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斌

（中共株洲市委党校，湖南株洲 412000）

中华传统美德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创造、传承、发展、沉淀而来的，是中华传统道德的精髓。历史已经证明，中华传统美德在时代的变迁中有效调节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已使中华儿女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和道德情操。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承并发展好中华传统美德，可以凝聚中华儿女最大共识，应对挑战、服务于更加美好的新时代。

一、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

春秋时期，孔子以“仁”为核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将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思想，此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几乎均是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发展或与儒家思想深度融合。概而言之，中华传统美德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高尚道德。

（一）人类与自身的关系：止于至善

中华传统美德在处理人类与自身关系上的道德要求是“止于至善”，而这一要求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肯定人自身的价值。人是道德的主体，人类只有首先肯定自身价值，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完整的道德体系，不论是西方或东方，道德体系的演进皆遵循这一发展道路。西方对人自身价值的发现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中华民族对人类自身价值的肯定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2]，这是关于人的价值之肯定最直接的表述，孟子则以“德性”为标准，区别人与禽兽，以此肯定人的价值。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3]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认为哪怕人没有得到德性的教育，也只是“近于禽兽”，即人的价值依然是高于禽兽的。

此外，荀子等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也极力界定和辨析人的价值。这样激烈的思想碰撞也恰好体现了人的价值在这一时期得以发现和肯定；第二阶段是引导人类向内追求“至善”的人格。“至善”人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体现为对“君子”人格的追求，《礼记·大学》开篇就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表明儒家修身的终极目的；《论语》记录着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内容绝大多数是探讨“君子”的言行，孔子将“君子”人格视为修身的至高境界，将拥有“君子”人格的人称之为“圣人”，而对“至善”人格的追求可以说时至今日也影响着无数中华儿女对自身德性的修养，中华民族在“至善”人格的引导下，形成了自尊自爱的道德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

（二）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轻利重义

中华传统美德强调“道义”的重要性，将物质利益的获取方式和目的置于“道义”之下，“利益”受到“道义”的约束。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要求“见利思义”。“见利思义……亦可以为成人矣。”[4]孔子认为“见利思义”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完美的人；其二，要求“义然后取”。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4]孔子认为求得富贵的欲望可以理解，但需要将这种欲望置于道义的规定之下，符合道义才可以取得，不符合道义则坚决“不处”；其三，强调“因义得利”。用恶劣行为获得利益必然是不可取的，但孔子同时还以为假仁义之名获取利益仍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孔子认为“利益”始终不可以成为行为的目的，而只能是道义的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即此之谓。从这个层面来讲，中华传统美德是一个目的论者，而非结果论者；其四，鼓励“舍生取义”。即当“道义”与“利益”极端对立时，中华传统美德鼓励“舍生取义”，如孟子就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5]。

总体来说，儒家关于“义”“利”的论述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义”“利”关系形态，不论是主动求利、还是被动求利、或是“义”“利”极端冲突时，儒家都始终要求将“义”作为首要目的，不以“利”妨害“义”。而这样的道德要求也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中国商人，“儒商”成为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商人群体，他们注重个人修养，有着超功利的最终目标。

（三）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仁者爱人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中华道德的核心范畴。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孟子解释“仁”为“仁者爱人”，董仲舒主张“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由此可见，“仁”主要是指对待他人而非对待自己的一种道德要求。首先，从仁爱的范围来看。孔子说“泛爱众，而亲仁”[4]，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由爱自己的亲人到爱所有人，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博爱思想；其次，从仁爱的原则来看。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6]“孝”意为“孝敬父母长辈”，“悌”意为“敬爱兄长”。在我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用“孝”处理好了“父子”关系，亦可处理好“拟父子”的纵向人伦关系；用“悌”处理好了“兄弟”关系，亦可处理好“拟兄弟”的横向人伦关系。因此，“孝悌”就是实现“仁者爱人”的根本。最后，从仁爱的目的来看。“仁者爱人”处理的是与他人的关系，因此，它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构建出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仁者爱人”也孕育出了融入中华民族基因的“国而忘家， 公而忘私”精神、“先忧后乐”精神，正是有了这样的民族精神，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一次次战胜苦难，走向辉煌！

二、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养和形成的传统美德规范，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壮大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中华传统美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壮大的支撑力量，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华传统美德为道德预设了一个发展方向，这个道德发展方向不仅能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凝聚最大民族力量，攻克道德困境，而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在国际上的形象特征。

（一）个人层面：培育向善向上人格

由于青少年、官员、公民这三类人群是当今社会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群体，因此，尤其要重视这三类人群的传统美德培育。对于青少年来说，近年来，自杀低龄化现象迫切呼唤着中华传统美德对青少年人格的形塑作用。中华传统美德中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君子”人格的追求等皆是“重生”的思想，要求人们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高尚，由此有助于青少年深化对生命和人生的认识，形成乐观向上的人格；对于官员来说，中华传统美德中“轻利重义”“仁者爱人”的思想催生出了传统官德。中华传统官德是以实行“德政”为主的，强调重民生、公而忘私等道德思想，对党员品德修养具有积极的影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我国正处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期，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我国的重大战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和社会需要中华儿女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而这些精神的根源皆在于中华传统美德。

（二）社会层面：形成互爱友善氛围

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仁者爱人”，其目的正是要构建一个互爱友善的社会环境。面对科技经济的迅速发展，当下更加迫切需要构建互爱友善的社会。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社会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互联网技术提供的“人肉搜索”手段成为迫使他人“社会性死亡”的工具。从历史经验来看，应对这一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必须用网民对传统美德的共识来培育网络社会的“善意”。另一方面，人们在追求科学技术更快、更好、更便捷的同时，似乎忽略了老年人群体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诸如科学技术的发展给老年人带来的出行、医疗、消费等方面的不便屡见不鲜，这也一次次引起社会的争议和不满。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一味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忽略了对年长者履行传统“孝”德。因此，要构建互爱友善的社会氛围，还需要借力传统美德，以传统美德为科技创新的指引，将美德寓于科技创新之中。

（三）国家层面：践行协和万邦理念

中华传统美德是国家和民族进行国际交流的标签和财富，越是重视传统美德，越是能突出国家和民族的个性与财富。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坚定对传统文化的主体认同感，要真正将传统文化与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在外交政策上继续秉持“以和为贵”的原则。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提倡践行正确的义利观，而这一义利观也厚植于“轻利重义”的传统美德。可以说，不理解中华传统美德，就不理解中国“以和为贵”的大国形象。

三、中华传统美德的发展升华

中华传统美德预设的道德发展方向为当今道德建设确立了价值目标，而要实现目标，则必须把握实际挑战，将传统美德进行现代化的发展升华。

（一）及时调整重心：应对中外文明的交融发展

从目标导向上来看，我们的传统美德毋庸置疑是一个倡导“整体主义”的思想体系，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传统美德强调以“仁者爱人”的德性实现“国泰民安”的目的，这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但所不同的是，传统美德将目标达成的主要方式放在“个人德性”的修炼上，更多地要求人们注重对“君子人格”的修养、要实现“自我价值”。其原因就在于在我国封建时期，由于中外文明交流并不繁荣，没有对我国传统道德的主体地位构成影响，因此“彰显自我价值”必然“实现整体主义”的路径屡试不爽。而今天，各国思想文化高度交融发展，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容易受到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若还单纯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则极有可能导致道德败坏的结果。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将传统美德的重心由单纯强调“实现自我价值”转向强调“为民族、为国家”的道德思想，要将“实现自我价值”置于“为民族、为国家”的道德思想之内，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

（二）勇于接受挑战：应对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来驱动，这就需要科学技术不断更新换代、需要市场不断开拓未知领域。但新的经济业态越来越多，就有越多道德品德脆弱的人在未开放领域违背道德和法律。虽然挑战重重，但我们既不能因为道德在这些未开放领域的缺失而不追求经济与技术的创新，也不能因为道德在这些未知领域的缺失就全盘否认传统道德，乃至否认中国人“良善”的本性。如此，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做好接受传统道德不完美的心理准备，我们的传统道德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和完善的，面对市场经济，它必然存在一定的缺陷，我们需要承认这一点，但承认不代表要对传统美德倒戈相向，承认缺陷是为了弥补缺陷。因此，另一方面我们要沿着“道德”发展的路径以最快的速度补好道德缺口，要先以强制手段强化道德的“外在约束力”，再以教化手段做好“道德规范的内化”工作。

（三）创新传递方式：应对知识权威主体的转变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知识更新速度加快，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新一代人与老一代人之间的道德观念差异很大，比如老一代人更“保守”，而新一代人更“开放平等”；第二，新一代人掌握了知识权威，阻碍了老一代人的道德传递。以往，中华传统美德是靠老一代人的道德权威传递给新一代人，而老一代人知识权威的丧失也直接威胁了道德权威的建立，于是道德传递路径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预示着这样一种信息，即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华传统美德在其规范体系与传递方式上都应进行相应的改造和创新。如在规范体系的诠释和传递方式的选择上，要基于社会目前普遍的认知能力和审美水平，进行更多形式的艺术创作，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类似于《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文化类节目，在内容创作和形式创新上都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发展，是时代赋予给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历史责任。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有责任守护它、丰富它，让它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光彩耀人、泽被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