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莎，包小红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当前，我国导师与博士生的关系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研究生扩招，导师指导学生人数增加导致师生互动不足；二是博士生和导师因专业知识、权力、志趣等问题引发诸多冲突，甚至极端事件，［1］这使社会开始重视和思考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的关系。2020年10月，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指出，为推进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生导师在指导过程中应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关注其学业、就业压力和心理健康，以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可见，关注博士生师生关系对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和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有较高现实意义。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下，学生对师生关系的满意度是衡量师生关系质量的重要尺度。就博士生的师生关系满意度影响因素这一问题，目前尚缺少基于全球大规模数据的分析与解释。因此，本研究采用2019年Natur e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分析全球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现状，指明我国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并探究影响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的因素。这不仅有助于为我国构建和谐师生关系指明方向，还为提升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提供了落脚点，同时也对深入探究博士生师生关系影响因素的内部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借鉴。

一、相关文献综述

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指的是博士生对自己与导师关系的积极评价指数。研究发现，当导师指导风格与博士生的个体特征、读博动机、学习目标等一致，即导师的各项信息与学生相匹配时，博士生更可能具有较高的师生关系满意度。［2］大量研究表明，我国博士生对自己与导师关系的满意度较高。如在全国毕业研究生的调查结果中，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高达86.99%；［3］在全国专业学位博士教育质量调查中，专业博士也对自己与导师的关系有很高评价。［4］李明磊等人对博士生群体进行了5年的数据监测，也得出了相似结果。［5］即便如此，也需探明影响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的具体因素，以促进博士生教育内涵式发展。博士生和导师是师生关系中的两个主体，故学者一般从两个主体出发，分析影响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的因素。

从博士生主体看，师生关系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个体背景。研究发现，学生性别对研究生师生关系的影响显著，有研究表明，女生与导师相处更为融洽。［6］此外，是否有兼职工作等其他个人背景因素也会影响博士生对其师生关系的评价。［7］二是个体心理特征。博士生的读博动机是影响师生关系的关键因素，个人学习动机较强的博士生学习投入普遍更高，因此更容易获得导师多方指导，从而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8］同时，博士生的独立程度也可能影响博士生对师生关系的评价，自觉学习能力强的学生与导师的关系相对稳定。［9］

从导师主体看，导师为博士生提供的指导和支持直接影响博士生对师生关系的满意度，具体而言，导师指导越多、越有效，博士生对科研的参与感就越好，［10］对师生关系的满意度就越高。而导师提供资源，推进学生的科研进展和能力的提升，以及营造良好的科研团队氛围也有助于师生关系发展。［11-12］此外，导师还应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关怀，［12］这能够提升研究生对导师心理上的亲近感、拉近师生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提升导师与学生关系的和谐度。Lunsford的研究则直接证实，导师对学生的关怀与学生对导师的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13］

综上，尽管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样本覆盖面较窄，结论的代表性有待商榷。基于此，本研究借鉴全球大规模调查数据揭示全球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现状，并指明我国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在国际上的水平，再根据文献梳理结果，从博士生的个体特征、导师的学术指导、培养条件支持和情感支持四个维度探究影响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的因素，以深化人们对我国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的认识，推动积极师生关系的建设，从而达到培养高水平博士生的目的。

二、关于Nature调查数据的研究设计

关于Nat ure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的研究的总体设计如下。

1.数据来源

自2011年起，Nature期刊每隔一年对全球博士生进行一次调查。本研究所使用的2019年最新调查总共收回有效数据6812份。样本分布情况如下。性别上，男性占49.5%，女性占50.5%；年龄上，35岁以下群体占89.5%，35岁以上占10.5%；国别上，美国占22.7%，中国占11.2%，德国占7.8%，英国占7.7%，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均占2.8%，法国占2.1%，日本占1.4%，韩国占1.2%，其他国家占40.3%。数据的来源证明，调查的范围具有广泛性。

2.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从统计分析着手，然后建立回归模型，其中因变量为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用量级表示；自变量有博士生的个体特征、导师的学术指导、培养条件支持和情感支持四个维度。其中，博士生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读博动机、留学情况、兼职工作和个体独立程度六个变量；学术指导包括自己导师指导和其他导师指导两个变量；培养条件支持是从9项博士生自我陈述的培养条件题项中提取出来的3个因子，包括学术能力支持（特征值为2.41，可解释方差的26.74%）、科研控制支持（特征值为2.05，可解释方差的22.73%）和科研经费支持（特征值为1.59，可解释方差的17.68%）；情感支持包括认可学生和心理健康支持两个变量，所有变量的详细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3.分析工具及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 25.0数据分析工具，首先统计了全球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现状，并运用单因素方差检验分析了师生关系满意度在不同国别上的差异，然后统计了各变量间的相关性，以便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分析影响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的因素。

三、结果及分析

本节给出研究结果并对统计结果进行了分析。

1.全球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现状

结果显示，66.9%的博士生对自己的师生关系持满意态度。其中，26.9%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从具体国家看，澳大利亚满意度最高，德国最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满意度水平高于全球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均值（5.04）；英国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水平与全球水平基本持平；中国、日本、韩国、德国和法国则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且中国在博士生教育强国中处于中下游位置。因此，从国际视角看，我国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并不乐观。对以上各国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水平做单因素方差分析（F=3.274，p＜0.01）和事后检验可知，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水平显著高于德国（p＜0.01）。

图1 全球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描述统计

2.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各变量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多数变量呈显著相关（p＜0.05），表明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由于因变量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为连续变量，因此，本研究选择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构建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结果显示，VIF值＜10，Durbin-Watson值为2.01，表示各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关系。调整后的R2为0.76，即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76%（F=1310.76，p＜0.001），故自变量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预测因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表2），博士生的个体特征、导师的学术指导、培养条件支持和情感支持均对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具体如下。

表2 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的回归结果

在博士生的个体特征上，男博士对师生关系更满意（p＜0.05），这可能是因为相比女博士，男博士更加理性。而留学经历对师生关系满意度呈显著的负向影响（p＜0.01），留学生往往对师生关系不太满意。这可能是文化差异所致，即各国导师的职责不同，培养模式也不同，如果留学生不具备一定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很容易对师生关系感到不满。尤其是对那些在本国读本硕的学生而言，他们已适应本国的指导方式和培养模式，故而较难过渡到新环境中。此外，博士生的独立程度对师生关系有显著正向影响（p＜0.001），学生越独立，对导师的期待值和依赖程度就越低，对导师的负面情绪可能就越少，师生关系相对更和谐。

在导师的学术指导上，自己导师的学术指导对师生关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显著（p＜0.001），自己导师指导得越多，博士生的满意度就越高。但其他导师进行学术指导对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显著（p＜0.001），这可能是因为博士生在接受其他导师指导时，容易潜意识地将自己导师与他人导师对比，如果发现其他导师的指导风格、性情态度、逻辑思维与自己情况更匹配，可能会间接导致对自己导师的不满。

在导师的培养条件支持上，学术能力支持（p＜0.01）和科研控制支持（p＜0.01）对师生关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均显著。导师给予的学术能力支持越多，如导师支持学生参与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展示成果、支持学生发表成果以及培养其团队协作能力，学生的师生关系满意度就越高。同时，导师给予学生的科研控制空间越大，越鼓励学生平衡好科研与生活，学生的师生关系评价就越高。出乎意料的是，导师给予学生的科研经费支持对师生关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p＜0.05）。这可能是因为提供科研经费表面上是对学生的支持，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学术压力等问题令学生感到不满，二者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导师的情感支持上，导师对学生的认可（p＜0.001）和心理健康支持（p＜0.001）对师生关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均显著。调查结果显示，近4成博士生曾因学习过程困难、极大的科研压力而倍感焦虑甚至抑郁，并试图寻求过帮助，这足以表明科研压力之大使其有心理疏导方面的需求。但调查数据显示，只有27.5%的导师为学生提供了心理健康方面的支持，故博士生可能更需要导师加强对自己心理健康的支持。此外，导师对学生的认可程度显得格外重要（p＜0.001）。Luna和Cullen的研究指出，大多数研究生认为导师愿意倾听自己的心声、培养自己的自信心是最重要的。［14］这意味着导师不能一味地使用激将法打压学生，这样不仅容易使学生丧失做学术的信心，还可能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导师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积极肯定学生的研究志趣、研究能力、创新想法等方面。

四、结论与讨论

根据调查结果及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1.研究结论

“导师可以成就一个博士生，也可以毁掉一个博士生。”［15］可见，导师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而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博士生学术能力、身心健康、职业规划等方面都尤为重要。本研究借助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揭示了全球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现状，并探究了其影响因素，考察了博士生的个体特征、导师的学术指导、培养条件支持以及情感支持对师生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力，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全球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整体水平良好，但从国际比较结果来看，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满意度水平相对较高，而中国、法国和德国较低。其中，我国博士生满意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且在博士生教育强国中处于中下等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第二，博士生的个体特征对其师生关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男性、在本国学习和有较强独立能力的博士生满意度更高。

第三，导师的学术指导、培养条件支持和情感支持均对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导师提供的学术指导越多、学术能力支持越多、科研控制支持越多、心理健康支持越多、越认可学生，则学生对师生关系的满意度越高。

第四，导师对博士生的认可是影响博士生师生关系满意度最为关键的因素。作为博士生学习生涯中“重要的另一半”，导师的认可与鼓励是博士生在承受着科研、家庭、经济和感情压力下所需要的前进动力。

2.讨论

本研究从问卷调查的“哪些事情是你现在才知道的”和“你还想和我们分享什么内容”两道开放型题目中筛选出中国博士生的相关回答，并结合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我国博士生师生关系和谐发展和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些许思考。

首先，博士生与导师之间“安生相离”的关系应得到广泛关注。我国博士生对师生关系的满意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且在“一般”到“有点满意”之间。这便需要我们反思：我国博士生与导师的关系是否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即博士生与导师既没有形成唇枪舌剑的对立关系，也没有形成充满活力的和谐关系，而是一种“相生相离”的关系。有受访者表示博士生的处境很困难：“导师一权独揽的问题太严重了，能够决定学生的读博年限，学生根本无选择权。”可见，这种关系虽不足以引发偏激的矛盾与冲突，但久而久之也会给博士生带来多方面负面情绪，无益于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也难以保障博士生的培养质量。然而，由于这种关系难以通过外部言语调节，故极容易被忽视。因此，我们应该意识到置之不理的处理方式不仅不利于建立良好师生关系，还容易将关系发展推向不良的一端，致使矛盾激化事件的发生。

其次，导师可以通过加强学术指导和提供培养条件支持的方式促进健康师生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导师是博士生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引路人，他们为学生提供的学术指导不仅可以提高博士生的学术热情及学术投入，还能提升学生的学术水平，增强学生读博的体验感和成就感，进而构建一种良好的师生关系。［16］但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导师指导的人数越来越多，其精力和时间难以较好地分配给每一位学生，故而对导师提出了更高挑战，也更加凸显了其学术指导能力的重要性。有调查对象表示：“博士生的毕业率低，不仅是课题复杂造成的，更多的是导师并没有给予该有的学术指导和支持，空耗了博士生的一腔科研热血。”还有学生直言：“建议统计一下学生对导师学术水平的评价。”可见，部分博士生开始对导师的学术水平及其学术指导能力表示质疑。20世纪90年代，美国逐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导师评价体系，包括学系评价、同行评价和学生评价，同时考察导师的科研能力、教学水平、导学关系、学术品格等诸多方面，［17］这种导师考核方式不仅提高了博士生的学习体验感，还为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提供了支撑。我国导师考核制度应从美国这一体系中有所借鉴，应积极推进科学、合理、多元化的导师考核制度建设，筛选出学术水平不高、指导学生不力的导师，甚至对情况严重者实施限招、停招乃至取消导师资格的处罚，以确保招生指标向培养学生质量高、学术指导能力强的导师倾斜；另一方面，博士生需要导师提供一定的培养条件的支持。博士生是学术圈中的弱势群体，其成果的发表、学术训练机会、与专家学者建立联系都需要导师提供一定的帮助。有被调查的博士生坦言：“读博最重要的是导师的人脉和资源，个人能力和努力位于其后。”这便需要我们建立起基于科研活动的导师培养支持制度，合理规定导师应为学生提供的必要支持，为构建和谐的导生关系提供保障。但需要注意的是，为博士生提供必要支持并不意味着学生可以完全依赖导师，其自身更应该具备较高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因此，博士生应该在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前提下获得导师的支持。

最后，导师应加强对博士生情感上的支持，尤其是对博士生的认可能够为健康师生关系的构建提供强大推动力。我国学术质量评价有着“唯论文”的顽疾，导师和博士生都“扑倒”于论文的泥潭中，致使博士生的情绪与心理健康无人问津，抑郁和焦虑仿佛成了博士生群体的“通病”。有学生感慨：“目前，部分博士生在面对压力时不知道如何缓解，被迫走极端道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实在令人痛惜。”这就需要导师在其中发挥作用，为博士生提供情感支持。具体而言，导师可以时常向博士生表示肯定态度，帮助学生树立科研信心，并提供真诚的倾听，帮助学生度过科研瓶颈期和心理焦虑期。同时，导师还可以通过现身说法的方式，分享自己早期进行学术研究时遇到的挫折和挑战，引起学生共鸣，进而拉近彼此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