （Nov. 11， 1911）， CWM/LMS/Central China/Correspondence/Box 22/Correspondence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p.1-2.

{109} “General”， The One Hundred and Seventeenth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The LMS， 1912， p.2.

{110} “General-China”， The One Hundred and Seventeenth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The LMS， 1912， p.16.

{111} “The Forerunners of a New Movement”， The One Hundred and Seventeenth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54.

{112} Isle of Wight County Press， published at 12 January 1918.

{113} Bernard Upward， The Sons of Han： Stories of Chinese Life and Mission Work，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908.

{114}{118} The One Hundred and Seventeenth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p.2-3， p.54， p.58.

{115} The One Hundred and Seventeenth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58. 這些捐款指名用于富士德牧师娘在武昌开办的女子学校。

{116} “Finance”， The One Hundred and Seventeenth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The LMS， 1912， p.9.

{117} “Strong Free Church Self-Government”， The One Hundred and Eighteenth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The LMS， 1913， p.168.

{120} Extracts from a letter from C.W. Knott（Oct. 16， 1911）， 见Reports by Mr. and Mrs. C. W. Knott，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121} Reports by Bernard Upward，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1.

{122} Reports by Bernard Upward， CWM/LMS/Central

China/Reports/Box 6/Report for 1911，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124} Bernard Upward， Di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4 January 1912.

{128}{129} Mrs. Arnold Foster，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hronicle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No.907， December 1911， p.223， p.223.

作者简介：康婉盈，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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