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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庭代际支持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2022-02-27弓红霞李海云

教育观察 2022年36期
关键词:父代子代代际

弓红霞,李海云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太原,030600)

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代际关系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还能折射出种种社会变革迹象。一方面,经济社会转型、人口结构转变、生育与家庭政策的调整等因素使家庭代际人口数量明显收缩;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主张私人生活的转型,推崇个性化观念,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传统的“孝道”产生了新的价值内蕴。在此前提下,家庭代际支持的维度与形式也随之呈现出复杂化趋势。家庭代际关系具有特殊性和矛盾性,其冲突性与团结性、合作性与疏离性共存。基于我国家庭代际支持的变化,重视家庭代际支持已成为研究社会代际关系的当务之急。良好的家庭代际支持是家庭良好发展的保障,是社会高速运行的引擎。不断完善家庭代际支持体系,提高家庭代际支持的质量,有利于积极响应《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的“注重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形成老龄事业人人参与新局面”[1]的号召,也有利于推动家庭和社会的优化、协调和共同发展。本文以“家庭代际支持”为主题或关键词,时间段设置为2002—2022年,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22年9月1日),将文献来源聚焦为“核心期刊”,剔除相关度较低的经济学、医学等内容,最终筛选出170篇核心期刊论文,借助这些文献梳理家庭代际支持的学理研究和现实研究情况,展望我国家庭代际支持研究的发展。

一、家庭代际支持学理研究

家庭代际支持这一议题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家庭代际支持是家庭代际关系的非正式表现形式。从古至今,家庭代际支持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具有社会传承性,其内涵、理论脉络、功能性价值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一)家庭代际支持内涵研究

费孝通将中国社会代际支持称为反馈模式,也称“反哺”式双向义务模式,即父代对子代的抚育和子代对父代的赡养,因血缘和姻亲连接起来的自然的亲密关系,使彼此承担着相互照顾扶持的责任和义务。[2]家庭代际支持主要是指家庭内部在代际之间的双向流动,在范畴上表现为子代和父代之间的工具、情感和经济等方面的支持。[3]从家庭代际支持的方向维度看,有研究者认为家庭代际支持具有向下和向上两个向度,即父代对子代自上而下的代际支持和子代对父代自下而上的代际支持两个层面。[4]梳理相关文献可知,我国的家庭代际支持研究不仅涉及家庭代际支持主体,而且涉及家庭代际双方的关联机制,包括经济、情感、哺育、劳务、生活等诸多资源“哺育”或“反哺”的双向内容。[5]

(二)家庭代际支持的理论脉络研究

家庭代际支持最早是由代际关系研究发展而来,目前,我国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理论脉络:一是代际交换理论,二是利他主义理论,三是代际团结。

第一,代际交换理论。这一理论又称“付出—回报”模式。家庭是存在大量日常和交换活动的场所,不同成员个体活跃于各种日常活动中。家庭代际支持是基于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父代辛勤哺育子代,子代回报父代养育之恩的过程,是一种相互交换的代际关系。[6]父母抚育年幼的子女,对子女进行包括生活、教育和医疗等的“投资”,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情感抚慰以及照料等,二者基于互惠的原则构建一套稳定的家庭支持系统。[7]

第二,利他主义理论。父代对下一代生活的关心是自发自愿的,不求回报的。父母的利他主义动机越强烈,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越多,而且是不求回报的。[8]该模式重视家庭利益的合理分配,提出家庭成员(父代与子代)以牺牲自己利益为代价,自愿转移私人资源增加另一方的福利奉献于家庭,从而促进家庭整体发展。

第三,代际团结理论。有学者对美国家庭的研究中创建并完善了代际团结模型,构建了代际团结的六维度,分别是联系性团结、情感性团结、一致性团结、功能性团结、规范性团结和结构性团结。[9]他们认为代际团结的六维度并不是割裂的,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越多,越容易获得代际支持。有研究指出,我国的家庭代际支持模式更符合代际团结理论。[10]例如,冯雪芳指出,情感关系质量和联系的频率能合理解释老年人会因为与子女的感情更好而更容易得到子女的帮助。[11]

总而言之,上述理论为当今家庭代际支持研究提供了整体研究思路,我国家庭代际支持日益呈现出新的地域差异和发展水平差异,值得学者在未来进一步系统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代际支持理论研究体系。

(三)家庭代际支持功能性价值研究

家庭代际支持有多重保障功能,整体来讲,家庭代际支持的功能性价值主要表现在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

第一,家庭层面。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从父代角度来看,自下而上的家庭代际支持能纾解父代心理压力、健康压力和社会压力,例如,有研究指出,自下而上的家庭代际支持具体表现为成年子女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能有效降低父母患精神抑郁的概率,提高父母自身生活满意度。[12]有研究者关注子代在数字化技术使用层面对父代进行帮助指导,有利于弥合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反哺,缩短两代人的物理距离和情感距离。[13]其二是从子代角度来看,自上而下的代际支持能增强家庭功能。子代精细化养育子女的需要会与时间、金钱、精力的大量投入产生冲突,而家中父代帮助子代照看小孩和料理家务有利于子代家庭经济利益最大化,降低生活成本,能缓解子代的生活压力。[14]

第二,社会层面。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家庭代际支持是实现家庭养老的关键,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有研究指出,将缓和养老需求瞄向家庭这一靶心,非常契合中国大多数中老年人的主观意愿和现实需求。[15]其二,家庭代际支持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马车。有研究指出,“两栖”老人的出现能够整合家庭功能,调适关系,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应对教育城镇化的一种新模式。[16]有研究认为,“半工半耕”的家庭代际支持模式是我国实现渐进式城镇化的主要路径,并为发展型小农家庭的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17-18]

综上所述,功能性分析视角有助于厘清家庭代际支持的作用机制,进而深化对家庭代际支持的理性认识。以上两个层面的研究各有侧重,但大部分研究基于“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梳理家庭代际支持的功能性价值,只有少数研究关注家庭代际支持在信息化时代的作用。

二、家庭代际支持现实研究

社会发展不仅改变了家庭的结构和模式,还逐渐瓦解了家庭代际间的双向均衡状态,代际支持对家庭和社会的功能性价值一直都是相关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家庭代际支持问题的研究

第一,农村家庭代际支持问题研究。要理解农村代际支持的新变化,须结合城乡化视角。其一,子代外出务工对父代的代际支持呈现减少趋势,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家庭养老问题。例如,有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外流,子代在赡养方式上呈现形式化,即主要以物质赡养为主,忽视了对父母的精神赡养和生活照顾。[19]有研究指出,家庭内部资源大量集中于子代,导致子代相对富裕,父代相对贫困,家庭呈现“逆向代际剥削”的趋势,从而引发养老困境。[20]其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留守儿童教育和隔代教育问题研究较多。有研究指出,祖孙之间的文化差异 堵塞了农村隔代教育的功能的释放, 出现了“孙辈完整人格发展被束缚”和“祖孙间的情感关系变得淡漠”等不良现象。[21]综上,农村代际支持的研究大都在“子代流动—父代留守”的架构中研究代际间的养老和教育问题,对“子代流动—父代两栖”的研究尚且不足,特别是老年人流入城市,为子女提供育儿、服务管理的研究还不够。

第二,城市家庭代际支持问题研究。有研究关注了城市家庭中的父代以接送子女、家务照料、生活劳动等形式支持子代的现象。[22]近年来,青年人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他们在追求权利和平等的同时,既强调个体相对独立,又期望得到源于家庭亲属的支持。有研究指出,近年来涌现出父代阶段性进城的“老漂”模式和两头流动的“中老年周末夫妻”模式,说明父代渴望为青年人提供支持,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代际摩擦和矛盾,有些夫妻被迫往返两地导致夫妻分居。[23]有研究从社会层面探析父代的社会融入问题,如“老漂族”在迁入地的医保报销比例低,接转关系难办,具体表现为难看病、难报销、难享受迁入地的医保,导致“老漂族”产生排斥与疏离感。[24]未来研究应针对“两代家庭城乡分居,代际反馈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第三,城乡家庭代际支持差异问题。农村与城市间的代际失衡,虽然都指向老年人,但有很大差异性。研究指出,农村属于熟人社会,人际关系较近,父代缺少的是物质保障,城市属于“陌生人社会”,虽然父代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子代给予老年人的亲情和精神慰藉很少。[7]有研究指出,城镇家庭的整体支持总量高于农村家庭,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流向倾向于从父代向子代流动。[11]有研究指出,城市中失能老人的照护资源更丰富,获得的家庭经济支持和总体照料时间远远多于农村失能老人。[25]因此,未来研究应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探讨中国城乡家庭代际支持差异问题。

(二)家庭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研究

相关研究主要从个体人口学角度、家庭变量特征、正规制度角度和非正规制度角度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第一,个体人口学特征角度。相关研究集中于从个体年龄、性别、居住方式、配偶、经济收入等方面研究家庭代际支持。有研究表明:男性较女性老年人更易获得工具性支持,而女性较男性老年人则更易接受情感上的代际支持[26];父代与成年子女同住会显著提高老年人获得经济、生活照顾和家务支持的概率[22];配偶健在的老年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概率将会下降5%[22];老人的经济收入也对获得子女经济支持产生影响,有养老金和退休金保障的父母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概率偏低。[27]

第二,家庭变量特征角度。相关研究主要从子女规模、孙代支持等方面研究家庭代际支持。有研究指出,儿子数量和女儿数量的增加,使老年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和经济支持的程度都呈上升趋势。[27]有研究指出,子代对父代的尽孝会形成示范效应,为下一代树立好的榜样,子代的代际支持与孙代的代际支持呈正相关,即子女代际支持每增加1元, 孙子女代际支持相应增加0.438元。[27]

第三,基于正规制度角度。国家力量的参与影响了家庭代际支持。有研究指出,父代参加新农保能够弥补老年人收入,增加父代对孙代的照料服务,同时“挤出”了代际向上的时间,维持家庭养老的存续性。[28]有少数研究从宏观角度出发,从文化—社会环境因素如何型塑双向代际支持行为方面进行研究,如社会养老保险增加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挤压了子代对于父代的经济支持。[29]有研究指出,国家长期护理保险间接增加老人的收入,减轻医疗负担,降低了父代对子女的经济依赖。[30]新农保、社会养老保险和国家长期护理保险的共同作用会进一步减轻子代对父代的经济支持,提高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

第四,非正规制度(如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角度。我国社会极为推崇孝道文化,对父代来说,子代孝顺能够实现“养儿防老”的功能。养儿防老不是标准化的价值交换,它具有人格化特征。有研究指出,如果子代具有较强的孝道观念,那么父代更容易获得子代的经济和情感支持。[31]有研究揭示了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青年群体的孝道观念和赡养行为仍保持较高的稳定性。[32]因此,从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家庭代际支持需要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等非正规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

综上所述,大多数国内家庭代际支持研究从单一角度出发,基于个体人口学特征和家庭变量特征探讨性别、居住方式、年龄、子女数量等关键变量如何影响家庭代际支持,其实质是从微观层面出发,遵循微观层面的归因逻辑,解释家庭代际支持中的差异。只有少数研究基于国家政治文化力量揭示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养老金等是如何影响家庭代际支持行为的。因此,未来研究应从宏观视角揭示文化—社会环境因素如何型塑父母与子女的双向代际支持行为,特别是探讨与家庭代际支持相匹配的国家公共保障资源配置。

三、研究展望

(一)注重拓展内涵外延研究

在社会流动的现实背景下,受现代化、城镇化、数字化、老龄化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代际支持”的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家庭内部,代际间的互动具有明显的生命历程特征,贯穿家庭成员的整个生命历程。因此,家庭代际支持理论研究应着重关注家庭代际动态变化以及不同代际成员间的代际关系和代际支持,并且需要通过对比分析,采用跨学科交叉视角,进一步强化对家庭代际支持内在意义的深入解读。在深入聚焦不同代际支持间的内容、主体、对象的需求基础上,研究者需进一步研究留守儿童与老人的相互照顾与支持、农村已婚留守妇女与老人的互助、信息化时代下的家庭代际支持等问题。

(二)强调立足我国实际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均衡,家庭代际支持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有较大的区域异质性。虽然国外学者的理论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家庭代际支持的逻辑,但现有理论对解释中国实际问题并没有十足的诠释力。因此,我国今后的家庭代际支持需借鉴国外经验。同时,相关研究还要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关注我国城乡地区发展的差异性,针对“老年人流入城市提供育儿支持”“城乡代际分离”等独特的家庭代际关系开展学理性分析。因此,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领域与热点要兼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代际关系,探索适切的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解决家庭代际支持本土化问题,促进家庭代际支持向成熟发展。

(三)关注信息化时代的作用机制研究

随着老年人上网以及数字融入等信息空间的转换,家庭代际支持的难度提升,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群体进一步被排斥,沦为数字社会的“边缘人”。代际支持在数字化社会中呈现出全新的模式,互动过程焕发着新活力。家庭代际支持在浅层次上有利于弥合数字移民和数字土著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在深层次上有利于帮助年长一代抵御数字风险,使家庭成为一个团结紧密的“风险共同体”。如何关注并帮助那些被数字技术所遗忘的弱势群体,成为每个家庭乃至社会都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

(四)注重以“文化—环境”为导向的研究

在人口持续老龄化和社会经济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学术界加强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内容、方式以及互动需求研究的同时,还需要明确国家和家庭对个体的支持边界,以提高家庭代际支持的能力,改善代际支持的效果。目前,我国并没有完整的家庭政策体系,这导致了近年来“青年啃老”“代际逆倾斜”“代际剥削”“代际回馈断裂”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应注重以“文化—环境”为导向,研究与家庭代际支持相匹配的公共照料服务配置和社会养老保障资源配置,宏观揭示政策文化因素是如何形塑代际间的双向支持行为的。同时,有必要开展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注重全国性样本数据的支撑,为构建和完善家庭福利政策提供更多数据基础。

(五)鼓励开展合力研究

人口大规模流动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也加速了家庭代际支持功能的弱化。在新发展阶段,家庭普遍面临生存—照料—生活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平衡问题,应合力支持和推进现代家庭建设,促进家庭健康运转,筑牢家庭发展的根基。由于我国地区发展各异,家庭差异显著,家庭支持政策和家庭需求不能有效衔接,因此,未来研究应关注家庭支持政策的精准性和整体性,政策的温度和力度,充分考虑我国地区发展差异。未来研究应以尊重家庭差异性为前提,关注地方政策的弹性作用,研究地方创造性地解决家庭代际支持问题,如地方长期护理保险、育儿假等政策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作用的研究。此外,良好的家庭生态系统不仅包括国家经济、文化、技术以及意识形态等宏观系统,还包括学校、社区等中观系统,未来研究也应加强对家庭代际支持社会情境的分析,着重探究社区生存资源、文化价值伦理以及社会服务网络对家庭代际支持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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