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建军 樊 欣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2.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8；3.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党的政治领导力是党的领导力的核心范畴，具体而言就是党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以及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1］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党的政治领导力”这一重大命题以来，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多方阐释，从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力的内涵、理论渊源、基本构架、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等方面构建中国共产党强大政治领导力的话语体系，然对于中西政党政治领导力比较研究甚是缺乏。为此，本文拟从中西政党比较的视角出发，以期找出中国共产党强大政治领导力的密码。

一、指导思想不同导致思想引领力不同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2］35，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强大政治领导力的基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用唯物史观洞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指明了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方向。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中国共产党才能在百年的历史征程中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体现了强大的政治领导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观点，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引领下，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筚路蓝缕、英勇奋斗、不畏牺牲，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历史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理论武器，找到了“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以“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巨大勇气，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题，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下，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战略和新理念，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原创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将新时代的中国推向了民族复兴不可逆的伟大征程。

西方政党崇尚“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发端于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启蒙思想家们反对封建专制时的武器。无疑，相对于封建社会专制、奴役的不平等价值观，西方政党提倡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口号具有历史进步性，曾一度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觉醒。但囿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自私自利本性，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只是他们用来争取自身权益的手段而已，一朝权力在握，就成了摆设。事实也是如此，资本主义政党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在现实中存在虚伪性。对此，列宁早就作了分析，他说：“资产阶级总是喜欢把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选举叫作‘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全民的’选举，用这些字眼掩盖真相，掩盖这样的事实：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权掌握在剥削者的手里。所以根本谈不上被剥削者即极大多数居民的真正的自由和真正平等。”［3］684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9-10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依据自身的历史任务、时代特点、文化特性进行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彻底性、革命性、实践性和人民性的理论武器运用得更具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使得以中国式语言风格阐释的真理赢得人民的尊崇和信服，进而促使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共同奋斗。而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所推崇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无论资产阶级怎么美化，终敌不过其暴露在人们眼中赤裸裸的虚伪性，导致政党衰落、民众政治参与热情衰退、投票人数剧减，政治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自然西方政党也就对广大民众失去了引领力。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5］27。

二、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不同所带来的社会号召力不同

政党是当代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现象，现代国家一般是由政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对于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也就受到极大限制。”［6］237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党形成的特点不同导致其在国家中的地位不同。西方政党大都属于早发内生型，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工业化后，伴随着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的情况下诞生的。如17世纪末期具有资产阶级政党雏形的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就是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取得胜利后，围绕詹姆斯公爵是否享有王位继承权之争形成的，其折射出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旧封建皇权及旧贵族展开的利益对抗。美国则是在确立了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之后，着眼于政党政治对新政府运作的必要性考量基础上才形成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两党之争。法国的政党政治则直到20世纪初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时才得以正式确立。在西方，政党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博弈和协调的工具，政党的功能主要是充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和中介，形成“国家-政党-社会”的治理范式，旨在缓解国家与社会的内在张力，因而没有形成以政党为中心的政治实践模式，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相对虚化，呈现社会号召力不足的表征。

与西方政党早发内生型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在闭关锁国的旧中国面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后，处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忧外患之时，为完成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而应运而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后发外生型，是典型的使命型政党。其建立的逻辑进路即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国家重构、社会转型，因而形成的是“政党-国家-社会”的治理范式，中国共产党在此结构中居于领导权威地位，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的。因而，与西方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法比拟的社会号召力。对此，福山基于中美比较的视角对美国“政治衰败”问题反思，认为“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他强调，三者的顺序至关重要，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7］。这里的“强政府”体现的就是政党在政府中的强大政治领导力。

三、政党关系不同导致社会资源整合力不同

作为利益平衡与制约的一种制度安排，西方政党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政党关系因选举轮流执政的模式必然形成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这一模式起初因迎合了大众对封建专制主义权力世袭的排斥而一度被奉为世界民主的典范，甚至成为西方中心主义者攻击中国政党制度的武器。然而脱掉其华丽的外衣，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两党还是多党，虽然他们同属于资产阶级的集团，但分属不同的阵营，其背后代表着不同资产阶级团体的利益。如以两党制的典型英美国家为代表，英国早期的两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形成于1832年议会改革时期，分别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和旧贵族及大商人的利益，在后续的政治实践中，代表工人阶级的工党建立并不断发展壮大，自1924年之后，逐渐形成工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并在二战后形成稳定的两党制；美国最初围绕是否保留强大的联邦政府形成了分别代表商人和手工业者金融利益的联邦党和代表普通民众利益的民主-共和党，后由于联邦党衰落消亡，民主-共和党分裂重组，最终形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党争的政治格局。作为多党制的代表，法国的政党政治形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议会政治的分歧诞生了法国最初的保皇派和革命派，也就是传统的右翼和左翼，伴随法国共和与帝国的百年纷争，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不同，涌现出了号称代表各种利益的政党，呈现政党极化的现象，形成左中右三翼竞争的格局，并且出现因为总统和总理分属不同的政党而形成左右共治的政治异象。因此，无论是两党还是多党，由于其执政党和在野党代表不同的利益阵营，不可避免地为了彼此阶层的利益博弈造成内耗现象。利益的冲突和妥协对执政党形成掣肘，导致否决政治的流行。而否决政治的流行则导致资源整合力的下降，致使许多竞选时的承诺无法兑现，也使诸多改革无法在现实中执行或有效执行。对此，有学者分析指出：“随着社会多元化与否决政治的盛行，西方政党政治的民主悖论、统合断裂与体制失灵日益显著。”［8］

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具有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基础，与八个民主党派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彼此之间具有良好的历史合作基础及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一致宏观愿景，形成并发展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相互关系，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这种政党制度畅通了中国社会的利益代表与表达渠道，即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社会各阶层、各集团以交流对话的方式对关系各阶层重大利益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对社会权威性利益进行分配和协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保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规避了西方政党相互掣肘的弊病。对于这种中国式的民主，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指出：“通过政府权威与民众意志的双向互动，中国逐步建立了有别于西方的纵向民主机制。这种模式在现行体制的前提下逐步提升社会自由度，避免了西方横向民主造成的资源浪费与政治动荡，以保障中国社会实现平稳转型。”［9］2

四、党内组织制度不同导致政治组织力不同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是代表着一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并以夺取或参与政权为目标的政治组织。通常来讲，为了区别于一般的社会组织，政党都会有自己的纲领、组织机构和组织章程，但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以及自身目标定位、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政党组织制度也会有区别。中西政党党内制度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组织体系、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等方面。

从组织体系看，西方政党通常按纵向和横向搭建自己的组织系统。纵向上，西方政党包括全国性的党组织、州层次的党组织、地方层次的党组织；横向上，则有议会外常设组织和议会内组织即议会党团，由此构成政党的组织网络。然西方的政党组织体系大多比较松散，典型者如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政党的各级组织虽然设有从中央到地方（即全国、州、县市和基层）选区的代表大会和委员会四级组织，但中央和地方没有所谓的上级和下级组织区别，因而也就没有直接的组织领导关系。作为地方组织的州与州之间也是平行关系，亦没有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彼此之间相对独立，互不隶属。对此，有学者指出：“美国根本没有全国性政党这样的东西，只有州和地方政党的联盟，这些联盟为了提名总统候选人和通过政纲，每四年聚集一次。”［10］相较于美国，英国的组织体系相对严密，机构设置相对完整，但也仅限于全国性的党组织，“地方基层组织对于中央组织和党的决策集团来说，只是一架竞选的机器，平时形同虚设，相对薄弱，表现出头重脚轻的特点”［11］。

与西方政党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则明显具备紧凑型的特点，是一个体现民主、结构严密、功能完备的社会政治组织。纵向上看，从上到下设置有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且三者之间具有等级结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横向上看，党的组织内部设置有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各级政府机构和群众组织之中则设有党组，每个党员作为个体都必须加入相对应的党组织，参加党的各项活动，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和工作安排。同时，与西方政党的组织一般不拓展到政府、军队、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与政治体系（国家体系、政府体系）、社会体系（包括中介性的社会组织、公私企业和事业单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发挥执政党强大的社会功能”［12］。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从组织原则看，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灵魂和最高准则。它的主要内容：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统一的制度。强调党的集体领导，既保障了广大党员和各级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保证了党的意志、行动的统一性和协调性。西方大多数政党则基本没有具体且固定的组织原则，一切原则以竞选为中心，组织形态比较松散，政党组织尤其是基层政党组织的活动主要围绕政治选举而展开，正因为“它没有固定的纲领，只有适应大选需要的竞选纲领，党员也大都不固定”［13］。因此，西方政党通常呈现政治功能尤其是政治选举的功能较强，而日常社会权能有限、社会作用偏弱的表征。

从组织纪律看，西方政党的内部规章制度大都属于原则性规范，方向性强、约束力弱且受竞选目标影响，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行为没有非常严格的具体规定。对于党的组织内部而言，“没有中央到地方或由上而下的直接领导关系，各级组织没有服从和执行的严格规定，组织内部没有紧密的联系，‘上下组织’间没有人员的直接委派、任命、调遣、交流等，更没有归属于某个组织，或是固定于某一级组织的组织关系”［14］。对于大多数一般党员而言，由于西方政党本身组织比较松散，党员对组织的依附性弱，党员入党和退党都比较宽松，基本无所谓党纪的约束，也无强制性的党员权利和义务之说。

严格的政治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传统优势，也是其保持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对此，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15］135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严明的政治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底色和政治优势。首先，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是党的一贯作风。毛泽东指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16］374，深刻指出了路线与纪律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了党的纪律建设对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17］235其次，加强党的纪律制度建设是党的一贯做法，早在党的二大就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入党程序、党组织的设立及相关活动等进行了详尽的规定。1927年11月，党出台了第一部专门关于政治纪律的文件——《政治纪律决议案》，并设立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机构。改革开放后，为反对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出台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政治路线、集中统一领导、党性、党员权利等方面对党内政治生活加以规范。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围绕建设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纪律制度建设更是驶上了快车道，相继出台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最后，注重纪律实践是党强化纪律建设的始终遵循。早在1942年，党就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惩处了刘青山、张子善此类贪污腐败分子。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强化了党员的党性修养，开展了“打虎、拍蝇、猎狐”的反腐倡廉实践，查证和惩处了一大批贪污腐败分子，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根本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党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党内组织制度不同所带来的党的组织力强弱的差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力之强与西方政党政治领导力之弱的鲜明对比。

五、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不同导致政治公信力不同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个古老而又常谈常新的问题。自从出现国家（西方叫城邦）以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基于不同的价值理念对权力获得、政治体系设置、治理方式是否合法进行追问。马克斯·韦伯认为“合法性就是人们对享有权威的人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18］238，并将合法性来源归结为传统型来源、领袖魅力型来源、法理型来源三种类型。中国有学者则认为，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和来源是指“执政党在一定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实现稳固有效执政所必须努力形成的基础和条件”［19］26。

可见，西方对政治合法性自古有法律追问的传统，中国则是个注重传统伦理道德的国度。西周以来的政治家多从德性与天命相结合的角度构建政权的合法性来源。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界则试图冲破西方学者在政治学和政党政治学的话语垄断，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合法性概念。虽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政治传统和政治实践的差异性，人们对合法性及其来源理解也不同，但无论存在什么差异，其论证都可以沿着两条路径进行：“一是为政治权力的来源、获得、维系、更新而进行的本源性论证，一是为建构政治权力结构、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方法辩护的后果性论证。”［20］

从政治权力的来源、获得、维系、更新而进行的本源性论证来看，西方学者对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判断习惯于以是否符合西方政治话语语境中政党的定位、是否符合西式民主选举的程序、是否存在“监督异体”为标准，来构建其“政党竞选”为执政合法性的生成逻辑，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为了竞选成功，西方政党必须既迎合资本又迎合民众，因而无法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性，尤其是面对控制力更强、影响力更深的资本力量，上台的执政党更是处处受制于其背后资本的“影子内阁”，各项施政纲领无法真正得到贯彻，这就使得西方政党无论哪个上台执政都呈现政治领导力不强的表征；二是囿于西方政党任期结束要重新竞选以获得执政权的现实，从合法性的获得来看，西方政党是多次授权，表面看合法来源性很正当，符合西方所谓的“程序正义”，但实际上西方政党政治繁荣喧嚣的背后却是其失真的票选制度所带来的民意虚假、选举缺陷的现实。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国家与社会链接桥梁与中介的政党，其现实功能被浮华繁杂的程式选举和现实功利的党派纷争所裹胁和淹没，诱发出政党和国家公信力双重衰退的危机，催生了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导致西方政治体系运行因缺乏主导性权威的有效整合而呈现失序化征兆。另外，政党的轮流执政，一定程度上也无法保证政策的连续性，致使政治领导力大打折扣。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时代潮流、历史使命的产物。它的合法性的获得源于其带领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深刻变革的伟大成就，是历史的要求、时代的选择、人民的期盼。与西方政党的多次授权不同，它是一次性授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政治独立性，能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独立自主地更新自身的政治理念，制定符合国情的政治路线、政治纲领，并在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双向运动中，以骄人的经济增长，出色的执政绩效，以及符合人民情感、信仰和价值认同的制度建设，来维系自身的合法性根基，体现了强大的政治领导力。

从建构政治权力结构、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方法辩护的后果性论证来看，作为崇尚竞选政治的内生性政党，西方按照所谓的法治原则架构其自身民主政治体系。这种脱胎于旧社会、始终与旧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曾经被西方学者标榜为“民主榜样”的西方政治模式，如今影响力日渐式微。无论是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观转型，还是从政党政治的否决型体制到卡特尔式的政党政治垄断，抑或是从民主政治中精英主义到民粹主义的极速转向，均折射出西方传统政治核心价值理念吸引力不足、政治建设基本要素腐蚀钝化及政党与国家权威双重弱化的现实。面对日益难以整合的多元化思想和多样化利益力量，传统西方政治体系的结构型危机日趋明显，治理效能衰退，政治衰败明显，执政绩效乏善可陈。

作为外生使命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基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构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在内的政治体系，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紧密结合，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创建了中国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从执政绩效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创造了政治高度稳定和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双重奇迹。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自由民主权利的全面共享所带来的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衷心拥护和绝对信任，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奠定了最深厚的根基，也从现实基础上进行了合法性确证。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具有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然与实然的统一、程序与结果的统一”［21］，契合了“结果正义”和“实质民主”的价值原则，具有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有效性。

六、政治核心产生模式不同导致政治凝聚力不同

政治核心指的是一个政治组织中居于支配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权威”人物，是政治组织的灵魂，对组织起整合和统率的作用。通常来讲，一方面，政治核心（有时也称政治权威或政治领袖）的生成不是源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胁迫，而是基于对领袖人物个人的人格魅力、思想伟力、履职绩效能力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现代国家会通过制定一系列合法性的制度，赋予政治核心以一定的职务和权力，并以制度的形式使其权威得到确证。一般来说，无论中西，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政治核心，根本区别在于这个核心是核心个人凭借自我证明并被组织推崇最后按法定程序确认的，还是无须个人能力支撑，只因利益妥协、资本支持、符合“程序正义”即被推向前台的，即按法定程序确认之后是实质上的还是名义上的。

如果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西方政党因特定时代需要、历史使命呼唤、个人实践历练还能产生诸如林肯、戴高乐等具有领袖魅力型、得到民众拥护的政治核心，那么资本主义世界江山稳固之后西方政党政治核心产生的主要原动力则是政党竞选。由于要赢得竞选，势必要推出能代表自己政党利益和形象的政治人物，但这个政治人物的推出往往带有很强的偶然性，是政党内部各种力量妥协的结果，是围绕选票获取的现实考量。同时，由于受制于资本的力量、受困于将政治权威等同于政治专制的排斥心理，这个政治人物势必只能是名义上的政治核心。正因为西方政治核心产生模式的特殊性，才导致近年来西方政坛频频出现像特朗普和马克龙等当选的“黑天鹅”事件，以及“政治核心”人物当选后频频爆发的街头抗议政治，西方政党政治的乱象由此可见一斑。透视西方政治核心的产生原因及后果，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政党选出的政治核心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政客而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无论是政治核心的个人履职能力还是作为政治领袖的社会认同度都呈现弱权威的特征。同时，受竞争政党对手的掣肘，西方的政治核心缺乏应有的政治凝聚力，势必无法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整合，政治领导力自然无法有效发挥。

与西方政党不同，重视树立政治核心并发挥政治核心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贯做法和优良传统。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立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兴党的百年伟大征程中，自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先后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针对不同的社会矛盾，立足不同的时代主题，制定政治路线，开展伟大斗争，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的历史进程。纵观这些领导核心，不难发现，他们都有着深邃的思想伟力、为民请命的人民情怀、坚定的政治理想、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高尚的品德修养、卓越的政治智慧，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践中凭借聪明才智出色地完成了治党、治国、治军的历史任务。正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这些特质及在社会实践中所取得的领导政绩，才获得了人民对他们政治核心身份的认同与尊崇，进而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实践战斗力。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2］310，正是因为意识到政治核心的重要作用，为有效维护核心，正确发挥核心作用，党自成立以来就注重强调政治核心或政治权威的作用。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响应时代要求，选择并拥护具有丰富基层经验和超强执政能力的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领导核心，明确提出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实现了对政党、国家和社会多方资源的深刻整合，实现全国人民意志、步骤和行动的协调统一，通过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政治体制中政治核心权威不够、政治能力不强、政治信任度低所带来的互相推诿扯皮，以及议案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效的治理败局，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已然由其波澜壮阔的百年辉煌历史征程中所创造的诸多奇迹所确证，亦被近年来“中方之治”和“西方之乱”的比较所证明。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努力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国模式”将焕发出更大的生机，“中国奇迹”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将继续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