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军，侯瑞婷

(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2)

目前，学界关于网络截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截屏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影响层面上。当截屏介入日常生活时，人与截屏就建立起黏性关系，截屏所搭建的交流场域及提供的内容强化了人与截屏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截屏是一种‘功能’，不如说截屏成了人们云端生活、线上社交、数字化生存的惯习”[1]。这种惯习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认知模式。人们还从截屏的功能和特征这两个方面探究了产生截屏的根本原因。从截屏的功能和特征上来说，截屏具有告知信息、截取内容、存储和娱乐功能，表现出下意识行为、即实时传播和“半成品”等特征[2]。总体来看，当前关于网络截屏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内容较为窄化。

网络政治截屏是公众借助“屏幕拍摄”技术对政治内容、政治议题、政治决策等产生的一种政治媒介化行为。“屏幕拍摄”的便捷性及易存储性为公众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撑和行为依据。一般来讲，公众通过截屏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表达政治态度。具体来说包括认同、赞扬、反对、贬低、调侃、讽刺等。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共同构成政治心理研究路径。政治心理研究路径主要关注政治态度、政治信任、国民性、人格等心理和行为性因素在解释政治参与方面的作用[3]。在网络空间中的政治截屏满足政治心理研究路径强调的心理和行为性因素。从政治心理因素来看，政治截屏是在政治情境中产生的。政治截屏区别于非政治截屏，非政治截屏仅满足个人的娱乐需求和社交需求。政治截屏包含政治心理要素，具有政治心理分析的意义。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政治截屏影响政治主体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进而对政治心理分析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网络政治截屏的政治心理类型

政治心理是指在具体的政治情境下，人们对政治事件、政治决策、政治活动等产生的心理反应。简单来说，政治心理是心理过程和政治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网络政治截屏正是在网络政治情境中受政治心理影响形成的一种政治行为。政治行为是指任何计划满足某些政治目标的行动类型。政治行为涉及人类参与政治行动的所有领域，从极端行为，如恐怖主义、战争，到更为“普通的”行为[4]7，如投票行为、政治咨询等。

屏行为满足人们获取政治信息、实现政治诉求、表达政治态度等政治需求，其行为涉及政治表达、政治互动、政治决策等。

网络政治截网络政治截屏折射行为主体的政治心理。网络政治截屏是建立在网民成为“屏幕之民”后的一种政治媒介化行为。“今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屏幕之民。屏幕之民倾向于忽略书籍中的经典逻辑和对书本的崇敬，他们更喜欢像素间的动态流动”[5]93。网络政治截屏是网民对政治议题进行动态化交流的一种行为。“屏幕之民”改变了传统的政治表达方式，他们在社交场域中借助截屏的形式宣扬政治立场。网络政治截屏分为主动截屏和被动截屏。其中，主动截屏是政治主体的自主行为，体现积极的政治心理。被动截屏是政治主体受约束、受限制甚至受压迫的行为，体现的则是消极的政治心理。

(一)主动截屏：积极政治心理

主动截屏是不受约束的行为。公众对网络平台的政治内容主动进行截屏是没有预谋、本能的行为，是人关注政治生活、获取政治信息、讨论政治议题等行为的体现。这种政治截屏行为所涉及的大多数政治内容是正向、积极的。因此，参与主动截屏的主体具有积极的政治心理。因此，主动政治截屏行为承载积极政治心理倾向，促使截屏者与被截屏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第一，网络政治截屏激发人们产生政治参与心理。网络政治参与是政治主体在网络平台上行使政治权利、表达政治诉求、进行政治互动的行为。行使政治权利是政治参与的前提。公众对政治议题进行截屏是建立在积极认知的基础上，其选择与政治语境匹配的政治截屏内容是自由行使权利的体现。政治参与的积极心理进一步激发公众表达政治诉求的欲望。产生政治诉求的核心在于政治生活与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关注政治生活也是研究政治参与心理的基础。在网络空间中，政治内容被截屏化呈现、政治交流被截屏图像代替、政治互动被截屏图像占据，截屏的瞬间性、可操作性和易复制性为政治诉求提供行为凭证和表达依据。政治诉求被政治截屏取代，促使政治参与主体对政治截屏行为产生互动。在网络空间中，政治互动通过截屏内容进行分享、交流及转发等，从而激发政治主体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

政治参与蕴含积极政治心理。“政治心理显示着社会成员对于自身利益的关心，对于自己通过政治途径实现自身利益的关心”[6]254。政治主体在关心自身利益的同时，通过政治截屏实现政治表达诉求，从而形成积极、主动的政治心理。一方面，积极的政治心理有助于政治截屏的有序传播。在网络空间中有序的政治截屏助推政治主体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激发截屏者和被截屏者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另一方面，政治截屏的积极政治心理表明政治主体关注的政治内容大多是积极的、正面的，而非消极的、负面的。正面的、积极的政治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能增强人们的政治信任感，主动截屏行为是政治信任得到强化的表征。如在每年的两会期间各大媒体平台上传播着与民生、社会相关的政治话题，公众通过网络截屏技术对这些政治话题进行截取和分享，无论是主动参与截屏的人还是被动参与截屏的人，在这一过程中对政治的信任度都得到了强化，表现出积极、肯定、认同等政治态度。

第二，网络政治截屏促使人民产生政治认同心理。政治认同是在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政治参与，就难以产生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政治人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由认知、情感、意向等多种心理因素整合而成的心理结构，是承认、接纳、认可、赞同现存政治系统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意向的高度统一[7]。在进行政治截屏的过程中，对所截屏的政治内容的认可和接纳，体现了政治主体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向的统一，其中，政治认知是产生政治认同心理的核心。个体之所以会对特定政治内容进行截屏分享，主要是因为自身固有的政治认知体系促使政治主体对相关内容进行判断，从而选择截取与自身认知相符的内容，且截取内容的接收者一般与自身持有相似的政治认同。

政治情感是对现实政治的情绪反映，是政治心理的表现形式之一。在网络平台上的政治情感是将现实政治情感转移至虚拟空间中，强调主观、感性的情绪体验。这种情绪体验的产生主要源于利益驱使。“无论是在市场活动还是政治活动中，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8]25。追求效用意味着政治主体会采取相对应的政治行为。政治主体将积极、正向的政治情感赋予到截屏行为中，主动将政治截屏内容进行分享，使接收者的政治认同心理在政治情感的影响下得以强化。

政治意向是政治主体所具有的欲望、希望、谋略等心理倾向。政治主体的政治意向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效应。积极的政治意向是政治主体主动、自愿行为的心理反应，消极的政治意向则是政治主体被动、非自愿行为的心理反应。主动进行政治截屏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中产生的积极意向，具有积极的政治心理。政治主体为了更好地表达个人政治意向，往往会主动对某一政治现象发表个人看法，并利用截屏技术表明自身政治意向，形成良性的政治讨论模式，避免出现政治表达僵化及政治语言沙漠化的问题。例如，在观看短视频时，公众会选择截取激发个人兴趣、与自我认知相一致、能形成话题讨论、引发热议的内容，将其分享至微信朋友圈形成集体政治讨论，从而使政治意向逐渐从个体转向群体。

第三，网络政治截屏促使人们产生政治沟通心理。俞可平认为政治沟通在政治学领域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大众传播学意义上的政治沟通；二是信息论和控制论意义上的政治沟通[9]。很显然，政治截屏的政治沟通更倾向于第一层含义。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截屏的政治沟通目的是为了满足政治信息的获取和传播。在微信聊天群中使用政治截屏，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社交目的；另一方面体现了政治主体的政治沟通心理，政治主体能够主动表达意见，只不过表达意见的方式是通过截屏技术来实现的。

第四，网络政治截屏促使人们产生积极的政治信任心理。政治信任是政治成员对政治系统运行持有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促使处于政治情境中的人们主动选择截屏，并与被截屏者建立政治信任关系。截屏者与被截屏者之间的政治信任心理是建立在双方对所截取政治内容的信任基础上，政治截屏主体对政治截屏内容客体产生积极、乐观期望。这种期望心理所包含的信任成分，是维持政治社交关系的基础，有助于降低政治矛盾和政治冲突产生的风险。

(二)被动截屏：消极政治心理

被动截屏是消极、受约束、受限制的行为。主体之所以对政治内容被动截屏，是因为主体在进行截屏时并非出自个人意愿，而是受他人影响和支配，或是基于群体压力不得不选择这一行为，旨在避免自己受到政治孤立或政治排挤。这种消极、不健康的政治行为，使公众在参与政治活动过程中出现“一边倒”现象，导致政治风气污浊，削弱了个体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动截屏产生的消极政治心理是政治主体的非自愿意向，具体表现为政治冷漠、政治不信任、政治服从、政治妥协这四种政治行为形态。

第一，被动政治截屏行为使个体产生政治冷漠心理。政治冷漠心理是指个体对政治活动表现出的不积极、排斥、回避等负面情绪。政治冷漠是消极政治参与在心理层面上的映射。有些人出于自我保护，对一切政治现象持淡漠态度，成为政治“边缘人”。政治“边缘人”并非是完全拒绝接受政治，大部分人主要是出于保护个人利益而表现出的公民意识淡漠。政治冷漠心理难以重塑具有公共理性价值的公民，并且其无法积极融入公共生活中参与政治互动。

政治冷漠心理是消极政治行为的心理反应。消极政治行为是当个体或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后产生的过激反应。这种过激反应主要包括对政治避而不谈、突出个人本位主义、只注重眼前利益等。消极政治行为还体现在个体的服从意识上，因受传统思想束缚，部分人缺乏个体独立意识，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政治参与惰性。政治参与的不积极心理反映出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心理。“虽然现代国家中公民身份的形式限制逐渐放宽，无数新的参与机会开始涌现，但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与深层矛盾却带来了现实中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冷漠，随即而来的是公共精神的缺失”[10]。网络政治截屏是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但政治发展的内在趋势和矛盾使现实社会中公众对参与政治截屏内容缺乏公共精神，进而加剧政治冷漠心理的形成，导致他们对网络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保持沉默。

第二，被动政治截屏行为导致政治不信任心理的产生。政治不信任心理是政治冷漠导致的结果。无序截屏传播加剧政治不信任心理。在网络空间中存在大量虚假政治信息和违背常识的政治言论，这类内容被截屏后因转发、分享、评论、复制等行为而大面积传播，导致截屏内容成为戏谑的对象，政治内容被夸大，政治事实被扭曲。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的权威被抹杀，人们在无形之中成为被动接受政治截屏内容、被动参与政治截屏活动的个体，逐渐失去对政治认知的基本判断。

政治不信任心理加剧政治主体的信任异化。信任异化是在互联网政治参与背景下信任系统消解的结果。政治参与积极性较弱的人与政治截屏行为保持距离，并表现出对当前政治制度和现实社会的不信任心理。这种不信任心理渐渐转化为现实政治困境，导致公众对互联网中的政治行为产生政治焦虑和政治逆反心理。特别是当大量未经确认的政治截屏内容流传于各大网络平台时，公众的政治不信任心理愈发强烈。政治截屏内容在传播过程中夹杂着政治谣言，使政治不信任最终走向信任异化，激发网络民粹主义者的极端情绪和行为。

第三，被动政治截屏行为导致政治服从心理的产生。政治服从心理体现的是一种服从政治人格。被动和不自觉是服从政治人格的基本特征。在进行政治截屏过程中，缺乏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意识的人为了个体利益或自我保护，倾向于选择规避政治。被动、非自愿的心理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表面化的政治服从。表面化的政治服从既是政治犬儒心理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产生政治从众行为的心理状态。这种被动的政治截屏心理容易导致人们毫无判断地滥用政治截屏并使其无序传播。

政治从众是指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中对政治事件、政治关系、政治发展等表现出“乌合之众”式的跟风、站队行为。在政治截屏过程中表现为个体自主行为逐渐被群体压力所代替，公众不得不借助截屏以避免被群体孤立。为了和群体保持一致，“个体在群体中常常会不知不觉地……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行为倾向”[11]214。个体倾向于选择和所在的群体相一致的政治行为以自保，这种行为消解了主动截屏带来的积极政治心理。

第四，被动政治截屏行为导致政治妥协心理的产生。妥协是用让步的方式避免冲突。政治妥协心理是政治主体出于谨慎和恐惧形成的一种心理反应。政治谨慎是产生政治妥协心理的原因，而政治恐惧则是政治妥协心理可能出现的结果。在政治妥协心理的影响下，政治主体在参与政治截屏时，政治行为和政治表达是谨慎的，但就其精神层面而言则是恐惧的。在网络空间中，多元政治参与方式促成了人们多元的政治表达，诸如政治言论、政治表情包、政务短视频、政治截屏等形式。在多元政治参与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互动愈加频繁、政治立场愈加鲜明、政治冲突更为明显。这进一步导致政治主体因害怕政治立场不一致而被孤立，以致主动降低自身与他人的对抗意识，从而调和政治冲突及政治矛盾。

二、网络政治截屏的政治功能

网络政治截屏的政治功能分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网络政治截屏的正向功能与积极政治心理有关，网络政治截屏的负向功能则与消极政治心理有关。积极政治截屏行为和消极政治截屏行为构成两种政治心理状态，体现出政治主体不同的政治情感。分析网络政治截屏的政治功能有助于全面、客观、理智地看待政治截屏。

(一)网络政治截屏的正向功能

网络政治截屏的积极政治心理体现积极自由。积极自由是按照自己意愿行使的自由，政治截屏的积极自由体现政治主体的能动性。政治主体主动进行截屏促进政治互动。这种政治互动方式使截屏者、传播者与被传播者之间形成新型社交模式，截屏双方分享的政治内容成为搭建政治信任的桥梁，有助于强化传播双方的政治社交黏性。

第一，网络政治截屏反映民意。“民意是政治发展的真实基础和最终旨归”[12]。政治截屏内容是政治民意的组成部分，截屏行为也是政治民意的直接表达。不同的政治截屏内容反映不同的民意。积极政治心理反映积极民意，主动进行政治截屏行为是积极民意的体现。公众通过在网络平台上截取自身认同的政治内容，形成政治信息的正向交流和正向反馈机制，这既体现了民意表达的自由及民意呈现的多元，也对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网络政治截屏体现民主价值。网络政治截屏行为是政治参与的形式之一。网络平台赋予公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对政治截屏内容的互动、交流是实现民主共识的有效途径。政治主体将政治截屏内容分享至微信朋友圈，构建以政治截屏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朋友圈。无论是在网络政治社交群还是政治朋友圈中的政治截屏行为均是公开的，人们能够自由表达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及政治立场，行使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萨托利认为：“我们的政治行为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对民主是什么，能是什么和应是什么的看法。”[13]23同样，选取政治截屏内容也取决于政治主体对民主的看法和民主的共识，体现了民主的价值。

第三，网络政治截屏满足公众政治诉求。政治诉求是政治主体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政治意愿，这种政治意愿集中体现在政治表达和政治分享两个方面。政治表达和政治分享是针对具体的政治内容或政治信息而言，政治表达和政治分享的过程也是政治诉求得到表达的过程。这种形式的政治诉求是一种积极、正向、主动的行为倾向。在微信群或网络政治朋友圈中就所截取的政治内容进行讨论、转发和分享是对政治诉求的正向反馈。在正向反馈过程中，政治主体围绕政治截屏内容产生积极心理倾向，有利于政治主体的政治诉求得到积极回应。

第四，网络政治截屏推动政治参与和政治互动。截屏具有社交属性，政治截屏具有政治社交属性。截屏的政治社交属性有利于联结政治主体的政治关系，强化政治主体的参与意识和互动行为。积极的政治参与和政治互动能引发政治主体参与政治截屏的兴趣，有助于搭建以政治截屏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圈层。在政治圈层中，政治主体围绕被截取、被复制的政治内容展开讨论，截屏双方呈现出对具体政治内容的认可、肯定、支持等态度，这种状态能进一步促进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谐。经常参与政治截屏或经常在网络平台上分享政治截屏内容的人，具有政治参与的自觉性。积极的政治截屏行为在政治互动和政治参与的共同影响下，可以提高政治主体关注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的积极性。

(二)网络政治截屏的负向功能

政治截屏的消极政治心理不利于政治发展。消极政治心理的存在易转化为一种被动行为倾向。当个体被动接受网络政治截屏内容时，负面情绪的积压会导致其消极政治心理的产生。这种消极政治心理使截屏者与被截屏者之间难以形成良性沟通，导致截屏行为异化基本共识，政治主体难以在网络政治空间中形成政治认同。

第一，政治截屏行为隐藏非理性民意。在网络空间表达中夹杂各种民意，既有理性民意表达，也有非理性民意表达。在网络空间中大量的情绪化宣泄、无脑式站队、跟风式起哄等非理智行为大量充斥，导致政治参与主体产生抵触心理，抵触心理加剧政治主体的极端化行为倾向。原本用于政治交流的内容，因迫于群体压力而不得不被动截屏，并且部分截屏内容是经过刻意编辑、剪辑而来的，非理性行为驱动政治截屏非理性表达大面积传播。

第二，政治截屏的无序化传播破坏政治稳定。政治截屏行为若失去秩序维护，就会出现许多情绪化行为，甚至在截屏图像传播、转发、议论中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容易滋生无政府主义心理。此外，由于政治截屏具有瞬间性和可复制性特征，传播方便快捷，影响面大，其非理性行为不被约束，极易破坏政治稳定。同时，在网络空间中，政治主体往往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利益、认知、需求等相关的政治内容，而主动回避对自己不利的政治内容。无序化的政治截屏刻意扭曲政治事实，加剧了政治主体对政治内容的选择性回避心理，进而降低政治主体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

第三，政治截屏传播难以保护个人隐私。政治截屏在传播、分享、复制及转发等过程中容易侵犯个人隐私。一方面，政治主体的政治立场具有差异性，不同的政治认知导致政治立场的差异。认知偏见助长政治主体消极政治心理和负面政治情绪，这就使政治截屏成为个体情绪化宣泄的可能性增大，非理性的情绪宣泄行为易使个人隐私暴露于公共领域中，违背道德伦理的同时导致截屏内容被政治化利用。另一方面，政治截屏在复制、转发过程中，与个人政治立场、个人政治认知等方面相关的政治截屏信息容易被扩散和外泄。社交平台的公共化加速政治截屏信息的传播速度，且大部分政治截屏内容涉及政治隐私。消极政治截屏心理反噬积极政治截屏心理，政治隐私的过度传播和被侵犯加剧政治主体的消极政治心理。有些政治隐私关乎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的政治态度又指向不同的政治事件。双方的政治隐私需要受到法律保护，但由于政治截屏内容的易复制性和社交平台的公共性使大量政治内容很难归于隐私权保护的范畴。同时，大数据技术嵌入到社交平台中，对用户的政治截屏行为进行数据跟踪及监视，导致政治隐私“裸奔”也是不可忽视的隐患。

第四，过度依赖政治截屏易形成“群体极化”现象。“群体极化”是指在群体决策中出现的极端化倾向。这种现象在政治截屏社交中，主要是表现为在两人以上的社群交流中，群体之间过度依赖截屏来表达不同的政治态度，易导致观点极化现象，甚至促使政治主体的行为出现极端化倾向。“在网络和新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极端了”[14]47。形式上的极端化表明群体之间的交流存在偏见。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的情绪化特征，也易激化截屏者与被截屏者之间的政治矛盾。

“群体极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传播情境极化。对于被截屏者而言，传播情境极化的结果是使自己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甚至这种尴尬处境会产生严重后果。政治截屏的传播情境不仅包括供个人交流的政治场域，而且包括供群体交流的政治场域。不同的政治场域涵盖不同的政治情境，当个人讨论的政治内容或政治观点误发至政治群体中时，群体成员可能会通过截屏进行二次转发、传播，甚至举报等行为。往往这类政治截屏内容涉及个人政治态度、政治敏感话题或政治价值观等方面，而传播这些内容的政治主体一般都是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当个人政治观点被截屏公开传播后，政治主体所处的政治情境会陷入无序化状态，政治主体的截屏内容也会成为政治成员议论、调侃、反讽的对象，整个群体内部陷入一种极化的传播情境。就政治主体而言，因失误的操作使自己陷入尴尬处境的同时，也担心可能会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

第五，政治截屏信息易伪造。网络政治截屏内容主要是由政治信息组成，并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复制、分享。但政治截屏信息并非完全是真实、可信的，甚至部分信息是伪造的。伪造政治截屏信息的目的在于掩盖政治事实、模糊政治态度、歪曲政治观点，从而逃避政治。技术的低门槛性为伪造政治截屏信息提供了便捷。这些伪造的政治截屏信息容易使公众陷入政治焦虑和政治恐慌之中。被二次加工后的政治截屏信息破坏了网络空间的基本政治秩序，也进一步助长了政治主体消极政治截屏心理。

第六，政治截屏传播易出现信息失控风险。政治截屏的无序化传播和信息伪造现象使政治信息失控的风险增大。出于政治警惕心理，当社交平台上流传大量政治截屏时，用于日常交流的政治信息成了政治调侃和政治隐喻的文本对象，这类政治截屏经社交平台转发而不断扩散和发酵，导致政治信息失控现象的发生。由政治截屏引发的政治信息失控现象激发不同政治立场的公众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相互谩骂、攻击甚至侮辱等行为，导致政治主体与政治主体间观点对立、矛盾激化。政治截屏信息的失控传播也进一步加剧了网络治理难度，又为政治截屏的无序传播带来了便利。

三、网络政治截屏的调适路径

网络政治截屏的调适路径主要包括对消极政治心理的调适和负向政治功能的调适。对这两方面加以调适，有助于推动网络政治截屏转向积极、正向的一面，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消极政治心理对网络政治截屏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消极政治心理调适路径

政治截屏的政治心理既是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心理反应，也是个体现实政治心理的网络化呈现。政治主体的消极政治心理会使政治截屏成为一种被动行为，降低政治主体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因此，需要对消极的政治心理加以调适，促使政治主体自主选择截屏行为，并能够积极表达政治观点。

第一，以道德驱动政治主体的积极政治心理。网络政治主体的多元性和人性的复杂，决定政治参与主体需要具备道德本能。政治主体参与政治截屏行为时要以道德准则驱动人善的意志。“道德作为一种能给意志以影响的能力，它的真正使命，并不是完成意志的工具，而是去产生在其自身就是善良的意志”[15]11。政治截屏的积极政治心理需要用道德影响政治意志，用道德强化政治观念。当政治主体选择积极、主动参与政治截屏这一行为时，意味着政治主体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对政治议题保持基本的关注度，在网络平台上积极输出正向的政治观点，并借助截屏得以储存。

第二，强化政治主体的政治信任心理。政治主体对网络政治截屏产生政治不信任心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由于网络平台监控不力，导致政治截屏内容被断章取义，截取的内容不真实、客观，导致政治谣言四起。对这一问题进行调适的关键在于规范平台传播渠道，从截屏传播的源头进行追踪，建立平台审核机制，加强政治截屏传播初期的管控力度，防止非真实政治截屏内容的出现，避免政治主体产生信任异化心理。

第三，重视对政治截屏内容的数字化认证审查。政治截屏内容是一种电子凭证，将内容以截屏的形式进行存储，能够降低政治风险出现的可能。在2019年12月修订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中，明确将微信、微博、QQ、电商平台等聊天记录作为电子数据，纳入了证据范畴，即便是未经实名认证的聊天内容，在司法实务中亦倾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证据采信[1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治主体要对自己所截取的内容负责。此外，相关部门要对政治截屏内容进行数字化认证分析，制定网络政治截屏应用规则。在使用网络政治截屏时，注意个人政治言论和政治表达的规范性及合理性，在进行政治截屏分享时要明确个人政治立场，一旦成为证据后截屏内容便难以更改。在网络平台上进行政治截屏行为时，应注意政治语境和截屏内容之间的关联度，以此强化截屏内容的证据性和有效性。

第四，遵循政治主体使用政治截屏的自由平等原则。政治主体有自由平等使用政治截屏的权利。政治主体在网络社群中应坚持平等自由原则，每个人借助截屏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政治表达自由。这种自由是平等的，也是正义的。但在政治冷漠、政治不信任、政治服从和政治妥协等消极政治心理的影响下，政治主体大多处在一个压迫、服从、恐慌、焦虑等政治环境中，进行政治截屏行为也是出于自保心理，是一种被动的政治行为。若将消极政治心理转变为积极政治心理、被动政治行为转变为主动政治行为需要网络平台营造一个相对自由平等的政治环境。坚持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导向，传播符合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截屏内容，有助于改善政治主体的政治心理，优化网络政治环境。

(二)负向政治功能调适路径

被动政治截屏行为易出现消极政治心理，消极政治心理影响截屏的政治功能。截屏的负向政治功能是消极政治心理带来的结果。对截屏的负向政治功能进行调适，有助于从行为和心理这两个方面共同规范政治截屏行为，优化政治截屏功能。

第一，约束政治主体的截屏行为。对政治截屏行为进行约束，是为了避免产生政治截屏内容在二次传播中出现失控的可能。传播政治截屏内容的一方需要对自己所发的截屏内容负责，参与截屏互动和接收截屏内容的一方也要承担责任，交流双方要建立平等的权利关系。截屏者和被截屏者需要对所发的截屏内容承担被公开后的风险。这就意味着政治主体的截屏行为需要在法律框架中进行，选择截屏行为并非是不受约束的行为。选择政治截屏要以法律为准绳，遵循法律和道德规范，并对失控的政治截屏行为进行管理。

第二，使用法律手段保护政治隐私不受侵犯。政治截屏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因其具有的可截取性特征易导致个体的政治隐私被泄露，从而加剧政治主体的政治妥协心理。政治截屏传播的产物是带有政治属性的截屏图片，为保护个人的政治隐私不受侵犯，在进行政治截屏传播前，可选择使用马赛克、拼贴、剪切、消除等方式来保护隐私。大部分政治信息具有社群性，很可能在传播、分享过程中泄露社群成员的隐私。此外，政治信息也是政治隐私的组成部分，因此政治截屏内容的复制传播应事先经过截屏者的许可。2021年1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强调“要对自己授权或者提供的个人信息进行持续跟踪。消费者接受个人信息条款或者向经营者提供个人信息后，还应随时关注经营者个人信息条款是否进行修改，经营者是否有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能力，经营者是否存在非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等。当消费者不同意经营者继续处理其个人信息时，要积极行使‘撤回同意’权利，要求经营者停止处理或及时删除其个人信息”[17]。虽然这些法律法规并未对截屏进行明确规定，但应适用于政治截屏的使用、分享及传播行为。

第三，防止产生过度依赖政治截屏心理。政治截屏的依赖心理主要包括截屏行为依赖和截屏内容依赖。政治截屏行为的易操作性强化了公众行为依赖心理。为了避免过度的行为依赖，政治主体在进行政治讨论时要规范个人政治行为，选择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政治截屏内容，并在传播过程中注意个人的政治言行。除了政治截屏形式外，也可选择政治表情包、政治图片、政治短视频等形式进行政治参与，通过多元政治表达方式代替单一政治表达方式，在强化政治积极性的同时，也激活了公众对政治参与的心理。

政治截屏内容的易复制性强化了公众内容依赖心理。截屏者将所截取的政治内容转发至微信群、微博、短视频等平台上，表明这些政治内容大体上符合自己的政治认知或政治认同心理。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政治截屏内容经传播后都会得到认同，甚至有些政治截屏内容经不断传播后内容被曲解最终导致严重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政治主体在进行截屏时明确个人政治立场及政治追求，具备基本的政治认知，能够理性分析政治截屏内容背后的政治意义。

第四，规制政治截屏的转发行为。网络空间具有匿名性和虚拟性，在网络空间中转发政治截屏时，要注意规范三个阶段的政治行为。在转发前期，政治主体要对所转发的政治截屏内容进行基本预判，以此预防政治风险的产生。同时，要保护好个人隐私，避免造成政治冲突。在转发过程中，接收到政治截屏的一方要理性分析政治截屏内容，控制好个人政治情绪。对于相关平台来说，要注意管控政治截屏转发后的风险，制定规范政治截屏转发行为相关条例，对不符合规范的政治行为进行法律约束。在转发后，相关部门及政府及时引导政治舆论走向，防止非理智的政治截屏行为影响政治舆论走向。

在网络政治空间中，使用政治截屏既要发挥积极政治心理的能动作用，也要规避消极政治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政治截屏行为的正确引导，重视政治心理对政治截屏行为带来的影响，进而规范政治截屏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