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贵

(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姚舜牧(1543—1622年)，字虞佐，号承庵，明湖州府乌程县(今浙江湖州)人。历官新兴、广昌二县知县等职，著有《药言》《乐陶吟草》《性理指归》《重订礼记疑问》《重订易经疑问》《重订诗经疑问》《重订书经疑问》《重订四书疑问》《孝经疑问》等。兹主要研究《重订四书疑问》中的《论语疑问》。

一、袭沿心学

姚舜牧所承传的心学是陈献章之心学，而不是王阳明之心学，四库馆臣在评价其诗集《乐陶吟草》时称：“今观是编，皆沿白沙、定山之派。”(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12页。文以载道，既然其诗集深受陈献章心学影响，那么在学术思想上承袭之也是情理中事。

陈献章以心为天地万物和纲常人伦之本，认为心具万理，“君子一心，万理完具”(2)陈献章：《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页。；注重“自得”“体悟”，主张“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3)陈献章：《陈献章集》，第20页。。姚舜牧亦如是，在他看来，“天下事那一件不从心做出”(4)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六，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天地间许多大事业皆在吾心性内”(5)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人情物理”“皆本于心”(6)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六，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视听言动听命于心，才一有非礼之萌、非礼之感，此心最为明白”(7)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六，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道理皆吾心所固有者，一不操存省察，便亡失在外。知其所亡，只是求其所亡失者”(8)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姚氏进而将此心称为“心之本体”或“心体”，它“洁洁净净，不染尘垢”(9)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本自光明洒落，无障蔽，无牵系，无委靡退怯，只一有所蔽焉便惑，一有所系焉便忧，一有所慊焉便惧耳”(10)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它“浑全而无外”(11)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六，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不仅“天地万物具在我心体中”(12)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六，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而且人伦道德亦在心体中，“道德本属心体，心体中原无一物不具，执德者何可以不弘？从心体中流出，真切于日用，不可须臾离”(13)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具体的礼、仁、乐也被他目为心体，如“礼，心体也”(14)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六，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仁是心体，原无一毫夹杂，少有夹杂即谓之违，此夹杂不必是私欲之累，天理上着一毫意思，便是人为，便非心之本体”(15)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乐是心体，心体上无一物，常是快活的，少有一丝之牵，便有一丝之累，便不能乐”(16)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

姚舜牧还将“心体”与“天理”搭挂了起来，他说：“圣人心体明净圆融，流动活泼，无纤毫尘埃于其中，从此灵窍中透出来，种种皆天理之妙。”(17)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天理在人心，彻内彻外，无巨无细，本不可少有间缺，既知此天理矣。”(18)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天理在人心，活泼周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毫无加损于其外。”(19)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将天理视为心的派生物，这就使其思想有别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在姚舜牧看来，“仁以此心之无私言，私欲在心，非钢刀利斧不能斩去，非切磋琢磨不能劘刷之，以造于纯”(20)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心体一旦有了私欲便很难除去，私欲会导致心体失当，“人心体本有个藻鉴权衡，无毫发爽者，只缘一累于私，所好所恶，或狥爱憎毁誉，而失其当耳”(21)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这也是仁与不仁的关切点，“仁，人心也，心体上本无一物，着一个富贵贫贱，便失却心之本体矣，此最是仁不仁大关头”(22)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仁是人心之本体，心体无失，可贵可贱，可富可贫，而皆可无乱；本心一失，不胜其陨，获充诎矣。”(23)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因此，“有本心的人，由天理出入，更无外物之累”(24)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无纤尘蔽翳”(25)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

那么，如何避免心体受到外界的侵扰呢？姚舜牧指出，要在心上做工夫：“大抵圣贤教人，只在心上做工夫，不在外边求讨。”(26)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六，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换言之就是，不求诸外，反求诸心。在他看来，“学求自得于心”(27)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多学而识，一一去理会，是枝叶上工夫；一贯只从原头上讨分晓，不消一一理会得，是根本的工夫”(28)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因此，“每用在学识上而不反求诸心”(29)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不在根源处解决问题，是难以悟得圣道的。只有反约到心体之上，才能得其仿佛：“凡散见于两间者皆是文，而皆具在吾心体中，从外面一一理会，总反约到心体上来。心体上原有个大中至正之则在，故下个礼字。”(30)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

二、扬弃朱学

由于学宗由程朱理学转向心学的献章之学，加之曾编纂理学特色鲜明的《性理指归》，所以姚舜牧对程朱理学既有继承，也有修正，且以后者为主。

一方面，他对朱学有所袭用。无论是陈献章，还是姚舜牧，他们为了科举，都曾浸润朱学多年，所以他们对朱学是相当熟悉的，学术思想亦受其影响。一是部分接受了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如天理和人欲是程朱理学的核心内容，这在姚舜牧《重订论语疑问》中也多有体现。在诠释《宪问篇》“克伐怨欲不行焉”章时，姚舜牧指出：“克伐怨欲是学者大病，去病当去其根。禁制不行，如截疟者然，未必不复发。可以为难，不是许之之词。圣学正当工夫，只是尽去人欲，复还天理，此简易直截道理，才说个难字，便不是圣学了。”(31)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六，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他亦将“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圣学正当工夫。又，朱子主敬，姚舜牧亦把敬作为修己的方法。在诠释《宪问篇》“修己以敬”时，他说：“论君子之分量，经纶参赞皆其分内，然未有出于己之外者，故夫子告子路只修己二字。以敬是修己的方法，人之一身，全在主宰神明，此间不收敛，便偷惰放肆，无所不为，须是常加检点关防，令惺惺于中，此方是修己。”(32)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六，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如果没有敬心，便会为所欲为。二是对朱注予以称赞。如《雍也篇》“子游为武城宰”章下，朱注曰：“不由径，则动必以正，而无见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见邑宰，则其有以自守，而无枉己殉人之私可见矣。”(3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页。姚舜牧指出：“《注》‘动必以正’二段语极佳。”(34)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述而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下，朱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3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5页。姚舜牧指出：“《注》训愤云‘心求通而未得之意’，训悱云‘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极善。”(36)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同篇“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下，朱注曰：“临丧哀，不能甘也。”“日之内，余哀未忘，自不能歌也。”(3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5页。姚舜牧指出：“《注》不能饱、不能歌，‘不能’二字极发得夫子之意。”(38)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三次都用了“极”字，给予高度评价。三是为朱注进行辩正。如《雍也篇》“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下，朱注引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尔。”(3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9页。姚舜牧指出：“此条本文甚明，程注亦明，而人殊不察，失其本旨。夫子若曰直者人之生理，如孝慈仁敬，父子君臣生而有之者也，父之生也慈，子之生也孝，君之生也仁，臣之生也敬，是宜其生于世，而非幸者。无此慈孝仁敬之理，则失其所以为生，而宜陷于死亡之地矣，乃犹然生也，而腼颜天地之间，亦幸而免耳。二‘生也’字，总一般，学者不察此‘生也’二字，又不以‘幸而免’三字反照讲上句，但只说得生理本直，不知程子此句是会意解，非正解上句也，特为之辩正。”(40)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他对学者的误解进行了批评，为程子之说正了名。以上两个方面都反映了姚氏对程朱理学的吸纳。

另一方面，受陈献章心学的影响，姚舜牧也对朱子之学予以了修正。一是对程朱之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批评，如在人性论上，朱子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之说，姚舜牧对此不予认可，指出：“世儒但见孔子说性相近，孟子单说个性善，必求其说之同，所以分个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不知性只是一个。”他还结合孔子所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分析道：“夫子此论，只说自性之初而言，厥赋惟均，人同此禀，本自相近，未尝相去之远也。只缘人之习有不同，向善者日益善，为贤为圣；其向恶者日益不善，为愚不肖，为下流之，甚至于倍蓰而无算，此自人之习相远耳，与性何与？然亦有定不移者，唯上知与下愚二项。人上知的生来便好，不移于习；下愚的生来便习于不善，非人之所能移。此一句又自习相远内抽出，说见人之相远，诚系于习，非习相远句止说中人，此二项人则性生如是，不移于所习之谓也。大抵孔子说话浑成周匝，自极圆融，论性处但说相近二字，何等跌扑不破！孟子道性善，指出降衷之本，亦自相近内看出，见人人本自有个善，不可陷溺其心，失却本来之体，此与孔子继善成性之说初不相背，然终是孟子说话，不必分别以求其同。习是积习，向不好边处居多，故说相远，又说惟上知与下愚不移。”(41)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认为人之贤愚，主要与后天习染相关，而与人性无关。二是批评朱注。对朱注的批评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

批评朱注增字为训。如《学而篇》“礼之用，和为贵”章，朱注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4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1页。姚舜牧指出：“礼是心体，开口说礼之用，便见此礼用之家庭、用之朝廷邦国，是天下万世所常行的，故紧剔出个和字来。和非于节制之外，更有一段欵浃之意。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天理人情之正当处，是为礼；父子相安于坐立，君臣相安于尊卑，天理人情之顺适处，是为和。用即是礼节，即是和，初非二物。以体字形个用字，以严字形个和字，皆系增出，恐非本章之旨。”(43)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认为朱注解读经文增加了原文没有的意思。

批评朱注释字有误。如《雍也篇》“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下，朱注引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尔。”(4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9页。姚舜牧指出：“罔训不直也，未当。罔，空也，无也，人只有此直理，无此直理，行尸走肉，此人是个空的了，故下个罔字。不直是罔，非罔是不直也，亦要辩。”(45)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里仁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朱注曰：“喻，犹晓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4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3页。姚舜牧指出：“细求此喻字之义，当是不待词说，都无知觉而默与之俱之谓。君子义以为质，无适非义，而不知所谓义；小人亦知远于利，而不觉其趋于利，是之谓喻。《注》训晓字便有知觉，不得此字之旨矣。”在他看来，“义与利要细看，一于理而无私，即涉于利而心实无所为者，是义也；一于欲而不知有理，即冒义而心实有所为者，是利也。君子、小人几微之辨全在此”(47)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

质疑朱注古字通用之说。如《公冶长篇》“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下，朱注曰：“材，与裁同，古字借用。”(4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7页。姚舜牧指出：“抑有疑于古字通用之说。《易》曰：‘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子在陈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此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此三字世儒俱作裁字解。愚谓不知所以裁之，是裁此所成之章，不必说天地之道，气化参差，当自有均节剂量处，如用财者然，故下一财字。此材字即《易》彖者材也，材字从木从才，才如木焉。圣贤大小不同，用之宜各有别，故此下取材二字。凡圣贤用一字自有一字之义，没奈何无此字方通用去，非漫无别于其间，而直云古字之通用也。此虽一字之差，而所关于书义者，实大敢为辩正。”(49)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

批评朱注错简之说。如《述而篇》“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下，朱注曰：“疑此章有错简。‘人洁’至‘往也’十四字，当在‘与其进也’之前。……唯字上下，疑又有阙文，大抵亦不为已甚之意。”(5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0页。姚舜牧指出：“此章原无错误，学者但须认进退二字明白，则语意自了了矣。进者，进而来见也；退者，进之反也。夫子因门人之惑先明自已的心事，说吾一向与人之进不与其不进，独何于今日为己甚哉？有一人焉，洁己以进，正好取其洁而与进之，安保其往日而重绝之耶？此语意极圆融而明彻，此方是圣人矢口之文。若将‘人洁己以进’十四字缀在‘与其进也’上，下承进字，洁字两开说，文虽整齐，然非圣人之文也，非当时夫子答问之意也。学者细读本文数过，自会得。”(51)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

批评朱注经文释义不当。这方面的例子比较多，如《八佾篇》“子入太庙”章，朱注引尹氏曰：“礼者，敬而已矣。虽知亦问，谨之至也，其为敬莫大于此。谓之不知礼者，岂足以知孔子哉？”(5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5页。姚舜牧指出：“尹注虽知亦问，非是本注；敬谨之至，亦较多一层意见。”(53)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公冶长篇》“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下，朱注曰：“宁武子，卫大夫，名俞。按春秋传，武子仕卫，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无道，至于失国，而武子周旋其闲，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凡其所处，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5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7页。姚舜牧指出：“夫子此语，专取其出身以为君，不论到卒，保其身以济君处。若以不避艰险为愚，保身济君为不可及，是教天下以叛其君，而且以成败论人物也，恐非所以为训。”(55)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子罕篇》“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下，朱注中有“此则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5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3页。句，姚舜牧指出：“‘事愈卑而意愈切’语，非是。”(57)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阳货篇》“吾岂匏瓜也哉”下，朱注曰：“匏瓜系于一处而不能饮食，人则不如是也。”(5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7页。姚舜牧指出：“《注》云‘匏爪系于一处而不能饮食’，是责匏爪以饮食也，岂有此理？”(59)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子张篇》“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章，朱注中有“若夫始终本末一以贯之，则惟圣人为然，岂可责之门人小子乎”(6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90页。句，姚氏认为不妥，他说：“洒扫应对总是收摄其身心，令不走作，为他日远者大者之地。所谓蒙以养正，圣功也。小学、大学如何可分得本末，但可分先后耳，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之，极当。《注》‘始终本末一以贯之，惟圣为然，而不可责之门人小子’，此语似欠分晓。”(61)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

三、倡言实学

有鉴于明代朱学日益颓废，无益于经世致用，陈献章遂倡言实学。在他看来，“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我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62)陈献章：《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7页。。所谓实学最主要的是践履笃实之学：“心地要宽平，识见要超卓，规模要阔远，践履要笃实。能此四者，可以言学矣。”(63)陈献章：《陈献章集》，第40页。受此影响，姚舜牧亦主张实学。在解释《学而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章时，他指出：“圣贤之学只是一个诚实，贤贤易色是着实学为圣贤，事父母能竭其力是着实学为孝子，事君能致其身是着实学为忠臣，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是着实学为信友，如此人不谓之学，其孰谓之学？子夏云：‘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盖实与之之辞也。子夏笃信圣人正于此处，见得于此等言语，犹谓其流之弊，真后世鄙儒之见也。”(64)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学为圣贤、孝子、忠臣、信友，就是实学。

具体而言，就为君者而言，在姚舜牧看来，一是要做到爱民，实实在在为民办事。在解释《学而篇》“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时，他指出：“千乘之国，政体民情关系于君人者不小，却各有个道理在此间，一一理会，如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实实皆从心地上用工夫，自然民安事理，而总归于道，故说道千乘之国。敬事是一点兢兢业业之心，信是一点真诚恳实之心，节用是一点惜财省费之心，爱人是一点父母恻怛之心，合民以时是一点爱养民力之心，分之五事，约之一心，而其实总是为民。观敬事下着个信字，节用下着个爱民二字，又说个使民以时，便见得。”(65)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五件事虽都不大，但只有真正脚踏实地才能做好。

二是要富民、教民。在姚舜牧看来，人口多了，就要想法使之富、施之教，“富之教之”乃“王道施为次第”，“民是根本，富、教是灌溉培养，令其长育成材；有此根本，不加灌溉培养，而任其凋零，恶在其为民父母师保也”(66)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六，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这是为君者必须考虑的问题。那么要想实现富民从而富国，如何做呢？他指出，“君之足不足全在百姓身上，不先足百姓，那有足用的日子”，因此“足民乃足用之根本”，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富国问题之道。如果“当年饥而厚取，民病君亦病”(67)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六，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故莫如轻徭减负，实行彻法。

三是要做到放郑声、远佞人。在姚舜牧看来，为邦“大紧要根本在君之心”，而“郑声靡靡，最易淫荡君心，而丧其所守”，“佞人奸诡百出，最能潜夺君心”，如果“君心一移于淫，乐一惑于谗佞，无以开万世之太平也”，“而至于倾殆国家，此其害不小，所以当放之远之，不可一为所移惑”(68)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

就为臣者而言，要践行实学，在姚舜牧看来，一是要做到事君勿欺，他说：“勿欺，是人臣彻始彻终之道。自盟诸幽独，可质诸鬼神，凡忠君体国以尽其分者，始终主此一念；而于当犯处尤大得力，无谄谀，无顾望，无畏懦，直从此纤发无欺处发出来。有犯而无隐，全是积诚以感动，是之谓臣道”(69)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六，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二是要做大臣而不是具臣。在姚舜牧看来，大臣以道事君，故能成大事，“大臣以道德胜，故其事君必以道而不苟，不可则止者，其机不相入，则奉身而退耳。待君重，自待亦重，此之谓大臣”；而具臣是备位充数之人，“具臣那知此道”(70)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六，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故不能有所作为。三是要做到“敬其事”。在姚舜牧看来，“敬是此心之兢惕，事君者事之以此心，即日钦钦共其事，犹若有瘝旷焉者，而暇及利禄哉？后是全然不较意，此言真可为万世人臣训”(71)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

就普通人而言，在姚舜牧看来，为学要从小抓起，从小事入手，“随地随事皆学，而又时时习之，无少间断”(72)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时刻不放松，将邪念扼杀在萌芽状态，此之谓真教实学。在诠释《学而篇》“弟子入则孝”章时，他就此阐发道：“方孩提时便知爱，稍长时便知敬，不见其谨信，却无放肆虚伪；不见其泛爱众，却无形骸尔。我不见其亲仁，却能分个好歹；不知学文，却不移于外习，此是何等样好！至弟子时，知识渐以开，真性渐以失，此间最须保护收摄，故以弟子起语，其实是责成为父兄者一出入也，毋使之嬉游，则孝焉，则弟焉，使常存赤子之爱敬，慢易不可，而伪妄尤不可，必使之谨而信焉；憎嫌不可，而比狎尤不可，必使之泛爱众而亲仁焉。行此数者时，或稍有余力，则以学文，稽之经史典籍，既以开明其德性，而实以完固其真纯，此父兄之教宜先，而子弟之率宜谨者。《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正是于此处得力。此要味三则字二而字，以此养蒙，所谓无一时放过，而使无一念走作，是谓真教训。”(73)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不同年龄段，需要学习的内容也不一样，但所学都贯穿着“蒙以养正”的目的。姚氏还提醒人们，在求学过程中，要注意时刻在心上想着为人谋要忠、与朋友交要信、需要传承的东西要接续，并践行之，这才是真学。他说：“学须于大头脑处理，会大紧要处着力。此三事莫看小了，人一生只有此三事。为人谋必如尧、舜之为君，禹、皋、稷、契之为臣，孔子之为天下万世师，此方是忠；与朋友交必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方是信；传必如舜承执中之训复举以命禹，此方是习。此岂是易易事？而此忠、此信、此习之能与否，又却俱在心苗上，人所不及知之地。曾子之省，全于独知之地用功，所以独得孔子之真传。”(74)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在他看来，求学需下老实工夫，才能求得仁德：“仁是心德，本常在腔子内，只为无下老实工夫，便驰逸于外耳。博学是事事求天理，而笃志又务欲体其实，切问是真真询天理，而近思又反以会其真，此是勉勉循循下老实工夫。学者如此用功，吾心本体自常收敛于内而不驰，故曰仁在其中。”(75)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姚氏进而指出，“论人品不以自洁为高，而以济世为大。盖天之生人要使有用于世，不使自洁其身而已者”，因此，为学之目的就在于成为能“经世的大人，方其穷居，砥砺名节，寻求所志，必为天下第一等人；及到行义时，又务达吾平日所志之道，以大涵养为大设施，不求一善以成名，不止一身之自洁，此圣贤豪杰”(76)姚舜牧：《重订四书疑问》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六经堂刻本。。

由上可见，在《重订论语疑问》中，受陈献章之学的影响，姚舜牧一方面积极阐发江门心学思想，批判朱学；另一方面，面对明末蹈虚之学风，极力倡言实学，以求挽救明末之危机，这在明末阳明心学泛滥的情形下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