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

引 言

“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什么。”这句简单而朴素的话语是郑克鲁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与诠释。如今，郑克鲁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却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观郑克鲁的著译人生：他纵横译海一甲子，将半壁法兰西文学搬到中国，影响了几代国人；他研究文学经典大半生，却始终秉持文化自信与学术自觉，引领了一批学者；他编撰外国文学教材多部，通用数十年，滋育了历届学子。可以说，郑克鲁是译者、学者、师者之典范。其著述之丰、影响之大，在当今外国文学领域恐罕有出其右者，他已然成为高校人文社科界的一个“现象级”人物。在2021年9月召开的“第二届郑克鲁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指出，在“郑克鲁现象”背后，还存在着一个“郑克鲁模式”，即翻译与研究并举、研究与教学并重，三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毫无疑问，这显然是文学工作者的一个理想模式，也是新文科语境下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所应达到的境界。但是，在学科划分精细化、评价标准单一化的今天，高校学人似乎与这一理想模式正渐行渐远。翻译、研究与教学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匠人”与“大师”的分野。在后大师时代，“郑克鲁现象”能否重现?“郑克鲁模式”可否延续？这是摆在当代外国文学学者面前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需深入到郑克鲁的翻译、研究与教学内部中去。

览一手材料，译一流作品

象寄译鞮，古已有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谭载喜，1991：3)。翻译藏匿于历史之中，却又改变着历史的进程，大的时代背景之转换，往往都有翻译的贡献。回溯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历程，其中必然少不了翻译家的身影。鸦片战争以降，睁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开始创译馆，育译才，因为他们深知“欲求知彼，首在译书”(陈福康，2000：98)。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翻译的对象也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但社会改良运动的接连失利，迫使当时的思想家们转变了译介的思路，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文学翻译。在1898年，当梁任公在其《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强调文学翻译的重要性时，林琴南便已在同一时间译出了《巴黎茶花女遗事》。梁启超的文学翻译主张和林纾的文学翻译活动并无明显关联性，事实上，前者更突出小说为政治服务，而后者则更关注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但在当时特定的时空下，二者却共同推动了外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先后经历了两次蓬勃发展期。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前后，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同时也是当时最活跃的译者，他们在精神启蒙的大背景下有意识地译介了一大批表现“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社会批判的外国文学作品”(秦弓，2007：122)，在彼时的中国掀起了“易卜生热”“拜伦热”“泰戈尔热”“俄罗斯文学热”等外国文学热潮。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停滞一段时间的工作又重新启动，外国文学翻译事业也迎来了春天。郑克鲁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步入译坛，开始了漫长的翻译生涯。

郑克鲁本是文学研究出身，由于热爱翻译，便主动进入这个领域。在中国社科院读研期间，他就已经参与到内部刊物的编译工作中，并有几篇长篇译文发表在内部丛刊上。1977年，他在复刊后的《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其翻译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长寿药水》，一时广受好评，从此一发不可收。至2018年《郑克鲁文集》出版时，他已经翻译了1700万字的文学作品，几乎将法国文坛一流作品一网打尽。此后2年多的时间里，他以80岁的高龄，凭一人之力，完成雨果全集的翻译。

郑克鲁在读书时，喜爱的是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等法国古典作家的作品。毕业后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卞之琳曾对他说，年轻人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他便开始主动去了解外国现代派文学。20世纪80年代初，郑克鲁做了许多翻译和编纂的工作，但有一件却不能不提，那就是他参编、参译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套丛书在思想刚刚解禁的彼时有着破冰解冻的意义。郑克鲁(2012：200)曾在文章中深情回忆道，“我感到三十年前我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是有意义的，它在外国文学界‘拨乱反正’的战斗中起到了很好作用”。在思想僵化、学术贬值的年代，积极译介外国现代派作品恰恰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时代担当和历史责任感。

受导师李健吾影响，郑克鲁的“材料功夫”也非常扎实。无论是做翻译还是做研究，他都非常看重一手资料的价值。在做翻译时，他以“信”为第一准则，从不二次转译，总是在精挑细选的法语底本基础上直接翻译。在郑克鲁的译作中，存在着不少重译作品。他之所以选择重译《基督山恩仇记》和《第二性》之类的经典，就是要“从法语原文出发，有效地杜绝二次转译过程中的信息丢失，弥补因英译本删减造成的种种问题”(张驭茜，2021：88)。郑克鲁在经年的翻译实践上有着一套自己的翻译理念和翻译标准，他取众译家之长却从不迷信权威，他遵从原作风格却又重视读者接受，因而他的译作既赢得了读者喜爱，又获得了历史认可。郑克鲁就这样开始在“译坛著坛任驰马，北国南国唱大风”①了。

究异国之文，成自家之言

郑克鲁的外国文学研究起步早，起点高。按照郑克鲁在自己的文集总序中所言，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他就与同学合作，写了一篇评论电影《红与黑》与小说的异同与得失的文章，后来此文在《中国电影》杂志发表。从那时起，郑克鲁就踏上了法国文学研究之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工作期间，他与柳鸣九、张英伦合作撰写的《法国文学史》算是他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正式开端。其后，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郑克鲁的《法国文学论集》，书中收录了20多篇解读法国各个时期经典作品的论文。这部论集在当时备受追捧，“成为研究生必读必谈的重要参考书”(黑马，2020：6)。

郑克鲁不仅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更是外国文学史家。1981-1983年，郑克鲁在巴黎第三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他开始关注法国诗歌，并有意识地收集了很多诗歌选本。郑克鲁是一位擅长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者，在1987年调到上海师范大学后，他一边有计划地翻译法语诗歌，一边不断总结、梳理法国各个时代的代表诗人和诗歌流派。经过近十年的翻译与研究，《法国诗选》和《法国诗歌史》两部著作问世。其中，前者是当时国内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部法国诗歌选集，后者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阐述法国诗歌发展历程的学术专著。继《法国诗歌史》后，他又先后出版了《法国现代小说史》和《法国文学史》。《法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全面论述20世纪法国小说的著作，该书“既对法国现代小说史做了成功的描述，又对许多作家作品作了深入细致、很有见地的研究，体现了文学史的编纂与作家作品研究的双重收获，达到了以往国内外文学史著作难以达到的高度”(蒋承勇，1999：143)。郑克鲁独立编写的这部《法国文学史》较之以前他参与编写的《法国文学史》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侧重加强了对作品的艺术分析，观点与批评方法也更趋于客观。法国著名的文学史家朗松曾言，“一部《法国文学史》应该是整个一生的完满结局和结果”。独立完成一部文学史需要一生不断钻研和努力撰写，郑克鲁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法国文学，他的《法国文学史》可以说是他毕生的法国文学研究成果总结。

郑克鲁在从事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对文学史的整体考察和研究，他十分善于吸收其他文学史家的研究经验。他曾指出，“重视对艺术性的分析，是朗松的文学史批评方法的具体体现和精华所在”(郑克鲁，2005：51)。而从郑克鲁自己主编的文学史中，我们也能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成功的文学史书写是建立在一流的作家作品研究基础之上的。同样，出色的作家作品研究也必须有广阔的文学史视野，郑克鲁对其所研究的作家就有着清晰的判断和定位。郑克鲁的名家作品研究主要以译作序言的形式呈现，这些序言多是在翻译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详尽的文本分析，探索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说明作家的创作特征及文学史地位。当然，除此之外，郑克鲁也有很多专题论文形式的研究，如对雨果、普鲁斯特的研究等。

郑克鲁完成了近2000万字的外国文学著作，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近百篇。难能可贵的是，郑克鲁在研究中始终平视西方文学理论，从未失去自我，真正达到了文学研究的“有我之境”(朱振武，2018：17)。学术研究已然成为郑克鲁生命中的一部分，凭借着超乎常人的精神、毅力与追求，他为学界树立了一座学术丰碑。

筑一方重镇，育几代英才

郑克鲁曾说：“我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文学史教材”。郑克鲁编写过多部外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方面的教材，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由教育部高教司牵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外国文学史》。这部教材流行甚广，使用量大，早在2000年就被誉为“真正作多方开拓，并在稳健中求得整体性超越的文学史作品”(灵剑，2000：3)，至今仍是高校的热门教材。

1993年，郑克鲁教授接受了教育部高教司委托的修改《外国文学教学大纲》的任务。经过充分研讨后，他确定了大纲的修订原则，即科学性、规范性和实用性。修订后的教学大纲突破了以往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中的某些禁区，填补了外国文学教学中的某些空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部新修订的大纲体现了郑克鲁的学术见解和学术勇气。在正式编写《外国文学史》教材前，郑克鲁(1995：78)早已有所设想，他希望这部文学史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突破，如“加强外国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演变过程的分析；加强外国文学艺术技巧和形式演变的研究”等。事实上，这部文学史教材贯彻了新教学大纲的精神，并在文学史观念、文学史架构等层面都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突破。该教材呈现出“厚今薄古”的特征，将欧美文学分为三编，“既兼顾了古典文学，又突出了现当代文学；既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又合乎目前中国文学界和青年学生对外国文学接受、期待与借鉴的要求”(蒋承勇，2018：91)。同时，这部教材用文学观念流变来统率作家群，取代了以往按照国别区域划分的做法。编纂者紧紧抓住“人文精神”这一内核丝线，将“散如珍珠般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串成一体，变散为聚，变分为合”(张薇，2002：160)。

像郑克鲁这样的学术大家，却供职于一所地方师范院校，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能理解的。但即便不在名校大校，郑克鲁依然取得了难以比拟的成就，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郑克鲁虽远离“重心”，但他供职于哪里，哪里就发展成为研究重镇，哪里就焕发出勃勃生机。郑克鲁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年纪轻轻很快就能把杂志办好，很快就能在文学评论和翻译方面崭露头角。郑克鲁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积极协调，很快就恢复了武汉大学法语系等学科与法方曾有的合作关系。同时，他还在中法联合举办的法国语言文学预备班中担任中方负责人，选派了一大批青年才俊赴法留学。在此期间，郑克鲁因其在促进中法教育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获得法国国家教育一级勋章。在上海师范大学工作期间，郑克鲁在外国文学教育方面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领衔的“外国文学史”课程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他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几十年来一直是全国高校通用教材；他因直接翻译了法语原版的《第二性》而获得“傅雷翻译奖”；他与孙景尧教授共同领衔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不仅如此，郑克鲁领衔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还获批国家重点学科，与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并列，成为国内该领域的三大重镇之一，而上海师范大学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又以具有文学研究、文学翻译和文学教学三者并重的传统而独树一帜。当然，郑克鲁毫无疑问是其中的灵魂人物。

郑克鲁一流的文学翻译和一流的文学研究，决定了他一流的文学教学。郑克鲁门下早已是“贤人七十”，他培养了一批批文学翻译、研究和教学的人才，他的许多学生都已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有的甚至是领军人物。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些学者也像郑克鲁一样，不光朝着“三位一体”的目标勠力前行，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和学术自觉。郑克鲁一生工作的光辉总结就是商务印书馆为他出版的47卷本《郑克鲁文集》。皇皇巨著，四千万字，诚所谓惊天地，泣鬼神②。郑克鲁的外国文学学术思想通过他的译作、研究、教材和弟子，影响着外国文学学界的方方面面。上海市政府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俗称终身成就奖)授予郑克鲁，这是对他在翻译、学术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做出的贡献的极大肯定。

结 语

翻译文学在塑造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态的过程中，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肖娴、陈元飞，2020：49)。在外国文学领域，以翻译见长的学者有之，以研究见长的学者有之，以教学见长的学者更有之，但却极少有人能像郑克鲁那样，在这三个领域均取得令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诚然，古今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但在守得住青灯、坐得住板凳和耐得住寂寞的背后，更有一份“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自得其乐。译者、学者和师者的三位一体，固然是一种理想模式，但唯有热爱、执着和坚韧，方可在漫长的岁月中和复杂的环境里始终保持文心炽热。纵览郑克鲁的著译人生，不难发现其早在多年前便已然在践行我们当下正在推广的新文科理念，老一代学人跨越、打通、融合的治学与教学思想，依旧可以滋养今日的后学。

注释：

①著名学者刘建军咏叹郑克鲁的诗：“仰望泰岳正葱茏，华夏犹有不老松。译坛著坛任驰马，北国南国唱大风。尊前谈笑品经典，灯下冷眼看鸡虫。莫道渔舟已唱晚，横槊赋诗更英雄”。转引自：朱振武.2018-4-29.译坛巨擘，文苑鸿儒——郑观应嫡孙郑克鲁的著译人生[N].大公报(18)。

②朱振武作诗曰：“一杯清水一盏灯，学林译坛大半生。三十八卷神鬼泣，四千万字众生惊。才晓名邸是克鲁，又悉望族乃观应。但能文心托明月，何曾冷淡似野僧！”当时47卷的《郑克鲁文集》刚刚出版了38卷。参见：朱振武.2018-4-29.译坛巨擘，文苑鸿儒——郑观应嫡孙郑克鲁的著译人生[N].大公报(18)。