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

（铜川博物馆，陕西 铜川 727031）

耀州自古名人荟萃。晋有哲学家兼文学家傅玄，唐有药王孙思邈、史学家令狐德芬、书法家柳公权，宋有画家范宽、赵光辅，明有内官监太监成敬、四川按察使乔世宁、户部左侍郎张琏等等。这些人在各自领域都取得卓越的成就，在乡邦颇具影响力。挖掘名人史料，钩稽生平事迹，不仅传承弘扬乡贤文化，而且具有教化、资政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张琏相关行迹做一钩沉，让世人窥知耀州乡贤一二。

一 家世与子嗣

张琏，字汝器，号沮涯，陕西耀州（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自幼聪颖，19岁中举，31岁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乔世宁纂《耀州志》（以下简称“乔志”）有传[1]223-226。其父张钧，以举人授推官，性格刚直，能言敢谏，教子有方。“乔志”卷九《选举志》记：“张钧，平阳东昌推官，性刚鲠，人服其决平。家居教子甚严，至今称义方者，必曰张东昌云。”张琏就出生在这个奉儒守官、家教严格的家庭。其父大公至正、正直不屈的品性让张琏耳濡目染，对他日后做人处事风格产生重要影响。

在治家方面，张琏继承了父亲崇儒重教的良好家风。在他本人言传身教下，其子嗣均好学笃行，小有成就。张琏有四子：蒙引①《乔仲节墓志铭》载：“女六……一归户部张侍郎子户部员外蒙启；一归侍郎子生员蒙引。”（《铜川碑刻》，三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7-309页）及乔世宁《耀州志》的记载，可知张琏长子即蒙引。、蒙著、蒙启、蒙训。其中次子蒙著，蒲州训导[1]259；三子蒙启，嘉靖七年（1528）经魁第四[1]252；四子蒙训，嘉靖十三年（1534）陕西经魁第四[1]253。因父子三人均为陕西乡试经魁，故有“春秋三魁”[1]253之誉。此外三子蒙启，历任“兵、户二部司务、户部员外郎、秦府左长史，性沉默谦厚，守廉行。一意居官十五年，而有田五十亩，有屋六楹，其清苦无异于侍郎公云”[1]252-253。

二 相关行迹

张琏的仕途履历十分丰富。张琏在自纂《耀州志·选举志》中写道：“任行人，历升监察御史、浙江按察司副使、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顺天府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地方兼赞理军务。”[2]93-94“乔志”载：“授行人，选为御史，迁浙江副使，山西按察使、四川布政、顺天府尹、巡抚辽东，引疾归。后起户部左侍郎。”[1]223

《耀州志》载，“张琏壬戌登进士第，授行人，选为御史。”[1]223行人，职官名。《明史·职官三》：“行人司，司正一人（正七品），左、右司副各一人（从七品），行人三十七人（正八品）。职专捧节、奉使之事。凡颁行诏赦，册封宗室，抚谕诸蕃，征聘贤才，与夫赏赐、慰问、赈济、军旅、祭祀，咸叙差焉。每岁朝审，则行人持节传旨法司，遣戍囚徒，送五府填精微册，批缴内府。洪武十三年置行人司，设行人……二十七年升品秩，以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奉使率不称旨，定设行人司官四十员，咸以进士为之。非奉旨，不得擅遣，行人之职始重。”[3]1809-1810行人虽官阶不高，但都是由进士出身者担任，且掌传旨、册封等事，故职位重要，晋升也快。《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元年（1506）十二月，“升推官陈察、罗凤，知县李鉴、李春芳、吴兰、何棐，行人喻文璧、王奎、张琏，国子监学录任贤俱为南京试监察御史。……奎湖广道、琏广东道、贤福建道。旧制御史缺，须用一考以上博士、行人，及行取推官、知县、教官等考选。时欲急补南道员缺，察等及鉴等以推官、知县给由，非行取之数，琏任行人仅二年，未及一考。吏部请：‘勿拘常格，用之。’”[4]589-590张琏于此年由行人选为广东道监察御史。雍正《湖广通志·职官志》巡按监察御史中有张琏。监察御史为都察院属员，“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3]1768。御史权重，故选授也极为慎重。《明会典》卷五记：“其御史，以进士、举人、教官等项选除。又后以行人、博士、进士中书及行取进士举人出身知县、推官，吏部会同都察院考选，分送两京理刑，或试职满日，升除实授。”[5]95张琏在行人司供职仅二年就被吏部破格选为监察御史，足见其学识和气节为朝廷所肯定和赏识。在监察御史任上，张琏不畏权贵，尽忠职守，切实担负起监察百官之责。《明武宗实录》记正德六年（1511）八月，“命湖广按察司副使胡昂冠带闲住，以御史张琏劾其贪污，故也”[4]1711。

其后，张琏任四川道监察御史，任职时间不详。后因“屡膺诏遣，清风远播于藩方；久积勤劳，显职超登于台宪。抗章陈奏，声绩竦闻，按部清戎，弊奸顿革”[2]119而被敕封文林郎，其妻任氏封为孺人[2]119。

张琏担任浙江按察司副使时在正德九年（1514）。《明武宗实录》载，此年正月“甲午，升江西按察使王秩为云南布政司右布政使，陕西按察司副使张澜、温州知府徐浤俱为四川右参政。湖广道御史罗缙、四川道张琏……员外郎祝萃俱为按察司副使。缙广东，琏、钦德、一钧浙江，锐湖广，良珊江西，韶、萃陕西，萃提调学校”[4]2224。雍正《浙江通志·职官志八》提刑按察司副使有张琏。

张琏由浙江按察司副使升为山西按察使的具体时间阙载。现存铜川市耀州区小丘镇正德十三年（1518）《乔志恺墓碑》为张琏篆额，其题衔为浙江按察司副使。《明世宗实录》载，张琏正德十六（1521）年，担任四川右布政使[6]120。又嘉庆《四川通志·职官志二》布政使司布政使有张琏。由以上记载可知张琏任山西按察使的时间应在正德十三年之后，正德十六年六月之前这段时间。

嘉靖二年（1523）三月，张琏因“治行廉能、声实卓异”而由四川左布政使提为顺天府府尹。这次升职原因及任职时间，《明世宗实录》有载：“嘉靖二年二月，吏部言顷言建议：来朝官员治行称最者请如，先朝故事赐衣锡宴以宠异之臣等，谨推访治行廉能声实卓异者得布政使王荩、孙禄、张琏，副使王廷相、袁槟、周广、魏校、徐文华、汪玉，参政顾璘、郑毅、林富，知府罗侨、欧阳铎、朱裳、翟鹏俱可与旌奖之列，但来朝者俱已回任，请行抚按官遣人赍赐彩段羊酒，用彰激劝。报可。”[6]671由于张琏政绩出众，纳入表彰奖赏之列，得以擢升。

嘉靖二年（1523）六月，张琏以顺天府府尹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地方兼赞理军务。其事《辽东志·官师志》[7]412及《全辽志·职官志》[8]578均载。《明史·职官二》载：“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3]1767-1768《明会典》载：“正统元年，遣都御史巡抚，遂为定制，后加赞理军务。”[5]473都御史之职，权高位重，不仅纠察百官，还可诤谏皇帝，因此担任此职的人，不仅要具有极高的道德素养，而且大都性格刚硬，明晓律令，处事明断。张琏巡抚辽东兼赞理军务期间，担负训练军马、整饬边防、提督粮储、禁革奸弊的重任，当边防有警时，还要调度官军奋勇杀敌，安抚黎民。这期间，张琏办了不少实事，取得不凡的政绩：一是上奏请求为辽东地方官军增加俸禄，并罗列出详细的增收措施；二是鞑靼进犯辽东，张琏调度官军迎战并取得胜利，体现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三是修筑边墙，强化辽东地区军事防御能力，同时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嘉靖五年（1526）二月，张琏以刘济病重上奏请求为其免罪，未遂。刘济，《明史》有传。其性格刚毅、言论刚直，与朝廷权贵宠幸相抵触而让皇帝逐渐不能忍受。尤其当“大礼”争议兴起，刘济上疏救助编修邹守益等人而不从，不久在金水桥阻拦众朝臣，在左顺门伏跪痛哭，受到朝廷杖责，因罪被罚戍守辽东。这件事对张琏的打击非常大，他对朝廷颠倒黑白、政治腐败的现状痛心疾首。同年三月，便上书以疾乞休。或许朝廷不舍这位敢于纠劾百司、辨明冤屈的右副都御史离开，其辞职请求没有得到批准。

嘉靖八年（1529）四月，张琏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升任户部左侍郎，掌管户部事务。在户部任职期间，张琏对于国家财政的盈亏、边防储备的虚实，以及盐业、漕运、屯田、牧业等各方面，都竭心尽力裁度调剂。

嘉靖九年（1530）正月，张琏以户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总督宣府、大同军饷[6]2560。宣府、大同一带乃京畿西北门户，属于军事重镇，朝廷委以重任，命其悉数查出引盐及收贮在库赃罚缺官等项银两分投差官，并整理预蓄粮刍分置要害营堡，为边防重镇提供物资保障。由此可看出，朝廷对其信任与重用。当时以延绥为代表的多地出现拖欠租税，边防储备不足，请求发银接济的情况，导致国库支出频繁。嘉靖九年四月，户部召开会议，侍郎张琏、总制王琼及给事中张润身、陈侃等就钱粮事宜进行商讨议立章程，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包括对边防的荒芜田地进行开垦、增加粮食产量、开挖疏浚沟渠、发展农田水利以应变天灾等。对于各府州县掌印官不按期按量向朝廷交付岁供的，不予提拔使用；对尽心做事的加以升奖。遇到敌人或盗贼侵犯边境且值岁歉，户部可奏请发银接济，事毕便照旧规执行。户部提出的建议得到了皇上的同意与支持[6]2668-2672。

嘉靖十年（1531）六月，张琏自请辞官。七月，其长孙张儯以荫入监，为光禄寺署丞[1]261。嘉靖二十二年（1543）四月，张琏卒，葬于耀州西北十里上高堰[1]82，皇帝下诏按惯例祭祀下葬[6]5371。关于张琏的卒年，文献记载不一。“乔志”载：“张琏，年十九，举弘治己酉（1489）乡试三名。……年七十三卒，上赐三品祭葬，提学副使杨守谦几用师生言，列祀乡贤祠，令孙侃以诸生奉祀。”据此，可推算其生于1471 年，卒于1543 年。《耀县志·人物志》载：“张琏生于1471年，卒于1534 年”[9]393。“乔志”成书时间离张琏去世间隔时间更短，可信度也更高。又从现存耀州区博物馆、刻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的《刘儒墓志铭》知，时张琏还以进士户部左侍郎身份为志主刘儒撰文。故张琏卒年应为1543 年而非1534 年，《耀县志》所记不确。

张琏刚直无私、不畏权贵，尽忠职守，秉公执法的铁面形象，深受世人尊敬和赞赏。在“乔志”及之后编纂的地方志资料中，对其清正廉明的事迹都有记述，且比《明实录》所记内容更为详细具体。一则为张琏因大学士梁储之子次摅在乡里横行霸道，地方官员敢怒不敢言，乡民怨声载道，在调查结果出来后，他便向嘉靖皇帝上疏弹劾，为民除害；一则为张琏任山西按察使时，因仪宾杀人张不顾江彬（明武宗的义子）说情为其定罪；一则为张琏上奏内阁张孚敬无世俗礼而不惜与其对立。

三 张琏与耀州乡贤的交往及其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贡献

（一）张琏与耀州乡贤的交往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张琏曾与耀州多位乡贤有交往。其中包括乔世宁、左经以及刘儒等人。

张琏与乔家可谓世交。乔家系耀州望族，世居耀州小丘村。明初有乔文质生克信，克信生刚，刚生志玉，志玉生仲节，仲节生世宁[10]119-127。乔世宁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其学识广受称誉，著有诗文集《丘隅集》，编纂了《耀州志》。正德十三年（1518），时任浙江按察司副使的张琏为乔世宁叔祖乔志恺墓碑篆额[11]296。嘉靖三年（1524），张琏为乔世宁祖父乔志玉及父乔仲节妻、其母李氏墓志书丹[11]297-299。张琏为乔家几代人碑志书丹之举，足见两家关系非同一般。另外乔仲节有两女分别为张琏之子蒙启、蒙引之妻[11]307-309，两家由此又成为姻亲。嘉靖三十三年（1554），张蒙训为《乔仲节暨妻李氏合葬圹志》撰文[11]306-307。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蒙训为乔世宁《耀州志》作序[1]1-3。

张琏与左经系同窗。左氏是耀州大族。自明代弘治以来，拥有功名或出仕者众多，至今耀州还有不少与之相关的碑刻文物等存世①张琏《耀州志》载：“左思忠，经子。正德八年中式，嘉靖二年进士，任山东莱阳县知县。”“左思敬，经之子。嘉靖四年中式。”乔世宁《耀州志》载：“佥事左经墓，在州西五里唐家原，有碑。南一里即其子吏部员外郎思忠墓。”汪灏《续耀州志》载：“洗药池‘石盆仙迹’四字，左经书。”“左思忠作诗《太玄洞》。”。左经，字载道，号漆涯，耀州在市里人。弘治五年（1492）举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历任永年、太康、屯留、汶上县知县，升顺天府推官，转大理寺右寺副，升山西按察司佥事，领敕分巡宣府地方，次任湖广按察司佥事[2]92-93。著有《漆厓馀粹》[12]329。

左经曾草创《耀州志》但书未成而疾作，未能最终定稿。为此，他将书稿托付给同窗张琏[2]7。张琏不负所托，最终完成了《耀州志》。左经在看到《耀州志》完稿后赞叹道“合志者同方，营道者同术。余于沮涯有同窗雅，不其然乎？”[2]123由此记载，可知两人非普通同学关系，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刘儒与张琏为同窗。刘儒（1463—1536），字为己，号西溪，耀州石人里人。弘治五年（1492）补廪膳生员，后屡试不第。曾任合州训导[11]302。其子刘瀚曾师从张琏。《刘瀚墓志铭》载：“君童蒙时，甫能读书即如成人，志不与群儿嬉戏。及稍长，西溪先生异之，决其有成，令游张沮涯先生门。”[11]303正德五年（1510）刘瀚中举，后官至文安县知县[11]303。刘瀚乡试中式，与其自身的努力分不开，但也离不开张琏的给予的帮助和教导。张琏提携乡里子弟，体现了爱贤惜才的人生态度。

（二）张琏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贡献

嘉靖六年（1527），张琏致仕回乡。其后在同学左经志稿的基础上编纂成耀州第一部志书《耀州志》（以下简称“张志”），该书分上、下两卷，共八篇，首次系统地记述了耀州历史变迁，为研究地方历史保存了有价值的史料。后乔世宁在“张志”的基础上，将耀州时辖的富平、同官资料收录进来，纂成第二部《耀州志》，即“乔志”。“张志”是张琏对耀州地方文化最大的贡献。

张琏也善书法，他不仅书为耀州山寿寺书写门额[12]331，还为故交书丹墓志。在保存乡邦文献的同时，张琏破解迷信，认为太玄洞非龙穿，并根据迹象提出了“其非天成者，安知非秦汉时取石窟”[1]70的论断。

纵观张琏一生，他两袖清风、执法为民、刚正不阿，虽也遭人嫉妒威慑，使其以疾乞休，但得到了“人以是多之”[6]5371的赞誉；他继承其父严厉勤勉的家风，不虚“春秋三魁”[1]253的美名；他与乡贤倾心交往，被誉为“称谨厚者无如琏”[1]225；他不遗余力保存乡邦文献，纂《耀州志》，获“君子盖数称焉”[1]1。“其于民之隐瘼独反复致意”[1]1，终获当政者实行。其以天下为己任，终身恪守践行立德立功立言价值观，成为后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