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昌 祝莹璇

摘要：李传锋的小说创作紧贴时代风云，与时代脉搏共起伏，与时代洪流同潮汐，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无论是动物题材还是人物题材的小说创作，其创作的终极指向都是“人”，而且都是当代历史进程中的生活在武陵地域的土家族人，体现出一名土家族代表性作家的民族情怀与使命担当。歌颂时代风云，展示地域民族风情，追求哲思的升华与理性的超越，李传锋始终对自由和故乡葆有坚韧执著的追求精神，体现出深长的人文主义关怀。

关键词：李传锋;武陵情怀;时空书写;哲学升华;人文主义关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14BZW112）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3-0065-07

土家族作家李传锋自1980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社长的晚宴》，40余年来出版短篇小说集《退役军犬》《动物小说选》，中篇小说集《红豺》《定风草》，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林莽英雄》《白虎寨》《武陵王》（合著），散文集《鹤之峰》《梦回清江》《西望溇水》《我在省文联三十九年》，文艺研究论集《南窗谈艺》等。李传锋是一位创作勤奋、特色鲜明的民族作家，《退役军犬》和《白虎寨》曾两次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论家习惯上将其小说创作分为动物题材和人物题材，事实上他的这些创作的终极指向都是“人”，而且都是当代历史进程中的生活在武陵地域的土家族人，体现出一名土家族代表性作家的民族情怀与使命担当。

一、时代风云的歌者

由于长期担任行政领导和期刊主编，李传锋的小说创作一直处于“业余”状态，产量并不很多;同时因为对党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比较了解，其创作总是紧贴时代风云，与时代脉搏共起伏，与时代洪流同潮汐，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李传锋最早发表的短篇小说《社长的晚宴》① ，从题材上可以归入“问题小说”或者“改革小说”。小说从龙潭公社炊事员老王的视角，通过一场周社长款待新上任的县委张书记的“晚宴”场景，揭露乡村政治生活中的吃喝风、腐败风和官僚主义作风，呼唤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正是腊月冬播大忙的季节，社员们忙于点油菜、种麦子、窖洋芋、备冬肥，龙潭公社的周社长却守在电话机旁边，“对着送话器进行着漫长而富有情感的谈话”，因为他从县委办公室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个“秘密消息”，新上任的县委张书记要来检查工作，便立即安排人手杀猪宰鸡、打酒买菜，请客人作陪，准备好三十多人的饭菜。最近几年来，虽然说大报小报都在登载文章，反对领导干部大吃大喝，但是年富力强的周社长深深地知道，“报纸都不过是些秀才文章，少见多怪。他深信，无论多么严格的律条也挡不住肉元帅、酒将军的反攻”。周社长费尽心机，通过上菜、撤菜的方式，弄出了好几轮“四菜一汤”，既在形式上没有违反国家的政策规定，又在实质上满足了大家大吃大喝的“实际需要”，他自以为得计;张书记心中也有矛盾，刚开始看到同志们吃喝时兴高采烈的模样他也不忍心批评;老王对张书记的“装模作样”心生厌恶，认为狐狸尾巴迟早是要露出来的。一席晚宴，大家心态各异，但是，忍无可忍的张书记最终还是发怒了。因为龙潭公社每个劳动力每日平均分值只有三角钱，不少人还住在岩洞里，脱贫任务艰巨，社里的领导干部们吃喝起来却如此奢靡浪费。周社长摆酒席讨好领导，结果适得其反。张书记严肃地批评了以周社长为代表的少数干部，“你在这方面用的心思太多了，你有本事，有心计，为什么不用到工作上去？”他在公社有线广播里宣布，“不准任何人只看领导的脸色行事，我们要看着群众的脸色行事，今后的干部，要废除委派制，把选举和罢免的权力交给社员群众。我要求全体一齐努力，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每一个社员的餐桌上也摆上真正的‘四菜一汤’，而不是青菜萝卜”。这篇小说“处女作”，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将改革的希望寄托在雷厉风行的“一把手”身上，毫无疑问也是传统“清官意识”的反映。但是，小说山村生活气息浓郁，场景描写形象生动，人物性格饱满鲜明，心理活动细腻深刻，语言风格风趣幽默，在“载改革之道”的同时也富于艺术审美性，可见李传锋创作的起点之高。

《烟姐儿》②是一篇正面歌颂改革、讴歌山村联产计酬政策的短篇小说。麻沟湾试行民主选举，选掉了思想保守、认识落后的生产队长，烟姐儿被选进队委会。新婚少妇烟姐儿，高挑美丽，心地善良，勤劳泼辣，带领4个姐妹，组成种烟互助组，与生产队签订租种合同，年底上缴五千元承包费。在收购站老卓的帮助下，烟姐儿们种上了美洲白肋烟草，“小小的种子在发芽，在开花，在展叶，烟姐儿们的希望也像那嫩生生的烟芽子不断膨胀起来”，烟姐儿们“摸着石头过河”，不敢有丝毫松懈，到了桂花开、菊花黄的收烟时节，老卓也来参加，寸步不离，她们给烟叶“放血”，下烟叶，上绳，整色压片，熬更守夜，废寝忘食，年底互助组终于得到整整六千元的收入。“五个姑娘凭自己的正当劳动，为全队社员每人的年终分配表里添上了五十块钱。整整五十块，合那五分一个的镍币抵一千个哇！这是多么丰厚的新年礼物，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数字啊”。劳动创造价值，烟姐儿们这批土家族妹子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收获了村民们的尊重，创造了美好的山村生活，也給贫瘠的山村带来了劳动致富、农民富裕的崭新希望。《烟姐儿》给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来自武陵地域的山风，著名作家王愿坚评价说：“李传锋同志的《烟姐儿》，你感觉并研究了一个或者几个烟姐儿，看到了她们身上的新的精神因素，新的思想和情怀，她们用自己的劳动，在经济上去创造一个新生活，为集体增加财富，也增加了人的价值”，“这篇小说用纯朴的语言，以看来无技巧却又别具匠心的艺术构思，写了新人的形象，为新的生活唱了一曲动情的歌”。③ 《土家族文学史》也充分肯定了烟姐儿“聪明能干、敢作敢想、泼辣而不乏风趣、有主见而能顾大局、好胜而勇于承认错误、锲而不舍地追求新生活”④ 这一人物形象。与烟姐儿们的勤劳致富相对照，小说设置了另外一种农村人物典型——秋生，他忍受不了种地的辛苦，看不起种地的微薄收入，认为那是没出息的人才干的事，一心想着发几桩横财，下广州换“金元券”，被公安局拘留。村里有些青年人对此还很羡慕，“钱财如粪土，下一趟广州，见识见识，这辈子也值得”。烟姐儿们却认为，“吃力气饭，睡安稳觉才是正道”。也有人批评她们，说如果大家都不做生意，都不敢出去，都害怕吃亏，“那广货就进不来，山货就出不去”。现在看来，以烟姐儿为代表的村民们的“重农轻商”思想观念，是落后、保守的传统的“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陈旧观念，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需求背道而驰，但是，在八九十年代这种深植于故乡土地的建设家园实现共同富裕的努力，却是一种受到普遍称赞的时代精神。类似的情感向度，我们在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和《鸡窝洼人家》等小说中都会再次“重逢”。李传锋的小说紧贴时代脉搏，将农村问题的最后解决归因于党的农村政策，“填不满的穷坑，一年翻了身，家家户户仓满囤流”，思路上略嫌简单、浅显;小说值得肯定之处乃在于浓郁的生活气息，扎实丰富的生产生活细节，活泼风趣的人物对话，特色鲜明的地域景观呈现，和文字间流淌的清新淡雅的诗情画意，正是这些审美因素保证了小说的历史超越性，现在读来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长篇小说《白虎寨》可以视为《烟姐儿》的“时代升级版”，描写打工妹覃幺妹返乡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故事。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将正在沿海城市打工的覃幺妹和她的好姐妹春花、秋月、荞麦等人赶回了贫困山村。要致富先修路，地势险峻的敲梆崖，截断了乡亲们的致富梦想。幺妹子的父亲覃建国是转业军人，长期担任村支书、村长，与都无队长等人战天斗地，但是始终都没有能够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母亲曾经是一朵寨花，擅长编织西兰卡普。在朋友们和众乡亲的劝说下，幺妹子带领乡亲们奋斗，她们将路过此地的扶贫队员、科技专家向思明“掳上”了白虎寨，成为山村致富的“军师”。白虎寨是武陵地域一个被敲梆岩隔断的世外桃源世界，土司时期是固若金汤的寨府所在地，土地革命时期是红军的后方医院，文革时期又是“走资派”的避难所。封闭的地理环境严重地延缓了山村经济的发展步伐。为了早日通电，全村人在夜雨中抢运输电器材，电闪雷鸣，气壮山河。通过观看电视节目，白虎寨村民们“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竖起铁塔后，手机信号覆盖全村。在向思明的帮助下，村民们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开发魔芋产品，取得成功。幺妹子当上村支书;老支书去世后留下一个小本子，记载了全村人历年来吃国家救济的账目和大家为修通敲梆崖公路的捐款记录，鲜红的手指印十分刺眼;曾经的“走资派”、退休县委赵书记来到白虎寨，与扶贫队员们一起下决心打通敲梆崖，修通公路;围绕土地流转，白虎寨再起激烈风波。小说结尾时，白虎寨村民的人均纯收入刚刚超过国家贫困线，不料当年的脱贫标准已经调高，白虎寨村民们因此还要继续与贫困作最后的搏斗。《白虎寨》内含着“游子、干部、文人（知识分子）”⑤ 的三重叙述视角，与李传锋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积累正好相互印证，多重叙事视角令小说呈现出多声部的复调式美学效果，群山万壑，气象万千。三重叙述角度中，又以领导干部的角度最为鲜明突出。举凡金融危机以来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尤其是关涉“三农”的多个问题，诸如“三万活动”、“村村通”工程、农村城镇化、基层民主选举、税费改革、土地流转、种植结构调整、乡村教育、留守儿童、撤并五站六所、农村医疗、文化生活、基层养老、丧葬改革等等，在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李传锋20岁时离开故乡鹤峰，在武汉担任《湖北文艺》《长江文艺》《今古传奇》的编辑和主编，后来又担任省文联主席多年，身兼游子、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三重身份，对党的农村政策和湖北农村工作实际一直十分关心，对故乡的发展和乡亲们的生活长期牵挂魂牵梦萦，小说内含的领导干部的叙述视角有利于驾驭复杂的社会生活、反映立体的农村发展实际，在国家甚至国际的层面来思索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相关问题，《白虎寨》因此写得纵横捭阖、大气流畅，“主旋律”气质十分明显。小说借助幺妹子、春花、秋月、荞麦等打工妹的视角，表达游子的“恋乡”情怀，“萦绕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眷恋和偏爱故乡的情感因子”⑥ 时时在发生作用，当她们在沿海城市打工时牵挂着故乡的亲人、怀想故乡的山川大地和饮食习俗，但当她们真正回到故乡时却又痛恨故乡的贫困落后，将“恋乡”的抒情性转化为“振乡”的实践性。小说以土家族源远流长的“白虎”传说和图腾崇拜，将恋乡主题进行跨越时空的纵深拓展，将新农村建设与求生存、谋发展的土家族文化传统紧密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历史与当代、神话与现实、民族与国家浑然交融的抒情艺术空间。小说借助顾博士的视角，展开土家族文化史的叙述，对民间风俗、传说故事、山川美景、文化遗存等进行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深层次的理性观照，由此构建出一种传统与现代、共相与殊相、全球化与地域本土的文化对话空间。正是在此意义上，长篇小说才算是“中年文体”，浩荡雄浑，百味杂陈。《白虎寨》可以视为李传锋小说创作的重要里程碑。

即使是在动物题材的小说中，这种“时代性”特征也随处可见。《退役军犬》从退役军犬黑豹的视角，抒写文革动乱岁月给武陵地域龙王村人们带来的深重苦难，以勤劳正直的主人张三叔为代表的土家族人民，受到“极左”路线的打压;曾因偷窃集体财产被黑豹当场抓住的冯老八，风云际会成为“当权派”，“黑豹不懂得人类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但它注意到向来死蔫没气的冯老八忽然得意起来。他不跟男人们下地，常常吆五喝六，动不动就把人们喊到一起，没完没了地念着一纸什么文章，或是喊叫着什么问题。而且，那些好心肠的老婆子们也无缘无故地把鸡杀了，卖了，村子里打架，放枪，闹得很是凄惶”⑦。黑豹最后被冯老八带來的民兵射杀，张三叔抱着黑豹的尸体，横眉冷对冯老八们，恨恨地骂道：“你们，等着！早晚，有你们败兴的日子！”这篇小说写出了“人的兽性”与“兽的人性”，是伤痕文学潮流中的一脉清流。如果说《退役军犬》志在揭露“极左”路线下的农村伤痕，那么，《母鸡来亨儿》⑧ 则意在展示“干校”生活的荒唐岁月，母鸡来亨儿跟随省城著名的外科大夫下乡，与邻居作家的母鸡“九斤黄”成为好朋友，在她们看来，“这地方真好，风儿一吹，草地立刻泛起重重叠叠的绿油油波浪，一浪推一浪，直朝远处扩散开去，蜜蜂儿只朝香花儿飞，四脚蛇伏在草丛中睡觉，蚂蚁总是在往远处运粮食，高大的鹳鹤用一只腿立在浅沼中，把头藏在腋下打盹儿，草原上有一种细微而动听的合唱声，在这种声音里吃蚱蜢肉再香不过。来亨儿只吃了十只小蚱蜢，就有些醉了，相比之下，女主人喂的那些雪白的米粒和面包屑，实在没什么滋味”。但是，主人们似乎都不高兴。来亨儿努力多下蛋，也换不来主人们的笑脸。村里“各家各户都安上了喇叭，村口还安了一个高音的喇叭，城里没听过这么吓人的声音”;在干校，“明明不高兴，大家还乐呵呵地显示自己的奇才异能，有的学种菜，有的去养猪，有的学砌墙，有的要赶马车。年纪最老的男人被安排去放牛，胆大的还爬到牛背上去坐着，露出没牙的嘴呵呵地笑，像在述说童年的梦”。外科大夫精湛的专业技术，只能在帮助“九斤黄”做“皮下脂肪剥离术”中显示出来。从动物视角，揭示“人”的世界的荒唐，正是李传锋独特的文学史贡献。李传锋说过：“我们历来用自己的眼来看待自己，现在我们用动物的眼来看待这个世界，常常能发现一些曾视而不见的东西。”⑨ 类似的伤痕题材小说创作的主题，可以归纳为：有的时候，人类远不如动物那么具有“人性的温情”。

二、地域民族风情的展示

由于土家族民族作家的身份和长期在武陵地域生活的真切经验，李传锋的小说又总是充满了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地域民族风情的展示是其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其小说具有较强艺术魅力能够超越时代限制的重要原因。

《十里盘山路》⑩ 虽然也属于“改革文学”的范畴，但是从土家族青年人的婚恋生活的视角切入，其地域民族风情书写予人耳目一新之感。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邻村的漆树湾生产队，改革意识强，动手早，“农林牧副，一包到底”，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结果一年就翻了身;龙潭坪生产队也积极跟上，乡村青年王有志，毛遂自荐当上生产队长，不惜得罪老队长——爱人许小芹的哥哥，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许小芹和村里其他年轻人的拥戴，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建设山村，对未来新生活充满美好的期盼。许小芹也是个爱劳动、自尊自爱的好姑娘，在结婚过程中她敢于冲破阻力，移风易俗，婚事新办，对曾经的追求者王有方和心怀不满多方发难的哥哥做了有效的团结工作，小说最后在“大团圆”的喜庆氛围中结束全篇。客观地说，这种书写“好人好事”“新人新事”的小说，很容易落入“歌颂”或者“表扬”的俗套，但是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以精彩的地域经验十足的民族风情的细节书写，营造出清新感人的艺术氛围，成就其不落流俗的叙事品格。小说关于土家族姑娘出嫁时的开脸、上头、放鞭炮、祭祖宗、喜锣喜钹、“八仙”师傅吹喇叭、男方送“拜匣”、送亲抢占上风等描写生动活泼、风趣十足;关于“银色的雾弥漫在山林上空，屋前流动着一层淡淡的蓝烟。她对着山谷轻轻地吹了一口气，这蓝烟都好像在微微颤动，把远山近水晃成一片神仙世界”的武陵山地的风景描写颇具美感;引用的“韭菜开花细茸茸，有心恋郎莫怕穷。只要两人情义好，冷水泡茶慢慢浓”等山歌，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引人入胜。

在长篇小说《白虎寨》中，地域历史和民族风情本来就是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同时还充当着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功能性作用。如小说描写白虎寨过春节的乡俗，返乡的青年人，打扫房间，穿上新衣新裤，给长辈拜年，每天轮换着吃猪蹄、山麂、鸡肉、兔肉火锅，这种山里人的饮食，先用山泉水洗干净，用土瓦罐盛好，生起柴炭慢火煨熟，快熟的时候，放入大蒜、花椒、生姜和辣椒，真是“一尝有味三拍手，十里闻香九回头”，小说顺便叙述了乡村文化生活的贫乏，住在深山野寨，人们在吃喝睡觉之外，也就只能在牌桌上赌博了。小说设置了金幺爹和顾博士这两个人物形象，借此打开土家族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画卷。金幺爹善于弹三弦讲说土家族历史，顾博士则从京城前来“寻根”，想要解开祖先留下的“白虎当堂坐，当堂坐的是家神”的偈语之谜。白虎寨大门口立有四柱三门、两层滴水、斗拱翘檐的高大牌坊，“坊顶龙脊全由麻石雕凿榫接而成，正中大门上书‘雄镇武陵’四个大字，反面书‘屏翰楚蜀’，耳门上是‘渔樵耕读’的浮雕，左右各两块，上下两块之间由麒麟和犀牛的镂雕相衬。整個建筑雄浑庄重，有皇家气象，雕凿精工”{11}。作为曾经的土司时期的寨府所在地，白虎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站在牌坊前往四周看，群山如大海，白虎寨就像一艘海上巨轮，正在披波斩浪昂首前行。在金幺爹的讲古中，土家族的历史长卷徐徐展开，作为巴人的后代，土家族人在一对白虎的引领下成功地逃脱了楚兵的追杀，冒险进入深山，繁衍子孙后代，他们与汉人划地而治，修建了“四关四口”，“土不出境，汉不入峒”，白虎寨至今还遗留有土王府、绣楼、戏台、读书台、前街后街、演兵场、牢房等设施，崎峻险要的敲梆崖多年来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天险，多次保护山寨免遭外敌入侵，如今却成为制约白虎寨修通公路的难关。类似的知识介绍和背景铺垫，看似闲笔，实则大有深意，其中还有土家族人古往今来永不改变的“求生存、谋发展”的白虎梦贯穿始终。小说描写幺妹子母亲善于编织西兰卡普的精湛手艺，金小雨擅长用竹篾片编织鸟笼，都无队长擅长吹牛角号;描写说亲时看廊场、订婚时送彩礼、结婚时哭嫁、生儿养女后娘家人送祝米、死后跳丧等山村习俗;描写春节的流程，过完“赶年”过除夕，正月初一拜家神，正月初二拜丈人，正月初三走亲戚，吃“转转酒”;描写“女儿会”的民俗活动，青年男女相亲，玩狮子，耍板凳龙，卖茶叶，跳摆手舞，男女对唱山歌;在覃建国的丧礼上，做了一坛道场法事，借道士之口讲说土家族山歌的起源：歌娘本是天上的仙女，歌爷是个凡人，姓许，“须眉山上晒歌本，狂风吹得满山冈。吹上天的叫麒麟歌，河里的是渔歌，茶园里的是茶歌，法坛上的是法歌，洞庭湖里的是爱情歌，厢房里的是哭嫁歌，田间里的是农夫唱山歌，只有田元拾一本，取名叫做哭丧歌”{12};叙述山村土地庙的各种禁忌，土地神生日当天天气好坏的不同预兆，各种农谚;至于说武陵地域的特有日常饮食品种，如包谷酒、炖合渣、炒腊肉、油洋芋、焖魔芋豆腐，等等，在小说叙事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描写既让叙事过程充满生活气息和民间趣味，也发挥着推动叙事情节走向的工具性功能。以“送祝米”为例，当年被拐卖到平原地区的腊香，结婚生子后请娘家人前往作客，幺妹子她们带着鸡蛋、腊肉、猪蹄、给小孩穿的新衣服前往，看到平原地区家家盖着洋楼，生活富裕，就觉得自惭形秽，同时也激发了年青人建设家园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雄心斗志，为小说接下来的情节高潮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跳活丧是土家族传统民俗之一。小说《活丧》再现了这一传奇场景。平叔不愿意搬迁到山下新建成的移民小镇，舍不得深山老寨的一切：草木庄稼、家禽猪牛;又害怕下山死后会被火葬，为此忧心忡忡。平叔给自己做了一副好棺材，油漆三遍，又看好一处阴宅，准备死后埋在那里。小儿子田国民倦游回家，要帮父亲办一次酒宴，请乡亲们跳一次活丧，让父亲体会一下办丧事的感觉，哪里办得不好以后真办丧事的时候可以“整改”。活着办丧事，这在汉族人看来不啻大逆不道，但土家族人一向有这个传统习俗，平叔感到十分高兴;从京城来白虎寨做田野考察的民俗研究专家顾博士也十分支持，县里的“满堂音”剧团前来助兴演出。山村轰动了，四邻八村的乡亲们纷纷前来观看，平叔家门前平地上，摆上柴油发电机，牵上大灯泡，吊脚楼四周挂满灵幡，油漆棺材摆放在堂屋的正中央，灵堂里燃上香烛，供上花果，道士们画箓贴符、敲锣击鼓，“满堂音”剧团搭好小舞台，粉墨登场。乡亲们缠上孝布，喝茶抽烟打麻将。厨师杀猪宰羊剖鱼剔骨大蒸大煮。大喇叭里传出震耳欲聋的哭丧歌曲，传统习俗染上了新时代特色。平叔换上早就准备好的寿衣，笑眯眯地坐在棺材前面，抽一口烟，喝一口茶，听着“满堂音”飞扬的歌声，高兴地逢人就说：“这次办了活丧，死过了，我要好好地多活几年！”《太平广记》记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踏歌，亲属饮宴舞戏”;《蛮书》亦载，“巴人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跳活丧”开始了，鞭炮震天声中，牛角号吹响，大鼓咚咚响，村民们齐声高喊“撒忧儿嗬！撒忧儿嗬！”歌师轻敲小鼓，檀板清脆，一时鼓角齐歇，天地间安静如远古洪荒时代。歌师吟唱：“呜呼哀哉呜呼哀，连喊三声呜呼哀，人死如同一捆柴，倒在地上不起来，哭的没得唱的好，跳脚摆手玩起来！”这个“玩”字堪称神来之笔，跳丧就是一种“跳脚摆手”的“玩”。苦难的人生既然已经结束，又何必无用地哀伤，达观的土家族人就是用这种“玩”的方式告慰逝者，再苦再累，活着的人都要开心地“玩”下去。老人们率先下场，怀抱子，播五谷，牛擦痒，狗连裆，猛虎下山，燕子抄水，花样百出。本来已经瘸腿多年的平叔，兴奋之中，如有神助，竟然扔掉拐杖，下场跳丧，浑身像通了电似的，充满了年轻的力量，他面色红润，动作阳刚，兴高采烈，似乎要将一辈子压抑的情感尽情宣泄，在高潮中突然倒地身亡，“活丧”转眼就变成了“死丧”。在金幺爹的镇定指挥下，丧事继续进行，有人现编了歌词，高唱：“亡人死了好有福，睡了一幅好棺木;在生种哒千斗田，死哒不带一粒谷;养儿防老狗扯蛋啦，国强民富才有福;你真是一个好社员，一世的英名留在后。”小说描写跳活丧的全过程，寄托了对土家族民族命运的深长思索。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土家族人民将何去何从？撒忧儿嗬！撒忧儿嗬！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的一切忧愁难道真的可以在踏歌声中撒掉吗？梯玛古歌，世代流传，跳丧歌舞中寄托了依依的惜别深情，对亡人，也是对那个远去的时代。

即使是在动物题材的小说写作中，李传锋也善于营造浓郁的地域民族风情，如《红豺》不仅描写武陵地域特有的风景风物、动物习性、民间风俗，而且以9首“五句子”结构全篇，如“想你想得心发慌，把你画在枕头上，翻身过来把郎喊，翻身过去喊声郎，一夜喊到大天亮”;“想姐想得没得法，走路都在跌扑趴，跌倒跌倒又爬起，爬起又是仰八叉，日日夜夜想冤家”，“高山顶上一树桑，手攀桑树望情郎，一双眼睛望穿了，望到落叶树打霜，不知情郎在何方”，小说叙事因此诗意流淌，灵动轻盈;《退役军犬》《牧鸡奴》中多有武陵地域动物、植物生活、生长习性的“知识”叙述;《毛栗球》《三只北京鸭》中关于打猎风俗、放鸭知识的详细描述等，皆可以视为李传锋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这些“知识”背景交代，并非向壁虚构，或者全部来自第二手的资料整理，而是有作家的亲身经历作为支撑，根据吴道毅的《土家族著名作家李传锋访谈录》，李传锋高中毕业当回乡知青时，经常与村民们一起打猎，在土家族人看来，山里的猎物都是土地爷的赏赐，猎人打猎前要祭拜梅山神，土家族男人的成熟标志就是会单独打猎。小说《热血》就是以作家第一次打到干狗（狐狸）的难忘经历作为基础而进行的创作。毫无疑问，来自真实生活经验的第一手艺术感觉，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它有效地保证了小说书写的现场感和生动性。

三、哲思的升华与理性的超越

我们说李传锋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具有浓郁的地域民族风情，但这并不是说这种“系时”与“系地”书写本身就不具有时空“超越性”;相反，其创作体现出哲思的升华与理性的超越。

首先是山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二律背反。在李传锋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对二律背反的矛盾：要发展山村经济，就要打通山村与城镇之间体制、机制、交通、产销、流通等各种壁垒，实现全面开放，让山村人走出去，让城里人走进来。《白虎寨》中打通天关敲梆岩，不仅是修通进山道路的实际步骤和关键，而且也是白虎寨走向现代化、建设新农村的美好象征;同时，《红豺》《最后一只白虎》等小说反映的山村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在这种“山村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道路中显露出来，并且日益突出，愈演愈烈。人类的贪婪和无知，对红豺的过度猎杀，导致野猪肆意繁殖，土家族人的庄稼被野猪破坏;人类砍伐树木，修建炭窑，森林被毁灭，老树古藤所剩无几，山村里到处飘荡着死亡的气息。红豺被土家族人视为“土地爷养的神狗”，被山民们视为灵兽，是上天派来凡间对付野猪的天敌。{13} 但是，人类比兽类更加凶残，红豺成为人类出于挣钱的目的而被猎杀的对象;老骡客唯利是图，将自己的妻子冬月以三百元价格卖给了猎人章武;小骡客在疯狂打猎中被“千斤榨”压断了双腿，救命的方子却是一幅“狼心狗肺”;章武为了得到“狼心”，与豺王对峙多时，豺王竟然有意放过了章武，却死在老骡客的猎枪下。最后，小骡客也不治身亡，红豺消失，野猪重新肆虐，乱砍滥伐的山村开发正如火如荼全面铺开。小说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反思，由此与《白虎寨》的时代宏大叙事形成“复调”对话关系。如何解决发展与保护的两难问题，无疑需要有更高的智慧。

其次是对故乡和自由的永恒向往。《牧鸡奴》中的猎狗狮毛，本来是退役军犬黑豹的后代，忠诚勇敢，看守鸡群，驱赶狐狸，不惜与十多只雄狗展开搏斗，山寨里的鸡群得到了保护。但是，山寨的妇女们为了表示感谢，纷纷向狮毛投掷食物，巴耳朵狗也频频前来引诱，没有多久，狮毛就染上了贪嘴好吃的毛病，发展到经常前往厨房偷吃的地步，它大腹便便臃腫不堪，像个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行动再也没有从前那么敏捷了，这时狐狸又来偷鸡，它已经无能为力了;在与真正的警犬比赛时，它望尘莫及，羞愧地回到高坟台上。小说最后写道：“密林深处枪声大作，传来一阵阵警犬激昂的叫声。狮毛突然踞坐起来，浑身战栗，它那已经伤风的鼻子指向高远的天穹，长声长气地哀号起来。村里人从来不曾见过狗的哭叫，一齐走出家门，望着高坟台上，胆战心惊，害怕出事。”{14} 这哭声一直持续了一天一夜，像是哀悼，又像是警醒！猎狗狮毛从警犬到牧鸡奴，再到肥胖的一般土狗，这是一个逐步堕落的过程。小说以“奴”作为标题，有画龙点睛之功用，从“主”到“奴”的堕落过程，一是身份的变化;二是主体精神的丧失;三是承担“自由”的能力的消减。相似的主题表达，同样出现在小说《毛栗球》中。毛栗球是一个“鸡媒子”——武陵山区人们称那种被驯化后辅助打猎的山鸡。马六爷爷将毛栗球训练成为一个出色的鸡媒子，经常带着它上山打猎，与山鸡们斗智斗勇。毛栗球每次都能成功地召唤同类，引诱它们前来，每年可以帮助马六爷爷打到一百多只山鸡，是个大功臣。但是，向往自由是山鸡的天性，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栗球挣脱了脚下的绳索，飞向蓝天，自由的生活当然要付出代价，生存的艰难让毛栗球时时想起马六爷爷温暖的木屋、燃烧的柴火、舒适的鸡窝、可口的饭菜。老人终于“找到了”毛栗球，失而复得，弥足珍贵，只是毛栗球却从此“提不起劲来”。这是一只带有“存在主义”思想的山鸡。向往自由，同时自由也需要付出代价，需要有承担自由的勇气和能力;失去自由太久的山鸡，已经没有勇气和能力重新得到自由，这一点足以引人深思。

一般认为，李传锋的动物题材小说，受到杰克·伦敦的《雪虎》、加里尔·特罗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和欧·汤·西顿的《动物英雄》等小说的影响，实现了动物题材小说由“拟人化”向“非拟人化”的转变，即从动物本身的角度出发来观照周围的世界、解决面临的问题。当然，这种“非拟人化”写作的原初动力和起点，还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视域。正如黑格尔所说，自然美的本质在于“生气灌注”，其巅峰即是“动物的生命”;而对动物美的认知和欣赏，总是联系着“人的观念和人特有的心情”{15}。长篇小说《林莽英雄》描写小白虎渴望回到故乡、得到自由的艰辛努力过程，文字之间体现了深长的人文主义关怀。曾几何时，白虎是土家族人的民族图腾，受到顶礼膜拜，而如今人们发财的欲望已经超过白虎崇拜，他们捕捉白虎的唯一动机就是挣钱，利欲熏心，无所不用其极。在武陵山区，南渡江边的老虎渡客栈，主人是一对“老鸳鸯”，男人姓田，外号“田刮刮儿”，蚊子身上都要刮油的贪婪主儿;女人姓朱，跟猎人老疤是相好。田刮刮儿无意中抓到了一只小白虎，母虎前来营救，几次都没有成功;母虎咬死了田刮刮儿家喂养的肥猪，对他们发出严厉的警告;老疤设计，将关押小白虎的囚笼放在银杏树下，引诱母虎前来营救，母虎被猎杀。小白虎被卖入马戏班，受尽凌辱，排练出小猴子骑老虎的节目，轰动了山城观众。在马戏班转场的路途中，小白虎逃回了深山。马戏班张贴悬赏告示，老疤、田刮刮儿、动物园的技师，纷纷进入深山捕捉小白虎。小白虎向着遥远的故乡一路飞奔，那深秋的武陵山地，峡深谷邃，枫叶如沸，竹茂林密，果实累累，各种动物都吃得肥胖攒着秋膘，故乡的山山水水，想起来就让小白虎沉醉。终于回到了故乡，在休养生息了十多天之后，小白虎重新巡视山地，发现故乡的山水早已面目全非，“树木被无情的利斧砍倒，岩石被威力巨大的炸药轰开，一条宽敞的汽车路从山的那边翻过山垭，九曲回肠，缠绕在阴坡上，这条路已经延伸到小客栈的对岸了，只要石桥架成，路将跨过江水再去缠绕阳坡”{16}。橡胶的气味、汽油的气味、拖拉机的气味、汽车的气味、城里人的气味、猎人的气味，交织在一起;山洪暴雨、泥石流、山体滑坡时时发生;刺耳的电钻声、开山炮声、电锯伐木声、放排客的吆喝声，驱赶着山里的动物们纷纷远遁。这片曾经热列而自由的土地，这片曾经安宁而洪荒的土地，这片老虎世居的领地，这片小白虎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兼程赶回来的土地，已经沧海桑田，一去永不回。小白虎没能逃脱，“为了难忘的童年，为了那高大的乔木，绿色的林莽，还为了囚笼的爱情，小公虎将剩余的生命化作一声长啸”{17}。被捕，逃走，再被捕，再逃走，追寻故乡和自由的步伐永不止息，直至生命最后的旅程。小说打动人心的，正是这种对自由和故乡的执著追求与回归精神，在动物形象上寄托了深长的人文主义关怀。

注释：

① 李传锋：《社长的晚宴》，《长江》1980年第2期。

② 李传锋：《烟姐儿》，《长江文艺》1981年第4期。

③ 王愿坚：《找到了，就把它写透》，《定风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248页。

④ 彭继宽、姚纪彭主编：《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39页。

⑤ 王又平：《变革中的土家山寨百景图》，《文艺新观察》2014年第1期。

⑥ 贺绍俊、潘凯雄：《缠绕着恋乡情绪的现代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⑦ 李传锋：《退役军犬》，《民族文学》1981年第4期。

⑧ 李传锋：《母鸡来亨儿》，《民族文学》1986年第3期。

⑨ 李传锋：《创作一得》，《南窗谈艺》，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310—311页。

⑩ 李传锋：《十里盘山路》，《民族文学》1983年第1期。

{11}{12} 李传锋：《白虎寨》，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08页。

{13} 李传锋：《红豺》，《民族文学》2003年第1期。

{14} 李传锋：《牧鸡奴》，《青年文学》1984年第4期。

{15} 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0页。

{16}{17} 李传锋：《林莽英雄》，《李传锋文集》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2、431页。

作者简介：刘保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祝莹璇，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610041。

（责任编辑  文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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