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旭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北京 100088）

请托在古代也称请谒、听请、嘱托（又作属托）、请求等，指以人情为主要交换凭据，通过曲枉法律规章来自谋私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其参与者有欲谋私利的请托者与掌握行政司法权力的受托者两方。按请托者与受托者关系的不同，请托可分为两类：一是人情请托，双方是较单纯的熟识关系，以人情为依托，特点是感情色彩浓厚，大多没有第三方知晓；二是势要请托，请托者是权豪势要之人，受托者慑于其威势而枉法，特点是受托者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较公开化。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人情文化”特征较为明显，在长期的王朝更迭过程中，对请托的治理一直是政治和法律领域的难题。可以说，自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以来，针对请托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从未停止过。

一 先秦至汉代律法关于请托的规定

（一）先秦

《尚书》中有明确禁止请托行贿的规定。《吕刑》篇载西周时穆王训云：

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

唐孔颖达认为这段话大意是说：囚犯、证人的言辞经检验核实真实可信，符合墨、劓、剕、宫、大辟五刑所定，则以五刑处罚；据其言辞，罪行不符合五刑的，应该适用于对应的五罚，允许其用金钱赎罪；据其言辞，不符合五罚规定的，虽事涉疑似有罪，应算作五种过错，予以赦囿。若应刑而入罚，应罚而入过，妄赦免之，则损害王道，于政为病。其原因在于囚犯与有司曾为同僚，有司为囚犯讳饰事实，囚犯有亲戚在官或通过亲戚说情，囚犯行贿而枉法，囚犯与有司为旧相识。此为有司故出入人罪，其罪与犯人同。有司应当审核事实，不有此五种情形。若入于五刑有疑，则赦免从罚；若入于五罚有疑，则赦免不罚。诸侯国君清证审察，使弊病不行，是为善政①见《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6-547页。对于五过，是与五刑、五服一样属于刑罚名称，还是指下文有司不能秉公断案的五种表现，有不同看法，兹从后说。对于五过的具体内涵，历来分歧较大，可参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31页。。

对于“来”，陆德明《经典释文》云：“来，马本作‘求’。云有求，请赇也。”[1]545马融所依《尚书》为真古文，今存本为伪古文，应依马文。“赇”指贿赂，“求”可通“赇”。“请赇”，指私相请托和接受贿赂。“请求”有时与“请赇”同义，有时单指无财请托。沈家本《汉律摭遗》认为“惟求”指索贿，“货”指行货，即行贿[2]1406。

从《尚书》此段文字可以看出：一是有司的五种过错中，“惟官”“惟内”“惟货”“惟来”都含有请托成分，可见请托是司法官最主要的主观过错，对司法的公平正义危害最广。二是概括了有司枉法问题及枉法的几种主要表现，权势、人情、财物是枉法的主要动因，首次涉及了请托问题。三是包括请托在内的五过严重干扰了司法公正，因而确立了严厉的惩治措施——与犯者同罪，这为唐以后的请托罪法所因袭，成为一个原则。四是法官犯法不可赦。五刑可赦，五罚可赦，但未言五过可赦。郑玄作注时由此认为五过不可赦，因法官本以禁民为非，执法犯法，不可赦宥，即对执法者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②孔颖达正义引郑玄语云：“不言五过之疑有赦者，过不赦也。《礼记》云：凡执禁以齐众者，不赦过。”见《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548页。。惩处方式由穆王以训诰形式颁下，非临时的权宜之计，具有较高、较正式的法律效力。五是请托此时虽已受到关注，但与贿赂常相伴而生，在定性及惩处上尚没有将其独立出来③惠栋《九经古义》卷四《尚书古义下》认为：“汉《盗律》有受赇之条，即经所云‘惟货’也；又有听请之条，即经所云‘惟求’也。”（载《丛书集成初编》第25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页）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盗律》有吏受赇枉法的规定，并无听请的规定，说明在吕后二年（前186）之前，律中并无听请之条，请托尚未从贿赂中分离出来，先秦时更不可能区分得清楚。惠栋只依《史记》《汉书》推断，未见《二年律令》，故有此说。。由以上可见，《吕刑》涉及到了请托的表现和惩处措施，对后代相关立法有深远影响。

战国魏文侯时李悝著《法经》六篇，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私家成文法典。从现存片断看，有禁止受贿的“金禁”规定而无禁止请托的规定。秦律承《法经》，尚无单独的请托罪法，《法经》也应没有，韩非子、商鞅等没有论及请托罪立法也可参证。

由《睡虎地秦墓竹简》可推知，秦时已有较为完整、详备的法律体系，但只有贪赃法条而无请托法条的记载。其中《法律答问》指出，司法官若有意断案不公，为“不直”罪（“不直”指不实、不公），要处以反坐。“不直”涉及面较《吕刑》的“五过”为广，包含而不限于请托，依然不是请托罪的专门立法。其他史料也无相关记载，可见当时请托罪立法依然是空白。

先秦法家将请托现象独立看待，并对其之于法治的危害有深切认识。如《管子·立政九败解》：“人君唯毋听请谒任誉（按：似应作“举”），则群臣皆相为请。然则请谒得于上，党与成于乡。如是，则财货行于国，法制毁于官……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3]339若绝请托，则需一依于法，如《管子·任法》：“（古时）世无请谒任举之人，无间识博学辩说之士，无伟服，无奇行，皆囊于法以事其主。”[3]256法治与请托可谓水火不容。《韩非子·饰邪》也说：“释法禁而听请谒，群臣卖官于上，取赏于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3]92杜绝请托的关键在于君主从公行事、明法任贤。如《韩非子·南面》：“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三者，惛主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3]85《商君书·错法》亦云：“故人君者先便请谒而后功力，则爵行而兵弱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3]20将杜绝请托的对象主要限于君主，一定程度上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这只是德行要求，无法强制执行。对于可以强制执行的、存在更普遍的一般官员的请托行为，尚不能在立法上加以体现，即便是制定了严苛法令的商鞅，也没有专门涉及请托。不过上述思想对于后世将请托罪单独立法，且将其推到人情对立面加以严厉打击的做法，显然有直接影响。

由上可以看出，《吕刑》已涉及了请托，并有明确而严厉的惩治措施，但尚未将其与贿赂分开而单列为一种犯罪类型，直至秦时依然类此。另外，纵观春秋战国时期，其所确立的刑罚原则并没有得到认真、普遍的实施，这已经昭示出请托罪立法易而实施难的困境。战国末期法家将请托作为独立的现象并多有论及，表明对其独有特征已有较深入认识，对后世立法有指导意义。

（二）汉代

西汉初的法律现有《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二年律令》，其《盗律》有关于贪赃枉法的条文，但依然无请托罪，其他已出土的汉简中也没有相关规定。

至汉武帝时，沈猷夷侯刘受为宗正，元狩五年（前118）“坐为宗正听请，不具宗室，耐为司寇”[4]322，因听受请托而被罚往边地戍守。“耐为司寇”应是依律判罚，汉宣帝时平丘侯王迁“坐平尚书听请受臧六百万，自杀”[4]582，三国魏如淳注引汉律：“律，诸为人请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为听行者，皆为司寇。”[4]582意谓根据法律规定，请托事已施行的，请托者与受托者要罚往边地戍守。如淳所引律条显然是针对单纯的请托，因为若有受赃行为可能被处以死刑，上例中王迁之所以自杀正是有受赃行为。以上所举为受托，主动请托亦要被罪。《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六年（前135），乐平侯卫侈“坐以买田宅不法，又请求吏罪，国除”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34页。《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坐买田宅不法，有请赇吏，死”。（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09页）。《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4]623，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4]623-624所据六条虽非直接的法条，但应有法律背景，可旁证此时请托要受法律制裁。

上述请托不涉及财权交易，若是贿赂枉法则另有“行言许受财”条（《二年律令》中受赇枉法归于《盗律》）。《公羊传·宣公元年》：“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公羊高传：“曷为赂齐？为弑子赤之赂也。”汉何休解诂：“未之齐坐者，由律行言许受赂也。”[5]322又《公羊传·宣公十年》：“齐人归我济西田。”唐徐彦疏：“齐乃许取其赂而与之同，似若汉律行言许受财之类，故云当坐取邑耳。”[5]344清惠栋认为“汉《盗律》有受赇之条……又有听请之条”[6]46，是有根据的。将请托与贿赂分开，是汉律的一大进步。请托罪法不见于汉武帝之前，应是汉武帝时大规模立法的产物。

汉律关于请托的惩处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从结果着眼，强调事已行才治罪，虽允但不及行则无罪，这与唐律不同；二是刑罚方式是一律耐为司寇，不分事之大小、等级；三是请托者与受托者一体治罪，这是一个重要原则，后为唐律所承继；四是处罚程度轻于行贿受贿，行贿、坐赃者往往至死②《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三》：“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第931页）。从以上可看出请托罪已单独立法，但具体规定尚较粗疏。

东汉承西汉律法，请托亦受惩处。《后汉书·郅寿列传》：“是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宪尝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请托，寿即送诏狱。”[7]694《后汉书·梁松列传》：“松数为私书请托郡县，二年，发觉免官，遂怀怨望。”[7]784《后汉书·蔡邕列传》：“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7]1351因请托而被送诏狱、被免官、被认为违典，说明是据法而断。

从上可见，自汉武帝始，请托已从贿赂贪赃中独立出来，专门予以立法，从而提高到更重要的法律层面，为惩治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也反映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流的便利，请托日益普遍，危害愈大。

二 汉代的察举制与请托

请托的发生，与人、人情密切相关，但这只是文化方面的原因，其发生还有着制度方面的原因。如果说人们在人情文化的驱遣下钻制度的空子，请托、受托，那么某些制度的设计，则因没有注意回避人、人情的因素，客观上为请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汉代用以选官的察举制就属于这种情况。

夏、商、周选官实行“世卿世禄制”，按照血统世袭爵位、职位。这种方式导致出身低微、家境贫寒者基本没有进入国家管理体制的可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需要大批贤才，不少底层平民和士人亦进入官僚阶层）。秦朝至汉初实行军功爵制，开辟了寒门之子以军功晋升的道路，但限于标准严苛，选官途径仍然十分窄逼。汉代察举制的出现，较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

察举指中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朝廷举荐各种人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官方式。刘邦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高帝十一年（前196）下诏求贤：“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4]52汉文帝不仅选拔各类贤人，还实行新的选官方法，以便在更大范围内求选人才。文帝二年（前178），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4]84，十五年（前165），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4]92，开创了汉代察举制的先河。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董仲舒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通过试用后，“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4]1911。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4]114。察举制正式确立。[8]202

汉代察举科目繁多，一般分常科（岁举）、特科（特举）两类。常科有孝廉、秀才（东汉为避光武帝讳改称茂才）等，特科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至孝、有道等。除了察举，汉代的选官方式还有征辟（皇帝直接聘官为“征”，官府聘官为“辟”）、任子（二千石以上官吏任满三年，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官）、通经、献赋、货选等，“除货选外，各类选士均含有一定的察举性质”[9]。

察举的创制初衷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汉代幅员辽阔，在皇帝所识所见有限的情况下，由高级官员代替皇帝鉴别人才，识拔人才于草莽之中，一来缓解了“寒门”“下品”怀才不遇的境况，二来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各种必须的人才，扩大了统治的基础。但由于选才缺乏统一的客观标准，且主要依靠人来执行，存有私心的贵族公卿遂得到可乘之机。他们或倚仗自身的权力、地位，或凭借与察举官员的关系、人情，为子孙、亲戚、朋友的前途而请托。察举官员——举主身处人情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人情的羁绊，或畏于权势，或碍于情面，不得不违心接受，开请托一门。请托就这样与察举相伴而生了。

察举制最初实行时，请托虽时有发生，但尚不普遍。从西汉晚期开始，随着世族地主的崛起，以及外戚、宦官的专权，察举成为把持政治、结党营私的工具，请托对察举制的侵害日益严重。五世公任南阳太守，因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岁（同一年被荐举为孝廉者），欲举荐其子。蔡伯起“自乞子瓒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五世公遂“是岁举琰，明年复举瓒”[10]375。任情察举，全无顾忌。东汉“三杰”之一的王符曾这样揭露官场上请托盛行：有察举权的官员“却于贵人之风指，胁以权势之属托，请谒阗门，礼贽辐辏”[11]372，结果是，“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7]1378。好的初衷就此变质。

其时，人们对举荐人才与私人交往之间的关系有一定思考。张汤之子张安世，武帝、昭帝、宣帝时三朝为官，累迁大司马、卫将军、录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生性谨慎，为官廉洁。曾举荐他人，其人来谢，张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勿复为通。”[4]2009在他看来，为国举荐，乃出于公心，并未掺杂私人感情，不必因之而交往。东汉“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曾指出：“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导民，而乡之考德，又不以交游举贤。”[12]488即周以前，交往只是发现人才的途径，而非取舍人才的标准。“知福祚之来，不由于人也，故无交游之事，无请托之端。”[12]489即人们知晓论人以才学而不以交游，故请托自少。这样的思考虽然不多，但也触及了某些本质问题，即杜绝请托从根本而言是道德自觉。

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即便如察举制这样关系到国家治理的重大制度，其实施也是需要完善的考核制度、严密的监察制度来辅助的。汉代显然没有这方面的充分支持。东汉虽然在郡国举荐人数、具体标准方面有规定，惜乎比较粗糙。请托对汉代察举制的腐蚀，不仅仅是破坏了人才选拔制度，更促成了汉代最终走向分裂。孙家洲对此有精辟论述：“部分显贵官僚，利用‘请托’为手段，结成相互利用的关系网，实际控制了任人大权，于是，官僚子弟恒为官僚，形成了变相的职官世袭制度。‘四世三公’之类世家大族的出现，就是以此为背景的。它最终成为汉末由统一趋向分裂的社会原因之一。”[13]

三 汉代皇帝对请托的预防

汉代的传世文献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无法与明清比拟，因此对汉代皇帝关于请托的治理策略，也无法像对明清皇帝那样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只能是略知一二。从现有文献看，汉代皇帝是比较重视对请托的预防的。

第一，注意防范地方高级官员及其子弟在察举中的请托行为。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前106）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除京师所在的州长官称司隶校尉外，其余十二州每州设部刺史一人，“掌奉诏条察州”，“以六条问事”[4]623。“六条”是郡国守相与地方豪强相互勾结、威胁中央统治的六种罪行，部刺史以之“问事”，据以监督。其中第四、五条涉及了请托：第四条是“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二千石选署不平”可能是因为接受了他人的请托，也可能是出于报恩等心理而主动为之；第五条是“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4]624，指二千石子弟仗势逞威，向主管人员请托。“六条”应是郡国守相、地方豪强最恶劣的六种罪行，将请托包含在内，可见对请托的重视。其时察举制已正式确立，这样的政策应该是有针对性的。

第二，为提高察举实效而规定的察举官员的连带责任，有打击请托之效。汉时，凡被举者名不符实，或不能胜任职责，或在任期内犯罪，都要追究察举官员的连带责任，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贬秩、罢官等行政处罚[13]。张勃元帝时为富平侯，诏举茂材，他举荐太官献丞陈汤。后陈汤父死不奔丧，张勃因“选举故不以实，坐削（二百户）〔户二百〕”[4]2259。严延年宣帝时为河南太守，察举狱吏廉洁，但其实犯有赃罪，严延年“坐选举不实贬秩”[4]2718。何武宣帝时任京兆尹，因所举方正者被召见时盘旋雅拜，“有司以为诡众虚伪”，何武“坐左迁楚内史”[4]2587。很多官员为国举贤的出发点是好的，选举“不实”也并非都出于请托，但连带责任的规定，可能使察举官员在面对请托时犹豫、谨慎，却是毋庸置疑的。

东汉皇帝以诏旨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察举时接受请托的连带责任。建武中元二年（57）十二月，明帝即位不久，即下诏：“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7]67关于“并正举者”，李贤注：“举非其人，并正举主之罪。”即如果发现选官中的请托等行为，主管部门要“明奏罪名”，予以惩处，而察举官员也要承担连带责任。此处谓“明奏罪名”，应是据请托罪法惩处。东汉官员有“辟召非其人”而连带受惩的情况，但极少是因为请托，可能是上述诏旨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第三，对被举者的身份作出限制。东汉顺帝时，“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汉时，侍中是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与闻朝政，逐渐变为亲信贵重之职。尚书在皇帝左右办事，掌管文书奏章，东汉时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从此三公权力大大削弱。中臣即宦官，他们都“在日月之侧”[7]1403，接近权力中心，有请托的先决条件，对其子弟察举资格作出限制，可以说从源头上堵住了一部分请托。顺帝的皇位靠宦官得来，却为避免请托而禁其子弟被举。本初元年（146）秋七月丙戌，桓帝即位不久，下诏：“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选。臧吏子孙，不得察举。杜绝邪伪请托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7]192规定官秩满一百石、任职十年以上、有特殊才能和良好表现的人，才能参加选拔，那些名实不符、妄图依靠请托上位的人只能望洋兴叹。而贪官子孙不得被举，大概因其从小耳闻目睹不法之事，易致心术不正，同时对官员行事提出告诫——勿因一己私欲而影响子孙的前途。这些措施都有“杜绝邪伪请托之原”的作用。

总体而言，汉代皇帝比较注意防范请托，但并非所有的皇帝都能做到这一点，还有包庇请托的。杜笃光武帝时居美阳，与美阳县令交好，“数从请托，不谐”。杜笃因之衔恨，县令大怒，逮捕杜笃送京师。当时大司马吴汉薨，光武帝召诸儒写文章悼念。杜笃于狱中所写文章文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7]1751。安帝乳母王圣“缘恩放恣”，其女伯荣出入宫掖，“外交属托，扰乱天下”[7]1188。司徒杨震上疏建议将王圣移居外舍，断绝伯荣。安帝以示王圣等。伯荣骄淫更甚，嫁故朝阳侯刘护从兄刘瓌，刘瓌得袭刘护爵位。杨震深疾之，再次上疏指出“不稽旧制，不合经义”，结果“书奏不省”[7]1189，安帝不予理睬。

汉代皇帝预防请托的措施对后世皇帝有所启发。唐宋实行别头试，“礼部侍郎掌贡举，其亲故即试于考功，谓之‘别头举人’”[14]2554-2555，以及宋初“贡举法未备，公卿子弟多艰于进取，盖恐其请托也”[15]575，都是为了避免公卿子弟请托仕进而采取的身份限制政策。当然，与汉代相同，后世也有不少皇帝包庇请托甚至破坏对请托的惩处，这些当非受汉代皇帝的影响，而是君主专权制度使然。

四 汉代官员对待请托的态度

汉律没有被完整保存下来，因此关于汉代请托罪法的具体细节，今天仅粗知西汉是耐为司寇，东汉是予以免官。虽然不能据现存文献来评价汉代官员对请托罪法的执行情况，却可从中了解汉代官员对待请托犯罪的态度。

（一）加重惩处

有些官员痛恨请托，予以惩处，但惩处过重。史弼桓帝时为河东太守，向朝廷举荐孝廉，“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敕断绝书属”。但这样的预防措施还是被别有用心者钻了空子。中常侍侯览派遣诸生赍书请托，数日不得通。诸生“乃说以它事谒弼，而因达览书”。史弼大怒：“太守忝荷重任，当选士报国，尔何人而伪诈无状！”命左右引出，楚捶数百后，“付安邑狱，即日考杀之”[7]1427。陈蕃桓帝时为乐安太守，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遣书诣蕃，有所请托”。使者因不得通，“诈求谒”。陈蕃怒，“笞杀之”[7]1460。

史弼、陈蕃所惩处的诸生、使者，既非求托人，亦非请托人，仅是以欺诈手段达成目的的送信人。史弼、陈蕃不是顺藤摸瓜举发或惩处请托者，而是迁怒于送信人，非法严惩之，本为护法，实却违法，说明他们的底线不是法律，而是尊严；他们的严惩行为不仅是痛恨请托，更是爱惜己身。由此可见请托罪法及其他法律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二）一力举发

虞诩顺帝时为司隶校尉，中常侍张防特用权执，“每请托受取”。虞诩举发之，但“屡寝不报”。虞诩不胜其愤，自系廷尉，奏曰：“……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家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无令臣袭杨震之迹。”[7]1263其所言杨震乃东汉名臣，曾多次拒绝请托：任涿郡太守时，“性公廉，不受私谒”[7]1188；任太尉时，安帝舅大鸿胪耿宝推荐中常侍李闰之兄，“不从”；皇后兄执金吾阎显推荐所亲厚之人，“又不从”[7]1190。后因不堪被诬，服毒而死。虞诩不愿“袭杨震之迹”，乃是不愿被小人进谗诬陷，而情愿明明白白接受皇帝的惩处。张防流涕诉于顺帝前，虞诩“坐论输左校”。张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传考四狱”[7]1263。宦者孙程、张贤等及中常侍高梵知虞诩忠，相率言于顺帝，张防徙边，虞诩得赦。

桓帝时，中常侍左悺与其兄左称相与为恶，司隶校尉韩演“因奏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7]1703。左悺、左称自杀。司隶校尉是京师及周边地区的监察官，韩演举发左悺、左称请托，乃职责所系。

由上可见，当事人作为刚直大臣，在举发请托方面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值得关注的是，虞诩的举发是因为请托背后的“复弄威柄”、祸乱朝政，而非具体的律条规定，更多的是出于德治而非法治角度的考量。

（三）拒而不惩

1 直接拒绝

大多数正直官员对请托是拒绝但不惩治。如何武“仁厚好进士，疾朋党，绝请托”[16]453；乐恢章帝时为郡功曹，“选举不阿，请托无所容”[7]997。

仅拒绝而不惩处请托，也有风险存在。因为被拒者会认为对方不识抬举，不给面子，从而心怀怨恨，一旦有机会，就会打击报复。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仲长统在《法诫篇》中曾对此加以总结：“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7]1118灵帝时，司隶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欲借宠公卿，以求荐举”。百僚畏惮，莫不许诺，唯太常张奂“独拒之”。王寓怒，“因此遂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7]1447。被诬陷禁锢归乡还是小事，有人甚至因拒绝请托而险些付出生命代价。赵戬献帝时为尚书，典选举。董卓“数欲有所私授”，赵戬“坚拒不听，言色强厉”[7]1472。董卓大怒，召欲杀之。众人悚栗，惟赵戬言谈自若，董卓后悔，遂释之。

法律没有为拒绝请托者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如禁止、惩处报复拒绝请托者等），正直的拒托者常面临权势的威胁，而君主能否保护其免受报复则带有主观偶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拒绝请托即已难度颇大，遑论惩处了。

2 使人自动退避

还有官员通过展现自身人格魅力，使请托不发，自动退避。尹翁归宣帝时任东海太守，赴任前去廷尉于定国处辞行。于定国“欲以邑子二人嘱托”，但与尹交谈后却不敢见其邑子，后谓曰：“此贤将。汝不任事也，且不可干以私。”[16]375尹翁归以其干练而廉洁的人格魅力，使于定国打消了请托之心。但这种情形只是偶然的个人行为，而非制度性行为。

3 预防先行

有些官员是通过预防来拒绝请托的。其预防手段如下：一是制定规定，何武在任命吏之前，“先为科例以防请托”[4]2588；二是闭门谢客，左雄安帝时为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7]1361；三是不通书信，史弼桓帝时为河东太守，当举孝廉，“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敕断绝书属”[7]1427。

这些预防行为具有普适性，若能上升为通用规章，对于拒绝请托可以起到一定作用。可惜它们仅是个人实践，官员自身及皇帝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应将其制度化，因而只能作为官员正直清廉的标志而存在。

（四）接受请托

汉时，很多官员接受请托。其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不违拗贵戚。田歆顺帝时为河南尹，掌握察举六名孝廉的名额。其外甥王谌有知人之名，田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7]1233为了不违贵戚之命，于“当举六孝廉”中仅“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报国何其少也，亦可见其时请托之猖獗。

其二，不得罪地方豪强或豪族。刘馨珺认为：“汉初，地方豪强者对于官方行政有其若干影响力……面对豪强的请求，一般士人是不敢怠慢……历经汉武帝的整饬豪强之后，个人势力的豪强逐渐消弭，新兴的豪族却正蕴酿中……西汉晚期以下，地方上有力的请求者是为豪右家族……东汉以来，汝颍一带就是大家鼎盛之域，也是地方公认的豪右充斥之所，请求之事也时常发生。”[17]246-247

其三，保护上司。陈寔为功曹时，中常侍侯览请托太守高伦用吏，高伦教署为文学掾。陈寔知其人不可用，怀檄而见，言：“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徳。”李贤等注：“请从外署之举，不欲陷伦于请托也。”因为侯常侍不可得罪，同时为保护高伦的清名，陈寔将受托之事揽到自己身上，以己之名义任用了求托者，等于主动接受了请托。因之，“乡论怪其非举”，但陈寔“终无所言”。后高伦被征为尚书，临行前说出实情，称陈寔“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由是天下服其徳”[7]1396。陈寔是从德行角度来看待、处理请托的。

前两种是接受请托的常见情形，受托者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属于因私害法。第三种较罕见，是为保护他人而主动受托，不惜自己遭受污名，实际上对于请托本身并无防治意义，仅是对权势不可违的变通应对。

（五）利用请托

还有人以惩治请托之名行打击报复之实，堪称利用请托。蔡邕与司徒刘郃素不相睦，蔡邕的叔父卫尉蔡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有隙，阳球即中常侍程璜之婿。程璜“使人飞章言邕、质数以私事请托于郃，郃不听，邕含隐切，志欲相中”[7]1352，诬蔑蔡邕因请托不遂，欲中伤刘郃。蔡邕先是被召诘状，后与叔父同下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中常侍吕强怜悯蔡邕无罪，为之请，帝乃“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7]1353。阳球又派刺客追杀，贿赂主管官员毒害之。

以请托诬陷，便利处有二：一是请托属明文规定的违法行为，理由冠冕堂皇；二是请托具有隐秘性、非实证性，不易确实质证辩白。以请托为诬陷工具，表明不论是诬者、受诬者还是君主，都明确承认请托是违法犯罪行为，单从法律意识角度看，也可谓是一种进步。以请托诬陷政敌，用法律手段行非法之实，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故为后世佞臣屡屡使用。

对于请托，汉代官员有惩处、举发、拒绝、预防、接受、利用等多种态度。其中惩处、举发、拒绝、预防的态度，虽然反对请托，很多时候却比较偏激、被动；利用则完全背离了打击不法的立场。作为执法官员，面对请托的态度首先不是依法惩处而是其他，说明无论在立法还是意识方面，法治依然被置于人情之下。这些态度和方式也被后世官员不同程度地继承、发展。

汉代是继秦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大一统国家。汉代是请托罪法的形成期，汉武帝时出现与贿赂分开的请托罪法，标志着对请托认识的深化。此外，汉代对请托的治理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西汉实行察举选官，由于举荐的主观性很强，又缺乏完善的考核制度、严密的监察制度，不可避免地被请托侵蚀。汉代皇帝通过诏旨加以禁止和防范，官员也采取加重惩处、一力举发、拒而不惩、接受利用等多种态度予以应对，这些都为后世的相关治理提供了仿效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