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启明，李春梅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交需求，使得以互联网虚拟社交平台为依托，对各类信息进行转发、点赞、留言、弹幕等“评论”行为成为一种新型的人际交往活动。作为与互联网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大学生，是这一人际交往活动的重要实践主体。“评论”行为自然就成为大学生展现思想状态、传播思想观念的重要窗口。因此，以大学生社交网络“评论”为切口，识别其中潜隐的思想政治教育风险，探究其应对之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社交网络“评论”视角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风险

社交网络“评论”作为大学生重要的虚拟实践活动，对大学生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及价值取向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一)“信息引导”风险：多元价值观涌现，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社交网络空间，各种代表不同政治立场、利益取向的信息竞相涌动，社交网络“评论”就是围绕着这些信息而展开，无形中完成性质不同的价值观传播。成长于网络信息时代的当代大学生网络社交活动频繁，是社交网络“评论”的主要群体，但由于大学生价值观尚未定型，对信息的甄别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多元价值观的诱导，在主动参与社交网络“评论”的同时，成为不良思想观念的接受者与传播者。例如，在微博、微信、QQ、抖音等社交网站上，时常出现对各类社会信息、道德事件、政治新闻的“评论”热潮，大学生裹挟其中，极易被肆意解构或异化的信息所迷惑，在缺乏理性认知的状态下进行转发、点赞等“评论”行为，造成不良价值观的大范围传播，消解了大学生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冲击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二)“圈层遮蔽”风险：网络社交层级化，阻隔思想政治教育辐射维度

在社交网络中，信息获取定制化、个人社交群体化、交互关系层级化的综合作用催生了“圈层化”的出现与定型，形成社交网络圈层化与信息网络圈层化。社交网络圈层化的特性是社交圈层内部具有较强的聚合性、社交需求的相似性，只有互为好友才可能在“共通”的圈层进行信息点赞、转发分享等“评论”行为。根据选择性接触理论，“受众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传播内容，而是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1]196因此，社交圈层在天然上是“评论”的沃土，又由于大数据的“算法推荐”和“定向分发”，在社交圈层的基础上又加速了“信息圈层”，“评论”行为进一步为信息传播的窄化推波助澜，合谋共设了“圈层遮蔽”场景。在该背景下，大学生所在的社交圈层比较固定，自身的思想观念极易受到所在圈层的影响与带动。智能信息推送平台又通过分析学生的日常浏览习惯和关注焦点，精准推送符合其兴趣爱好、需求取向的同质化内容，为其营造出不断狭窄与封闭的信息空间。大学生社交网络“评论”又进一步推动大学生在同一圈层“主动”聚集，致使高质量的教育信息无法在不同圈层之间有效传播，部分圈层成员阻隔于思想政治教育辐射范围之外，削弱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三)“环体失控”风险：时空场域变化快，扰乱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环境

现代社会，信息生产、传播的技术不断迭代，媒介环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要素的重要内容，日益影响人们的感知、心理、价值观和行为，成为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不可忽略的外部条件。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发展，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集群构建了资源融通、宣传互融的智媒体大数据网络，形成更为开放、虚拟和便利的媒介环境。社会学场域理论提出者库尔特·考夫卡认为“行为发生在行为环境当中，而且行为环境具有调节行为的作用”。[2]30社交网络“评论”正是上述媒介环境的产物，这种交互性良好的“评论”行为客观上营造了强调个性化体验、突出个体自主意识的氛围，易于被大学生接纳并逐步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社交网络“评论”又反过来强化了日益复杂的媒介环境，成为隐秘的日常生活空间媒介环境的一部分，是蕴涵于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非正式学习的主要场景。在社交网络“评论”构建的媒介环境中，信息能够在不同时空场域快速切换、传播，构筑符号互动的意义空间，促成思想政治教育拟态环境意义的生成及表达。在此环境下，再加上社交软件的不断迭代，大学生能够通过“评论”行为轻易发布、获取和交换各种信息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信息传播的把控日益困难，无法对社交网络“评论”进行有效监管和规范，社交网络空间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面临不同程度的失控风险。

(四)“权威消解”风险：评论“去中心化”，降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权威

社交网络“评论”产生于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个体，这些个体构建了社交网络空间无数个信息接收与散射的节点，“随着每一节点的社交圈不断扩展,整个社会就成了一个大型的社交网络”。[3]大学生所进行的每一次“评论”，都有成为信息二次“评论”发起点的可能。这种植根于个人私域流量的“去中心化”社交网络“评论”模式重新解构了话语和权力的逻辑关系，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还是作为教育对象的大学生拥有几乎同等的信息“评论”权，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性话语权逐步消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于信息的获取和知识的传播不再具有“权威”优势，学生个体的自主性地位得以彰显，颠覆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教师的“权威”主体地位。同时，欠缺完备网络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社交网络“评论”话语表达随意，倾向于娱乐化“评论”，再加上大学生已形成较为立体多维的知识体系，倾向按照自身的主观需求开展社交网络“评论”，再次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导性和权威性。

二、社交网络“评论”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风险的诱因

社交网络“评论”下的各类风险，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带来障碍，对其原因进行逐层剖析，能够从源头出发提出针对性的化解路径，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评论”主体层面：理性认知不足，媒介素养缺失

社交网络空间带来的交互与渗透、共享与参与，使大学生的“评论”行为呈现低成本、高频次的特点，各种有意无意的“灰色”信息通过“评论”在大学生群体中多级辐射，模糊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动摇大学生的理性信念、歪曲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部分大学生自身理性认知的匮乏和媒介素养的缺失。“媒介素养既表征着大学生获取媒介的习惯、利用媒介的水平，也客观再现了参与媒介的能力和反思媒介的意识；既量度着其对媒介所裹挟的内容的理解认知与信任倾向，也反映了对信息符号背后所蕴含价值观的甄别能力和认同意识”。[4]首先，大学生的政治人格尚未完全定型，知识体系也不完整，面对社交网络中非线性传播的海量信息，难以深入探究其背后隐含的价值本质，对不同社会思潮鉴别能力不足，容易跟风开展社交网络“评论”，成为消极信息的多级传播者；其次，部分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有待提高，对于各类信息，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接纳性，时常受到猎奇心理的驱使，关注陌生公众号、加入不同网络社交群、与陌生人进行“评论”互动，不自觉地跌入多元价值观涌现的圈层之中，动摇自己尚不稳定的思想观念；再次，“虚拟空间对现实的解构，抹去了真实世界对伦理、道德、法律等一切社会文化的价值规范的界定”，[5]部分大学生开始摆脱道德规范和法律观念的约束，无视信息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放纵“评论”，陷入“自由陷阱”。

(二)“评论”载体层面：社交软件迭代，圈层分化明显

大学生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原住居民”，已成为社交软件的重要服务对象。资本的市场导向和受众人群的多重社交需求，驱使社交软件技术不断迭代，创新服务社交网络，赋能“评论”功能。大学生们通过“隔屏社交”形成不同的社交群体，把整个网络世界分裂为无数圈层，社交网络“评论”是不同的社交网络圈层交往的主要形式。“通过一定载体对人们进行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要求”。[6]但社交网络及依托社交网络的“评论”无形中阻隔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整个网络空间的流动和辐射。首先，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社交软件的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许多社交软件的“评论”功能不再局限于点赞、转发和留言，而是通过“评论”互加好友，不断增强“评论”好友圈之间的日常生活粘性，紧密同质群体成员之间的圈层；其次，在移动终端不断扩展的当下，大学生趋向于根据不同的择业、升学、生活目标选择性融入不同的网络社交群体，利用不同的“评论”载体进行交流、获取内部信息，各种社交APP基本融入了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层面，使用率越来越高；再次，“算法推荐”技术的成熟，密集了“信息茧房”下同质化内容的推送，引导大学生开展相似“评论”，排斥不同类型信息的传送，形成认知的“路径依赖”，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破圈传播。

(三)“评论”监管层面：制度规范不足，网络监管滞后

信息技术赋能社交网络“评论”，使得社交网络中的政治传播有了日常生活化转向趋势，宏大叙事转换为个人叙事和碎片化表达，但也给各类“灰色”信息借助“评论”进入私人空间提供了可乘之机。“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做出决定”。[7]162在社交网络空间，现有信息筛选技术与监管制度对“评论”模式下信息非线性传播的把控日渐被动，对即时、无序、甚至毫无征兆的“评论”疲于应付，难以迅速、高效地筛选、阻断各类“灰色”信息在更为隐蔽的个人生活空间的流行。首先，近年来，为了控评并引导舆论，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取消匿名评论，实行跟帖评论实名制，加强了对弹幕等评论的把关，但上述规定并不是针对社交网络内信息发布与“评论”的专业性法律文件，依据该文件很难准确把握社交网络“评论”的空间尺度和法律边界，无法完全约束社交网络“评论”主体；其次，许多社交网络软件游走于法律规范边缘，社交网络平台注册管理制度缺失，无需实名认证便可匿名进入社交网络空间，导致人际关系和群体组织复杂；再次，社交网络监管技术存在漏洞，缺乏精准管控手段，不能对网民的碎片化“评论”进行及时审查，其星状发散式的网络交友结构、多层次反复交叉的信息传播模式，以及网络评论者获取信息门槛低、发散范围广的传播特点，给“评论”监管带来挑战。

(四)“评论”引导层面：重视程度不高，队伍建设不力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网络舆情引导的理论和实操日渐成熟，而社交网络“评论”更多的具有封闭性和私密性，并不完全是通常网络公域意义下的跟帖评论，这给社交网络“评论”的引导带来了新的要求。目前，高校普遍都非常重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一般都能够依托校园社交网络比如“易班”等大学生公众性平台强化“评论”引导，但高校对于新型的具有私域性的社交网络比如微信朋友圈等“评论”引导做得相对较少，重视程度不高。首先，部分高校意识没有跟上，对于偏向私域的社交网络“评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导致部分不关注主流社交账号的学生无法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其次，受制于技术以及网络圈层的多级化和复杂化的影响，大多数高校并没有设置专业团队渗透到社交网络私域对“评论”进行有效引导，朋友圈的“跟评”处于自发状态；再次，也有一些高校官方社交账号处于“空壳化”状态，既无专业教师进行妥善运营，又未合理规划内容板块，对于依托商业大型社交平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抖音都以频繁转发学校官方新闻为主，对“评论”缺乏掌控力和引导力，削弱了社交网络“评论”对大学生的正向影响。

三、社交网络“评论”视角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风险应对

社交网络“评论”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主观随意性和广泛传播性，只有明确政治方向，加强思想引领，从局部到整体，补齐短板，填补漏洞，才能确保社交网络“评论”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效实施。

(一)强化大学生网络素质教育，明确社交网络“评论”政治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所掌握的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水平之间的矛盾”。[8]94在社交网络空间，部分大学生对于基本的媒介素养、敏锐的网络辨识意识、正确的伦理道德和理性的思想认知欠缺，沉溺于“奶头乐文化”，乐于对此类信息进行“评论”，将自身转化为社交网络“灰色”信息的传播节点而不自察。因此，必须强化大学生网络素质教育，明确社交网络“评论”的政治方向，做好舆论宣传，在“评论”中自觉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一，把网络素养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体系，在大学生群体里广泛开设网络素养课程，培养大学生社交网络“评论”的风险意识，从理论上增强大学生对社交网络信息的鉴别力与分析判断力，提高大学生的社交网络道德修养，增强其政治敏感性。其二，利用高校自身建设的一些社交网络平台，开展大学生社交网络“评论”的实践性教育，在实操中培养其政治鉴别力。其三，注重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网络素养的规范性培养，在与侵浸到日常生活社交网络空间的各种社会思潮斗争中把握社交网络“评论”的政治方向。

(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注重社交网络“评论”思想引领

社交网络“评论”易于被多元社会思潮影响，部分大学生在面对各类网络信息时，无法辨别其意识形态取向，转发、点赞、弹幕、跟帖等“评论”行为比较随意，再加上朋辈圈层的“评论”同化效应，大学生社交网络“评论”导向容易歪曲，走向戏谑化、娱乐化、虚无化。因此，牢牢把握大学生社交网络“评论”的领导权，加强其思想引领，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势在必行。其一，净化社交网络传播内容，对热点话题所潜隐的不良价值导向进行纠偏，倡导观点正确、主题鲜明、话语精炼的“评论”在大学生社交网络里传播，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内化。其二，强化典型宣传，依托校内外不同社交平台定期推送典型教育信息，置顶正能量“评论”，有效引导学生自觉抵制恶性“评论”与“灰色”信息，稳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领导权。其三，充分发挥“意见领袖”作用，结合社交网络传播特点和大学生信息接受习惯，利用师生“意见领袖”的角色优势在不同社交网络场域发掘优质话题进行“评论”，打破“圈层化”壁垒，扩展主流意识形态辐射空间。

(三)完善监管制度，健全社交网络“评论”体系

在新型算法加持下，社交网络的复杂性进一步提升，社交网络“评论”的去中心化、随机性、发散性等特质使得对“评论”有效监管的难度增加。此外，在虚拟性与私密性并存的社交场域内，部分大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欠缺、个体网络素养不够，容易造成“评论”越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监管制度，健全社交网络“评论”规范体系势在必行。其一，完善社交网络“评论”发布制度。在主体上，强化源头管理，严格贯彻网络实名制，加强对网络“评论”主体的监管；在内容上，设定智能语义分析机制，筛除敏感“评论”，规范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内容，体现积极价值取向；在载体上，理顺不同社交软件信息发布制度之间的衔接关系与适用范围，紧跟“评论”发展的纵深变化及时更新相关规范制度，减少网络“评论”信息监管漏洞。其二，健全社交网络“评论”监督制度，从过程出发减缓“灰色”信息传播范围。结合现有人工智能监测软件，培育具有专业法律知识与计算机技术的人工监测团队，实时掌握社交网络“评论”的扩散程度，对具有较强盲目性、虚假性、引导性的消极“评论”进行研判与清除，降低其广泛传播的可能性。其三，优化社交网络“评论”反馈制度，从结果出发对消极“评论”进行处理。运用大数据可视化分析技术，打造高效畅通的信息反馈机制，加强智能监管系统对负面“评论”的敏感程度，及时触发预警机制，做出反馈并阻断传播，降低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利影响。

(四)注重技术赋能，净化社交网络“评论”圈层空间

社交网络作为“评论”生产的环境，各种社会思潮激荡于该空间，防止有害信息利用具有引导性的“评论”在大学生相对固化的圈层传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9]92以技术赋能，净化社交网络“评论”圈层空间、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打造防止消极“评论”广泛传播的防护罩、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开展成为必然选择。其一，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挖掘等先进技术，建立高校社交网络“评论”舆情预警系统，整合“评论”舆情地图、“评论”预报、预警发布等功能，精细化收集高校领域社交网络“评论”数据，以技术制约技术，研判、预警高校社交网络“评论”舆情，防止社交圈层出现消极“舆论场”。其二，围绕“可靠、可用、可控”原则，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高校社交网络“评论”大数据中心，提升高校领域的“评论”溯源能力，实现各圈层“评论”的全链条监管。其三，加强校园社交网络应用开发。针对大学生社交需求，开发应用型APP或者插件，加载在大学生日常下载的相关社交软件之中，对可能渗透进学生社交圈层的“灰色”信息进行屏蔽。同时，开设官方账号，主动进驻大学生活跃的社交网络场域，开设“热点”话题，打造具有正能量引导力的信息传播圈，让主旋律充盈各个社交网络圈层。

(五)加强社交网络工作队伍建设，提升社交网络“评论”育人实效

社交网络“评论”的发展对教育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社交网络工作队伍能够大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凝聚力和渗透力。其一，在意识上，高校要深刻认识社交网络“评论”育人的价值。在校内的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等十大育人工程中，抽调专人有计划地设置、运营由宣传部统筹、网络中心提供技术支持的官方社交网络账号，提升高校利用社交网络“评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生活、学习等全方位的引领。其二，强化辅导员在社交网络“评论”引导、处理的专业性。把社交网络“评论”相关知识点和要求融入到辅导员考评体系当中，鼓励辅导员下沉到大学生活跃的社交网络，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性操作，提高辅导员队伍的“评论”处理能力。其三，重视学生骨干的朋辈教育作用，在稳固其现有思想觉悟、理想信念的同时，通过荣誉体系的激励以及教育培训，有效地发挥学生骨干思想带动作用，促成学生朋辈群体在社交网络积极发布正向“评论”，把主流意识形态“流量”引入到不同社交圈层特别私域社交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浸润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社交场域，提高工作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