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长生 王欢

（1.长安大学，陕西西安 710064；2.中共江山市委党校，浙江江山 324100）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并为如何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指出了方向，要求“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还要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并指出“新形势下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重点是做好‘新三种人’的工作”①“新三种人”是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留学归国人员和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出的“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思想指导下，应该充分认识到“新三种人”由于成长经历、所处环境的文化差异，导致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能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在团结和联合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做好他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按照《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规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主要对象是“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代表人士和“出国归国留学人员”，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和新媒体代表人士则属于条例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三种人”在条例的“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中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类别，在具体的工作中又分别属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另外，“新三种人”中的出国归国留学人员强调的是曾经的学习经历，其他两种人则强调的是当下的工作状态，分类的原则并不一样。出国归国留学人员既可能属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也可能属于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还可能成为新媒体代表人士。也就是说，从人员分类上看，留学归国人员与其他人员存在交集的可能。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将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媒体代表人士单独分类出来，加上可以向不同渠道流动的出国归国留学人员，组成一个特殊类别的“新三种人”，是根据他们之间存在的共性，将新形势下具有知识分子身份和能力，从事需要一定专业知识的工作，并且其工作单位属于非公有制领域中的统战对象重新“画了一个圈”。尽管党外知识分子中“新三种人”的划分可能存在部分重叠情况，但是从统战工作的角度来看，“新三种人”在自身知识体系建立过程中都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并且对他们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文化对社会人群具有区分“他者”和“我们”的作用，接受了其他文化的人们，有可能处于和“我们”不一样的对立地位。所以，应该充分借助文化统战的方式，从“新三种人”和“我们”的文化交集入手，不断增大文化交集，建成牢固的文化共同体，消除“我们”和“他者”的对立因素，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二、党外知识分子文化图谱：以“新三种人”为例

党外知识分子集中分布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新三种人”作为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不仅人数众多，思想观念多元，而且大多属于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他们的文化身份使得他们具有一定的公共话语权，在一定范围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只有正确处理好“新三种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使他们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团结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以文化统战的方式，通过文化图谱源自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的过程分析，了解其所受的文化影响和主要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统战工作，能够更好地将党外知识分子凝聚在一起。“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1]6党外知识分子文化背景事实上呈现多元化状态，必须找到文化的共性，才能避免他们逸出主流文化之外，而上演一幕“历史的悲剧”。因此，我们采取描绘“文化图谱”的方式，将党外知识分子中的“新三种人”所受文化影响分门别类进行具体化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他们思想形成的根源及发展演变的规律，切实了解他们的文化出处，以文化为抓手与他们建立更好的沟通和交流渠道。

（一）追求自由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

新经济组织以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为主，新社会组织则以社会中介机构为代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在单位具有“体制外”的特点。之所以将非公有制人员划分出来，是认识到他们思想认识和价值观与“我们”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在思想观念上达到“求同存异”的目的，就要“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引导教育”[2]。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涌现出大批的私企、外企而出现大量的知识分子，根据其成长历程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完全在国内接受教育，在我们的抽样调查中，大约占总人数的75%，他们在企业内通过个人努力而不断发展，并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第二种是在国内接受学业教育，进入企业后，受到企业文化的熏陶或出国外派培训，并逐渐成长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才，这类人大约占20%；第三种是在国内完成中小学教育，在国外完成高等教育，属于留学归国人员，占总数的5%左右。他们也被称为“自由择业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群体工作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他们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牢固，因为家庭变化、职位升迁或其他原因可随时更换单位。另外，因大学扩招而产生的大量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学生进入私企和外企，大量的出国归国留学人员也会加入到这一群体，因此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队伍呈现不断扩大趋势。经济利益是他们的主要追求目标，所以他们和企业之间只有身份关系形成的单位归属感，没有价值追求上的精神归属感。对他们来说，正是企业文化赋予他们形成了一种“放飞自我”的自由观念。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与人员的关系上就体现了“市场配置”的特点，其中大多的企业文化是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思想体现，长期的组织文化熏陶和成长环境中充斥着西方的自由文化观。作为体制外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会“从专业知识出发以理性为唯一的价值尺度”，这就导致他们对涉及民族、国家和社会问题时因为身份的独立而持不同观点。久而久之，就会更进一步强化他们思想观念中的自由意识，甚至将个人的自由放在一切价值之上，难以与我们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观相契合。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开展工作时就要注意寻求文化共性的部分，以文化交集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而能够在部分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更大范围的文化理解和接受。

（二）多元价值观的留学归国人员

近代以来，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成为报效国家的一种途径，一批批留学归国人员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战略决策，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大。同时，国家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也表现在自费出国留学人员上，一方面是出国人数长期保持着增长，另一方面出国人员的低龄化态势明显。据教育部统计，1978年至今，80%左右的出国留学人员选择返回国内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回流态势更加迅猛。广大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参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促进了我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党和国家坚持“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为归国留学人员创造条件，使他们学有所成，学有所用。为增进广大留学人员的交流与合作，2003年欧美同学会增加了“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的会名，使他们在更广泛的领域合作交流、互通有无。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也为联谊会提供便利条件，组织各类活动，把广大留学归国人员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留学归国人员按照具体的情况从文化观念上可以分为中西结合型、中国主导型和西方主导型。由于文化所代表的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并被一定群体所共同认可和遵循的行为规范，它对个体的存在具有先在的给定性和约束性。留学归国人员的价值观念受到国外学习生活经历的巨大影响，出国的目标定位是学习，而学习的重点则在于国内所学不到的内容。因此，除了特定的专业知识内容外，国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一种存在显著差异的状态，引起出国留学人员的格外关注。迈克尔·富兰在《深度学习》一书中指出，兴趣和注意力往往对学习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对异质文化的高度聚焦和沉浸式体验中，在“取长补短”的强烈对比意识作用下，西方文化相对中国文化的优势会被过度放大，从而在个人的思想价值体系中西方的思想文化不知不觉中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价值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东西。他们归国后，国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决定着他们的文化观念要与国内的文化重新进行一次整理融合，再加上统战工作所进行的价值引导，是可以改变不同文化观对他们行为方式的主导作用的。

（三）引领“时尚”的新媒体代表人士

这里强调的新媒体代表人士主要指技术、管理人员和内容生产者的知识分子，由于这类知识分子的成长和成熟以及取得成就和影响力都是在网络空间中，虚拟文化对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较大的影响。新媒体是基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行业发展迅速，从业人员众多。技术的进步使得新媒体更新换代速度加快，从业人员的流动性居于“新三种人”之首。短视频技术为更多人进入行业降低了门槛，行业内部人员思想的复杂性也远超其他群体。作为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党外知识分子往往以出资人、高级管理人员、内容管理者和运营者为主，他们通过资本、技术、运营、管理和服务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舆论引导和控制，一些具有众多“粉丝”和强大话语影响力的“大V”“网红”也都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甚至有“一句话能掀起千尺浪”的巨大能量。

由于网络世界的虚拟性，隐蔽了他们真实身份，表达的自由度远比现实世界更高。虽然网络世界同样要遵守法律和规范，但很多人依然视其为打破现实束缚的一个出口。自由不仅是普通网民的追求，也被具有一定“网络权力”的新媒体代表人士视为服务网民的职责。当自由成为无止境的追求时，只要能追新求异吸引眼球，有的人就会不惜采用各种手段而成为网络的时尚先锋。如此一来，个人的思想价值体系很容易就被厌恶边界的网络文化重构。再加上以“80后”“90后”“00后”为主体的网络原住民，表现出高学历、思想活跃等特点，网络高效便捷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成为各类具有强大导向性话题和事件的发源地。

新媒体代表人士借助互联网工具，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强大的文化引导作用。虽然网络文化呈现高度分化的状态，但新媒体代表人士依旧具有较强的“引流”功能，能够发挥出他们的“引导时尚”作用。因此，对于新媒体代表人士，应引导他们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他们对观念形态的引导作用，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力、凝聚力、引导力，发挥他们对网络空间思想的纠正补偏功能。

三、“新三种人”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表明，党外知识分子成长为党外代表人士和干部，都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同时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当前“新三种人”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取得成就后的认可问题

以“新三种人”为代表的党外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场所、工作环境、工作联系都与国企和事业单位有着明显的不同，非体制性的工作中个人取得的成绩往往可以获得本单位的经济奖励。但随着个人事业的成就越来越高，经济利益不再占据他们工作成就感的主要位置，个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就会增强。基于个人的成长环境所限，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意识形态把握能力还不够，决定了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议题的言论和见解都有着明显的不足。如果长期没有受到关注，他们会以为自己取得的成就不被认可，就有可能在自己的小环境文化氛围影响下而与主流价值观越走越远。

（二）成长过程中角色转换问题

“新三种人”大都在技术研究、经营管理、学术研究方面有专长，专业特点非常鲜明，在专业领域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都很大。随着工作的需要，他们进入人大、政协、政府、工商联等组织后从事管理工作，原有的知识和技能不直接发挥作用，同时又需要他们以更高的视角、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刻的认知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治理，角色转换和工作职能需要他们有较强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这时，他们的业务能力不再体现为专业知识，而是综合素质，这对于专业出身的党外知识分子是一个考验，于是“强化政治培训和实践锻炼”[3]87就成为培养他们成为高素质复合人才的重要方式。

（三）融入组织后的教育培养问题

一般来说，留学归国人员在留学期间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所处的文化环境缺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熏陶，异质的文化直接影响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凭借自身努力和突出贡献而受到广泛关注，可以通过组织开展各类活动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对民族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他们的发展是一个从个人自然成长到融入组织的过程。相较于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员，新媒体代表人士对网络空间的价值取向更加多元，让他们接受“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广泛政治共识”[3]89难度更大，融入组织的教育培养过程也需要更长的时间。

（四）空间疏离造成的发现问题

以“新三种人”为代表的党外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他们所处的环境与我们的组织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他们的心理与我们也存在一定的隔阂。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媒体代表人士大多处在一定范围和领域的“小众空间”。虽然“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求各团体和社会组织都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但从日常的工作管理上来说，“新三种人”并没有直接对应的领导关系。因此，团结他们的前提是要发现他们、了解他们。他们处在社会专业分工的某一个领域，成就和影响也集中于所在行业和部门，在整个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一定的局限。如果没有多渠道、广领域的发掘发现，很难有效地实现对他们的团结和引导。

（五）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的问题

不是所有的党外知识分子都积极主动地参与统战工作者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以更需要统战工作者筑牢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不断创新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沟通机制。“新三种人”往往会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政治思想“合流”分离开，特别是长期在国外学习生活的归国人员，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对他们有较深的影响，主观上认为保持思想的“独立”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会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改变他们思想的教育，从而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这类人“主要在党外、体制外，流动性很大，思想比较活跃，做他们的工作，一般化的方式不太有用”[4]157。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抵触情绪并不是反对或拒绝接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不意味着坚持自己的自由化思想而反对党的统一领导。只是自由文化观的影响决定了他们更注重所谓的个人“权利”，而忽视了个人在社会和集体中的责任。另外，他们认为自己工作任务繁忙，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思想政治学习上，自己不想从政，没有必要专门进行政治学习。尤其是那些年纪较小就出国留学的人员，他们成长历程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国外，由于长期浸染在西方思想价值体系中，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上也就更偏向于西方的自由主义。

四、对策：以文化认同构建文化共同体

“一切认同如政治认同、民族认同等，归根结底都要以文化认同为基础。”[5]虽然文化是一个较难以用准确的概念去定义的范畴，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是具有明确的、积极能动性的力量，根据人群的特征细分其文化属性，有利于更好地形成文化共识，建立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并最终实现“以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增强政治的凝聚力、国家的凝聚力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5]。

（一）以文化共识达成高度认可

“新三种人”的工作成就是其“安身立命”的所在，同时这些工作成就也对社会经济和文化有着较大的贡献。如果只是就工作本身来肯定他们的成绩，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必然导致“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尽管这种对立不是斗争，但却暗含着将“他们”排除在“我们”之外的意味。因此非国企、央企、事业单位的党外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体制外”的身份非常敏感。许倬云认为：“复杂系统的内—外、我—他关系，最重要处，不在族群之间的分合，而在文化价值的认知。”[6]140我们要以统一的国家为前提达成文化共识。在建立文化共识的系统内部，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并没有本质上的不融合之处。正因为我们相互之间高度认可，所以我们才能够形成真正的文化共同体，并紧密团结在一起。

（二）以文化认同促进角色转化

党外知识分子大多以专家身份从事管理工作，专业能力并不等同于行政业务能力，参政议政角色的转换往往是在某一个节点突然实现的，这就决定了他们需要一定的适应期。一般来说，他们前期普遍都有关心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业的一面，积极利用组织和平台发表个人见解，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责任感和使命感建立的基础则是他们的文化身份识别。我们可以从他们原有的文化谱系中寻求文化脉络，以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共同的文化基础，以文化认同促进他们工作中的角色转换，从而使他们在感受不到强烈的文化冲突情况下，轻松地融入新的工作环境，更好地开展新的工作。

（三）以文化共建替代单纯培养

党外知识分子融入组织不只是形式上融入，而应该是心理上、精神上的融入。首先，要给予工作上的信任，他们能够在自身专长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充分体会到参与共建事业的骄傲和光荣；其次，要让他们把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人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党外知识分子通过实践锻炼、挂职锻炼和社会服务等工作，在参与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中体验一种新的文化共建的价值和意义；最后，提供与党员相同的党外知识分子自我教育环境，通过自我教育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才能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

（四）以文化氛围消除空间隔离

从本质上来讲，党外知识分子与我们党内的工作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空间隔离，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思想上的认识。当个人主观上认为不同的工作环境、不同的体制形成了“内外有别”或“差异对待”的认知时，心理上就会自行建立起一层隔膜。而消除这层隔膜就必须破除不正确的认知。文化氛围是共同处于同样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文化感受，基于文化图谱的考察，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下的共同的文化空间，可以有意识地开展传统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相关的考察、组织相关的活动，从文化心理上形成“共情”，从而实现对党外知识分子更好地团结和引导。

（五）以文化交流融合思想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只有“政治课”一种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加载到各种载体上，将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到文化交流的活动中，能够避免过于“明确”的教育行为引起的排斥情绪。在实际工作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层面是一致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融入到相关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就能够破除党外知识分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结”，从而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文化交流工作中，潜移默化与显性教育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对于“新三种人”的文化统战工作，我们要坚持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和“大团结大联合”为指导，全力推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动员全体中华儿女“一起来想、一起来干”，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