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代朝

(1.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广西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6)

1920年秋，桂林学生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组建新中国学社。学社成员办刊、办校，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展新村试验，并在孙中山指引下研究俄国革命，学社因此成为广西“最早研究社会主义团体”。[1]受广西时局动荡和骨干外出求学等因素的影响，新中国学社于1923年解散。1926年7月，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桂林县支部成立。[2]中共桂林县支部的三位骨干，即支部书记李征凤、组织干事罗瑞成、宣传干事苏鸿基都曾是新中国学社成员。新中国学社为中共桂林县支部的建立和壮大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储备。然而，目前学界对新中国学社和中共桂林县支部的研究甚少①，且有关研究中有表述不准确之处②，对二者的关联考察更是缺乏，这不利于准确把握、评价二者在桂林早期革命斗争中的历史贡献。在中共建党百年的重要时刻，系统梳理新中国学社与中共桂林县支部的历史足迹与内在关联，显得十分必要。

一、新中国学社为中共桂林县支部的成立营造了思想氛围

新中国学社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五四运动中，桂林学生联合会成员因理想分歧而发生了分化，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先进分子于1920年秋成立了新中国学社。学社第一任社长李文钊(后改名李铭勋)在《“五四”运动在桂林》一文中表示，学社冠以“新中国”，表示“新中国”是大家的憧憬、愿望和奋斗目标；之所以叫“学社”而不叫其他党会，则意在表明学社的性质是学术的而不是政治的；学社以“结合同志、砥砺身心、研究学术、参加救国运动”为主旨，以“平等、博爱、互助、自由”为信条，以“吸烟、酗酒、赌博、宿娼”为禁例。[3]学社的大部分成员都在桂林学生爱国会和桂林学生联合会共事过，年龄相近，志趣相投，情谊深厚。

新中国学社成立后，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活动。

一是学习、交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新中国学社设有图书阅览室，社员可以阅览《新青年》《民国日报》和北京的广西籍学生会会刊《桂光》、广西留穗学生会会刊《疾呼》等报刊。学社在1920年秋冬间创办了社刊《新中国学社会刊》，介绍当时的各种新思潮、新学说，并刊载社员的文艺创作。学社还针对即将升入中学、大学的学生开办补习班，补习国文、英语、数学等课程。

二是开展“新村运动”。一战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等思潮涌入中国，卢梭、易卜生、克鲁泡特金、巴枯宁、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思想都引起了新中国学社成员的关注和探究。在众多的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思潮提倡的“新村运动”对学社影响较大。学社负责人曾一度想把学社办成一个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互帮互助、平等团结的“新村”。在学社内部，依照成员特长，成立了织布、油印、誊写等生产小组，如：谢慧英字写得漂亮，就在誊写组从事誊写工作；莫佩琼擅长手工，就在织布组中织布。[4]不过，“新村运动”因多种原因未能持续而停办。

三是开始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俄国推行平等对华政策，并扶持中国革命。而在巴黎和会上，欧美列强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任意欺凌中国。二者的鲜明对比让李文钊、李征凤、苏鸿基、谢铁民、粟丰、黄锦辉、廖梦樵、周子昆、罗瑞成等新中国学社骨干将目光转向了俄国，开始接触和了解马列学说、俄国十月革命。1921年12月，孙中山因讨伐陆荣廷势力而来到桂林。在桂林期间，他接见了新中国学社代表李文钊、李征凤和谢铁民三人。据李文钊回忆，孙中山对他们说：“你们想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最好先从研究俄国革命起，我现在也正在进一步研究这个伟大的国家。”[5]这次接见对学社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学社成员进一步深入进行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研究。

1922年4月孙中山返粤，广西境内的陆荣廷旧部卷土重来。面对军阀混战困局，新中国学社部分成员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求学，继续探寻革命真理。新中国学社社址亦被桂系军阀沈鸿英部队占领。1923年初，新中国学社解散。

虽然新中国学社被迫解散，但其功绩不可磨灭。面对外有列强侵略、内有桂系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学社成员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开展“新村运动”试验，并经过孙中山的指引，逐渐将目光聚焦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赞同“以俄为师”的革命道路。这就为桂林早期党组织——中共桂林县支部的建立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

二、新中国学社为中共桂林县支部的成立提供了干部准备

1925年12月，经中共广东区委批准，中共梧州地委成立，负责领导广西全省党的工作。梧州地委成立后，相继委派李征凤、罗瑞成、胡佩文、苏鸿基、谢铁民等中共党员到桂林筹建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李征凤等人抵达桂林后，皆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和在国民党桂林县党部任职的特殊身份，将原新中国学社成员、国民党桂林县党部执委秦志俊、钟廷普和职员汤显达等人发展入党。至1926年7月下旬中共桂林县支部成立时，已有10名党员，其中7名曾是新中国学社成员，详见表1。

表1 中共桂林县支部成立时10名党员信息简表

从表1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新中国学社为中共桂林县支部提供了人才储备。根据笔者掌握的信息，中共桂林县支部成立时的10名党员中，除无法确定胡佩文、汤永康、秦骥是否加入新中国学社，其余7人都曾是新中国学社成员。二是共产党员在桂林国共合作中承担了重要职责。李征凤担任国民党桂林县党部执委、秘书兼代理宣传部长，并兼任县党部机关报桂林《民国日报》总编及《革命周刊》主编，罗瑞成、谢铁民、胡佩文、苏鸿基分别担任农民部、宣传部、妇女部、青年部部长职务。

三、中共桂林县支部在桂林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展壮大

中共桂林县支部成立前后，李征凤等共产党员充分利用国共合作条件，发展党员，筹建共青团、农协等组织，积极开展以反帝反封建及提升工农政治地位、经济待遇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运动，并逐渐在运动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一)大力发展党员

为推动桂林国民革命运动深入发展，中共桂林县支部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并把发展党员的重点放在原新中国学社成员身上。从1926年8月至1927年4月，中共桂林县支部发展新党员8名，除赵世杰、赵世恪、黄世雄等3人无法确定外，谢慧英、廖骏、李芬华、莫佩琼、黎秀英等5人为原新中国学社成员。

(二)积极筹建共青团、农协等组织

其一，建立共青团桂林县组织。根据中共梧州地委“迅速发展桂林的党、团组织及各种革命运动，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的指示，李征凤等人到桂林后即着手在原新中国学社成员、青年学生中发展团员。1926年秋，桂林已有共青团员8人。根据共青团梧州地委批复，成立了共青团桂林县临时支部，共产党员秦志俊担任支部书记。团支部成立后，根据党组织要求，把壮大团员队伍的任务摆在首要位置，积极在各级学校发展团员。1927年3月，团员人数增至42人。同月，成立共青团桂林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广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省立第三中学、桂林小学教师联合会、国民党桂林县党部和桂林民国日报社等5个基层团支部。

其二，成立桂林农民协会。1926年3月，毕业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由彭湃介绍入党的罗瑞成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运特派员身份从梧州回到桂林，先后担任国民党桂林县党部农民部干事、部长。中共桂林县支部结合实际，指定罗瑞成负责农运工作。罗瑞成利用国民党桂林县党部农民部长身份，深入桂林城郊，了解农民疾苦，宣传国民革命形势，号召农民进城参与反帝反封建游行示威活动。1926年10月，在中共桂林县支部领导和国民党桂林县党部农民部的支持下，桂林农民协会成立。

(三)全面组织领导和推进民众运动

随着北伐顺利进军，桂林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

一是驱逐压制学运的省立女师校长、二师教导主任唐谷。唐谷反对学生阅读进步刊物，禁止学生参加罢课、游行示威等活动，遭到学生抗议。1927年3月，中共桂林县支部利用学运骨干在校内张贴驱唐宣言，并向上级反映唐谷压制学生运动情况，最终促使唐谷离校。

二是派党团骨干到桂林周边县区开展革命活动。如派遣党员黎秀英、汤永康到平乐城厢女子小学，派遣女师团支部书记廖骥、团员李淑芬到恭城县淑德女校，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利用课堂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抵制日货、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等革命思想，带领学生唱革命歌曲、上街演文明戏、进行国耻纪念日游行。同时，深入社会，了解民情，广交朋友，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帮助和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罗瑞成率领话剧团前往阳朔，并带去《向导》《阶级斗争》等革命刊物，传播马列主义。

三是联合国民党桂林县党部妇女部、桂林妇女联合会、桂林妇女解放协会的力量，推进妇女解放运动。桂林《民国日报》副刊开设了《妇女先锋》专栏，中共党员、国民党桂林县党部妇女部长、桂林妇女解放协会会长胡佩文任主编，廖骥、汤景瑜等团员和进步女学生为刊物写稿，宣传男女平等，鼓励妇女争取独立、自由和婚姻自主权利。妇女解放协会替被压迫的妇女办理离婚案件，并帮助他们在《民国日报》上免费登离婚启事。“在这样的声势下，桂林的包办买卖婚姻、童养媳、蓄婢、纳妾等腐败风气曾一度有所收敛。”[4]

1927年4月，蒋介石于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新桂系亦在广西推行“清党”。在1927年4月、7月桂林的两次“清党”中，李征凤、苏鸿基、谢铁民等共产党员和裴邦焘等进步人士60多人被捕。10月14日，李征凤等9名革命志士惨遭杀害，中共桂林县支部遭到严重破坏。8月中旬，经上级批准，隐蔽留存的党团员组建了桂林县党团联合支部，罗瑞成任书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四、结语

从新中国学社和中共桂林县支部的成立背景、人员构成和活动轨迹可以看出，新中国学社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其开展的救国道路探索和社会主义初步研究为中共桂林县支部的成立营造了思想氛围、提供了干部准备。中共桂林县支部诞生于广西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国共合作推进的桂林国民革命运动中，锻炼、吸收原新中国学社成员加入党组织，壮大了革命力量，并逐渐在革命斗争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综合来看，新中国学社和中共桂林县支部有三个方面的历史贡献：一是两个组织皆顺应时代潮流而生，担负起在桂林传播新文化、启蒙新思想、探索新道路、凝聚新的革命力量的时代使命，将桂林青年学生救国道路探索和国民革命运动融入全国大潮，在桂林早期的革命斗争中扮演了救国道路“探索者”和革命力量“播撒者”的角色。二是两个组织的成员皆为胸怀救国理想的知识青年，救国意识强烈，革命意志坚定，一旦确立信仰，就生死以赴。目前已知的新中国学社26人中③，至少21人加入中国共产党④，其中12名中共党员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中牺牲。三是两个组织注重将救国道路探索、革命实践与桂林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开辟了桂林革命新局面。和湖南新民学会、湖北觉悟社等同类组织相比，新中国学社成立较晚⑤，且与外界交流较少。因交通不便，中共桂林县支部获得上级及时指导也较为困难。[7]面对困境，两个组织主动求变。新中国学社被迫解散后，学社部分成员外出学习，继续寻找救国方案，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共桂林县支部遭新桂系当局“清党”而被迫重建，重建后的桂林县党团联合支部吸取教训，更加注重斗争策略，把留存的党团员分散转移到农村中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乡村农会和农民武装，并联合会党势力[6],继续在艰难的环境中开辟桂林斗争新局面。

[注 释]

①介绍性论著主要参见李文钊：《“五四”运动在桂林》，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桂林文史资料》第2辑，桂林：桂林市政协文史办发行，1982年，第192-201页；黄利明：《李征凤——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主要创建者和负责人》，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丰碑：桂林红色记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14页。

②黄利明在《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桂林县支部干事会》中，将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表述为桂林县支部干事会。此表述有误，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应为中共桂林县支部，而干事会是由支部书记、组织干事、宣传干事三人构成，是中共桂林县支部的核心，负责主持、领导支部工作。支部作为中国共产党地方基层组织，由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所规定。参见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丰碑：桂林红色记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

③笔者根据相关资料透露的信息统计，目前已知新中国学社成员有李文钊、李征凤、苏鸿基、谢铁民、粟丰、黄成业、罗瑞成、黄锦辉、廖梦樵、周子昆、魏伯冈、汤显达、秦志俊、钟廷普、廖骏、李芬华、文庄、谢慧英、莫佩琼、廖骥、黎秀英、赵世恪、易忧、何国瑞、曾庆鸿、梁克鉴等26人，其中易忧、何国瑞、曾庆鸿、梁克鉴等4人未入党，赵世恪党员身份有争议(在钟文典主编的《广西通史(第三卷)》中是中共党员；在中共桂林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著的《丰碑：桂林红色记忆》为非党群众)。

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21名新中国学社成员中，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有(括号内年份为牺牲时间)：廖梦樵(1927年)、李征凤(1927年)、苏鸿基(1927年)、谢铁民(1927年)、黄成业(1927年)、汤显达(1927年)、廖骏(1927年)、李芬华(1927年)、文庄(1927年)、黄锦辉(1928年)、魏伯冈(1932年)、周子昆(1941年)等12人。

⑤湖北互助社、湖南新民学会分别于1917年10月、1918年4月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