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阔英

（咸阳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陕西 咸阳 712000）

杨屾，字双山，陕西兴平人，清代关中大儒，终身无意仕途，“自髫年即抛时文，矢志经济，博学好问，凡天文、音律、医、农、政治，靡不备览。学宗孔孟，以圣贤之心为心”[1]。杨屾一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着力于农业和农业技术教育，成绩斐然，是清代鼎盛时期陕西地区知名的农学家、理学家。

《知本提纲》，约成书于清乾隆三年（1738），是杨屾开馆授学的讲义。全书共10卷14章，为了便于诵记，正文只列大纲，其详细内容全在注解。注解是其门人长安郑世铎在杨屾的指导下，历时9年撰成，约占总篇幅的90%以上，详实细致，通俗易懂，以求童蒙稚子、闺阁妇女皆能诵读。由于《知本提纲》“农则”部分蕴含着杨屾成熟的农业哲学理论和丰富的农业实践成果，故撰成以后颇为世人所重，学界研究成果颇丰[2-8]。近年来，学界对杨屾及《知本提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农学范围内，而是从儒学、关学角度重新对其进行了讨论[9-10]，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知本提纲》作为杨屾开馆教学的讲义，蕴含着其丰富的理学思想。其中的《帅家章》一章，是其在“天命”秩序论下，对家族秩序的构建所进行的深刻论述，对于丰富杨屾思想研究具有一定价值。本文拟对此展开粗浅研究，敬请方家指正。

一 杨屾构建家族秩序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求

（一）“天命”秩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知本提纲》中，杨屾构建了自己的世界秩序理论。在他看来，“天命”，亦即“上帝之命”，乃万物之本、秩序之源，“上帝肇造天地，建极生人，为出命之君，分性之父，造化之总枢，万有之本根，知帝则知本矣”[11]。并由此一本分推出君、亲、师、性四本，合为“五本”，共同构成了世界秩序的基础。又有“五帅”：“帝以帅元”，即上帝统帅神世；“性以帅形”，即“五常”（仁、义、礼、智、信）统帅形体；“君以帅著”，即君王统帅人世；“亲以帅家”，即家长统帅家族；“师以帅学”，即教师统帅教育。在这套秩序理论中，真正对人间秩序进行统帅的，则是“君”“亲”“师”这三种力量。“君”的职责是统御人世和治理国家，使子姓知“上下有定分，四政有定法”，终至“万姓共享昇平”；“亲”的职责是管理家族和掌管家政，使家众知“尊卑统御有其纲，内外家政有其纪”，终至“和气盈庭而乐雍睦，参赞大化而致太平”；“师”的职责是宣扬教化和启迪，使生民知“道统有原，宪化有自”，终至“默养元气于寰宇，共弼治化于永宁”。三种力量相互作用，治国有君，齐家有亲，教化有师，共同维系着人间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家族秩序的构建是杨屾阐发其“天命”秩序论的重要路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稳固地方统治的现实需要

在中华传统文化观念中，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是连接国家与个人的纽带，“家”与“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2]。而家风家规是否整齐肃穆，家族关系是否和谐美满，则既体现着个人修身的结果，又是天下能否安定的重要保证。杨屾深受这种“家国同构”思想的影响，其《帅家章》言：“聚家为国，家齐而国自治；积身成家，身修而家自齐。治平统于大君，修齐主于家长。”[13]1家国共原、身家一本，国家本是由无数个家庭构成的，倘若人人能各齐其家，那么国家就会大治，“圣主既垂裳而化，贤臣亦拱手而理，休和之福，不期自致”[13]2。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乡村社会基层组织的控制，设置了主要负责赋役催办的里甲和监督控制居民、履行地方治安职能的保甲。然而，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乡村社会呈现出高度分散聚居与闭守隔离状态，根本无法按照十进制的保甲系统统一整合村民丁口[14]82。再加上保甲制度从一开始便受到地方士绅阶层的强烈抵触，致使有清一代，保甲制度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作用十分有限。与之相对的是，宗族因为具有地缘和血缘双重基础，容易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可对乡村社会实现有效的控制。因而从雍乾时期开始，清政府便有目的地注意利用和改造原有的乡约、宗族组织，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杨屾将“家”“国”视为一体，倡导家齐则国自治，是符合当时国家对于乡村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的，有利于巩固国家统治。

二 杨屾对于家族秩序的构建

在杨屾“家国共原”理论体系下，“家”可以看作是“国”的缩影，“家长者，大君之分职；家众者，一室之臣民”。家长与家众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大君与官吏的关系。这种关系源自于其“天命”秩序论，大君分上帝之职来统治寰宇，家长分大君之职以主宰家室，家众则受帝君之命而顺从、辅助家长，并通过“家”这一组织单位与“国”发生联系。因而，齐家如治国，如何对家族实行有效的管理，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一）家长身范

在杨屾构建的家族秩序中，家长被赋予了绝对的核心地位，与家道之兴衰关系重大，“家道之兴废，皆系家长之一念。家长之一念，即帅家众之一气。家长心正，家众皆正；家长心安，家众昔安。休咎基于主念，盛衰参于治道”[13]3。由于家长所关极重，因此杨屾在对家长的管理职责进行规范时，往往更多是出于宏观标准的考量。

第一，充分强调家长身负的责任。杨屾认为，作为家族之长，要“尤谨念虑之发”。因为家事纷繁，变化多端，事务的裁决皆本于家长一念之间，“一念正，一家即蒙其福；一念不正，一家则蒙其祸”[13]3，万不可从私欲而妄发念虑，以致贻患于家众。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妄发私念呢？杨屾给出的答案是“准五常之命以发念”，即以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为标准裁决念虑，以此考量之，就可不妄为，“则念无不正，气无不顺，自然统帅不紊，而家道日兴”[13]3。另外，家长任大责重，需倍加奋励，“保存家众，务使父子、兄弟、内外、男女各得其所，然后己身始有归阙复命之阶也”，否则，即便是一人失所，亦属家长之过也。

第二，杨屾认为齐家有道、统御有法。如，对于族中幼儿，杨屾认为家长要“恩礼并施”，有礼而无恩，则心怀畏惧，日益疏离；有恩而无礼，初虽亲近，待稍大后无恩可施，就会骄横成仇。对待家众要宽严相济，若徒宽而不严，必致玩忽职守，犯法乱纪；若徒严而不宽，必致心生怨怼，家众离心，均非合宜之政。具体而言，“抚育幼小则以严，渐次年长则以宽，自畏法而复感恩”；“情意浃洽则以宽，临事督责则以严，自敬事而不敢忽”；“疾病患难则以宽，安居则以严；接待宾客则以宽，无客则以严”。如此“察具时势，善其变通，或宽极则济以严，严极则济以宽，逐类推究，一一相济，然后家政无不得宜也”[13]4-5。

第三，修身律行也是家长管理家族秩序的重要手段。作为家长，律身严谨，无少纵弛，就可使家众心生敬畏，自然归于正道，家族自治。若不严律己身，行检有亏，家众难以信服，自然怨尤四起，其家必乱。在对家族的管理中，家长必须做到“勿以溺爱废礼，勿以私恩夺义，毋听偏谮而伤伦，毋因逆心而失爱”[13]7-8，因为溺爱、私恩、偏谮、逆心等行为都会使家长失去中正，从而难以对家族事务作出中立判断，进而失去家众的支持。

（二）子姓佐理

《帅家章》曰：“家长之身范既端于上，子姓之佐理宜明于下。治家如治国，原当分职而共理；尊亲如尊君，自宜恭顺而无违。”[13]8在杨屾看来，“国家一理，君亲共本”，大君一人不能独自治理一个国家，家长一身亦不能独自整齐一个家庭。这时便需要子姓分职，共同管理。在具体分职方面：

第一，“冢男”作为家族中年序居先者，类似大君之宰相，有相家之责。凡家族内外一切大小诸务，如祭祀、田室、钱谷、宾客、衣食、馈遂、牲畜、器具及修建制造之类，冢男均需思深虑远，相机防患。除此而外，集众公议、向家长禀报族内事务、筹划家族发展等也都是冢男的职责。

第二，众子分职，一如公卿百官各有职守。在杨屾对家族管理秩序的构建中，即便是家族族众不多，家务简单，也要设立五司。“一曰本司，经管祭祀、田产、农桑；一曰用司，经管赋税、师宾、馈送；一曰事司，经管衣食、婚丧、建造；一曰物司，经管牲畜、器具、防守。仍视其家之大小，丁之多寡，以增减其分司之人数。最上曰冢司，即冢男之职，统摄四典、积贮诸要务。”[13]8四司各有分工，量能分职，同理家务，而最上的冢司为冢男掌管，总理家族一切事务，如此便能治家不紊、井然有序。

当然，为了防止专擅越权局面的出现，杨屾也对家众尤其是冢男的权柄予以了部分限制，“凡内外一切大小事务，子姓各依所司，咸自冢男总理酌处，转达严君裁决，不得专擅越禀，致有政不画一之患也”，此处的“严君”指的便是家长。冢男虽酌处家族一切事务，但均需向家长禀告，请家长裁决，甚至“子姓之一出一返，亦必告其所往之方向，所为之可否”，如此，自然政出于一，无专擅乱政之患。

（三）内外分职

在男女家庭分工方面，杨屾坚持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原则，这是因为“盖外范既明而内范不讲，则异姓同处，各怀私心，争竞谗谮，终难安居。惟建立内主，统帅妇女，各修身以助其夫，则外范愈理，而室家真有休和之乐矣”[13]8。在内政管理方面，“母仪主内政，道同家长；媳女顺母命，职如子姓”，与男主外职的分工似乎并无太大差别，只不过，“妇道”和“妇功”才是其管理的主要内容。

第一，妇道方面，在杨屾看来，内政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相夫持家”，在于保持家族秩序的稳定，因而主母欲“帅媳御女，必先身娴妇道”。所谓的“妇道”，首要一点便是“内主范身，首重远别。故内庭之地，必先严肃。凡外人男仆，无故不得轻入内室。通问接谈，媳、女、妾、婢，无故不得轻出中门。往来邻舍，即属至亲戚党，皆在内堂行礼，无疾病事故，亦不许径入私室”[13]13-14，严格控制妇女的活动区域。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在于“盖妇女多无远识，往往一言乖人骨肉，播弄是非，致有败家杀身之祸”。另外，妇女还兼有教育儿女的责任。依据人的生理天性，儿女年幼时，莫不依赖母亲，“故训教之责必自母始”。此时母亲宜教以饮食衣服、行立坐卧，稍长后教以尊卑长幼、言语拜跪等一切敬让规矩，随事开导，不使从欲。若教之不听，即加以责罚，务必使之受教，终至习定不移。在训教儿女的问题上，杨屾不同于传统观点以为教子之功在父、在师，而是称赞“训教儿女之功，妇职居首”，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第二，妇功方面，杨屾对妇女应从事的职守作了十分细致的说明，如“蚕桑乃衣被重计，督帅宜力；绩纺亦资生要务，勤敏加功”；“衣被频浣，毋致不洁之讥；织纴豫修，毋贻失时之悔”；“内庭常扫除，妇职弗怠”；“儿衣必工整，母能自彰”。同时，若妇女众多，亦要求量能分职，如祭祀、宾客、蚕桑、绩纺、织纴、制衣、造食之类，务使各有专职，自然不会有推延误时之事发生。同时，还要注意“时加课考，优勤警惰，奖工励拙，劝惩并施，内功更无不立也”[13]16。

综上，杨屾在《知本提纲·帅家章》中集中探讨了其对家族秩序的构建。基于父子、兄弟、夫妇皆一体相联，受上帝恩命而同居一室，故而休和共享、祸难同当的认知理念，杨屾构建了尊崇家长、家长以身示范，冢男襄助、子姓共理家政，妇女守道、相夫佐理内务的家族管理体系。杨屾构建的家族秩序，既是其“天命”秩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为当时关中乡村治理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