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冶

元儒倪士毅（1303—1348）《四书辑释》一书，在近世中国未受到特别的关注，这与它在明清思想史上的实际作用及其对东亚儒学的深远影响并不相称。20 世纪80 年代起，佐野公治、顾永新等学者注意到《四书辑释》在元明“四书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复杂的出版流传情形之历史价值，《四书辑释》与明代官修《四书大全》二者的承袭关系也得到梳理和提揭。(1)佐野公治著，张文朝、庄兵译，林庆彰校订：《四书学史的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第212—223 页。顾永新：《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501—547 页。周春健：《元代四书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刘成群：《元代徽州理学家群体与新安理学的传承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朱冶：《倪士毅〈四书辑释〉研究——元代“四书学”发展演变示例》，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元明朱子学的递嬗：〈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闫春：《〈四书大全〉的编纂与传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然而《四书辑释》在东亚儒学史上，尤其是近世朝鲜儒学史上的影响和价值，尚未得到学者的充分讨论。(2)金镐：《18 世纪后期朝鲜朝廷的中国图书收集及其学术风尚——以〈奎章总目〉为讨论的范围》，《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 年第1 期，第123—124 页。本文总结该书在明清中国的流传及衍化情形，重点考察它传入朝鲜半岛后的影响与传播历史，由此探讨近世儒学在东亚传播与发展的实例与表现。

一、在明清中国的流传和评价

《四书辑释》成书于元中后期。作者倪士毅是元代新安理学的代表人物，从学于当地名儒陈栎，为朱熹五传弟子。(3)（清）黄宗羲撰，（清）全祖望补：《宋元学案》卷70“沧洲诸儒学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2359 页。宋末以来的朱子后学，渐发展出不断补充程朱经传的诠释传统，学者用功的重点在于对程朱经典疏解的再选择和再阐释。(4)朱鸿林：《丘濬〈朱子学的〉与宋元明初朱子学的相关问题》，载《儒者思想与出处》，北京：三联书店，2015 年，第202—204 页。倪士毅元统元年（1333）起意编写《四书辑释》，在陈栎《四书发明》、胡炳文《四书通》两种同类著作的基础上，重新对宋元《四书》疏解“采择诠次”而成“新”作品。倪氏至元三年（1337）完成《四书辑释》初稿（以下统称“初纂本”），此初纂本由建阳书坊日新堂购得，并于至正元年（1341）刊刻，次年完成并出售。初纂本完成后，倪士毅持续修订《四书辑释》（以下统称“重订本”），期望日新堂以后刊行其重订本。然此重订本直到明正统五年（1440）才以合编本的形式刊布。

《四书辑释》在明代无单行本刊印，多以合编本的形式出现。明永乐四年（1406）建阳博雅书堂本，将初纂本《四书辑释》与王元善《四书通考》等合编刊刻。宣德、正统年间，王逢、刘剡又将重订本《四书辑释》与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王元善《四书通考》、王逢《四书通义》等书合编，书名全称《重订四书辑释章图通义大成》（以下简称“《通义大成》”），此即正统五年建阳詹氏进德书堂本，其后有正统十年进德书堂补修本。总之，《四书辑释》在明代编刊情况复杂，呈现出“滚雪球”的发展模式。(1)顾永新：《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上册）》，第501—529 页；《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2 期，第104—113 页。

《四书辑释》在元末明初颇为流行，这得益于它清晰简明、严谨少疵等优势，也离不开建阳坊刻的推广。明初学者杨士奇称，自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出，朱子后学“著述推广发明之者，无虑十数家”，然明初士人诵习的《四书》疏解著作中，以吴真子《四书集成》和倪士毅《四书辑释》最多，两书相较之下，“《集成》博而杂，不若此书多醇少疵”(2)（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7，《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3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585 页。。永乐朝敕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以下简称“《大全》”），主要以《四书辑释》为底本编纂而成。清初顾炎武指出《四书大全》对《四书辑释》“特小有增删”(3)（清）顾炎武著，张京华校释：《日知录校释》卷20“《四书五经大全》”条，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745 页。，清中叶《四库全书》馆臣亦认为前者“因倪士毅《四书辑释》稍加点窜”(4)（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36“《四书大全》”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301 页。而已。随着《四书大全》被颁行天下，《四书辑释》所阐发的宋儒义理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影响。

然自《大全》定为一尊，《四书辑释》却未因此彰显。明前期河东大儒薛瑄是在《四书大全》颁行后，仍留意《四书辑释》价值的为数不多的学者。(5)朱冶：《试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对明儒薛瑄〈读书录〉的影响》，《华中国学》第二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277—283 页。他甚为推重《四书辑释》，认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外，此书“最为精简”，与其他“割裂旧说，附会己意，但欲起学者之观听，图己名之不朽，驳杂浩穰，害理尤甚”的程朱疏解著作有显著不同。(6)（明）薛瑄著，孙玄常等点校：《读书录》卷8，《薛瑄全集》第二册，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 年，第840 页。薛瑄主张回归各经本旨、删削程朱疏解，他给予《四书辑释》上述评价可谓不低。随着官定《大全》的流布，《四书辑释》益为《四书大全》所掩辉，鲜少得到学者关注。明中后期杨守陈、蔡清等儒者引述“新安倪氏”“倪氏《辑释》”之语进行义理辨析，实都以《四书大全》为主要讨论对象。(7)朱冶：《蔡清著作〈四书蒙引〉的背景、意义及其对〈四书大全〉的修正》，《华中国学》第一卷，2013 年，第141—156 页；《杨守陈九经〈私抄〉的撰著背景及用意》，《华中国学》第八卷，2017 年，第81—89 页。

清代学者对《四书辑释》的总体评价不高。这与顾炎武、朱彝尊等明末清初士人反思《大全》等官定经典对学风、士风的消极影响有关。顾炎武直斥《大全》为“经学之废，实自此始”，认为《四书大全》袭自《四书辑释》，然“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8)（清）顾炎武著，张京华校释：《日知录校释》卷20“《四书五经大全》”条，第745—746 页。《四库全书》馆臣将《重订四书辑释》《四书通义》均列为“四书类存目”，显然不作取重。他们虽承认《重订四书辑释》“是已为书贾所改窜，非士毅之旧矣”，却也讥讽此书具有“抄袭”传统，其实质不过“转相稗贩”而已。(9)（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37“《重订四书辑释》”条，第309 页。更有甚者，《四库全书》馆臣根据署名倪士毅的另一本书——《作义要诀》，认为《四书辑释》“殆亦为经义而设”，进而推论《大全》是纂修官以“夙所诵习”的这类举业用书“剽剟成编”。(10)（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36“《四书大全》”条，第301—302 页。清儒对《四书辑释》内容性质及学术价值的判断，有失偏颇，却对后世影响甚深。

总之，《四书辑释》这部集大成式的宋元“四书学”经典，在明清中国备受“冷遇”。该书成于元代，刊于元末，明代与其他“四书类”著作合编刊行。作为明代官修《四书大全》的底本，《四书辑释》对明代读书人经典研习、自我修养有重要影响。然明初学者尚以“醇、精、简”等语赞许它，视之为辅翼《四书》经注的好读本，明中后期儒者却渐将其忽略不提。清代学者指摘《四书辑释》内容来自“转相稗贩”、专为科举考试而设，则令此书背负更多误解。可以说，《四书辑释》在明清中国未因《大全》而显著，却因《大全》而益衰。

二、在朝鲜半岛的流衍

《四书辑释》在朝鲜半岛的流传，与《四书大全》东传朝鲜并发挥影响的历史息息相关。明永乐朝《大全》编成后即赐予朝鲜，此后还有多次请赐并颁予朝鲜的记载。(1)周中梁：《15 世纪初的明、鲜官方图书流通与文化交流》，载《珞珈史苑》2015 年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78—179 页。蔡英兰：《朝鲜时期〈大学章句大全〉版本研究》，复旦大学古籍所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四书大全》是朝鲜王朝科举考试的重要读本，在经筵制度中亦发挥重要作用，其底本《四书辑释》自然受到李朝人士的青睐。然《四书辑释》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要早于《四书大全》永乐间颁赐朝鲜。

1.高丽末木刻本《四书辑释》

早在明洪武初年，高丽已有晋州牧开板的《四书辑释》木板本，证实《四书辑释》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可能在元末。

韩国诚庵古书博物馆资料室，藏有高丽恭愍二十年（1371，洪武四年）晋州牧开板《四书辑释》木板本残本。(2)据韩国古籍综合目录系统，https: //www.nl.go.kr/korcis。据著录，现存《中庸朱子或问》一册，十三行二十四字，注双行，四周双边，上下向黑鱼尾。版式与元至正二年日新堂刊本《四书辑释》基本一致。

2.世宗末活字本《四书辑释通义大成》

除单行本《四书辑释》外，合编本《通义大成》也传入朝鲜，朝鲜世宗朝（1418—1450）用活字予以重新刊印。如前所述，《通义大成》正统五年（1440）初刊，正统十年补修再刊，此时已是朝鲜世宗朝后期。世宗朝活字本《通义大成》在18 世纪末已传世较少，一如朝鲜正祖李祘（1752—1800）所言：“昔在世宗朝，新铸活字，印颁《四书辑释通义大成》，而历年既久，印本无传。”(3)正祖（朝鲜） ：《重订四书辑释三十八卷》，《弘斋全书》卷182《群书标记》，第535 页。本文所引李朝学者文集均据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原书影像著录，http: //db.itkc.or.kr。世宗朝大兴活字印刷，有庚子字（1420，世宗二年铸字）、甲寅字（1434，世宗十六年铸字），世宗末活字本《通义大成》即采用其中一种印制。

3.明宗至宣祖初金属活字本《四书辑释通义大成》

朝鲜明宗至宣祖初，又以金属活字重印《通义大成》。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尊经阁、诚庵古书博物馆等机构，现均藏有金属活字本《通义大成》残本。著录为明宗至宣祖初（1546—1575）刊，采用甲辰字（1484，成宗十五年铸字）刊印，十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四周双边，内向3 叶花纹鱼尾。(4)据韩国古籍综合目录系统，https: //www.nl.go.kr/korcis。

4.正祖朝重编《四书辑释》

《四书辑释》在朝鲜正祖朝（1776—1800）地位尤殊，甚至与《四书大全》比肩。正祖亲自参与《四书辑释》的重编重订，旨在将单行本《四书辑释》从合编本《通义大成》中脱离出来，重回倪士毅之书的原貌。

《四书辑释》重编事情一波三折，跨越近三十年，前后经历两个阶段。正祖自述：

岁壬辰（英祖四十八年，1772），予在春邸，得世宗朝活字木本铜铸十五万字，思欲重刊世宗朝刊行之书，以继述盛事。遂下内藏倭刻《通义大成》一部于宾僚，凡其《约说》《章图》《通考》《通义》等后人所附益者，并皆删去，但取倪氏旧本，缮写校对。每一编奏，亲加勘订，阅屡岁未克完。及夫御极以后，机务靡暇，遂未遑印颁，而书亦不知所在。己未（正祖二十三年，1799）冬，偶检《编书标题》，闻其书在故宾客徐命膺家，亟取而观之，如逢故人，为之解颐。遂命诸臣分任校阅。其与永乐所刊《四书》，字有异同处，逐加标注于格上，引用先儒姓氏之义例不一者，亦皆博考厘正。(1)正祖（朝鲜） ：《重订四书辑释三十八卷》，《弘斋全书》卷182《群书标记》，第535 页。

由上可知，早在英祖朝，王位继承人李祘已着手删削《通义大成》，初稿未及完成，四年后李祘即位，无暇继续。期间虽对此事念念不忘，直至晚年才得以重续。然次年六月因病去世，重编事不了了之。文中《编书标题》一书，又名《群书标记》，是正祖朝王室主持编纂的重要目录书，正祖二十三年已成初稿。(2)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二册《题解》，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907 页。以上正祖所言，与《承政院日记》《内阁日记》等官方记载，以及儒臣徐命膺（1716—1787）、徐滢修（1749—1824）父子等的个人记述皆可互证。(3)《承政院日记》记载重编《四书辑释》事较详，正祖二十三年（1799）十二月二日条。据《承政院日记》检索系统，http: //sjw.history.go.kr/main.do。当中值得注意处有二：

其一，正祖朝重编《四书辑释》的底本，是日本传入朝鲜的“倭刻《通义大成》”，这是近世东亚汉籍传播过程中多元互动的体现。世宗朝活字本《通义大成》不易得，正祖朝只得采用和刻本《通义大成》为底本编订《四书辑释》。检《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此应为日本宽文十一年（1671）和刻本《通义大成》，书目著录“元倪士毅辑释，王逢订正通义”，分卷情况也基本吻合。(4)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东京：汲古书院，2006 年，第46 页。

其二，正祖朝重编《四书辑释》的做法，乃删去《通义大成》中《约说》《章图》《通考》《通义》等合编内容，仅保留《四书辑释》原书。此正是倪士毅精心修订、期望书商予以再刊的重订本《四书辑释》。除恢复原书外，正祖亦注重考辨书中讹误，辨析其与《四书大全》字句、义例异同。他校阅臣下所呈重编稿后，举例《论语》《孟子》注疏中错漏处，申明重编旨意：“吾所以积费经营，必欲梳洗刊布者，不但以其首出之全书而已。第于其中，朱训之错引，先儒之误系，种种踈舛，不可不厘正。”(5)徐滢修（朝鲜） ：《敬跋御札论〈四书辑释〉后》，《明皋全集》卷10，第216 页。

总之，18 世纪朝鲜王朝删削重编《四书辑释》，以求程朱以下“《四书》注疏之最善本”(6)同上。。其为朱子学做减法的做法，与明中期中国合编《四书辑释》的路径大相径庭。朝鲜正祖数十年间积极于重编《四书辑释》，所成之书已具规模，未及刊印。然李朝后期儒学趋向于回归朱子本旨的特色，由是可见。

5.纯祖初重印《四书辑释》未成

纯祖四年（1804），纯祖李玜欲重印正祖御制《群书标记》中所列诸书，与时任检校直阁的沈象奎（1766—1838）等人商议。沈氏先是推荐“编帙不多，便于入印”的《四书辑释》《大学类义》《审理录》等书，或是正祖甚为重视的《周易古本》。然在进一步商讨优先刊印的书籍时，《四书辑释》未被选中。据《纯祖实录》载：

上曰：“诸书中，先印《四书辑释》为好乎？”（沈）象奎曰：“此亦好矣，而此书则卷帙稍多，亦多有不可不重加校正处。臣意则《大学类义》已为割付精校，最便于先印。且此书，臣亦尝仰聆先朝下教，则自在春邸时，亲御丹铅之工，裁择删节，积费圣聪。今若印此，则可以仰补圣学，有裨治道。编帙亦简，印工不难矣。”从之，仍命以生生字印之。(7)《纯祖实录》卷6，纯祖四年十二月六日辛酉条，据朝鲜王朝实录检索系统，http: //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do。

生生字，是正祖十六年（1792）仿清朝《四库全书》聚珍版式，取《字典》字本的木刻活字。正祖朝重订的《四书辑释》至此仍未得到刊印，最终改印卷帙较小、校订精详的《大学类义》一书。后者是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和明代丘濬《大学衍义补》的节略本，由正祖御批裁定而成。(1)朱鸿林：《理论型的经世之学——真德秀〈大学衍义〉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丘濬〈大学衍义补〉及其在16、17 世纪的影响》，载《儒者思想与出处》，第80—128 页。尹贞粉：《朝鲜（中后期）的儒教政治和〈大学衍义补〉》，载《明清史研究》（韩）第20 号，2004 年，第103—124 页。陈亦伶：《〈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在朝鲜的接受与再生——以〈琼屑糕〉等相关文献为中心》，《经学研究论丛》第二十二辑，新北：华艺学术出版社，2015 年，第79—94 页。

综上所述，《四书辑释》元末明初已传入朝鲜半岛，随后被翻印重刻，世宗朝新铸活字将其重新颁印。正祖朝以和刻本《通义大成》为底本，重新编订《四书辑释》，以期成为《四书》注疏善本。纯祖时期也有重印《四书辑释》的计划。整体而言，《四书辑释》在朝鲜半岛数百年来持续受到关注和重视，它对朝鲜士人的儒学探研与习学也有深刻影响。

三、对朝鲜李朝士人的影响

随着《四书辑释》在朝鲜的传播，它在士人中亦引起不小回响。16 世纪李朝士人在日常举业学习中，除诵读《四书大全》之外也读《四书辑释》。明、宣时期著名学者卢禛（1518—1578），少时已熟读《大学章句辑释》。(2)卢禛（朝鲜） ：《年谱》，《玉溪集》卷6，第297—298 页。正是在不断的儒学研习之中，朝鲜李朝士人注意到《四书辑释》优于《四书大全》之处。17 世纪初李朝学者权省吾（1587—1671）即称：“元儒道川倪氏集诸家说为《辑释》，《大全》因之而往往有讹谬处。”(3)权省吾（朝鲜） ：《小注考疑识》，《东岩先生文集》卷9，第349 页。事实上，寻求并转向《大全》的诸多取材底本，成为17 世纪朝鲜王朝程朱学者的思想新动向。

朝鲜肃宗时代儒学家朴世采（1631—1695）对《四书大全》的编纂底本颇为关心。他称：

永乐之《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此今日天下之所共诵习也。唯其古今书籍之羽翼经书者，亦当随类考据，可尽其义。……《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似皆各有所本，《性理大全》则大体本于群书，《四书章句集注大全》则分注式例本于《集成》《辑释》二书。尝见《辑释》，乃倪氏士毅所纂，故一用陈定宇（栎），胡云峰（炳文）二师说，参以诸家议论。唯《集成》尚不得见。今《大全》所有而《辑释》所阙之，必类皆出于《集成》无疑矣。且念文公传注之后，诸儒发明其旨者甚多，唯陈、胡、饶双峰（鲁）三家各得大义。如有全书，幸更博询于书肆也。(4)朴世采（朝鲜） ：《与崔汝和别纸》，《南溪先生朴文纯公文正集》卷31，第98 页。

《四书大全》凡例及书中所称引的宋元疏解书，除《四书辑释》之外，尚有《四书集成》《四书发明》《四书通》及饶鲁、金履祥、许谦等宋元程朱学者的著作。朴世采所见《四书辑释》为朝鲜活字本《通义大成》残本。其他著作朴氏苦于未见，遂于同志友人间多方探求。他与宋时烈（1607—1689）、崔锡鼎（1646—1715）、李喜朝（1655—1724）等学者的书信中，反复申述对上述著述的汲汲探寻之意。这显示官定《大全》此时已无法满足李朝儒士研习朱子学的诉求，故他们“溯本追源”，追寻比《大全》更早的宋元疏解书。

17 世纪朝鲜儒者寻求《大全》底本的现象，为朝鲜儒学传播过程中特有之情状。一方面，尽管中朝书籍交流频繁，部分中国典籍在朝鲜仍很少见。譬如元明中国流播甚广的《四书集成》，在朝鲜却难觅踪迹，朴世采因此书“不知为何人所纂，在于何家，亦未知颁行于东方否也”而困惑不已。(5)朴世采（朝鲜） ：《答宋尤斋别纸》，《南溪先生朴文纯公文外集》卷3，第290 页。金履祥《大学疏义》、许谦《读四书丛说》等书更是无从可见，朝鲜学者深知其“多有补于圣经，而终无得见之路”(6)朴世采（朝鲜） ：《与李同甫别纸》，《南溪先生朴文纯公文外集》卷5，第336 页。。另一方面，朴世采等学者重视早于《大全》的宋元疏解书，乃是朝鲜王朝17 世纪、18 世纪儒学发展之特点的展现。他们认为较早的、更接近本源的宋元疏解，更能得朱子大意，有补于程朱传注。此特点在18 世纪朝鲜学者思想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李朝后期《四书辑释》的推举者中，徐命膺、徐滢修父子观点最为鲜明、影响尤著。他们参与多项国家编纂工程，其看法是18 世纪末朝鲜主流学术意见的写照。徐氏父子先后参与《四书辑释》的重编工作，对《四书辑释》《四书大全》二者的辩证关系有深入思考。

首先，《四书辑释》与《四书大全》的关系得以重新定义。徐命膺以“醴”与“酒”、“缁”与“冠”的关系比喻二书，认为《四书辑释》是《四书大全》的“醴”和“缁”。他称：

酒之始，醴也，及盎醍诸齐，极其丰腆，然必以醴为上者，不忘本也。冠之始，缁也，及皮爵诸弁，极其文章，然必以缁为先者，不忘初也。……夫缁之质，若不及皮爵之文；醴之淡，若不及盎醍之旨。然旨生于淡，文生于质，源流深浅，固不可诬。故善学者于其质且淡也用力焉，而文且旨也，自有以驯致。(1)徐命膺（朝鲜） ：《重镌四书辑释序》，《保晩斋集》卷7，第201—202 页。

换言之，《四书辑释》是《四书大全》的研究基础，也是更接近朱子本意的《四书》疏解。儒者读书研习，更应回到《四书辑释》上来用力。因此，徐氏父子以“洗出本书真面目”为宗旨重编《四书辑释》，并视此为“卫经翼道之一大事业也”(2)徐滢修（朝鲜） ：《答有榘》，《明皋全集》卷5，第109 页。。

徐氏的上述认识，显示李朝后期《四书辑释》《四书大全》两书地位的升降。一则，《四书辑释》的地位被推崇至极，成为朝鲜儒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经典。徐命膺声称“《辑释》不可无于斯世也”(3)徐命膺（朝鲜） ：《重镌四书辑释序》，第202 页。，徐滢修亦慨叹“有志经学者，固不可一日无《辑释》，而得此天下所无之完本，亦天所以启佑东人也”(4)徐滢修（朝鲜） ：《答有榘》，第109 页。。再则，《大全》颁行对《四书辑释》传播的影响也得以申明。徐命膺称“至皇明推演《辑释》以为《大全》，则《大全》遂盛行于世，几乎家藏人蓄。而《辑释》一书，顾乃沉沦隐晦，学者往往不知其名”(5)徐命膺（朝鲜） ：《重镌四书辑释序》，第201 页。。徐滢修则直接批评“《辑释》之因《大全》掩晦，尤系斯文之不幸”(6)徐滢修（朝鲜） ：《答有榘》，第109 页。。

其次，《四书辑释》《四书大全》二书编纂质量的优劣，徐氏亦有观感。徐命膺赞同明儒薛瑄所论，对《四书辑释》称赞有加，他称：“臣尝得世宗朝印本《辑释》而读之。其言约，故其思易。其思易，故其义明。类非《大全》汗漫之比矣。后考明儒薛氏当《大全》新刊之时，已厌其支离，而乃独眷眷于《辑释》。”(7)徐命膺（朝鲜） ：《重镌四书辑释序》，第201—202 页。徐氏给予前者精简明晰、后者失之繁漫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同时，《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取材底本的编纂特色，此时也被重点揭示和评说。徐滢修称“自《大全》之行，经学之废，今且几百年所。就前人已成之迹，抄誊一过，以误当时之学术，以胶后人之耳目。竹垞（朱彝尊）所云‘岂不顾博物洽闻之士见而齿冷者’，诚为实际语”(8)徐滢修（朝鲜） ：《答有榘》，第109 页。。他引述清儒朱彝尊的说法，批评《大全》抄书之责。

徐氏父子有关《四书辑释》《四书大全》地位的新看法，在18—19 世纪的朝鲜颇有同道者。朝鲜正祖对前书之益、后书之弊多有申说，他痛陈：“先儒以经学之坏，谓始于永乐《大全》之行，实非过语也。……而以此纰缪之本，诖误后学者，且几百年。”(9)徐滢修（朝鲜） ：《敬跋宣赐三经四书后》，《明皋全集》卷10，第203 页。徐滢修之侄徐有榘（1764—1845）亦认为：“《辑释》之出，去朱子不远，又能集群书而一之，详简得宜，颇称精切。一自永乐中儒臣胡广等承命纂修《四书大全》，颁之学宫，而《辑释》遂废。然《大全》全袭《辑释》，少有增删，其详其简，反不如旧。《大学、中庸或问》则间多讹误。”(10)徐有榘（朝鲜） ：《上仲父明皋先生论四书辑释书》，《枫石鼓箧集》卷3，第236 页。他还举例《四书大全》错改《四书辑释》之处，以证《四书辑释》优于《四书大全》。著名文臣成海应（1760—1839）也谓：“今东国《四书》刊本，惟永乐《大全》也。当时学士胡广等用元儒倪士毅《四书辑释》，稍点窜之，然其详简，或不如倪氏所定。我朝以皇明颁赐之故，亦用是取士。”(1)成海应（朝鲜） ：《东儒四书辑注例说》，《研经斋全集》卷14，第338 页。同样秉持《四书辑释》胜于《四书大全》的论断。

李朝后期学者对《四书辑释》《四书大全》关系的上述观点，明显受清儒的影响甚深。其称引的“先儒”之言，在顾炎武、朱彝尊、《四库全书》馆臣等的言论中均能找到出处。清代学术对朝鲜儒学的影响，既来自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2)邢丽菊：《韩国儒学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孙卫国：《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8 年。也受书籍传播的直接影响。前述李朝学者论及《四书辑释》《四书大全》二书时，常引《日知录》《经义考》《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四库全书总目》等书为据，可见清代书籍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上述例证亦表明，近世朝鲜儒学虽仍以宋明儒学为基础，但能汲取清代考据学文献考证的方法，注重寻求经典的文献来源并加以考证、整理和重编，正祖朝编订《四书辑释》的工程即其表现。

18 世纪朝鲜士人反思《四书大全》之弊、重审《四书辑释》的价值，也来自其儒学发展的切实需要。徐有榘曾指出：“皇明永乐年间，命儒臣纂次《五经四书大全》，颁之学宫，而经生学士奉之为律令。其童习而白纷者，要不离乎胡广、解缙之《四书大全》，而不知《大全》以外更有何书。试问以孔、郑以来相传之统，马、王诸家同异之辨，则十覆而未能一对。夫如是而欲望其章一代教学之功，继千古儒林之绪，噫！亦难矣哉。”(3)徐有榘（朝鲜） ：《十三经对（抄启应制）》，《金华知非集》卷10，第496—497 页。《大全》颁布虽有益于“一道德同风俗”儒家理想的实现，却不利于培养真知实用的人才。李朝学者立足于国家学术的发展，思考对朝鲜士人影响至深的《大全》之弊，进而调整学术发展方向。他们结合清代考据学的启示，追溯更接近朱子原貌的文献读本，作为《四书大全》蓝本的《四书辑释》遂成为朝鲜儒者的首选。

朝鲜李朝后期学者对《四书辑释》的重视，彰显其有别于清代学术的新发展。前文已述，明清中国的学者大多不重视《四书辑释》，清代《四库全书》馆臣也对此书评价甚低。然对于18 世纪的朝鲜儒者而言，《四书辑释》不仅是“不可无于斯世”“尤可传不可没者”的朱学巨著，甚至成为其他“四书类”著作的阅读基础。徐有榘称：“但《辑释》出后，元明以来如《蒙引》《存疑》《困勉录》诸书，皆可续采。”(4)徐有榘（朝鲜） ：《上仲父明皋先生论四书辑释书》，《枫石鼓箧集》卷3，第237 页。然在清人的评判中，明儒蔡清《四书蒙引》、林希元《四书存疑》、清代学者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诸书的重要性是远高于《四书辑释》的。(5)朱冶：《蔡清著作〈四书蒙引〉的背景、意义及其对〈四书大全〉的修正》，第142 页。

16—19 世纪朝鲜士人有着对《四书辑释》持续的研习热情和行动。从16 世纪卢禛早年习读《四书辑释》，到17 世纪权省吾、朴世采等不满于《四书大全》的讹谬疏漏，寻求更早的《四书》疏解读本，再到18 世纪末徐氏父子为代表的高级官员反思《大全》之弊，辅助正祖重编《四书辑释》，《四书辑释》与《四书大全》在朝鲜王朝的地位实有升降：前者从辅翼后者的编纂底本，升格为优于后者并更接近朱子本旨的疏解善本。李朝士人对《四书辑释》观感之变迁，一定程度上受同时期明清主流学术看法的影响，亦有自身的思考和特色，体现了朝鲜后期儒学以考据学方法充实朱子学的特点。

结语

《四书辑释》在近世中、朝儒学发展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独具意义。在中国，它是宋末至明初“四书学”的集大成之作，并成为明代官定《四书大全》的编纂底本，随即被《大全》掩辉。在朝鲜半岛，它被推崇为“启佑东人”的儒学宝典，其地位逐渐超越《四书大全》，升格为更接近朱子本义的“《四书》注疏之最善本”。《四书辑释》在近世中、朝儒学发展史上的不同境遇，体现了东亚儒学传播与交流中的相互影响与各自表现。在清代学者集中反思程朱理学的思想潮流下，朝鲜儒者亦通过重编整理《四书辑释》等行动，致力于朱子学的新发展。

《四书辑释》亦提供了近世东亚儒学传播与回响的一个有趣例证：它不仅在朝鲜半岛多次翻印，也传入日本等东亚汉文化圈诸国。朝鲜正祖朝重编《四书辑释》之际，在未访求到该书的中国刻本、朝鲜活字本时，取用和刻本《通义大成》为底本，进行重编和再加工。《四书辑释》的传播与影响历史，呈现出东亚典籍多元传递与衍化的复杂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