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聪 邹静

（1.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 110034；2.天津大学，天津 300072）

恩斯特·布洛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素有“希望哲学家”之称，其思想涉及哲学、美学、艺术、宗教、政治等诸多领域。他批判性地反思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创造性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发掘并高扬了一种内在于人性的希望精神，从而建立起一个以“尚未存在的本体论”与“具体的乌托邦”为核心范畴的希望哲学体系。通过唤醒人性内在的乌托邦冲动，布洛赫预设了一场趋向于理想社会的精神之旅。而在当代中国人民向往并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征程中，重新诠释布洛赫哲学的“希望”品格便具有了一定的意义。

一、布洛赫哲学的“希望”向度

人性具有内在的面向未来的超越性与理想性，这是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原初动力。布洛赫思想的独特魅力即在于其哲学思维中蕴含着这一“希望”向度。从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出发，布洛赫关注的是人的需要与人的生活，以及如何摆脱自身困境步入未来理想的世界。他将“希望”这一期待情绪与人的超越本性相结合，以超越的思维方式和内在的乌托邦冲动，开启了面向未来的哲学之思，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理解向度与精神引领力。

（一）超越的思维方式：“尚未”的本体论

“思维就意味着超越”[1]1，这句镌刻在布洛赫墓志铭上的话，全面概述了布洛赫哲学的希望意图。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直面人的生存状态，将希望的期待情绪同人的内在相结合，寄希望于可以希冀的东西之上，打破幻想，冲出失望的泥淖，激活了超越一切现存的时代伟力。建构起一种“将发展成为明天的良心，代表未来的党性，拥有未来的知识，或者将不再拥有任何知识”[2]7的“希望”形而上学。

布洛赫汲取了古希腊哲学中“努斯”精神的超越性内核，批判性地回溯了上自前苏格拉底哲学，下至唯心论、现象学的全部物质概念史，提出“物质——乌托邦之弓”[3]这一原创性概念。他发掘内在于人的冲动和向往以及物质的“尚未”特征，指出物质即是尚在开放的、向前发展的存在，是尚未圆满的“隐德莱希”，是“昭示其是朝向可能性的存在者”[1]218。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对旧有思维的被动性与机械性下了讨伐檄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固化逻辑提出了批判。布洛赫阐明，这种绝对的关于存在的逻辑推断，实际上割裂了统一和矛盾，固化了主语和谓词，陷入了早已设定好“是—否”的思想误区，使事物的等级层次和复杂多样性失去了拓展的余地，断送了多种可能性的发生。布洛赫指出，应该跳脱出此类给定的存在论，恢复世界与人因不断生成、变化而拥有开放性、超越性的“尚未”状态。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处于一种基于事实—内驱力—奋斗—渴望—寻求—冲动的生存逻辑之中。然而在现实中，人又总是期求追寻某种确定性，在业已完成的思维定式下滋生出“填满的情绪”，即一种满足于当下既定现实而失去超越性的状态。布洛赫认为，这种暂时性的满足是资本主义为蒙蔽人类而制造的“虚假的需要”，是追求“尚未”的理想状态需要廓清的迷雾。因此，“布洛赫新形而上学精神坚持超越的维度，营造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旨在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和异化的社会。布洛赫希望的形而上学精神作为人类学范畴的希望，集中体现了人类走向更美好未来的意图”[4]。

（二）“希望”的内在动力：乌托邦冲动

“乌托邦”（Utopia）原意为“乌有之乡”，即不存在的地方。长久以来，人们对于“乌托邦”这一概念持有高度的敏感性与警觉性，并习惯性地将其等同于空想的世外桃源，即一种梦幻的、虚无的存在。而布洛赫萃取了乌托邦思想的理想性精神，将其延伸为“更美好的社会”。他认为，乌托邦可以具象化为“具体乌托邦”的各种类别，如“医学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建筑乌托邦”等。这些具体的构想超出了乌托邦的原初设定，背后蕴含着人类脱离现有状态趋向理想社会的超越性精神。现实的人将在“乌托邦冲动”的引导之下，通过“感性”活动使自身的超越性精神得以彰显，从而实现预先推定的乌托邦功能。

人类素有回到美好“家园”、抵达“自由王国”的完满性倾向，任何一个时代的精神均具有批判性、超越性与创造性的本质，它呈现为一种永久持续的精神动力，不因某个时间或者地点的巨大改变而发生改变，始终隐藏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等待被唤醒。布洛赫将人视作灵性的希望存在，认为哲学的任务即是发掘人内在的朝向希望之光的特质。乌托邦冲动即是“希望”之光，其功能性便在于使人成为人自身所希望的对象，它可以点燃内在于人心的希望，能够启动幻想之列车，打造清醒之梦，操纵乌托邦的原理概念[5]248。可以说，乌托邦冲动是“希望”的内在动力，它凭借一种如同朝向了神性光照的洞见，激发了人类对未来的憧憬，使人超越此在，达成与自我的相遇，使世界转变为“我们”的世界。

（三）希望哲学的趋向：面向未来

布洛赫开启了未来哲学之思，以向前的姿态直面当下的感性世界，引申出一种“尚未意识”。这一前行的、进展的意识是一种日渐抬头、愈演愈烈的假定形态，是基于自身本质、面向未来的意识，不会因某种不朽的术语而有固定答案。布洛赫认为，“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位于世界的前线，心理学地诠释展现尚未形成的东西”[1]136，“尚未意识”孕育了一个全新的“心理出生地”，即借助某种预先推定的方式预取自身的内容。虽然具体的内涵尚不确定，但其意识却是新颖的、真实的；虽然这一内容尚未展现，而它在“尚未”的世界中却是客观的、可信的。

布洛赫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面向未来的唯物主义。他认为，“未来的方案源源不绝，花样翻新，但直到马克思，这些方案才得到了具体的校正”[6]55。因此，这种具有“尚未”向度的、具体的乌托邦思想才是人类解放的哲学。布洛赫在马克思的“感性活动”中挖掘出了蕴藏的乌托邦意识，指出物质内含了主体的意识与变化，社会的策源地不是纯粹思辨中的彼岸世界，而是现实的人，即具有想象力与创造力并在实践劳动中改造生活、超越现存的现实的人类群体。马克思擘画出一幅“具体的乌托邦”的蓝图，共产主义需要由历史的、现实的人通过行动去实现，而其前提是要面向未来开启人类新的生存境遇，对尚未出现的“the best thing”怀有期待。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未来的哲学，也是在过去中蕴含着未来的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在这种集合的前线意识中，从而它是信任历史事件的、献身于新东西的、已知趋势的理论——实践”[1]10。

二、希望精神维度下的理想社会

在希望哲学的视域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意味着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2]72。布洛赫认为，借助“预先推定的意识”，乌托邦精神将实现实践性的转化，通向终极的归属之地，使“自由王国”这一人类理想目标得以具象化呈现。

（一）更美好生活的梦

布洛赫的“希望”精神源于其对所处时代的厌恶与反思，以及对美好生活世界的渴望与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梦”，是布洛赫逃离肮脏、贫困与绝望故都的夙愿，是在莱茵河左岸路德维希港对德国历史文化名城——曼海姆的隔河幻想，是寻找现实中梦的类似物、构建神秘新奇世界的热忱和期待。

在否定现有与设定“尚未”的过程中，布洛赫将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梦理解为生活世界可以达至的应然状态。不难理解，自然界和人类自身均经历了否—尚未—全有的过程。如同一粒种子的生长，人自呱呱坠地一无所有，到因经历见证而收获颇丰，再到最终回归本我，会在多番否定中成就自身。刚出生的他（她）的尚未完成性在一种隐匿的包裹之中，它通过否定眼前的匮乏实现自身，进而凸显“尚未”，以实现诸种可能。人类的第一个否定性行动是饥饿冲动，其将内在的物质性匮乏外化为寻找食物的渴望，因此母亲的乳房是婴儿挣扎哭喊着奔赴的第一对象。而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年轻人与固有的生活相距甚远，因此美化每一个遥远的梦。不仅被这遥远的梦迷住，而且坦坦荡荡地超越这种梦”[1]10，人总是基于对当下的否定来追求预定的理想。当抵达成年阶段，人们又时常因贫困如洗而自责，意图通过不断的努力去实现更宏大的目标。即使到了垂暮之年，人类仍然胸怀对尚未生活的构想与追求，构想着健康的晚年生活。通过一系列的陈述性实例，布洛赫形象地表达了人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不同场景下的内在贫困与向上需求。指出了“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梦”是一种面向未来美好生活的潜势，具有积极的一面。它催人不墨守成规，催人反思与行动，催人由个人存在转向社会存在。

（二）“预先推定”的社会理想

“理想”与人“生成”“完善”的历史过程紧密相连。“理想”是人在特定阶段所期求的某种缺少并切实向往的东西，“它要追求的那种较美好、较完美的、一种完全未予规定的东西”[7]95。对“社会理想”进行“预先推定”，承载着社会群体超越现存社会、实现现实理想的全部期待。

首先，对“健康”的“预先推定”为社会理想奠定了基础。为“健康”而持有的“希望”，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趋求。在既定社会中，保持健康的体魄即是对人的身体进行“预先推定”。人类个体为保持肉身健康，寄“希望”于体育锻炼。于是，拥有强健挺拔的身材便成为了运动与健身所期盼的内容。经由意志与品质的磨炼，现代人的力量和勇气在肉身训练中得到了保存，这在社会个体层面为人类发展夯实了基础。其次，对技术的“预先推定”为社会理想提供了改造方式。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满足了人类改造现存生活状态、步入新世界的需求。人类始终怀有一个技术乌托邦的“梦”，“通过加工某一事物，更好地规划某一事物，人能够保存自己的生命”[1]27进而有了跑得更远与飞得更高的渴望，有了使天黑得更晚与工作得更快的造“梦”，有了超越“自然的魔法”的知识之“梦”。在人类知识提升的同时，每一项技术的发明都在通过不断地试错而逐渐趋近“预先推定”的技术成果，这极大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意味着人类能够以更加先进的方式开启更美好世界的大门。最后，对美的“预先推定”为社会理想绘制了未来图景。将建筑之美融入对更美好世界的描绘，人类的生存场地将成为更好的栖居地。透过优美而富于动感的房屋，可以看到充满人性的建筑理念。而借助“希望”的精神力量，这幅从建筑中窥探出的美丽世界的平面图，勾勒出了一座家乡的轮廓。绘画、歌剧与文学作品中的理想国度内含着“希望”的维度，其以艺术形式表达了“美是自由的体现”，这为社会理想增添了美的韵律。纵使“这些超前的愿望图像经常披着神话般的外衣和伪装，但是，永远都不会在其中画地为牢、闭关自守。因为它们谋求人类的幸福，在其空间意义上，从田园风景到神秘的闲暇空间，它们已经一路布置好、打扮好了人类的幸福场所”[1]587。

（三）“尚未”的新家乡

布洛赫的“尚未”为人类自身构建了一个终极的精神归属之地——新家乡，如海德格尔所言，在“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惟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8]107。从布洛赫哲学的视角来看，家乡是我们身后作为我们来历的地方，更是在前方作为我们向往的地方，即尚未发现并有待于我们发现的地方，它呼唤人类反思乌托邦精神并付诸行动。家乡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人只有在家乡之中才能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也只有在家乡之中才能远离世俗喧嚣与利害之争，从而超脱现代性问题的旋涡而守护内心的安宁。新家乡是“尚未”到来的理想化现实，亦是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化诠释。

希望哲学意义上的家乡带给人以启示与反思、力量与感情，一位身居家乡而又兼具自由的人类个体，既可以享有思想的乐趣，又可以跟随灵魂的舞蹈，在凡俗生活之外拥有诗意的世界。面对机器、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等多元化的现代性元素，现代人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具有了漂泊与监控之感，而属人的精神家园则为在“家”之人提供了一方乐土，身处其中便能够活泼地、虔诚地、自由地从事劳动。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9]403，“预先推定的意识”会使人确信，人类回归的路途即是离开这不完美的世界，尽其所能去找到一个梦幻般完美的家乡。从“无家”到“有家”的转变在于思维的转换，需要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将现存的这个世界改造为符合其意愿的“完美世界”。这不仅仅体现了从“家”与“尚未”到应有存在的转变，更是基于人之本性提出何种程度上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才值得我们驻足与追求。因此，“家乡”具有尚未属性，并且更具有人性魅力。

三、美好生活与希望哲学的当代价值

希望哲学预设了美好生活的价值标准，而美好生活也处处彰显了“希望”的精神。也可以说，希望哲学对于人类积聚时代的精神力量、超越不完满的现存状况、创造属人的美丽新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语境下的新时代历史背景中，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相契合，源于人性深处的乌托邦冲动具体体现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求。

（一）乌托邦精神对美好生活的呼唤

乌托邦精神是内在于人性的超越性特质，亦因如此，人类对于更好生活的未来希望从未停歇。一方面，乌托邦精神能够唤醒人类对于美好物质生活的向往。自由的物质生产劳动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基础条件，人类需要在实践活动中实现对现有生存条件的改造。在现代性危机频发的当代社会，乌托邦精神可以使人民在享有高质量物质生活的同时，创造出更加优良的生存环境，追求一种生产与消费的美学。原始的乌托邦冲动使人类向往更加完美全善的社会形态，而当代中国人民所期求的美好物质生活即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10]18的社会样貌。

另一方面，乌托邦精神能够唤醒人类对于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随着物质生活愈加充盈，现代人越发谋求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平衡，愈加向往实现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社会层面，追求人性完善与品质卓越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然而，在现代性危机来临之时，受技术统治的人却丧失了其原有的超越性维度，异化为如同机器零件一般的“单面人”。“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的肉身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碎的享乐”[11]21，布洛赫将此视作美好生活的虚幻假象。依据乌托邦精神的主张，社会公民应在不断的自省中不断地去充盈匮乏的内心世界，并塑造精神生活的完美样态，从而避免享乐主义在公共生活空间的泛滥。可以说，乌托邦冲动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好生活的精神启蒙。

（二）战斗的乐观主义与美好生活的追求

布洛赫将“战斗的乐观主义”称为“直路”精神，并将其视作人之为人的首要条件。一般来说，真正的乐观主义具有明确的指向与不可抵挡的强度：一方面，其具有乐观性。在彻底认识到挫折、反复、破灭等现实后，战斗的乐观主义仍视社会主义朝向光明的未来，人民仍然继续以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向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其具有不懈的革命精神。战斗的乐观主义主张无畏牺牲、勇于革命。它致力于同最坏的生活世界相抗争，以摧毁深受压迫与奴役的不平等社会。通过不断发掘新的可能性来改造这个不完满世界，将更美好的生活梦转变成现实，不为业已形成的东西否决意志。

从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名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坚定信念，“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权成为悲观主义者”[12]。面对人类于绝境中生出的悲观主义图像，布洛赫开出的救市良方是，人类应将目光从黑暗的末日移向丰厚的收获。“一个受过精神打击的人恰恰需要重新向外尝试。但是，向外的愿望依然悬而未决，作为沼泽地，愿望可以通过劳动变干爽。”[1]232拥有丰沛的精力、扎实的学识、高雅的情趣与达观的心态，从容地领会重要的，忘记无关紧要的，人类将变得智慧贤明。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可以激励人们释放被抑制的乌托邦冲动，能够区分辨别或是真实或是虚幻的“更美好生活的梦”，从而通过“尚未”的引导奔赴理想之地，实现真实的美好生活。战斗的乐观主义是要在对未知的未来有了乐观的预见之后，仍愿意奋力地劳作。因此，人民向往美好生活，便是有美好的“希望”并深信不疑地去追求，有远大的梦想并全力以赴地去实现，有宏伟的期望并矢志不渝地去践行。

（三）“类希望”与美好生活的实现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人之所以具有“类”本质，是因为人在自主选择下形成了自我规定的联合体，从而满足了人类整体的进步与发展。“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3]571唯有在此基础上，个体的希望才能在联合中拥有超越绝望的力量，美好生活方能在“类”的希望中实现。也可以这样说，“类希望”应被视为一种从个体走向联合的中介，而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正是这一希望的共通感的达成。

从共同需要、共同希望与共同努力三个层面来看，“类希望”为美好生活的到来提供了精神上的引力。首先，共同需要是“类希望”得以产生的基础。源于“饥饿冲动”，人类的“第一需要”是为保有自身生存、实现自由价值而从事的劳动，这是人类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所应具有的共同本质。通过自由的劳动这一共同需要，人将摆脱其异化的状态，依从本性进行社会生产，打造一种劳动的美学。人民“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4]58理想的社会，创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即按照自由的价值去劳动、去生产。其次，共同希望是“类希望”得以具象化的渠道。“类希望”指向共产主义的家园理想。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同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梦”，即意味着人类的希望共识与价值共识。美好生活是一种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潜能的“尚未存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使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与世界人民的美好世界相联结。最后，共同努力是“类希望”得以实现的动力。实践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与手段，更是一种带有群体性的共同努力。

由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单个人的努力无法产生无限性的效用。在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努力作用下，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依存关系，结束了死亡对个体努力的阻断。这种以“类希望”为共同目标并使人类文明得到承续的群体努力，为人类描绘出了一幅自由王国的美好图像。创造美好生活亦是中国人民筑梦—追梦—圆梦的千秋伟业，在世代的承继相传中，美好生活正愈加清晰明确地呈现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