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淼

（洛阳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洛阳 471934）

在文学史中，自然山水是中国古代文人排遣一己精神的遨游之地。东晋以降，以山水景物作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渐渐多了起来，然而“不少作者或选择名山大川以写真，或引出玄言、隐逸的话头以自况，并未形成独立而完整的山水体裁。到了柳宗元这里，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141柳宗元的山水诗文以其所见所闻为基底，所记述文信笔拈来，自然天成，独具一格，对后世文学影响颇大。近年来，学界对柳宗元山水诗文的研究，在整个有关柳宗元的研究中一直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尤其是关于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研究，构成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柳学研究的一大景观。[2]梳理文献后不难发现，以前论者多从人生态度、审美特色与思想内容等方面探究柳宗元的山水诗文，面向多维、观点颇新，然而从生态视角对其解读的研究成果鲜为人见。本文拟将柳宗元的山水诗文置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予以解读，希冀做一些有益的思考与尝试。

一 生态视角——柳宗元山水诗文探析的新尝试

以生态学视角探究文学文本与创作实践是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动向。这一视角的撷取为我们重新审视现存文学作品与现象，挖掘文学中的生态思想与美学意蕴，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智慧具有重要意义。以描写自然景物为主的山水诗文，作为感受自然、书写心灵体验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并非单纯地描摹自然，而往往通过人与自然景物的关系来诉诸某种意求。自然世界中秀美险峻的群山大川、宁静神秘的江河湖泊，虽为古代文人提供了纵情笔墨的放逸之地，但在不同的创作主体那里，因其外界的环境不同、自身境遇的相异，其作品对于自然山水的书写会呈现出别样的景致。诗人创造的需要除了来自于诗人自己内在的生命冲动外，更来自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三大生态环境对主体（作者、读者）的制约中产生的生存需要。[3]因此，解读柳宗元山水诗文的艺术意蕴，绕开其所处具体的生态环境是不得要领的。

柳宗元的山水诗文，善于抓住山水的自然特征来写，表现技巧灵活多样，艺术成就斐然。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4]92以动写静、动静结合，绘声绘色地将清澈透明的泉水，似与游人逗乐的群鱼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4]88写景状物，自然逼真，栩栩如生，极具情感化。柳宗元的山水诗文给人一种文笔清秀隽美之感，描写细腻自然，透射出清幽雅静的审美风韵。可以说，每一篇山水诗文都有艺术上的发现，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美的表现上，更有重大的突破，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5]217

然而，从文学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角度看，自然世界中的山川江河在柳宗元笔下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山水、景物的纯然再现，而是饱含了作者浓厚的思想情感，这种主观感情与其所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阅读诗文，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那种志向受挫、仕途无望、怀才不遇的曲折境况与复杂情感。而这一切都将投射在他虚构的文学想象中，通过对自然山水、景物交融的描摹，借助山水之资，“逸兴野趣，远致幽情，而为不得已之慰藉”[6]353，以寻求心理平衡和审美的提升。因而，从柳宗元所处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来解读蕴藏在山水诗文中的精神生态，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二 政治生态失衡——无法逃脱的贬谪厄运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在社会变革的某些特定时期，会呈现出不同思想体系、政治观点之间的冲突、对抗及相互间的制衡，而不管冲突、对抗的结果如何，都必然要影响到置身于其中生命个体的命运。贞元九年（793），柳宗元考中进士。之后，柳宗元以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才华在政坛崭露头角，结交王叔文等政界核心人物，逐渐成为以王叔文为首之政治集团的骨干。永贞元年（805），唐顺宗继位，王叔文、柳宗元与刘禹锡等人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由于新政的实施触动了宦官、旧官僚和藩镇的利益，改革经历一百四十六天后失败。唐宪宗继位后，革新派人物全部被贬，柳宗元被发配至离京城三千余里的永州任司马。

历代贬官，贬地多为距离京城遥远、文化落后、自然环境恶劣的蛮荒之地，永州自然不例外。司马本是闲职，又因被贬，柳宗元无衙可居，加上政敌们纷纷落井下石，处处造谣诽谤，其处境十分艰难。柳宗元到永州半年，其母即因不适应南方生活而病故，加之未有子嗣，使其形影单吊，异常孤独。“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4]81，“百病所集，痞气伏积”“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4]42，从这些诗文中可以品味出柳宗元内心的痛苦与不平。政治的失意，物质的困乏，精神世界的郁愤与痛苦如影随形。

物质生态世界的失衡，势必影响到所处其中生命个体精神生态的和谐。柳宗元在政治变革中是一个失败者，他的仕途生涯一去不复返。“才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7]5。柳宗元对由政治生态失衡而带来的残酷现实环境有清醒的认识，然而他并未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仕途理想。自古至今，作为有责任和担当的文人志士，总是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把自我实现的仕途理想置于国家兴旺的大业之中。柳宗元亦然。虽身处逆境，但仍“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视为己任，心系国家，兼济天下。这无形中深化了他精神世界的不平衡，愤激、郁闷、悲凉、被弃之感如泰山压顶般萦绕着他后期的生活与文学创作。我们知道，“任何作家或作家群体特定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不仅取决于一定思潮、政治伦理观念、生活态度，还取决于特定的活动环境和命运遭际”[8]。失意的仕途政治、恶劣的自然环境、冷酷无情的世态人情等不如意的现实境况使他身心遭受重创，致其一直处于极度苦闷、沉重的精神状态之中无法释然。何去何从？柳宗元一直在思索之中。

此番情境，“沉溺”于山水之中不失为一种转移痛苦、平衡心态的解脱之径。怡情山水固然可以排解心中的苦闷，然而却非长久之计，柳宗元一旦回到现实，更为抑郁的悲伤心绪便重上眉头。正如有学者所言：“柳宗元的内在心态始终在从失调到平衡、再从平衡到失调间反复摇摆，其悲伤忧愤的情感也一直处于由泛起到沉潜、再由沉潜到泛起的动荡之中。”[9]怡情山水之时，心情异常轻松、平静，“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4]88-89；游玩而归时，抑郁的心绪重新泛起，“入门守拘挚，凄戚熷郁陶”。失衡的心态始终处于暂时安定和永恒动荡的摇摆之中，内心的心绪始终是忧愤不平的，这是失衡的政治生态环境所致，也是心中念念不忘的仕途理想所累。柳宗元在物质生态世界中找不到归宿，只能在虚构的文学想象中借助山水之景“逸兴野趣，远致幽情”。

三 人性生态和谐——与万物冥合的审美超越

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古老的话题。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文学书写自然、描绘自然，也非单纯的自然环境问题，而是映射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同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10]76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关系决定了文学与自然、文学家与自然关系的密不可分。柳宗元与所处社会的关系是不和谐的，现实社会中实现不了的理想志向唯有通过对自然山水的寄情与书写抒发出来。

仕途不利，则趋就山水。在政治仕途不称心便退隐山林，散发弄扁舟，从自然山水中寻求生命的意义，让自然的宁静与悠然来抚慰在社会挣扎中受伤的心灵，这是众多失意的封建文人的普遍诉求。陶渊明遁入田野，魏晋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晚明文人怡情山林，士大夫们往往通过吟咏山水以图消解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寻求心灵的平衡。柳宗元概莫能外。现实的无奈与悲愤使他放旷山水而自居，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超越。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审美主体在欣赏自然对象时往往带有主观选择性，自然对象能否成为审美主体的审美对象，取决于它能否符合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能否寄托审美主体的审美情感。山水无情亦有情。柳宗元带着激愤不平的心情走进永州山水，此时的永州山水在他眼中就是自己的化身，永州山水的特色、风格符合他此时的审美需要，可以寄托他的审美情感。“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4]82，山之高大、特立是人格傲然独立的象征。虽然深受折磨但绝不屈服，绝不与培搂为伍，借西山寄寓了卓立不群、超尘拔俗的人格力量。钴鉧潭“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毕至石乃止”[4]85。钴鉧潭水遇阻，不屈不服，反而更加暴烈，不达目的绝不停歇，寄托着柳宗元不甘屈服、不受羁绊、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柳宗元笔下的自然是深深打上了人之烙印的自然，面对自然，他不仅是臣服自然，欣赏自然，而且还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改造自然。“斫榛莽，焚茅筏”[4]81，“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折竹箭，扫陈叶，排腐木”[4]88，可以说，被贬生活虽苦，但乐中其中。其实，人与山水的关系表现出两重特性：一方面，山水远离喧嚣的人世，宁静无言，人们走近它可以忘却世俗的荣辱而享受到它的宁静；另一方面，人可以在山中游走，在水间游玩，人与山水可以交流对话，山水可成为人无言无害的伙伴。[11]138柳宗元笔下的山水给他带来了精神的慰藉，渐渐抚平了心灵的创伤，在欣赏自然、改造自然中重拾了生活的乐趣和人生的意义，抛开了尘世的荣辱得失，觅得了精神上的一块净土。

从人类的生命历程而言，人与自然并不对立，非但不对立，还可以与自然的交融中得到自然的精神抚慰，找到心灵的净土和归宿。柳宗元的诸多山水诗文，通过空灵的语言书写展现了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生命逍遥之境。“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4]88-89，人全身心地感受自然时，其目、耳、神、心都会与大自然亲密地交融，达到一种物我不分的艺术境界。“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悠悠乎与颢气倶，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4]82，这是一种与自然交融为一的，精神极为自由舒展的超越状态，进入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境界。在与自然的交融中，柳宗元从自然山水中发现了自己新的生命，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审美享受。他超越了自然也超越了自己。从借被遗弃之地来表达自己的抗议与不满，到借奇异山水来象征自己高洁的人格，与世俗决裂，再到与自然合二为一，这一过程是柳宗元排遣心中忧愤与不平的过程，也是渐渐恢复精神生态和谐之过程。

我们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它不仅处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而且有其自身的文学环境。任何一种存在形式都必然在各自所处的特定环境中产生、成长和发展。文学不仅要与自身内部各要素进行沟通与交换，也要与诸如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发生关系。人类的物质生存离不开由政治、社会和自然生态构成的物质生态世界，人类的文化生存离不开文化生态世界，同样人类的精神生存也离不开精神生态世界。物质生态世界与文化、精神生态世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物质生态世界的失衡必然影响文化、精神生态和谐与发展。柳宗元山水诗文中借对自然山水的描绘所彰显的或身心俱疲的苦闷不平，或人性旷达舒展，或与万物冥合的自由超越等精神世界之境况都是其现实政治、社会及封建习俗文化整体生态环境下生发的产物。可见，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类，其精神生态的和谐与否，与主体所处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环境情况紧密相关。文学文本中隐藏的情感意蕴与艺术选择是创作主体所处的物质生态状况的应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