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明

引 言

享誉世界的俄国经典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作为俄罗斯文学的标志性人物，对其的研究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准，更是体现了不同民族解读俄罗斯文学的独特文化视角。托尔斯泰自19世纪末被介绍给中国读者以来，对其小说的翻译与研究已逾百年历程。从最初的推崇备至到极“左”思潮下的否定批判，再到改革开放后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国的托尔斯泰小说研究几经沉浮，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道路，其中亦折射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复杂的接受与嬗变轨迹。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陆续翻译并出版了多部多卷本托尔斯泰文集，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7卷本《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986-1992，2000)和7卷本《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全集》(2021)、上海译文出版社的7卷本《托尔斯泰文集》(1982-1995)、上海文艺出版社的12卷本《托尔斯泰文集》(2004)和8卷本《插图版托尔斯泰小说全集》(2008)等。这些大部头文集的推出为托尔斯泰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与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刘辽逸、草婴、娄自良等老一辈翻译家以其高质量的译文为中国托尔斯泰研究的推进与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跨入21世纪，中国学者在托尔斯泰小说研究领域持续发力，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专著20余部，堪称中国托尔斯泰小说研究史上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特别是2010年适值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上海、大连等地相继举办作家专题学术研讨会，以此为契机将中国的托尔斯泰小说研究推向一个新高潮。从总体上看，中国新世纪的托尔斯泰小说研究呈现出齐头并进、多面开花、步步走高的局面，就作家创作思想流变、小说的精神意蕴、文化内涵、美学风格、叙事模式等问题呈现了诸多精彩成果。

重量级成果

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着力于从哲学、美学、宗教、文化等多个角度对托尔斯泰的小说进行分析与解读，取得了不少重量级成果。专著是衡量一个国家托尔斯泰研究水准的重要评价指标，中国近20年来问世的相关著作有吴泽霖的《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邱运华的《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0)、李正荣的《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赵桂莲的《生命是爱——〈战争与和平〉》(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杨正先的《托尔斯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张中锋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和张兴宇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自然生命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等，它们体现了中国学者在托尔斯泰小说研究领域的纵深化与多元化趋向。

邱运华的《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和李正荣的《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世纪之交中国托尔斯泰小说研究领域的两部力作。在《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一书中，作者借助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理论，“把托尔斯泰小说置于俄罗斯独特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深入揭示其小说诗性启示的文化内容和作家深刻的思想矛盾”。作者认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具有面向现实进行严厉批判与不懈追求人类终极真理这两个层面，其诗性启示的具体内涵是“超越现实的永恒道德、普世情感和终极价值观念”，而这一特征恰恰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产物，体现出这一文化体系长久而深刻的影响”。此外，作者还特别注重“通过具体文本的分析”来昭示“诗性启示的丰富内涵和言语生成机制”，在对《复活》等作品的解读中，其对“作品结构、叙述和人物情感层面的递进和诗性启示生成的内在联系”的分析，更是体现了作者“独到的眼光和细致的把握” (程正民，2000：1)。

《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一书探讨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的内在基础与主要特征。体悟作为“托尔斯泰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是他的性格的最基本的素质”，作为“最能表现他本人的生命特征的生活常态和生命常态”(李正荣，2001：53)，构成其小说诗学内在动力与特征之源泉。作者在将体悟分为“生命常态”“光明体悟”“圣愚传统”“在终极前”“物误悟”这五种主要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小说文本，总结出了“原色细节的诗意化”“悟境”“史诗微积分”“时空的三种向度”“终极障碍超越”“向死而生”等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的基本特征。

对托尔斯泰小说的创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称得上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托尔斯泰学的最大贡献。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立足于道家与儒家思想对托尔斯泰小说创作的影响问题的挖掘，产出了一系列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泽霖的《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一书，作为中国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其创新之处在于作者采用文化宏观比较方法，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整体性理解、接受、误读与改造及其在作家精神探索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作者还以此为出发点，对《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哥萨克》《谢尔基神父》等一系列小说作出了颇具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的解读。

上述成果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终于可以立足于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与民族视角，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在文明互鉴的史观下解读中国文化对托尔斯泰思想演变乃至俄罗斯文学与文化演进历程的意义，从而促使我们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去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东方文明的价值与定位。

整体观照

托尔斯泰小说研究一直是中国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就托尔斯泰小说的哲学内涵、美学特征、叙事艺术研究等问题继续掘进，产出了不少颇富学术价值的新成果。

第一，对托尔斯泰小说译介、传播与接受史的回顾、梳理与总结。

托尔斯泰小说传入中国已历百年，立足于新世纪，对其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进行回顾与反思已然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陈建华(2007：162，179)主编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重庆出版社，2007)第三卷中辟有专章《中国的托尔斯泰研究》对托尔斯泰的小说等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并就百余年来中国学者对托尔斯泰博大精深的文学和思想遗产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归纳和总结，指出中国学界对托尔斯泰长盛不衰的浓厚兴趣及围绕其展开的论争实际上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和不同文化间的融汇与碰撞” ，新世纪我们在“传统的研究课题的更深层次的探索、经典文本的现代阐释、‘托学’史研究、世界‘托学研究成果’的介绍”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开拓”。

近年来，中国还出现了一些回顾托尔斯泰译介与传播情况的论文。杨俊杰(2015)的《托尔斯泰和狄益华——也谈托尔斯泰文学作品的最早中译》通过钩沉考证，厘清了托尔斯泰作品第一个中译本这样一个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即德国传教士叶道胜翻译的《托氏宗教小说》并不是托尔斯泰小说的第一个中译本，英国循道公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狄益华于1900年翻译出版的《诚实敬神论》(即《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和《解仇良法》(即《纵火容易灭火难》)才是最早的小说单行本。高荣国(2013)的《晚清民初时期托尔斯泰作品的译介路径、原因及其误读》回顾了中国晚清民初对托尔斯泰小说等的译介情况，探讨了当时对托尔斯泰的误译与误读现象，指出其受到中国学界关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创作的高度艺术水准与厚重的思想内涵。张成军(2015：106)的《托尔斯泰小说在中国的再生成—建国前托尔斯泰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探析》通过对托尔斯泰三部长篇小说译介情况的回溯，得出了托尔斯泰小说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思想层面而非艺术层面的结论，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既与当时中国现实之所需有关，又与作家自身的诉求、趣味及禀赋等密切相连”。陈南先(2010)的《俄罗斯文学“文革”前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中国对托尔斯泰小说的翻译呈现出名著一书多译、译者学者化等特点。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与后现代的多重影响与冲击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哲学基础、文化逻辑、价值取向、话语体系、学术范式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托尔斯泰研究亦呈现出跨文化视野与全球化走向。《俄罗斯文艺》2020年第4期推出的“世界文学舞台中央的列夫·托尔斯泰”专栏即是一个例证。其中收入的张兴宇(2020)的《当代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学的新进展(2000-2018)》一文认为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在托学领域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开辟了宗教文化批评的新路径，他们以托尔斯泰小说为材料，对作家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系统的解析。陈豪(2020：59)的《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批评重构：21世纪美国托尔斯泰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分析》一文指出美国学者通过引入“比较诗学的方法，以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角系统考察托翁作品及其思想的源流、内涵和影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罗杰斯的《少年奥列宁的烦恼：托尔斯泰的维特》、欧文的《重访托尔斯泰与荷马》、邦德的《托尔斯泰与左拉：火车与断联》等，均将托尔斯泰小说置于西方文学场阈进行解读，旨在挖掘作家的“超民族身份属性”。郝运丰(2020)的《当代法国的托尔斯泰研究》回顾了当代法国的三次托尔斯泰研究热，介绍了法国学者对托尔斯泰思想的阐释以及在经典小说研究视角、评价等方面的特色与成就。

第二，对托尔斯泰小说哲学、美学思想的探究与阐释。

托尔斯泰的小说一直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吸引着中国读者、作家和学者。百余年来，不同时期学界对其哲学观念与美学追求的解读也体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色。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在托尔斯泰小说创作思想研究方面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例如，张中锋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一书中以大地崇拜情结为线索，对托尔斯泰的创作历程进行了重构，分析了其各个时期小说思想与风格演变的内在动因；他的《论托尔斯泰创作思想的嬗变对其长篇小说结构形式的影响》一文则提出托尔斯泰创作思想的核心张力在于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创作思想经历了从早期的自然主义占主导地位到自然主义与道德主义两者并重，再到后期的道德主义占绝对优势这一嬗变过程，这种思想演变对其长篇小说结构的影响体现为《战争与和平》的多线索结构到《安娜·卡列尼娜》的双线索结构，直至《复活》的单线索结构(张中锋，2011)。张兴宇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自然生命观研究》一书在深入分析托尔斯泰小说中各色人物生活样态的基础上，揭示了托尔斯泰自然生命观的核心在于按照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方式去生活。刘淑梅(2010)的《“道德自我完善”与“道德自我立法”—试析康德的道德哲学对托尔斯泰小说的影响》以托尔斯泰小说为材料对其“道德自我完善”与康德的道德哲学中的“自我立法”“自我规定”的诸多相似之处进行了比较与分析。王志耕(2008:17;2011:159)的《托尔斯泰历史小说的意义》与《托尔斯泰历史小说的独白叙事》则着重探讨了作家的历史观问题，指出作家笔下由普通个体生命升华而成的“历史合力”，维护了历史发展的目的性，个体的人最终通过对自身局限性的超越融入了历史的必然性之中。孔朝晖(2020：152)的《托尔斯泰城市书写与现代性思辨—兼论以“托尔斯泰主义”拯救现代性危机》认为作家的城市书写是其对19世纪俄国现代性问题思考的文学表达，现代性不仅隐藏于其小说文本呈现的城乡对立之中，甚至连“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正是在作家“对俄国的现代性问题反复思辨和持续的城乡书写中最终形成的”。

长篇小说研究

中国对《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这三部长篇小说的研究可谓历久弥新，长盛不衰。近20年来，中国学者围绕这三部小说发表论文近300篇，几乎占据了中国托尔斯泰研究的半壁江山。

第一，《战争与和平》研究。

进入21世纪，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史诗巨著的研究方面就有两部专著问世，这在中国托尔斯泰研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陈贵锋的《列夫·托尔斯泰与〈战争与和平〉》作为新世纪第一部解读《战争与和平》的专著，既有对作家创作风貌的介绍，又有对小说创作背景、思想内容、布局结构、人物形象的分析。赵桂莲的《生命是爱——〈战争与和平〉》一书对小说的题目、人物和版本进行详实的论述，并以此为基础对托尔斯泰的思想演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侧重于对其文体风格、叙事手法、审美特色等的分析。例如，朱宪生和陈静洁(2006)的《〈战争与和平〉的百科全书式叙事风格新论》指出小说百科全书式的叙事风格体现在“双曲线式的叙事线条”“独特的叙事方式”“哲学论文的插入——叙事的‘断裂’”等方面，而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叙事风格又与小说的史诗性密切相关。朱婷婷(2013)的《〈战争与和平〉的文本空间性》指出作家正是通过采用时序逆转、线程交织、情节重置、人物对应等空间叙事手法，建构起小说的非延续性书写方式。

此外，中国学者还开始涉足《战争与和平》对俄罗斯乃至欧洲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例如，朱宪生(2010)的《史诗型家庭小说的巅峰——论〈战争与和平〉的文体特征》探讨了托尔斯泰对普希金开创的俄罗斯诗意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杨德煜(2004)的《从阿喀琉斯的盾牌到〈战争与和平〉》挖掘了《战争与和平》与荷马史诗之间的关联性。顾宏哲(2018)的《〈战争与和平〉在俄罗斯的接受与传播》和张兴宇(2020)的《思想论争与经典生成—1860年代〈战争与和平〉在俄国的学术批评与接受》则重点从文学接受的角度重现了《战争与和平》在俄国确立经典地位的过程。

第二，《安娜·卡列尼娜》研究。

在托尔斯泰三大长篇小说研究领域，成果数量最多的一直是《安娜·卡列尼娜》。杨正先(2017)的《〈安娜·卡列宁娜〉研究》是中国第一部对《安娜·卡列尼娜》展开专题研讨的著作，该书从创作过程、思想意蕴、形象体系、艺术手法等多个角度对小说进行了全景式解读。

在21世纪的相关研究成果中，除了那种延续以往研究模式、对安娜、列文、卡列宁等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的论文之外，开始有更多学者从宗教、哲学、美学、叙事学、空间诗学等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富于创新性的多元化解读。例如，姜焕伟(2003)的《〈安娜·卡列尼娜〉的三维空间与托尔斯泰的人生探索》指出作家从有限性、伦理、宗教这三个维度出发，在小说中对个体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赵光慧(2005)的《叙事作品人物文化身份的多重性探析——从安娜·卡列尼娜的性格与文化身份的关系谈起》从文化身份批评的角度入手对安娜性格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走向多重文化身份的解读的建议。金亚娜(2008)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重新解读》对小说卷首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做了新的解读，认为作家通过赋予安娜圣徒式的死亡，使其完成了对自身清白的救赎，从而凸显出死亡对于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刘文飞(2013)的《小说、文学与民族的文化崛起——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为例》指出上述两部小说的问世使世界认识到了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的独特价值，这一点对于中国当下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彭文钊和刘思彤(2020：65)的《语言文化学视域下托尔斯泰文学创作中“火车”文化观念域的象征意义研究——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分析了小说中“火车”这一文化观念的双重象征意义结构，即“闯入俄罗斯的欧洲文明”与“光明与希望、沉闷与压抑的对立统一”。

第三，《复活》研究。

《复活》一直是托尔斯泰三部长篇小说最少被关注到的，近年来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有所提升。王立明的《〈复活〉全新解读》(东北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复活》的创作过程与艺术技巧，并择其精彩片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赏析。新世纪《复活》研究的一个亮点就是从宗教哲学等角度对其进行文化学阐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朱江天(2006)的《〈复活〉与神话的互文性阐释》、赵宁(2011)的《〈复活〉的“四重意义”解读》等文。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有意从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这部小说，例如杜兆珍(2000)的《〈伤逝〉与〈复活〉比较论》、许骏(2000)的《精神的救赎与人性的复活——〈复活〉与〈科尔沁旗草原〉比较研究》分别探讨了托尔斯泰对鲁迅和端木蕻良创作的影响问题；黄洁(2020：55)的《两种不同民族语境下的忏悔叙述——基于〈复活〉与〈蛙〉的分析》揭示了托尔斯泰和莫言在忏悔意识方面表现出的鲜明的民族文化风格和迥异的心灵指向；叶芳芳(2021)的《从〈Воскресение〉到〈心狱〉：近代文学翻译与小说主题异变——列夫·托尔斯泰〈Воскресение〉首部汉译本研究》指出《复活》的第一部中译本之所以被译者马君武命名为《心狱》，其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将文学翻译视为“改良群治”的工具，在这一历史语境下，译者有意将原著中宗教层面的个人“精神复活”主题转化为世俗道德层面的“良心发现”议题。

近20年来，中国的托尔斯泰长篇小说研究虽然不乏亮点，但从总体上看，高质量成果比例偏低，粗制滥造之作充斥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在研究成果的原创性与创新性方面无疑任重而道远。

中、短篇小说研究

与长篇小说相比，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研究一直是中国托尔斯泰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近些年来，开始有学者将目光转向《哥萨克》《克莱采奏鸣曲》《谢尔基神父》《哈吉穆拉特》《卢塞恩》《三死》《伊凡·伊里奇之死》《舞会之后》等前人较少甚或从未涉足但在托尔斯泰创作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作品，并且做出了更加富于理论性的探索。

第一，宗教哲学阐释。21世纪之初，宗教文化批评在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一枝独秀，出现了不少从基督教角度阐释托尔斯泰思想与创作的论文，这一趋势也体现在对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的研究中。例如，傅星寰和杨璐(2012)的《走向内心成圣——试析托尔斯泰作品人物谢尔盖神父的多重转变》探讨了谢尔基神父两次身份转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由注重生命的外在形式回归到建构内在信仰的精神蜕变，揭示了作品隐含的“道德自我完善”的内涵。高建华和曹爽(2016)的《从两性关系出发看托尔斯泰〈克鲁采奏鸣曲〉中的宗教理想》以两性关系切入点，解析了托尔斯泰在基督教教义影响下对肉欲与信仰、贞洁观、自我救赎等作出的宗教阐释。

第二，存在主义解读。托尔斯泰被存在主义哲学家视为自己的鼻祖，但中国学者直到2000年后才开始触及这一问题，并且研究范围也仅限于《克莱采奏鸣曲》《三死》《伊凡·伊里奇之死》等，有深度的成果不多。赵山奎(2002)的《存在论视野中的〈伊凡·伊里奇之死〉》通过对小说中死亡意象的分析，揭示了作品中由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所构成的深层结构以及由此带给作家的文化选择困境。戴卓萌(2013)《论托尔斯泰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借助存在主义视角对《克莱采奏鸣曲》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其所表现出的作家对古典主义哲学时代和存在主义哲学时代在艺术上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复杂辩证关系，提出这篇小说实则体现了作家现实主义传统框架中的存在主义意识的观点。

第三，多元化探索。近年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盛行的伦理学、女性主义、生态美学、空间叙事等批评方法也被引入到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的研究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郑笑平(2005)的《思想的惊涛骇浪 灵与肉的直接交锋——列夫·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思想再探》、闫吉青(2003)的《析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哥萨克〉》、杨明明(2015)的《〈哥萨克〉的叙事空间》等。

新世纪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研究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转变，但是相较于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总量以及同时期长篇小说研究成果的数量来说，现有研究也只能算是刚刚起步，有望成为未来中国托尔斯泰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结 语

进入21世纪，以小说研究为代表的中国托尔斯泰学有了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但是，同为19世纪的俄国经典作家，“托学”与“陀学”欣欣向荣、大行其道的局面相比，似乎仍然有些“门庭冷落”。与俄罗斯等国相比，在研究水准上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从现有成果看，其中亦不乏因袭前人、内容雷同甚至哗众取宠之作。很多文章的作者对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知之甚少，对托尔斯泰亦没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其论点和论据多有牵强之处，某些借助西方文艺批评理论进行的研究更是难脱“强制阐释”之嫌。未来，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扬长避短，在以小说研究为代表的托尔斯泰学领域继续掘进。

第一，国际化视野下的托尔斯泰学术史梳理。今后，中国学者应放眼世界托学研究，在对百余年来国内外托尔斯泰研究成果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已有研究成果，全方位建构托尔斯泰研究在时间横轴和地理纵轴上的完整图景。同时，还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陈众议，2011：5)，取人所长，补己之短，力争使中国的托尔斯泰研究尽快登上国际学术舞台，成为国际托学领域的领军者。

第二，托尔斯泰思想研究。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其思想的形成与演变绝非仅仅受到东正教的影响，启蒙主义也是其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此外，他对东方文明成果的思考与汲取也并非仅仅局限于中国文化，婆罗门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对其后期思想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未能获得中国学者应有的关注与重视，而对其研究的推进必将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与理解托尔斯泰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此外，托尔斯泰思想之深邃也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勿以暴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范畴，存在主义、现象学、现代性理论等的引入无疑将赋予中国托尔斯泰研究以更加广阔的视野。

第三，托尔斯泰创作研究。托尔斯泰一生创作了近300部(篇)作品，而中国学者有所涉猎的相对于作品总量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从中国托学的历史与现状来看，无论在对作家创作的整体性研究还是对具体作品的解读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空白，有待于我们在未来予以充实与丰富。为此，我们不仅要大力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托尔斯泰全集的翻译，以期为中国托尔斯泰研究的深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还要努力拓宽研究视野，向其创作史、创作观念与风格的演变、小说与其他体裁作品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乃至目前较少有人问津的作品等全方位辐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研究方法的革新。一方面，我们要大胆引入当代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最新成果，更新现有研究范式；但另一方面，在应用这些理论的过程中，也要对其予以审慎甄别，综合考察其是否适用于托尔斯泰这样一位以思想性著称的作家，避免为了求“新”而走向过度阐释或强制阐释。

第四，比较文学方法的应用。以往的研究成果证明，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方法、影响分析方法、平行贯通方法和超文学方法等可以为中国的托尔斯泰研究提供一个彰显独立性与民族性的视角，回顾托尔斯泰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揭示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仍将是今后中国托尔斯泰研究的重要能产型课题，其中还有很多空白领域亟待我们去探索与填补。

经典回归的时代呼唤着托尔斯泰热的再度兴起，站在文明互鉴的高度和民族文化立场上重新审视托尔斯泰这位俄国经典作家，将其研究引向纵深化、多元化和国际化，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俄罗斯文化的民族性，也赋予了我们一个观察与思考中国文学、文化融合性与独特性的新视阈。在此期待中国学者有更多富于原创性与创新性的成果问世，与世界各国学者一道将托学研究提升至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