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晖

引 言

《离上帝如此之远》是奇卡纳作家安娜·卡斯蒂略(Ana Castillo)的代表作。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在美墨交界的新墨西哥州托姆小镇。故事围绕索菲(Sofia)和她的四个女儿展开。索菲的丈夫嗜赌如命，在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财物后，抛妻弃女远走他乡。索菲独自一人抚养女儿们长大，但女儿们命运多舛。在她们短暂而苦难的一生中，每个人都因为不同的原因遭受身体及心灵的重创。作品中的女性创伤身体成为推动情节发展、揭示作品主题的关键因素。疾病作为生理现象，以人类身体为载体。由于人类生存空间可以划分为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自然的个人身体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必然会与权力、政治等社会因素联系起来，成为“联系日常实践和权力组织的媒介，处于权力的罗网之中，受到权力的规训，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任务，执行仪式，发出信号”(福柯，2003：27)，因此，“政治、法律、各种组织形式、技术管理等权力机构围绕身体展开，使身体呈现疯癫、疾病、性等表现形式”(房洁,2020：78)。身体与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使身体呈现明显的政治性，即身体政治。在身体政治的理论视域下，疾病的身体亦成为文化和社会的建构品，“负载了更多的隐喻功能，承担着诠释政治、文化、宗教、道德和审美等多重语义指向”(徐汉晖,2014:38)。在《离上帝如此之远中》，作者深切关注权力对女性身体的运行机制，通过人物的患病经历体现男权及帝国霸权对女性身体的摧残与戕害。本文以身体政治为切入点，聚焦《离上帝如此之远》中的主要人物费(Fe)和凯瑞达德(Caridad)的疾病经历，探讨作家如何透过受创原因、创伤症状、创伤疗愈等维度，再现墨裔女性身处种族、性别、阶级等多重桎梏下被规约与压迫的身份以及她们打破规约，重塑自我身份的抗争。

男权制戕害下的残破身体

墨西哥文化是典型的男权/父权文化。在这样的男权文化中，奇卡纳女性被禁锢在圣母/荡妇的二元身份悖论中。完美的母亲形象以对男性的顺从和依附为基本标准，任何偏离圣母形象的行为都被视为离经叛道，必将遭到惩罚。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奇卡纳女性深受男权制书写的影响，屈从于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身份定位，甚至内化了传统文化中的厌女倾向，相信自己具有“邪恶”的本性，因此希望通过竭力迎合男性对女性的身份定位，成为完美的母亲而摒除邪恶。然而这样的想法只是女性的一厢情愿，因为圣母/荡妇的二分法本质上就是男权/父权制用以控制女性的意识形态工具。奇卡纳女性的自我牺牲和顺从只会纵容奇卡诺男性的霸权行径，使他们在处理两性关系中罔顾责任、为所欲为，从而给女性带来深重的伤害，成为男权戕害下的牺牲品。这样的悲剧在《离上帝如此之远》中集中体现在凯瑞达德的身上。

凯瑞达德是四个女儿中外貌最出众的，中学毕业就嫁给迈莫(Memo)。她原以为可以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没想到在她怀孕后，迈莫又勾搭上别的女人。为了和白人情妇结婚，迈莫强迫凯瑞达德打掉胎儿，和他离婚。巨大的打击扭曲了凯瑞达德的人格和心理，她从此自暴自弃，流连于夜店酗酒买醉，并且和不同的男人发生关系。声名狼藉的她成了人们口中的“荡妇”。有一天深夜，凯瑞达德在街头遭到残酷的侵犯，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索菲看见她的时候，凯瑞达德全身血迹斑斑。在她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后，索菲被告知她女儿的乳头被咬掉了。她的身体不但被什么东西鞭打过，还留下了烙印，就像人们用烙铁烙牲口一样。最惨的是，凯瑞达德的气管也被切开了，有东西刺穿了她的喉咙”(Castillo，1993：33)①。

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描写，卡斯蒂略将暴力对女性身体的戕害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写实手法既表现了暴力的残酷，又蕴含着深刻的隐喻。凯瑞达德的乳头被咬掉了，这一血腥的细节具有多重隐喻意义，印证了墨西哥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份圣母/荡妇的二分法桎梏。“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胸部具有激发性欲冲动的隐喻意义，而对于女性来说，它则象征着羞耻心”(赵谦，2019:112)。正如阉割是对男性最残酷的惩罚手段之一，施暴者通过伤害破坏卡瑞达德的女性器官，从而达到剥夺其女性特质并对其施以“荡妇羞辱”的目的；同时，乳房也是女性哺育后代的器官，失去乳头也就意味着女性无法正常履行母亲喂哺婴儿的职责，因此残破的女性身体隐喻着女性身份的破碎撕裂。凯瑞达德还受到了鞭打，身体上留下了烙印。施暴者对待她就像对待不听使唤的牲口一样，烙铁留下的不仅是伤痕，更是屈辱身份的标记物。这些细节体现的对女性身体“动物化，非人化”的处理，影射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受到的非人待遇。她的气管被切开，使她无法发出声音诉说自己的冤屈。言语能力的丧失进一步凸显了女性身份的破碎，失语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失去了为自我发声的能力。通过这一系列的细节描写，卡斯蒂略充分展现了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对女性身心的多重戕害。虽然凯瑞达德的厄运有她自身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墨西哥男权文化中女性的低下地位是导致其悲剧的根本原因。迈莫的背叛抛弃剥夺了卡瑞达德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而这一身份的丧失又导致“她放弃了对自我身份和自我发展的追求，陷入自我否定的泥潭”(Bigalondo，2001:28)。婚姻家庭中男女关系的失衡，社会上对男女标准不一的道德约束，使凯瑞达德在遭受背叛后，只能以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作为对男权社会的无声反抗，而这种极端的反抗形式又为她带来了更大的祸端。

在对凯瑞达德的伤情进行了写实性的描写之后，卡斯蒂略改变了叙述策略，转而用魔幻的手法来呈现对人物实施暴力的元凶：

索菲知道，袭击凯瑞达德的既不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也不是一匹迷路的饿狼；而是一种可以感知却又无形的东西。这个东西由锋利的金属，带刺的木头，石灰石和沙沙作响的羊皮纸汇聚而成。它承载了一片大陆的重量，像白纸上的墨迹一样无法抹除。它历经了好几个世纪却仍旧像一匹正值壮年的公狼一样有力。它无法触碰，比漆黑的深夜还要黑暗。最重要的是，对于凯瑞达德来说，这是一种永远无法忘记的神秘力量。(Castill,1993:77)

这段描述强调了袭击凯瑞达德的并非某个特定的暴徒，而是一种无法言说却又无法逃避的力量。卡瑞达德对袭击者的描述使索菲马上联想到墨西哥神话传说中的恶魔马拉古拉(La molagra)。在墨西哥神话中，恶魔马拉古拉外形非人非兽，像一团不规则的羊毛球，它专在夜间出现，跟踪恐吓独自游荡的女性，碰见马拉古拉的女性会由于“它的诅咒妖蛊而失去感知力，变得又聋又哑”(Espinosa，1910：401)。在小说中，马拉古拉的魔咒不但作用于卡瑞达德身上，也作用于小镇居民身上。卡瑞达德在暴力袭击后失去发声的能力;同样，托姆镇的人们对卡瑞达德的悲惨处境也表现得非常冷酷麻木，警察对凶犯的追查更是敷衍塞责，草草了事。这些细节表现了整个社会对被贴上“荡妇”标签的女性充满了漠视与敌意。通过将神话传说中的魔幻形象插入到现实场景中，卡斯蒂略将具象的现实抽象为隐喻，马拉古拉的意象影射了体制化的男权制在社会各个层面对女性的压制与身份剥夺。它无法触碰却无处不在，就像一道无法解除的魔咒笼罩着奇卡纳女性。

男权/父权制对女性的规约与戕害不但存在于神话传说中，更是在真实的世界中不断上演。奇卡纳女性的悲剧根植于墨西哥诡异复杂的厌女文化，男权体系对女性的禁锢和对越界女性的惩罚摧毁了女性的身体和她们的身份认同。然而，奇卡纳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源于性别歧视。在资本统摄的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权力、官僚体系以及金融财阀相互勾连，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带来了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奇卡纳女性在现代文明中再一次沦为被设计和利用的对象，资产阶级所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导致她们罹患各种疾病，失去健康甚至生命。

生态殖民下的中毒身体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全球生态灾难的根源不是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戴桂玉、吕晓菲，2020：141)。处于资本主义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是极少数掌握了政治权力、金融资本的政客和财阀，他们依靠技术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的力量维系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由于利益共谋关系而结成联盟，而缺乏资金和技术的个人、第三世界人民则处于权力分配的劣势地位。他们和自然资源一样，被资本主义技术规划与设计，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剥削和掠夺的对象。在《离上帝如此之远》中，美籍墨西哥裔人作为少数族裔群体，同样成为资产阶级用于牟利的生产工具。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也由于资产阶级的生态侵略而面临生态危机。在小说中生态殖民主义的恶果最集中地体现在索菲的另一个女儿费的身上。

费向往美国中产阶级白人的生活，比其他姐妹更乐于接受白人主流文化的同化。费在一家军工厂工作，希望通过努力工作来挣得她“一直梦想的自动洗碗机、微波炉、影碟机等一切象征着主流中产白人生活品质的消费品”(171)。然而在军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后，费出现各种中毒症状，不但腹中的胎儿流产，她自己也在受尽病痛折磨后悲惨死去。费死后人们才得知，为了追求利润，军工厂在武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会导致工人慢性中毒的化学原料，但政府、军方以及掌管工厂的资本家刻意隐瞒了一切，工人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权力和资本共谋的牺牲品。

表面看来费和其他工人是受到蒙蔽而选择了军工厂的工作，然而在资本统摄的当代美国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其实是没有选择权的。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之得以延续和发展，必然会宣扬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传播和教育作为决定性的手段，成为该生产方式的一部分，用于巩固其优先的权力和价值取向”(福斯特，2006：36-37)。费从小接受的美式教育使她疏离了原生家庭及其所代表的墨西哥传统文化，竭力向主流白人阶级所倡导的消费主义价值观靠拢，从而成为自我物质欲望的囚徒。与其他姐妹相比，费对物质的追求更为执着，对所谓的现代技术更为笃信。她对母亲和姐妹们的生活不屑一顾，认为她们是“无奢望的，不思进取的”(156)，觉得“自己与家里其他女人不同，似乎并没有什么印第安血统”(26)。她更希望自己成为白人中产阶级的一员，否定自己的墨西哥裔女性身份。即使已被诊断为癌症，费仍然坚持去上班，“因为她必须偿还为购买各种各样的消费品而欠下的贷款”(187)。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费落入资本主义为弱势群体所设置的消费主义陷阱中——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不断借贷，为了还贷不得不廉价出卖劳动力任资本家宰割。费的经历充分说明，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而言，“消费社会所营造的个人自由选择权不过是随时破灭的幻象而已”(Caminero-Santangelo，2005：95)。

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在有形的身体层面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宰制，作为受害者，在无形的语言和意识层面他们亦被管控。在费死后，“整个工厂都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装修……所有的工作台都被重新分割开来。没有人会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同时，每个人，都像以往一样，安静地工作着”(189)。工人们被禁止提及剧毒材料及中毒的话题，他们甚至对自身面临的危险完全不知晓。资本权力、官僚体系及管理特权三者合谋，使少数族裔无产阶级成为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牺牲品。

通过费的遭遇，卡斯蒂略表达了对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问题的深切关注。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美籍墨西哥裔移民聚居的新墨西哥州，现实中该地也饱受环境问题的困扰。美国军方有大量的核武器实验室设在新墨西哥州，这个地方也成了美国政府和军方处理核废料的场所。据调查显示，“半个世纪以来，新墨西哥州有2400个地方疑似受到钚、铀、锶90、铅、汞等制造核武器原料的污染”(Ruta,1993：9)。这一点在小说中也得到印证：“人们围绕在奄奄一息的费身边。他们并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在慢慢杀死她。即使他们明白，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们只知道牧场里的牛羊一头接一头地死去；鸟儿的尸体从空中落下，重重地砸在屋顶上”(172)。墨西哥裔移民作为弱势群体，承受着环境种族主义带来的恶果。他们不但对发生在身边的环境污染及其危险性没有知情权，而且受白人政客和资本家的蒙蔽，为了追求自己的美国梦而去从事危险的工作。殊不知正是这虚无缥缈的美国梦，使他们罹患各种疾病，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透过凯瑞达德和费的患病经历，卡斯蒂略深刻地揭示了权力机构加诸于奇卡纳女性身体的各种身份标签。在男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霸权欺凌下，女性残缺和中毒的身体成为其身份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剖析上述文化、政治因素的基础上，卡斯蒂略将对疾病的探讨上升至认知论的高度。通过人物患病之后的就医经历揭示了现代医学所代表技术管理对女性身体的异化与控制，以此来挑战西方工具理性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二元对立论。

工具理性下的异化身体

医学起源于人类文明。早期的医学流派，如古希腊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学派，力求在自然界和人体中寻求疾病的原因，他们重视临床观察，推崇肉体与心灵的不可分割性，强调采取有助于机体自然愈复的措施。但“17世纪笛卡尔提出的心身二分法使现代西方医学背离了古医学的观点，成为将肉体与心灵相割裂的循证科学”(Petri Jr.etal., 2015：66)。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现代医学对病人的治疗多侧重于实体的身体层面而忽视了病人的心灵和精神层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医生在从事治疗活动时高度依赖各种仪器，工具理性的泛滥阻碍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人际交流，使医院成为权威理性主宰的冰冷的技术机器。在《离上帝如此之远》这部小说中，卡斯蒂略通过描述费的就医经历，提出对现代医学技术及其背后所蕴含的身体/心灵、理性/感性二元论的质疑。

在小说中，现代医学的局限性集中体现在费的求医经历上。费中毒后罹患癌症住进了医院，但医生采取的治疗手段对费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为了除去费腿上，胳膊上，后背上，以至于整个身体上的癌变斑块，医生对她进行了无数次的手术将斑块剜去，以至于费的全身到处都是疤痕。遍布全身的手术伤口使费十分痛苦”(186)。医院的另一个错误是在费的锁骨位置安了一根导管，用于输送化疗的液体药物。本来导管应该是向下输送药物，但由于医生不负责任，弄反了导管的输送方向，化疗的药物不断地流向费的脑部，使费头痛欲裂。当费离开医院时，医生以为已将导管拆除，但实际上并没有。直到由于它的存在导致了费脑部感染发炎，医生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使“费经历了七十一个白天和七十二个夜晚的痛苦，每天都像脑袋要爆炸了一样，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医院坚称那是因为压力”(187)。

通过上述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卡斯蒂略揭示了现代医疗体系所面临的危机。医生对仪器和科技的过分依赖将病人的血肉之躯异化成各种技术手段的物质载体。正如某些医学伦理学家言，在现代医疗体系内，病人时常沦为“无差别的程式化治疗和有限的医患接触的牺牲品。在某些极端的例子里，医生对待病人的方式，就像是面对实验室里没有情绪和感情的物品”(Petri Jr.etal.，2015：66)。医疗技术对病人生命的延续时常是以病人失去尊严和生活质量为代价。费的经历充分印证了上述观点。为了剜除癌变斑块而进行的一系列手术最终使她丧失了自主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医生的渎职加剧了费的痛苦。他们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过度信任使他们对费关于疼痛的抱怨充耳不闻。医生的盲目自信和傲慢态度充分展示了工具理性对医患关系的异化和冲击。

卡斯蒂略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费的悲惨经历，以此唤起人们对现代医疗体系弊端的关注。在作者看来，现代医疗体系对科技的滥用导致了治疗过程中人际互动的缺失；医生对病人的治疗停留在物质躯体层面，忽视了精神和心灵在疗愈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作者主张现代医学不应是单纯的循证科学，疾病的治疗应将现代科技与强调非物质性、整体性的世界观相结合。卡斯蒂略对医学工具理性的批评体现了她对基于身心二元论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世界观的解构。

基于上述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卡斯蒂略试图从墨西哥传统的印第安土著宗教中找寻治疗疾病的良方。在《离上帝如此之远》中，卡斯蒂略以民间女药师这一墨裔社区中重要社会角色为切入点，进一步探寻创伤、身体与世界的关联方式，使作品中的疾病叙事成为人物反抗压迫、重建身份的有力见证。

民间女药师是传统拉美裔社区中身份特殊的人物，她们的医术“根植于美洲印第安人对灵性世界的信仰，在治疗中大都借助印第安人古老的宗教仪式和草药知识, 强调身心兼治”(李保杰,2013：89)。民间医术强调个人身体健康与自然的和谐，通过“仪式、互惠和交流重建世界的秩序”(León, 2004：130)。由于墨西哥民间医术与现代西方医学的巨大差异，它难以得到美国主流文化群体的认同，甚至被贬为“巫术”，但在墨西哥裔社区内部，民间药师在社区医疗保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说中民间女药师的作用最典型地体现在凯瑞达德身上。当伤痕累累的凯瑞达德躺在医院里时，现代医学对她的病体只能做到“部分的修复”，“各种各样的管子穿过她的喉咙，绷带缠满了她全身，手术也只能将曾经是胸部的那些皮肉杂乱地缝合起来”(38)。她在医院待了3个多月后被送回家时依然是“生不如死”。现代医学只是缝合了她外表的伤口，却无法医治她心灵的创伤。回家后，民间女药师多娜·菲力西亚(Doňa Felicia)来到凯瑞达德身边。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她不但关注病人的生理状况，更关注病人的精神洗礼：“一个医师不仅要掌握病人的身体状况，还要了解他的精神状况”(62)。在多娜看来，精神清洗(spirit cleansing)的作用就在于“恢复人的平和心态，恢复清醒的头脑，直到他知道如何做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69)。她日夜陪伴凯瑞达德，娴熟地运用草药、借助印第安宗教中的传统仪式为她治病。一段时间后，凯瑞达德恢复了健康。她的康复既依靠草药所发挥的实际效用，也有赖于仪式给予她的心理暗示和精神慰藉。在多娜的引导下，凯瑞达德逐渐获得了心灵的平静，她决心放弃自己受伤前所从事的护士工作，转而追随多娜学习民间医术去帮助自己的同胞。

民间女药师对疾病的认识反映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态思想和生存智慧。印第安宗教信仰中的“万物有灵论”认为，“世间万物的灵性和人类的灵魂相通，自然和人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李保杰，2013：90)，一旦这种和谐被打破，人们的身体和精神就会失去平衡，疫病便乘虚而入。印第安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与欧洲白人的自然观截然不同。作为土著印第安人和西班牙殖民者混血的后代，“墨西哥裔美国人不像白人那样将自然和超自然截然分开，他们认为，自然和超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保证人类健康安宁的根本，而不和谐就会导致疾病和灾祸”(Madsen,2003：68)。身体与心灵、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精神等矛盾共同构建了宇宙这个整体，人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矛盾双方的和谐共存是宇宙得以正常运转的保证。所以，民间药师在治疗身体的病痛时需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 通过借助“法事”等宗教仪式通达灵性世界，发挥媒介作用，为病人解决心理、精神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民间女药师所践行的疾病观和治疗观根植于印第安文化。其中所包含的“包容差异性”对多元文化语境下墨裔美国人的自我认同和身份构建具有建设性意义。作为民间医术的受益者，凯瑞达德在创伤疗愈的过程中认清了现代西方医学的局限性，也认识到作为奇卡纳女性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和认同不能只依照白人主流社会的标准，而是应该珍视自己的民族传统，因为这些传统的文化要素为生活在文化冲突与整合中的少数族裔人群提供了一种“应对生活危机的有效而富有创造性的方式，使他们可以在歧视，贫穷和没有任何权利保障的情况下存活下去并找到生活的意义”(Lenón, 2004：5)。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民间女药师对社区成员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身体层面，更体现在心理精神层面。她们对传统信仰的维系和传承巩固了族裔成员之间的精神联接。同时，民间药师所奉行的和谐包容的思想与现实中奇卡纳女性被各种权力话语压迫撕裂的身份形成鲜明对照，因此，民间女药师不仅在社区医疗保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墨裔群体反抗压迫、追寻主体身份的过程中也发挥着精神引领的作用。小说中的多娜就是这样一位超越了其本身的职业身份，在更大范围内影响社区事务的民间女药师。

小说中索菲因为女儿们接连患病而痛苦万分，特别是费的死亡给了她沉重打击，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终日神思恍惚无法入眠。多娜运用自己的医术努力帮助索菲，同时在行医过程中多娜遇到了越来越多和费有着相同经历和疾病症状的墨裔女性，这使她意识到镇上的军工厂存在巨大问题。于是在医治索菲的过程中，极力劝说她以被害者母亲的身份为遭受剧毒化学物质侵害的墨裔女性发声。索菲在多娜的帮助下逐渐走出丧女的痛苦，作为一位独自抚养四个女儿长大的坚强女性，索菲在多娜的精神引领下，决定勇敢地承担起揭露黑幕、挽救生命的责任。她将军工厂中毒事件的受害者及家属召集起来，成立了“女殉道士与圣徒之母”组织。此时，索菲本身也成为一名象征意义上的民间女药师，只不过她治愈的不是人们身体上的疾病，而是发挥着精神引领的作用，带领社区墨裔居民采取行动直面社会痼疾。索菲通过将服务他人的行为升华为神圣的“宗教仪式”而崇高，而这种“通俗的崇高”正是奇卡纳女性精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毅峰，2020:100)。在索菲组织的一次集会游行中，人们手举受害亲人的照片揭露环境污染，抗议工厂滥用有毒原料。组织者有意在游行中嵌入以《圣经》中耶稣受难故事为蓝本的场景，却用现实生活中少数族裔人群罹患各种疾病的惨状取代了《圣经》中的情节：

当法官彼拉多宣布即将处死耶稣时，法官不是陈述耶稣的罪状，而是发表了反对美国军方将辐射性废物倾倒至民用下水道的演说。

当耶稣第一次倒下时，人们也躺倒在地，扮演由于工厂使用有毒原料而中毒死亡的工人。

当耶稣在去往骷髅山的途中遇见圣母玛利亚，母亲声泪俱下地和他描述印第安保留地受到核原料铀的污染，新生婴儿生下来就没有大脑的惨状。

当耶稣第二次倒下并安慰耶路撒冷的妇女：“不要为我，而应当为自己和儿女哭泣”，队伍中的孩子们模拟着在被污染的运河中汲水、游泳，并因此而染病死亡的场景。

耶稣第三次倒下，空气中弥漫着工厂排放的毒气的味道，艾滋病人在绝望哀嚎。

啊，耶稣最终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这时天色渐暗，天上乌云翻滚。

(Castillo,1993:242-243)

在上述场景中，众多疾病身体取代了《圣经》中耶稣的门徒和追随者，书写了另一个版本的受难故事。墨西哥裔美国人作为印第安人和西班牙殖民者的混血后裔，大都信奉天主教，然而“作为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大陆推行文化霸权的利器，天主教的教义支持的是统治集团-白人男性的立场，通过宣扬对上帝的虔诚顺从而实现对被殖民者和底层人民的驯化控制”(孙美慈，2000：58)，因此，卡斯蒂略通过对《圣经》故事的戏仿挪用，挑战宗教权威，赋予疾病身体以反抗和颠覆的力量。墨西哥裔美国人作为内部殖民的对象，在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被边缘化，成为贫穷、瘟疫、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的牺牲品。各种触目惊心的疾病身体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对处于困境中的少数族裔而言，教会并不是他们的救世主，被动等待上帝的救赎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只有切实采取行动，在面对各种社会不公时团结一致主动发声，才能改变命运，构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身份。

结 语

小说的标题《离上帝如此之远》源自美墨战争后墨西哥总统迪亚兹的名言：“墨西哥的悲剧，就在于离上帝如此之远，离美国如此之近”。通过对小说中创伤叙事的分析，可以看到这句名言同样非常切合奇卡纳女性的生存状况。美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相互交错，犹如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笼罩着奇卡纳女性。卡斯蒂略从作品中人物的创伤原因、创伤症状、创伤疗愈等维度深刻揭示了创伤的隐喻意义及其在人物身份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各种社会权力机制对奇卡纳女性身份的规约与操控，通过形形色色的疾病及其所导致的残破中毒及异化身体得以呈现。与此同时，奇卡纳女性打破规约、构建主体身份的诉求也通过作品中的疾病叙事得以彰显。作者借助对民间女药师的书写和对《圣经》经典的戏仿，挑战既定的霸权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反对权力机构加诸奇卡纳女性身体的各种基于种族、性别、阶级的标签，体现了身份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作品中的奇卡纳女性透过集结同路人(如同志团体)的力量，以社会运动去争取权利，这既是自我赋权的手段，也是她们借社会运动确认自我身份的过程。从被规约与压迫的身份到反抗与重建的身份，这一身份嬗变的过程体现了身份的流动性和多样性，更是少数族裔女性群体的不屈不挠、不懈抗争的证明。

注释：

① 原作引文均出自：Castillo A.1993. So Far from God[M]. London &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Inc。此后只标注引文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