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元

(信阳师范学院 大别山精神研究院,河南 信阳 464000)

鄂、豫、皖原本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简称，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过程中，“鄂豫皖”逐渐成为一个特有名称，用以指代以大别山为核心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革命活动区域。“鄂豫皖”的概念并不是在革命伊始就提出的，而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步酝酿、产生的。特别是193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标志着“鄂豫皖”作为一个独立的特有名称正式走向历史舞台，也标志着分散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中共党组织的统一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研究颇多，涉及的领域也较为广泛，但对于其中起领导作用的中共地方组织却关注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试从组织沿革的角度，对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的成立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前三省交界地区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沿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路线。随后，各省党组织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纷纷组织武装暴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党组织亦是如此。

在湖北方面，1927年9月，中共黄安县委、麻城县委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和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精神，发动“九月暴动”，捕杀土豪劣绅。同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成立黄麻区特委，“辖黄安、麻城、黄冈、罗田4县”[1]37，由符向一任书记，并选派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等人赶赴黄麻地区，加强武装暴动的领导组织工作。11月13日，中共黄麻特委领导发动了“黄麻起义”，攻占了黄安县城，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麻起义”失败后，在中共黄麻特委的领导下，鄂东军(后相继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先后转战黄陂县木兰山地区、黄麻地区和河南省光山县柴山保地区，革命活动区域不断扩大，革命力量不断增强。1928年11月，为适应该地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强化党的组织领导，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将红三十一师和黄安、麻城以及河南光山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合组为中共鄂东特委，由王秀松任书记。1929年4月，因中共湖北省委遭受严重破坏，湖北地区的各地方党组织暂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央遂派遣胡彦彬到达黄麻地区，将鄂东特委和京汉路特委合组为鄂东北特委，由徐朋人任书记，负责黄安、麻城、孝感、黄陂、应山、黄冈地区革命斗争的组织领导工作。至1929年5月，在湖北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柴山保为政治中心，北起光山县柴山保、南抵黄安县八里湾和麻城近郊、东达麻城县黄土岗、西至孝感县汪洋店附近，纵100余里、横130余里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在河南方面，192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在信阳组建豫南特委，由王克新任书记，组织领导豫南地区的武装暴动和革命活动。1927年11月至12月，豫南特委先后领导发动了确山刘店起义和信阳四望山武装起义，建立了确山县革命委员会和豫南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豫南工农革命军，开辟了四望山红色革命根据地。1928年2月初，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一方面“加强豫南特委组织，扩大确、信的游击战争为群众的暴动”[2]127；另一方面将光山、商城、潢川、光山、息县地区的党组织从豫南特委中划出，组建中共南五县特委，由汪后之任书记，“极力发动五县暴动”[2]127。3月，南五县特委领导发动了大荒坡起义；7月，罗山、正阳、新蔡地区的党组织并入；9月，南五县特委改建为豫东南特委，由张家铎任书记。1929年5月6日，商城起义爆发，组建了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5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取消河南省委、建立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心县委的指示精神，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在信阳召开会议，取消豫东南特委，建立中共信阳中心县委，领导原豫东南特委和南阳特委所属的23个县的革命斗争工作。经过近3个月的武装斗争，初步形成了以南溪、吴家店为中心，纵横六七十里的豫东南革命根据地。

在安徽方面，1927年8月，中共安徽省临委组建六安特别区委，组织领导六安、霍山、霍邱、合肥等4县的革命斗争工作；10月底，以六安为中心，建立中共皖中特委，负责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寿县等县的革命活动和武装暴动。1928年1月，中央巡视员尹宽在六安召开六安、霍山、霍邱党组织会议，成立中共六霍县委(也称六安县委)，积极组织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29年1月，六霍县委撤销，六安、霍山、霍邱分别成立县委并归中共安徽临委领导。其间，皖西地区先后爆发了霍山县诸佛庵民团起义、六安县南庄畈六保联络自卫团起义和武陟山民团起义，从而揭开了六霍起义的序幕。5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销安徽临委，在六安地区建立六安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领导。10月初，根据“现在可依照中央所规定一切工作和任务成立中心县委组织，与中央建立经常性的联系”[3]141的指示，中央巡视员方英在六安县郝家集召开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寿县、合肥等县党代表会议，成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随后，在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下，在皖西地区形成了以农民暴动为主体和民团起义相结合的六霍起义，成立了红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和霍山县苏维埃政府、六安县革命委员会。至1930年4月，在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安庆中心县委的领导和红三十三师的大力支援下，在六安、霍山、霍邱、英山、潜山等5县的毗连地区，形成了纵200余里、横100余里的皖西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地方党组织虽然隶属不同，但都以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为圭臬，领导发动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同时，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和鄂、豫、皖三省省委对三省交界地区的党组织多次进行调整、改组，以便更好地发挥其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作用。

二、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前三省交界地区地方党组织跨省合作的探索

在发动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地方党组织虽然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组织系统，但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在革命实践中也进行一些跨省域的协同合作，协同合作的模式主要有内部嵌入模式和联席会议模式。

(一)内部嵌入合作模式主要体现在柴山保根据地开辟时期的鄂豫地方党组织的协同合作

1928年6月2日，由黄麻特委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进入河南省光山县柴家保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后，在清水塘召开会议，决定“开展柴山保地区的工作，以便在黄、麻、光三县交界的摩云山、羚羊山、木城寨、光裕山之间，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4]31。7月下旬，为了更好地开展柴山保地区的革命工作，第七军和地方党组织召开尹家嘴会议，决定恢复和建立地方的党组织系统。会后不久，中共光山县弦南、弦东、弦西3个区委相继成立，曹学楷、石少生、熊少山分任区委书记；同时，为建立中共光山县委，还成立了以来合云为主任的县委筹备委员会。

虽然由于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隶属于中共湖北省委领导的黄麻特委和第七军进入了河南境内并开展革命斗争工作，但由他们在河南境内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无论是黄麻特委还是第七军党委，没有中央或上级党组织的明确指示，都不能跨区域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更遑论是跨省域建立县委。更何况，当时的光山县已在1928年5月成立了以熊少山为书记、隶属于中共豫东南特委的光山特别区委。因此，尹家嘴会议期间，黄麻特委就考虑与河南的党组织取得联系，邀请在信阳各地进行巡视的中共河南省委常委黎光霁参加鄂东各县的党代表大会，黎光霁虽因故未能参加，但将“最近的文件检给一份……带去作讨论的资料”[5]275，并从信阳派遣一人参加。光山县委筹委会成立后，黄麻特委即派遣筹委会主任来合云与豫东南特委联系。来合云先在光山西北区找到中共光山县孙铁铺支部书记张侠生，并通过其与豫东南特委委员、中共潢川县委书记陈孤零取得联系，陈孤零将情况向豫东南特委进行了汇报。

1928年10月，中共光山特区委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光山特区委和黄麻特委组建的光山县委筹委会，成立中共光山临时县委，由黄麻特委建立的中共光山县弦南、弦东、弦西3个区委并入临时县委，张侠生任临时县委书记，熊少山、石少生、来合云等人为临时县委委员。由此，从组织上承认了黄麻特委所建立的地方党组织的合法性，从形式上也保证了河南省党的组织系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但考虑到实际的革命斗争需求，弦南、弦东、弦西3个区委仍由黄麻方面直接领导。11月，中共鄂东特委成立后，熊少山作为光山县党组织的代表当选为鄂东特委委员，参与特委的领导工作。

如此，通过在鄂东特委内嵌入光山党组织的相关人员，在光山党组织中嵌入事实上由鄂东特委领导的地方党组织，从而在某种形式上实现了鄂豫交界地区地方党组织的协同合作。这种合作有力地推进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壮大。

(二)联席会议合作模式主要体现在商城起义期间的鄂豫地方党组织的协同合作

1928年3月，由中共南五县特委组织的大荒坡起义失败后，中共商城县委决定继续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河南省委、南五县特委的暴动指示，并以商城南部的和、乐两区作为暴动重点区域。5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其工作方针中也明确指示：“发动商城南乡的农民暴动，固始及光山南部打成一片，先实现商城、固始两县的割据。”[6]175随后，在南五县特委和商城县委的领导下，商城南部地区的党组织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工作。

但正值暴动条件日渐成熟之际，负责暴动领导的中共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豫东南特委书记余锡珍和商城县委书记李惠民先后被捕遇难，上级与商城南部地区的联系也因敌人严密封锁而受到阻碍。为此，1929年3月13日，中共豫东南特委和鄂东特委在光山县南竹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商城南部地区的党组织暂时交给鄂东特委领导；光山县南部3个区委回归光山组织系统，由光山县委直接领导。会后，鄂东特委又将商城县南部、罗田县北部和麻城县东部地区划为特别区，成立商罗麻特区委，并派遣徐子清、徐其虚等人到达商城南部，组织领导武装暴动工作。4月，中共商罗麻特区委在太平山成立，由徐子清任书记，商城县委委员李梯云、徐其虚、周维炯、肖方、廖炳国等人为特区委委员。5月6日，在中共商罗麻特区委的组织领导下，商城起义胜利举行，并成立了红十一军三十二师和赤区临时办事处。

随着商城起义的胜利举行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开辟，1929年6月11日，中共信阳中心县委和鄂东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商城南部地区的党组织和红三十二师移交给信阳中心县委，由其下属的商城县委直接领导；撤销商罗麻特区委，徐子清参加商城县委；在紧急情况时鄂东北特委仍可指挥商城。

通过地方党组织的联席会议，决定交界地区基层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实现鄂豫交界地区党组织的协同合作，从而更好地适应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此外，在交界地区一些县级党组织也常采用此模式进行合作，如1929年5月，鄂东北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麻商罗(罗田)光按月开联席会，陂罗光安按月开联席会”[7]21-22等。这种合作模式有力地推动了商城起义的胜利举行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开辟，但也为后来信阳中心县委和鄂东北特委的矛盾冲突，以及“商城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三、“鄂豫皖”设想的提出和中共鄂豫边特委的成立

(一)“鄂豫皖”设想的提出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地方党组织，特别是鄂东地区的党组织提出了“鄂豫皖”的初步设想。

1928年12月中央巡视员曹壮父在巡视鄂东北地区后，向中央建议，为了保障他认为的“湖北最好的一个苏维埃区域”[8]642——黄安的革命力量，应“建立一个鄂豫皖的苏维埃局面”[8]646。曹壮父认为：在地理上，“湖北的黄安、麻城、罗田，河南的罗山、光山、商城，安徽的六安、英山、霍山这三省交界的地方为大别山脉所绵亘，山势之险峻，不亚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在政治上，“该区域内鄂省军阀虽因黄安暴动而引起注意，但经营至今将及一年，而他们所谓‘赤焰’大有燎原之势，致令他们束手；河南的东南数县，除李振亚的土匪军队不属于任何军阀的系统者以外，冯系军阀亦无力顾及，而且捐税的繁重，为豫南人民所痛恨，豫南民众之需要革命，异常迫切；安徽六安一带亦向为土匪盘踞之区，亦为皖省政治鞭长莫及”。在革命力量上，“湖北以黄安为中心，河南以商城为中心(豫东南特委有代表来黄安，故知)，黄安与商城的力量现在仅隔麻城县之黄土区，相距约五十里”[8]646。因此，在三省交界地区完全可以建立一个鄂豫皖苏区。

对于曹壮父的建议，中共中央认为，虽然提出的是“建立一个苏维埃区域。对于党的组织并没有说明，大概也是想仿效过去湘赣鄂边特委的例”[9]221。因此，明确提出了否定意见。中共中央认为，鄂、豫、皖“三省党的组织是兄弟党的关系，不应当在其中另有特殊的组织去紊乱其系统，而且在政治上各省有各省的政治环境，虽然是边界的县分，其实各省的政府——主要的军阀并不会视为化外的。因此工作的布置指挥，还是应当由各省的省委去做才适宜”[9]221。但中共中央也提出，“如果为工作方便起见，三省边界各县有互相联络之必要的时候，不妨开一开边界各县的联席会议，共同讨论及解决种种问题”，并明确这种联席会议“仍然要受各省省委的指导，而且是临时性质，并不可以作经常的组织”[9]221。

1929年3月，鄂东特委在与豫东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时，再次提出“请求中央划该两特委和皖北(？)[疑为皖西误]特委合组一个鄂豫皖边界特委，或介绍皖北特委组织联合办事处”[10]32。虽然在收到中央不同意成立鄂豫皖的指示信后，鄂东特委取消了打算，但仍准备“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在军事上“打通由麻城、商城、罗田以东，到皖省英鹤[霍]界之大山脉一带”，从而形成“东由皖英鹤[霍]界大山起一直到西武胜关鄂豫界山脉一条横线”[10]32的武装割据。

(二)“鄂豫皖特区委”与“商城事件”

1929年7月初，根据信阳中心县委和鄂东北特委联席会议精神，信阳中心县委派遣特派员陈孤零和商城县委书记陈慕尧到达商城南部，接收商南地方党组织和红三十二师。但由鄂东北派遣到商南工作、领导发动商城起义的商罗麻特区委书记徐子清、徐其虚等人不同意商城县委的接收，反而向鄂东北特委“请求与英山、霍山、六安、罗田、商城组织鄂豫皖特委会”[11]333。在未得到鄂东北特委和中央的明确指示下，徐子清、徐其虚就在信阳中心县委和商城县委派人进行接收之际，以“鄂豫皖特区委”名义召集紧急会议，主张“保留鄂豫皖特区的组织，不交付商委，完全拒绝、不理会中心县委的来人”；并“扣留信阳县委巡视员和商委书记，软禁中心县委特派员”[12]466。

在得知徐子清、徐其虚等人的不配合行为信息后，信阳中心县委特派员和商城县委召开县委扩大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鄂豫皖特区委员会即行正式解散，全体委员一律停止职权”；“撤销特区紧急会议一切决议，并给全体以相当的严重处分和警告”；徐子清、徐其虚“借用鄂豫皖特区名义非法组织，反抗联席会的决议，并要以非法手段对付县委及特派员”，徐子清“实为主谋，应予以开除党籍、执行枪决的处分”，徐其虚“亦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12]469。这就是“商城事件”。

7月9日，商城临时县委以书面形式向信阳中心县委报告了“商城事件”的经过，并要求“中央巡视员、中心县委、鄂东北特委各派人来实际考查”[13]464，信阳中心县委特派员陈孤零也进行了口头报告。7月17日，信阳中心县委召开执委会对商城工作进行讨论后，认为商城县委对“鄂豫皖特区委”和二徐的处理是“正确的”[13]464。

“商城事件”的核心问题实质上是商城南部地区党组织的归属问题，徐子清、徐其虚以“鄂豫皖特区委”名义拒绝把组织和军队移交给商城县委，最终徐子清被杀、徐其虚被关押(8月中旬被杀)，商南党组织和红三十二师归商城县委领导。但该事件的发生引起了鄂东北特委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处置此事件时应征求鄂东北特委的意见，因二徐是鄂东北派去的人”，并“请求中央转豫南把徐其虚送鄂东北区处置”[14]133；指责“信阳中心县委放弃商、罗、光斗争区域，不给以指导和接济”，“不尽中心县委指导和帮扶的责任”，直接处置二徐的陈孤零“行动特别右倾，小资产阶级色彩非常浓厚……请中央予以注意”。同时，鄂东北特委还以“国民党军队迟早会实现其对东北区‘会剿’‘围剿’的反动计划”，红三十一师须“与商城方面红军联系起来，且可到更东的徽属六安、英山、霍山等地去游击”，从而逐步实现“鄂豫皖边界大别山脉割据计划”[14]88为由，向中央建议“将现在豫南所属商城、光山、罗山划归鄂东北区管辖”，因为该三县“对鄂东北特委所指挥的红军的游击路线有重要关系”，“为红军经常驻防或游击区域”[14]127。

(三)中共鄂豫边特委的成立

“商城事件”的发生及信阳中心县委和鄂东北特委对该事件的态度促使中共中央再次考虑组建鄂豫皖交界地区特委组织问题。1929年8月20日，中央在给信阳中心县委并转商城县委的信中，虽然明确表示“此次商城县委对于此事的处置，没有依照正确的组织路线来执行纪律，突然采取军事裁判，这是一个错误”[15]470，但仍认为“鄂豫皖边界特委组织在目前还不大需要”[15]471。9月24日，中央再次给信阳中心县委发来指示信，除重申“你们以前对鄂东北派来军事人员加以枪毙，此项办法殊为不妥”外，还说明中央决定“将鄂东北特委改组为鄂豫边特委，管辖黄安、麻城、罗田、商城、光山、罗山、黄陂、黄冈八县”[16]482，并希望在中共湖北省委委员陈学润、王平章巡视鄂豫边工作“过信阳时与你们切实解决相互关系问题，须力改以前各种不良的关系”[16]]482。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县柴山保胡子石正式成立，由徐朋人担任特委书记。

中共鄂豫边特委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第一个由中央决定成立的跨省域性党组织。它的成立使鄂豫边界地区的地方党组织有了统一的、完整的领导机构，有力地推动了鄂豫边地区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并为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的成立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的成立

1929年底至1930年初，随着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在三省边界地区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势在必行。1929年12月，中共中央在《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出“三十一、三十二师、六安游击队及三省边界武装农民集中组织，统一指挥”，“三省边界党的工作亦须特别加强”[17]729。

193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六安中心县委、河南省委和湖北省委发出指示，决定组建由湖北省委直辖的鄂豫皖边特委，直接管理“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黄冈、六安、英山、合肥、霍山、寿县、霍邱、颍上、潢川、固始、商城、光山、息县”[18]730等3省18县的广大区域。月底，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军委主席周恩来在听取了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巡视豫东南的工作报告后，代表中央召集郭述申、许继慎、熊受暄等人开会。在会上，周恩来讲述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强调了“湖北、河南、安徽边界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地位”[19]183，并宣布了中央决定组建鄂豫皖边特委，统一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党的领导的决定。3月17日，中央决定由郭述申担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3月20日，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在黄安县箭厂河(现新县箭厂河)正式成立。

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的成立和管辖区域的明确，使“鄂豫皖”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明确含义的特有名称正式走向历史舞台，也标志着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党组织在组织上从分散走向了统一。随后，在鄂豫皖边特委的参与和领导下，由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正式成立，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从而使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红军和革命武装力量从分散走向了统一；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光山县柴山保王湾正式成立，甘元景为主席，从而使分散在三省的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实现了统一。由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鄂豫皖地区的革命形势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五、余论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我们“党的力量来自组织”，而“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20]。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就是以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为指导，领导、组织革命群众实施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从分散隶属于鄂、豫、皖三省省委的地方党组织到集中统一领导的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中共中央和三省省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适时调整三省交界地区地方党组织设置、强化地方党组织建设、增强地方党组织力量，从而确保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促进大别山地区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推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